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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台湾为何能和平完成转型？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6-22-2013 18:44
标题: 台湾为何能和平完成转型？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地迎来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共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民主政权。其中，台湾的宪政民主转型可谓是后发现代化地区完成政治转型的成功典范，因为它是在执政党与反对派的互动博弈中平稳推进的渐进转型。所以，相对于其他政治转型而言，它仍是一个相对宁静的过程，没有大规模的暴力和流血。
那么，台湾为何能够和平地完成宪政民主的转型呢？这是蒋经国的功劳还是台湾民众不屈不挠斗争的结果？
一、台湾的政治环境使然，民主成为唯一的选项

为了"反共"，台湾把自己归为自由民主的阵营
　台湾民主化的另一个动力是台湾的政治环境使然，民主成为唯一的选项。国民党维持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唯一的说法就是"民主反共"。在当时的冷战形势下，"反共"正好配合了美国在东南亚的需要，所以得到美国的支持。为了"反共"，所以台湾人民要接受国民党的统治，"中央民意机构"三十多年不用改选。因为台湾把自己作为冷战中"反共"的先锋，所以在价值观上，一定要走西方的道路。虽然体制没有民主化，但是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一是要"反共"，再就是台湾属于自由民主的阵营。这个观念从小就是灌输的。在这个局面下，宪政民主、自由主义的民主，是大家心目中的唯一道路。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其他选择。当时，在拉美和东南亚也有独裁政权，但在冷战的背景下，都把自己归为自由民主阵营。 [详细]
二、台湾政治体制中一直具有宪政要素

国民党虽然"一党独大"，但一直都有宪政目标
在研究台湾宪政和中国宪政改革如何吸取经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两个体制有什么区别。应该说这两个体制在1919年以后，有一种表兄弟的关系，都吸取了苏维埃体制"以党治国"的理念。但是从国民党制定宪法的过程来看，早期有一个孙中山的头，后期有一个张君劢的尾，这两个东西跟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没关系。这个头就是说，军政、训政、宪政，目标是宪政，孙中山不管后来走了什么弯路，从一开始他是有宪政理念的，宪政是他的目标。张君劢从来就是一个宪政主义者，后来的中华民国宪法他是一个主要的执笔人，他把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和世界通行的三权宪法的理念揉在一起了。如果1946年国共合作没有破裂，第三方面在政治上很活跃，最后可能搞出一个偏三权的宪法，国共破裂后，第三方面也没有戏可唱了，基本上按照国民党的理念制宪，但是也还吸取了一些张君劢的东西。所以说这是大陆和台湾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台湾是有宪政目标，虽然可能搞临时条款，可能搞戒严令，可能搞一些别的东西，但宪政的目标是不变的，理论上是坐在顶端的这么个东西。 [详细]
国民党的威权体制下，存留着一个相当广阔的社会空间
威权体制以暴力镇压社会，但与希特勒的法西斯体制或者苏联式的极权体制仍有性质上的差别。虽然国民党也有主管意识形态的文化宣传的部门，但国民党算不得一个革命政党，其组织形式、意识形态也都没有贯彻列宁式的原则。国民党当然是党国体制，可是由于自居为民主政体以与共产党对抗，它的国先于党，政治独裁却没有社会专政，在党国体制之外，仍然存留着一个相当广阔的社会空间。国民党在台湾有绝对的优势，但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么多异议刊物，国民党并没有办法完全压制住。此外，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不管统治者如何专断横行，却无法控制所有人的生计，总有机会不用靠它吃饭。台湾有些老政治犯，在绿岛关了十几年，出来之后，到老朋友的公司里兼差糊口，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而走投无路。我们看到，威权体制的民主转型，可以渐进地发生，而极权体制往往要经过从上崩溃或者从下革命这两种急剧变化，原因即在于前者多少保留了一些反对力量的运作空间，容许整个体制缓缓调整，而后者却只能等待堰塞湖的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台湾的民主转型之所以平顺，与国民党的威权性格，是有本质上的关系的。 [详细]
地方自治：台湾民主的民主训练场
台湾民众在日据时期就已争取地方自治了。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为了巩固政权，不得不回应民众早已觉醒的自治诉求，实施有限的地方自治。在体制内外共同推进下，台湾省政府在1950年前后，制定颁布了诸如《台湾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台湾省各县市议会议员选举罢免规程》《台湾省各县市长选举事务所组织规程》等16项地方自治法规。自此，台湾地方自治开启。
