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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内蒙古一民警因上访被“扎针”强送精神病院 [打印本页]

作者: Cromwell 时间: 12-21-2009 17:37
标题: 内蒙古一民警因上访被“扎针”强送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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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高作喜展示他的警察证

　　边看着电视，高作喜边跟邓毅聊着天。

　　这是2007年12月10日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大兴安岭农垦公安分局(下称农垦分
局)值班室。

　　高作喜是农垦分局下辖东方红派出所民警，邓毅是分局法制大队队长。

　　他们有一搭没一搭聊着。按局领导安排，高作喜晚上就住在值班室。

　　与此同时，二楼会议室，正召开局领导会议。参会者有局长徐晨铭、副局长张强、李宝
全等。

　　“焦点访谈”结束了，高作喜去旁边小卖部买了洗漱用品，邓毅陪着他。

　　回来时，他喜欢的电视剧要开始了，高作喜盘腿坐在床上，邓毅坐在椅子上。

　　此时，二楼的会议接近尾声。结论是一个字：送。

　　8点刚过，一楼值班室里，剧情开始前又插广告，高作喜说，广告真多。话音刚落，啪
，值班室的门被撞开了，咚一声弹在墙上。

　　4名民警和两个陌生人进来，一名民警看了高作喜一眼，说：“开始吧！”

　　高作喜正困惑，六人冲上前，两人扭住了他的胳膊，两人抱腿，一人抱头。另一人拿出
注射器扎入他体内。

　　惊慌中，高作喜隐约注意到，大队长邓毅一直坐着没动。

　　有个念头瞬间清晰，他觉得自己落入了一个局。

　　不过，药液注入，他很快失去了意识。

　　被殴的“高大虎”

　　4年前，人高马大的民警“高大虎”被围殴了。打人者“逍遥”，高作喜告状

　　时间回到2005年。

　　那一年，民警高作喜被围殴了。

　　在被打前，高作喜很有威名，有个绰号，叫高大虎。

　　东方红派出所60岁的治安员叶成江说，高作喜人高马大，办案正直不讲情面，东方红农
场十里八里的小偷小摸都怕他，因此得名。

　　2005年6月14日晚，派出所接到有人闹事的报警，高大虎与同事张振勇出警。后来，张
带了两个人回所里问讯，高作喜独自留在现场。但随后来了一拨人，“高大虎”被围殴了。

　　高作喜回忆称，过程中他先后四次拨打分局的值班电话，没有等来同事的支援。打人者
走后，高作喜住进了医院。

　　次日，副所长王君利与张振勇到医院看望。王副所长说，所里人手不够，你住一天院就
得上班。

　　高作喜没有听领导的话。医生认为他有轻微脑震荡，他在医院住了9天。

　　出院后，高作喜找到所长马春生，要求报医药费，并追究肇事者责任。马所长说，追究
肇事者，归分局管。

　　高作喜又找到时任分局政委韩金桩，韩认为，这是治安案件，还是应由派出所领导处理
。

　　在高作喜看来，所领导与局领导是在“踢皮球”。这让他非常窝火。高作喜的同事叶成
江说，那段时间，常看到高作喜愁眉不展、喝闷酒。老叶认为，警察被打，本身就是件窝火
的事，何况“高大虎”又是个很要面子的人。

　　现任巴彦派出所所长的马春生告诉记者，如认为袭警者涉嫌妨害公务罪，应由检察院立
案批捕，但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自治旗检察院不立案。

　　被打一个多月后，高作喜又找到韩金桩。双方交谈不悦。

　　高作喜称，当时他提出，再不解决问题，他只能到市局去反映；韩说，你愿到哪告到哪
告。

　　这话未得到韩金桩证实。

　　可以证实的是，高作喜的告状路，开始了。

　　抑郁的访民

　　事情私了了，但高作喜觉得跟领导“过节”没了，受到排挤，他不停举报

　　2005年8月底，高作喜得到了一个让他满意的回复。

　　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局长高苏和批示：这是近年来唯一的一起民警在执法中被打案件，要
从强化执法力度、维护民警权益的角度，查明此案。

