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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埃及对话：不和谐共赢，国家只能倒退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8-25-2013 13:04
标题: 埃及对话：不和谐共赢，国家只能倒退
2013/08/23 00:00:00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作者：岳菲菲马晓霖

　　在穆兄会支持者为了抗议军方逮捕前总统穆尔西而占领位于开罗的两个广场长达数周之后，埃及政府宣布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埃及过渡政府总理贝卜拉维和内务部长易卜拉欣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支持此次清场行动，并声称此举是为了将埃及从持续的动乱中拯救出来。清场行动已致数百人丧生，数千人受伤。埃及局势何以演变至此，其问题的根源以及埃及的未来走向如何？就相关问题，本报记者访谈了博联社总裁、国际问题专家马晓霖先生。

　　访谈者：岳菲菲
　　受访者：马晓霖

　　威权时代的崩塌

　　青评论：2011年，仅仅18天的时间，一场游行示威就让时任埃及总统的穆巴拉克30年的政权轰然倒塌。这种脆弱是大家始料不及的，为什么会这么脆弱？

　　马晓霖：穆巴拉克在很长时间内国内威望很高，在国际社会也颇受尊重。从埃及当代史角度看，他也曾是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民族尊严的英雄。有位中国外交家这样评价他：“卫国有功，治国无能。”这是比较辩证和客观的。

　　威权统治是东方社会的传统色调，穆巴拉克政权之所以能传承经年而不倒，与阿拉伯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埃及国情分不开。首先，埃及是基于本土几千年集权统治、阿拉伯部落特征和伊斯兰教义秩序建立和成长起来的，管理与被管理、服从与被服从的上下尊卑观念和意识根深蒂固，民众从精神世界到世俗生活，都需要一言九鼎的权威人物。

　　其次，直到穆巴拉克时代，军人一直在埃及发挥着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共和国埃及是靠军人通过政变建立的，王朝统治是被军人终结的，苏伊士运河是军队通过浴血奋战收回的，外国殖民者是被军人赶走的，即使在中东冲突持续的半个世纪中，埃及军队也是阿拉伯世界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唯一曾经创造过一次军事奇迹的阿拉伯武装。此外，军工和相关企业构成国家经济实体比重的40%，担负着吸纳大批学生和青年就业的责任。因此，战功卓著的前空军司令穆巴拉克于1981年高票当选总统，接替遇刺身亡的萨达特，并维持政权达31年。

　　然而，时间久了，埃及的国家治理逐步从军人专政到总统专权再向家族独裁演化，权钱交易和权力垄断导致社会精英上升渠道阻塞，持续打压反对派，使得国家缺乏活力与生气。原本富裕的中产阶级在权贵们盘剥下日益破落，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导致广大破产中产阶级和底层贫困人口对现状极其不满。如此诸多因素导致穆巴拉克执政基础的僵化和脆弱。

　　事实上，穆巴拉克也意识到问题严重并试图进行政改和经改。2005年，埃及第一次进行多党选举，穆巴拉克以绝对优势胜出，政治转型已接近胜利，但他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把儿子扶植为接班人。同时，他没有敏锐地感觉到各种反抗力量在酝酿并等待机会揭竿而起。

　　突尼斯本·阿里的快速倒台给埃及反对派以直接启示和鼓舞，“总统并非不可动摇”，只要坚持到底，军队也会抛弃总统。突尼斯事变就这样在埃及重演。

　　青评论：但是，这场变革还是有些轻松，8000万人口的国家，一百多万人就能把穆巴拉克赶下台？

　　马晓霖：8000万人口只有100万人上街试图颠覆穆巴拉克，但是，却没有哪怕几十万人上街力挺这位老总统，说明绝大多数百姓乐见穆巴拉克垮台，这是他最大的失败。当然，穆巴拉克也体现了一定的智慧和仁慈，当他发现场面不可收拾，军队也不能延续其统治时，他选择了下台，而非血腥镇压。