1950，台湾首届县市长选举举行。在选举期间，蒋介石言见无党籍候选人赢得选举，便干涉选举；但最后，他觉得不妥后旋即收手，认为"即使国民党候选人失败'亦无愧色'"。 1970年代，台湾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化。新兴地方财团及中产阶级逐渐崛起，他们急需参与政治事务捍卫自己利益。他们成为选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70年代是党外人士以个人名义参选，那么从70年代末期开始，这些党外人士就"抱团"共同参与竞选了。
1978年底增额立委选举，反对人士组成"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提出党外候选人的共同政见，并巡回台湾全党各地助选。1980底，增额中央民代选举恢复，1981年地方公职选举开启，反对阵营组成"党外推荐团"，并建立一套形同政党的"准提名制"，雏形政党隐约成型；1983年，增额立委选举，反对派成立"党外中央后援会"，推荐候选人。这个后援会在1984年变成了一个类似政党组织，成立"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治研究会"（简称"公政会"）。1986年，公政会又在全省各地纷纷没立分会，最终于1986年增额立委选举前夕，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彭德福、《台湾地方选举与民主转型》）
从50年代地方自治选举到90年代的"省主席"直选，台湾民众对"地方自治"孜孜以求。而"地方自治"更是民主的训练场，台湾民众不断投身管理公共事务，并在实践中积累管理经验。台湾地方自治进程昭示了一个简单道理：从来没有不合适搞民主的人民，只有不给人民实践民主的当权者。 [详细]
三、自下而上的抗争汇成不可逆转之势

《自由中国》对台湾民主化发挥了奠基作用
《自由中国》从创刊到被禁，历时十年，出了两百六十期，对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发挥了奠基的作用。创办人雷震本来是负责国民党统战工作的，在南京时期相当于大陆的政协秘书长。他与当年第三势力的人士都有接触。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痛定思痛，觉得需要加强思想上的"反共"工作，所以鼓励《自由中国》的存在。但到了1953年，这份刊物却开始扮演反对派的角色。《自由中国》在思想上对自由主义并没有很深入、系统的想法，只是宣扬二十世纪西方政治的常识，比如宪政、法治、两党制或多党制、公开的选举。但对五十年代的台湾，这些已经是相当激烈的言论。在当时的环境下，《自由中国》把这些观念配合了台湾的现实，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影响不止是它存在的那十年，而是延续下来。我自己读高中的时候，在旧书摊上找到这些旧杂志，打开来读，还是觉得那些言论有当下的意义，冲击力很强。我有个朋友在报社写政论，他说对报社新进的记者，要他们了解台湾政治的沉疴，最好的训练就是把全套的《自由中国》翻一遍。《自由中国》对台湾问题的诊断，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都是有效的。这些朴素的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用平实的语言，配合台湾的现实，销路非常好。五六十年代读大学的一批人，受《自由中国》的影响最大。
《自由中国》被查封之后，台湾进入了一个高压灰暗的时期。随后虽有《文星》的出版，但《文星》不是政论刊物，而是文化刊物，对现实政治的冲击力比较间接，但仍然酝酿了新的思想氛围。比如李敖写老人应该交棒、全盘西化等，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能打破沉闷的气氛，带进新鲜的空气。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李敖带来的思想上的启蒙作用，必须加以肯定。《文星》1965年被迫停刊，前后出版了九十八期。到了1968年，又有《大学杂志》，堪称台湾批判性言论的第三代，延续了雷震、殷海光等台湾第一代自由派、《文星》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派的启蒙事业。
《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等具有反对意识的刊物，主事者都是外省人、知识分子，但1975年创办的《台湾政论》，则是第一次由本省人、地方政治人物主其事。虽然这份刊物很快就被禁掉，但本省人的政治意识已经成形，开始集结。1979年，《美丽岛》杂志形成了全岛的连线，代表了台湾本地族群的政治意识已经成熟。年尾的《美丽岛》事件导致很多人被捕坐牢，但是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大学生维持了党外运动的生机，他们串联组织，前仆后继地办了众多的党外刊物，一直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 [详细]
台湾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族群的矛盾