　　很快，农垦分局成立了专案组。2005年9月9日，带头打人者何四民被刑拘。

　　高作喜说，接下来的发展让他意外。

　　他说，所长马春生希望此事能私了，“马所说，人都刑拘了，再追究有啥意思。”高作
喜称，他没答应，所长威胁他“警察不想干了”，他顶了一句“你吹牛皮”。

　　对此情节，马春生说，他并没威胁高。他认为，既然高受伤并不重，不必纠缠于此。他
认为高一直纠缠，只是为得更多赔偿。

　　不过，他称“私了”不是他的意见，是上级领导指示。马春生说，检察院领导也多次要
他们做做高的思想工作。此情节，未得莫力达瓦自治旗检察院证实。

　　高作喜称，后来分局领导也多次找他，希望他“私了”了事。这让他感觉压力越来越大
。后来他答应了。

　　在莫力达瓦自治旗检察院工作人员公证下，2005年9月15日，高作喜与何四民的哥哥何
爱民达成协议，何家赔1.3万元医药费，高不再追究袭警一事。

　　不过，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高作喜感觉受到了正副所长排挤，陷入孤立。开会没人喊他了，聚会活动也不通知他，
甚至也没人给他派工作了。他认为，这与他曾向分局反映所长逼他私了之事有关。

　　马春生后来说，他不曾排挤高作喜，可能有时言语上有过激。他说他与袭警者并无瓜葛
，不是高“怀疑的那样”。

　　高作喜的同事叶成江说，东方红派出所民警不足10人，当时大家都知道高作喜与所长们
有矛盾，没人敢理他。

　　高作喜的妻子窦艳敏称，高作喜从被打起就陷入抑郁状态，每天睡眠很少。高说自己的
安全都保证不了，何以保障家人的安全。

　　2005年7月8日，高作喜被北京协和医院诊断处于抑郁、焦虑状态。

　　当年10月起，高作喜开始给市、自治区及公安部写信，举报自己被袭被要求私了之事，
并称遭到所长排挤产生抑郁。

　　民警高作喜，正式成为了一名访民。

　　被激化的矛盾

　　副局长说，越级上访是“严禁”的，但“我们的警察”坚持越级上访，这让局领导十分
恼火

　　高作喜有做记录的习惯。一些谈话他会录音，他还记备忘录。

　　2006年3月26日，分局局长徐晨铭到所里调解他与所长的矛盾。高作喜的备忘录里记着
，局长答应让马、王两名所长公开道歉。

　　徐晨铭后来对记者说，高作喜称马、王排挤他，让他患上抑郁症、糖尿病，需补偿，“
但这没有道理”。他说，没有证据证明马和王违法违纪，并且两人当着他的面给高作喜赔礼
道歉了。

　　马春生与王君利也称，已向高作喜道歉。

　　不过，高作喜否认。

　　他称，他们不但没道歉，还威胁他不要再告状了。2009年12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贝尔市大杨树镇，民警高作喜在家中愁眉不展。他已两年没到所里上班了

　　在高作喜不断坚持下，2006年12月，农垦分局作出“关于对马春生、王君利进行口头批
评的情况说明”，称两人身为派出所领导，不注意工作方法，使民警高作喜产生不满情绪，
分局领导已对两人进行了严肃口头批评，责令他们向高赔礼道歉。

　　高作喜认为，这份“说明”明显避重就轻，不提私了之事。

　　马春生的父亲曾任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局长；王君利与分局副局长也有亲戚关系……高
作喜心有猜疑。他继续上访。

　　2007年3月30日，在自治区公安厅、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两级维权组协调下，高作喜与农
垦分局正式签署协议，答应不再上访。

　　高作喜称，签协议的前提是，分局领导承诺，补偿他上访产生的费用及抑郁症的医药费
，并让马、王公开道歉，但厅、市局领导走后，承诺未兑现。

　　于是，他又继续告状。

　　“说实话，我们局领导对高作喜被袭案的处理过于草率，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才有了事
件逐步恶化的局面。”如今已调离农垦分局的李宝全认为，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激化了矛盾
。

　　2007年11月份，高作喜再次去公安部上访。

　　李宝全回忆，这让农垦分局承受了巨大压力，“公安部和自治区公安厅曾多次批示，严
禁越级上访。我们的警察上访，而且多次越级。这让市局和分局领导感觉压力巨大，十分恼
火。”

　　家属不知的“精神病”

　　那一晚，分局领导的确在围绕高作喜的事情开会，只是，议题是：送入精神病院

　　高作喜一度以为，自己的要求要实现了。

　　2007年12月10日，高作喜接到了分局局长徐晨铭的电话。让他去分局一趟，说局党组将
开会讨论如何解决他的问题，

　　当日晚饭后，徐晨铭让高作喜在值班室住宿，等候局党组意见。并让法制大队长邓毅陪
着他。

　　当晚8点，在高作喜看电视的时候。局党组确实在开会，也确实围绕高作喜。

　　只是，议题是：强送高入精神病院。

　　齐齐哈尔市第二神经精神病医院精神二科主任高绪寅回忆，当时，他们接到了农垦分局
副局长张强的电话，称该局有一名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希望医院配合采取强制措施。

