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精英身处的不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教育、科研、媒体领域的知识精英在体制的中心与边缘之间挣扎，体制外精英面对权力和资本的包围更是陷于困顿。独立性的丧失，意味著批判力的下降。表面的流动性，难以阻止精英群体的同一化与依附化。精英内部张力的丧失，实际也意味其动员和控制民众能力的下降，这是加强维稳机制背后的根源。金钱绥靖和暴力手段的需求随之而上升。对于精英群体，民众的不信任是普遍的。作为整体的精英集团，难以再与它所在之外的社会阶层形成互动和对话，精英更多关注自己的小团体利益。他们宁愿说服自己相信，自由只来自那些具体细微的环节，民主的真谛在于“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他们的诉求，无法与那些境遇糟糕的阶层发生联系。在这种情裏下，保守与革命的冲突也就被夸大，作为一种假想的威胁和恐吓，以此避免变革对精英群体所可能带来的地位摇动。
某种程度上，精英群体已沦为“寄生阶层”。它一方面享受各种特权，另一方面又极力避免陷入孤立，让自己寄生在对民众的不断靠近之中。精英必须巧妙地在这种疏离和靠近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在公共媒体中，精英群体也经常机巧地迎合民众的激情与欲望，用无关痛痒的颂词或是隔靴搔痒的批评，制造“扭曲的公共领域”，让人们沦为“喧哗的大多数”。健康的公共领域需要“普遍性”的精英公民作为担纲者，但在当下，所有阶层都在拼命展示自己的“特殊性”，到处都呈现出“自我剥夺”的怪象：上层精英的心态是布尔乔亚式的，中产阶级沉浸在猫狗世界之中，下层民众则自嘲为“屌丝”群体。在这样一种“探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身份游戏中，安全和幸福取决于谁更加成功地为自己打造出一套比实际身份更低的伪装。
一个中国无法理解另一个中国。用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话说，人们原先就自我闭塞，现在则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冰霜，现在则冻结成冰。“两个中国”有其各自的深层危机，而各自的危机又以相互激荡的方式提升整体危机的烈度。这显示出一种普遍的矛盾：精英对于危机的回应，既有可能采取保守姿态，也有可能诉诸革命激情；草根民众对于挫折的回应，既可能呼吁自由与民主，也可能寄托于不同革命神像的公平诉求。
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曾发现，一个统治体系的主要功能在于界定甚么是现实的、甚么是不现实的，并且将某些目标和渴望归入决无可能、白日做梦、痴心妄想的范围。谋生的现实需要，可能会暂时让某些群体毫无保留地接受现状，但这不能因此否定，在人们的内心还会保留正義社会的想象。现代的统治触角，已然渗透到社会神经的最末端，从物质到精神的层面，一整套现代的治理体系和话语体系，已经比过去更有效地实现控制。但是，现代社会也已决定性地开启了每个个体内心质疑和对抗的大门。在统治体系运用现代技术（审查、监控）更为有效地控制外部生活的同时，也遗漏了由每个个体内心骚动不安所连接的巨大空间。改革时期实际已不断塑造出新的社会空间，这一社会空间仍在重组和变动之中；而且，伴随媒体技术的新型革命，它将进一步突破旧有的社会运动及其动员方式，我们只能确定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