台湾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族群的矛盾。由于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台湾的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外省人的手里，这部分人占全台湾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其他百分之八十八都是本省（台湾本地）人。历史原因使然，本省人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与外省人有一些地方不大相同。由于权力集中在外省人手里，所以本省人有很强烈的疏离感。本省人主要走中小企业的发展道路，形成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取得一定的经济力量之后，自然对政治权力的分配有高度的不满，到他们出来要求民主化的时候，造成的冲击力量就很大。台湾如果没有这种族群矛盾，民主化进程会是什么方式，就很难想象。在台湾，所谓"反对者"与"统治者"的矛盾，正好契合族群的界线。族群的区别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族群议题一旦成形，"我们"与"他们"就分开了，阵营的区分非常明确。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族群的冲突已经无法压制，反对国民党的形势已定，蒋经国觉得局面维持不下去，希望和平地转移政权。如果当时用冲突、镇压的方式，后来台湾的情况就会非常悲惨。 [详细]
台湾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为稍后的党外民主运动培育了第一批骨干
1971年的保钓运动，其意义在于把学生运动第一次移到了台湾。在此之前，由于在大陆上的惨痛经验，国民党对校园管制得非常严密。保钓由台湾在海外的留学生发动，岛内校园也自发地产生了护卫国土的诉求。学生胆敢聚众游行，是从保钓运动开始的。保钓运动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成果，但却在校园里注入了关心现实、关心政治与社会议题的意识，年轻一代开始探讨社会问题、政治体制问题。　　台湾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为稍后的党外民主运动培育了第一批骨干。七十年代后期，有大批年轻人参加党外运动，都是当年在大学里受到过反抗意识启发的学生。 [详细]
"中坜事件"后，台湾人民不再视政治为畏途
1977年11月19日，台湾举行台湾省议员、台北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五项地方公职选举，民众参选热情很高，国民党外的民间力量取得了30%的席位，其中以"中坜事件"最有名。
在桃园县长的竞选中，国民党籍省议员许信良，未得到本党支持，便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击败了当局推出的国民党籍候选人欧宪瑜。事后许信良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投票当天，桃园县中坜市国民小学投票站国民党籍监选主任涉嫌舞弊，被当场抓住。警察立即把监选主任保护起来。此举激起民愤，民众到警察局要求对选票舞弊进行处理。警方推诿，进一步激怒民众，约两万民众烧毁了60辆警用摩托车、8辆警车，并焚烧了警察局，警员撤退，军队到场。蒋经国下令军队克制，不准开枪，未有流血。民众看到许信良得票已领先8万张，怒气渐消，逐渐散去。这件事史称"中坜事件"。
　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本土人民视政治为畏途。"中坜事件"表明本土人民已从阴影中走了出来，新一代台湾人克服了恐惧。蒋经国也看到民间的心理变化，表明"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学历高，让劣迹少、名声好的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并允许在1978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中，各种力量竞争，释放出愿意和民间"沟通"的善意。 [详细]
美丽岛事件,台湾政治史的一个转捩点
1979年5月，黄信介申请创办的政论性杂志《美丽岛》，刊名来自一首台湾歌曲。6月2日，杂志社在台北正式成立。黄信介为发行人，许信良为社长，吕秀莲、黄天福为副社长，施明德为总经理，林义雄，姚嘉文为发行管理人，张俊宏为总编辑。8月《美丽岛》发刊，文章针砭时弊，得到许多青年支持。到11月，发行量已经激增到8万份。杂志社在全台设立11个分社，吸收青年支持者参加，集会、演说，举行火把游行。与国民党当局在思想上发生正面碰撞。
与之前刊物不一样的是，美丽岛杂志不只是论政，而是要组织群众。在封面"美丽岛"的刊名下，英文写著"The Magazine of Democratic Movement"（一份民主运动的杂志）。施明德后来更说，创办《美丽岛》的目的是"要形成没有党名的政党。"