　　高绪寅说，精神病院配合公安机关强治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并不鲜见。

　　他介绍，当时他和护士莫轶强坐火车，到了农垦分局所在的大杨树镇，徐晨铭和副局长
张强接站，“穿着警服，开着警车”。

　　高绪寅称，徐晨铭告诉他，高作喜多次扬言要杀人报复，分局已请示了公安部、自治区
公安厅，批示可强行送治。徐出示了一份鉴定书，是2006年4月3日，赤峰安定医院为高作喜
做的鉴定，结论为“神经症”。

　　2009年12月8日，赤峰安定医院精神科二科副主任常素清说，神经症的症状为抑郁、焦
虑间或产生臆想，“很常见，一般不会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她是给高作喜做鉴定的三名专
家之一。

　　高绪寅称，当时他提出，强行收治精神病人，须家属同意。徐晨铭说，高作喜与妻子刚
离了婚，孩子小，父母住很远，只能联系他在分局刑警队的二哥高作成。

　　据高作喜之妻窦艳敏讲，因领导们频繁让她劝说高不要上访，2007年12月初，他们办了
离婚手续，高作喜拿着离婚证去给局领导看：以后有事直接找我。（两人后在2008年初复婚
）12月1日，高作喜在家照顾瘫痪的岳父。这些年下来，他几乎是家徒四壁

　　高绪寅回忆，2007年12月10日晚7点，徐晨铭与两名副局长带着他和护士，去高作成家
。到门口后，“徐局长说我们不用进去，他给家属说就成。”10分钟后，徐从高家出来，称
家属已同意，但不愿出面。

　　当晚，高绪寅和护士列席了分局领导会议。领导们决定，送高作喜入院。

　　连夜，高作喜被分局的越野车运走，法制大队长邓毅全程“押送”。

　　领导批示“强送”

　　公安分局给市局写申请，希望送“精神病患者高作喜”入院，市局副局长批示“同意”

　　2007年12月11日，高作喜醒过来，一度恍惚。

　　他发现自己躺在陌生房间，有穿格子服的人围着自己，那些人目光呆滞。

　　“你有精神病，需要治疗，公安局送你来的。”医生告诉他，他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第
二神经精神病医院，在“重症监护室”。

　　该医院所在的富裕县，离高作喜家约500公里。高作喜很是惊慌，连称自己没病。医生
说，有你的精神病鉴定。

　　这让高愕然。

　　根据医生所说的鉴定日期，他查备忘录，2006年4月3日，是一次会见。那天，分局副局
长李宝全给他电话，说自治区政法委领导要跟他面对面谈案情。当日，高作喜见到的“领导
”是两男一女。

　　原来那是医院的人———精神病院里，高作喜“顿悟”：这是一个设计已久的局。

　　2009年12月8日，李宝全承认，当时的确是假借领导谈话，对高进行了精神鉴定。之所
以隐瞒，是怕高情绪激动拒绝配合，“这是我工作的一个失误”。

　　李宝全称，是徐局长安排他找的医生。鉴定经过和结论，都没告诉高本人和他的家属。
他说，高不停上访，分局压力非常大。不过他本人并不赞成送高入院。

　　医院里，回头想，高作喜认为，他其实早被“警告”过。

　　他的备忘录记着：2006年5月5日，副所长王君利对我说，你要再告，花点钱给你送到精
神病院去。

　　东方红派出所多名民警证实，马、王二人曾当着高的面说，再告状就送进精神病院。不
过，马、王二人均否认。

　　高作喜之妻窦艳敏称，2006年6月中旬，副局长张强曾到家里，说高作喜越级上访，已
决定对其停职，在外遭遇任何不测，后果自负。

　　此事的背景是，当年6月9日，在北京治糖尿病的高作喜曾给徐晨铭打电话，称：“再不
处理马、王二人，我就去公安部告。我等一小时。”一小时后，没等来局长回复，高作喜到
公安部交了举报材料。

　　窦艳敏称，张强后来又找她谈话，称各级领导都对高作喜越级上访很生气，可能要追究
责任，如果家属能证明他有精神病，就不追究了。

　　窦艳敏拒绝：“他怎么可能有精神病”。高兄高作成也称，全家人从来都不知弟弟有精
神病。

　　据李宝全讲，高作喜2007年11月又到公安部上访后，分局领导向市局写了申请，大意说
高作喜有精神病，需采取强制措施，市局主管信访的副局长批示：同意强送。

　　李宝全和徐晨铭均称，高作喜有严重暴力倾向，多次称“如果上访没结果，我就杀人报
复”。

　　高作喜否认说过类似话语。他称自己与领导的见面，都是自己平静，领导“拍桌子骂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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