1979年11月14日，施明德在台中县梧栖镇参加基督教长老会祈祷会，牧师建议在12月10日举行"世界人权日"纪念集会。施明德与陈菊商定，由"美丽岛杂志社"与"人权纪念委员会"共同申请，12月10日晚6点至11点，在高雄扶轮公园举办"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31周年集会游行"，争民主、争人权。12月3日，陈菊和周平德向高雄市新兴分局自强路派出所提出申请，申请函由黄信介署名，几次交涉，未得允准。根据以往经验，反对派申请开会未准，自行开会，当局事后"照准"。于是，《美丽岛》杂志社决定，人权日纪念会按预定时间举行。
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全体人员和支持者如期抵达高雄，当地支持民众也在下午6时集齐待发。此时扶轮公园已被军警封闭。正副总指挥施明德和姚嘉文6点半带领二三百人的集会队伍从高雄服务处出发，黄信介从台北出发。南区警备司令常持琇中将在火车站等到黄信介，希望黄不要有过激之举，黄与常商量，借一会场，和平集会，得到常的同意。黄信介乘常司令的车由常陪同到达现场后，常持琇的帽子被人打翻，一怒之下，撤回了借会场的承诺。施明德等临时决定，由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林弘宣、吕秀莲、陈菊等带领持火把的游行队伍到附近中山一路和中正四路的环岛。此地开阔，是个小广场，当做临时会场。黄、姚、施等依次演讲。会场外军警包围，军警圈之外是如潮的围观群众。黄、姚演讲完后到高雄警察局新兴分局，要求在原定会场集会，撤走镇暴部队，会场可让警察维持秩序，并承诺晚11点散会。但南区警备副司令张墨林请示上级，未获同意。施明德把现场指挥交给张俊宏，再次到新兴分局交涉，让更多群众进来参加会议，又未被同意。8点半左右，集会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警方施放催泪瓦斯。施明德指挥群众向中正四路移动，在南投路突破军警封锁线时，双方受伤惨重。施明德要求支持者退回服务处，但现场已乱，失去控制。支持者群情激奋，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部分群众冲入警察新兴分局，部分群众回到服务处，集会组织者害怕再次出现中坜事件，把冲入警察局的群众又带回到服务处，张俊宏看到现场稍有平静，要求支持者散去，但人们不走，仍听吕秀莲演讲。在军警重围下，民众以木棍、石块与军警对阵，冲突不断。11时，纪念会组织者宣布散会。但一些人情绪激昂，坚持不走。直到13日凌晨2时，军警用催泪弹和电警棍才把集会者全部驱散。
1979年12月13日起，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罪"对高雄事件参与者进行大搜捕。《美丽岛》杂志主要骨干除许信良当时正在美国，施明德在逃，其余全部被捕。许多高雄事件的参与者也被捕，到1980年1月8日施明德也被捕。至此，被捕者达152人。
整整三十年前的美丽岛事件是台湾政治史上一个转捩点。他让人们看到的威权体制的扑杀决心，他也改变了党外民主运动的性质，让美丽岛辩护律师后来成为党外运动的主力。整个七零年代的政治改革与文化运动风潮，到美丽岛事件划下了一个黑暗的句点，而可能让台湾陷入更肃杀阴冷的气氛。然而，一如民间的和文化的所酝酿的力量已经沛然莫之能御，民主改革的动力也已非党国威权体制可以压的住了。不论党外政治力量或者各种社会运动，都将在八零年代更沸腾地展开，向前推动台湾的民主。
由于此案被捕人数众多，引起国际传媒和美国政府、国会及国际人权组织高度关注。台湾当局为了表示"军事法庭"审判公正，法庭对岛内外人士开放旁听，同意被告委托律师辩护。在"军事法庭"受审的被告家属委聘的律师组成一个15人的律师团，其中有尤清、谢长廷、苏贞昌、陈水扁、张俊雄、江鹏坚等。在法庭上，被告们公开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律师们发表长篇辩护词，阐述"宪法"赋予的权利。审判本身成了一场政治大辩论。岛内报刊详尽报道法庭辩论，使法庭成为朝野双方政治较量的舞台。台湾民众在这场大辩论中，受到民主自由思想的洗礼。
审判加速了本土知识精英的凝聚。受刑人家属在1980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中连连取胜。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张俊宏之妻许荣淑、黄信介之弟黄天福，分别以高票当选"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美丽岛事件成为台湾政治的一个分水岭，从此，朝野双方都意识到社会的变革已成大势。[详细]
四、蒋经国：从逆势“独夫”到顺势伟人

江南：蒋经国是"一个有良心的独裁者"
蒋经国定早年苏俄经历和其后蒋介石要其苦学儒家先贤大哲，使他身上有中国传统儒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执政思想，与列宁主义群众路线结合醇化后的双重特质。
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参与工地建设的蒋经国与筑路"荣民"同甘苦。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他年近古稀方接过大位后，在台湾各穷乡僻壤探求民隐，常会脱下鞋子涉水而过。即使身遭患糖尿病的苦痛折磨，外出视察时，依然会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
即便终生与蒋氏父子为敌的李敖亦做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因《蒋经国传》殉身的江南，曾在书中评价蒋经国是"一位有良心的独裁者"。 [详细]
"江南案"终结了蒋经国传位于子的美梦　
蒋经国尽管曾经把民主化当成台湾改革的四大理念之首，不过，他还是希望培养自己的次子蒋孝武为接班人，"江南案"打破了他的部署，据说，此后他一见蒋孝武就会摔东西，大骂他是"蠢货"--正是江南案终结了蒋经国传位于子的美梦。
江南（原名刘宜良）曾是《台湾日报》记者，后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来到美国，并加入美籍。在美国期间，江南撰写了《蒋经国传》，并在洛杉矶《论坛报》连载，书中透露了蒋家的不少"秘辛"，令蒋经国恼羞成怒。据李敖为《蒋经国传》的序言所说，他曾劝江南注意安全，而江南认为身在美国，且为美国公民，会得到切实的保护。不过，最终还是在1984年10月15日，遭枪杀身亡，当时，江南身处旧金山。江南案震惊海内外，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查出了暗杀江南的三个凶手。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向新闻界披露，有台湾情治人员介入江南命案，而且还和蒋孝武有紧密关联。一时间，蒋经国和台湾当局立即陷入了全世界正义舆论的声讨之中，在国际上名声扫地，更加孤立。
事发后，蒋经国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和镇定，他立即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要求"彻查此案"。1985年1月13日，由"中央社"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介入"江南命案"。舆论的风头也一时由之改变，由谴责蒋经国，改为要求他彻查此案，惩办凶手。最终，蒋孝武还是难逃干系，在这次风波中彻底失去了政治生命。当社会舆论发现并没有证据蒋经国和江南被杀有直接关联的时候，蒋孝武受到了更强烈的谴责。无奈之下，蒋经国只得流放蒋孝武到新加坡任"商务代表"，从此淡出政坛。1985年8月16日，就在"江南命案"处理完之后，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 [详细]
蒋经国：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江南命案的千夫所指，使蒋经国不得不考虑未来的另一种选择。蒋经国深知，身负"独裁者二世"及"外来政权"双重原罪，若不行宪政，即使他比任何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客更亲民，更公正廉明，要在身后留下一个守成的独裁者的名声都极难。
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在接受《华邮》董事长葛兰母夫人和《新闻周刊》编辑简洁贤等人就民进党成立的采访时说："我不认为（反对党）是一种挑战。它只是政治过程中的一种现象。"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一直在时势的挤压下被迫让步的蒋经国，开始转而推动时势。开放党禁、报禁，令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干脆点题道："这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说。
于是，生怕错过蒋经国这个突然历史推动时刻的民主进步党在匆忙诞生。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宣布解除，台湾人民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在殚精竭虑半生，蒋经国顺应时代和历史潮流之举，完成了由被时势和潮流推动，到转而推动时势潮流的转折，也完成了从独夫到英雄的跨越。
蒋经国逝世那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20年来，仅2240万人口的台湾，每年有100万人前往蒋经国暂厝的大溪凭吊。 [详细]
蒋经国并非台湾转型的幕后推手
　台湾的民主化并非来自蒋经国的良善，说他由上而下地"开启"或"带领"台湾民主化，都是不准确的。但是，蒋经国确实从六零年代末开始知道国民党政权的正当性危机，先在七零年代推动"党国体制的本土化"来化解这危机，但当民间压力开始超过他预期时，他以美丽岛事件的镇压来抑制逐渐崛起的民主运动。进入八零年代，当反对运动新一代精英与民众冒着各种风险去冲撞体制，且爆发更多社会运动，让蒋经国在考量容忍成本和镇压成本的相对大小后，发现镇压可能是无效的，再加上个人身体健康和其他内外因素，做出了开放的"明智"决定；他也知道，这个决定可以能让国民党和平转型，并且持续掌握政治权力。 [详细]
结语：
享廷顿曾将"执政的精英领头主动改革而实现民主"视为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优选，因为变革所引起的社会震荡最少，付出的代价最低，是最为可取的方式。然而，后极权主义政权的统治通常都会拒绝改革，直到万不得已。
正如汤因比所言，"挑战是催生文明的首要条件。"台湾之所以能够和平完成宪政转型，并非出于蒋经国的恩赐，而是台湾民众持续不断抗争的结果。只有自下而上的抗争，才能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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