　　穆尔西时代的短命

　　青评论：穆尔西又是如何在位子上坐了一年就被推下了台？我们注意到，从执政百天开始，反对穆尔西的声音就已经出现，埃及民众如此没有耐心？

　　马晓霖：穆兄会上台的过程是干净的、体面的，问题在于其他政治派别缺乏民主素养与情怀：参与游戏却不遵守游戏规则。当然，穆尔西绝对不是“无罪羔羊”。实践证明，穆兄会这样一个在议会中没有出色表现的反对党很难领导埃及这样的大国。

　　首先，穆兄会一直在与世俗派、自由派进行斗争，各方担心它上台后埃及会被伊斯兰化。毕竟，埃及主流人群主张埃及应该现代化和世俗化。

　　第二，长期的斗争中，穆兄会反复颇多，表现“油滑”，难以取信于人。为了赢得西方国家支持推翻穆巴拉克，穆兄会曾公开表态不追求议会多数席位，也不推选总统候选人，但最终都自食其言。世俗派、民主派们既担心穆兄会上台的今天，更担心穆兄会牢牢控制国家后的明天，因此，趁穆尔西政权未稳，联手把他推下台。

　　第三，穆尔西上台后，他没有从政治家的角度看待问题，没能向其他竞争者多让利。穆尔西如果谦让一步，不贪恋议会过多席位和总统职位，与各派形成权力制衡，必然抬高反对派再次革命的成本。

　　最后，在穆兄会的倒台中，外部力量——美国和沙特等的作用也很关键，他们通过向埃及军方提供援助选边站队，也给了埃及各派巨大的暗示，鼓励他们把不符合美国和海湾君主国要求的穆兄会赶下台。

　　青评论：能否描述一下两次政权颠覆前，埃及的社会状态？

　　马晓霖：我从1986年第一次去埃及，到后来两次重返，很明显地感觉到，埃及首都开罗日益破败。开罗曾是世界十大都市之一，堪比纽约、巴黎。但是，十几年的跨度，时代在进步，埃及却在衰落。

　　过去三十年，埃及反复启动“紧急状态法”，对任何公民不加指控地逮捕、拘禁、甚至酷刑，伴随着民不聊生、社会不公、暴力执法，国家始终风雨飘摇、社会缺乏秩序、经济缺乏活力。

　　从人们走上街头开始，埃及社会就形成恶性循环，7月初，8000万人口中有1500万人上街游行，这是举国示威。领导人忙于政治博弈和各派间的争斗，媒体互相攻击，街头天天示威，流氓恶棍也为所欲为，埃及经济驱动所依赖的外资投放和支柱产业旅游业一蹶不振。

　　现在的经济状况比穆巴拉克时代还要糟糕，越折腾越没有办法赢得稳定，越没有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就越无法正常化，也就越加导致民怨沸腾，形成恶性循环。

　　青评论：美国支持其民主化，却又支持推翻民选政府，西方国家到底在埃及乱局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有没有原则可言？

　　马晓霖：原则就是利己主义。美国在无法自圆其说时，便以“埃及太复杂”为借口替其支持军方政变辩护。重商传统的美国讲究的是利益，利益诉求是其最高指标。只要是盟友，意识形态、价值观、国家发展模式和道路对美国来说都不重要。

　　抛开埃及事件，巴林骚乱也如此。美国支持巴林动用美制装甲、坦克弹压示威者，这是严重违反美国国内法的，但美国政府不管，因为巴林有美国第五舰队司令部，还是美国对抗伊朗的前沿。

　　西方国家总体上希望埃及走向民主化、走向稳定，但这是在本国利益得以保障的前提下。埃及给国人的教训就是，一切说教都是浮云，考虑本国利益，考虑自己利益最大化，这是任何国家、任何政治制度都要追求的东西。

　　青评论：与其他阿拉伯之春国家相比，埃及这场变革的特点是什么？

　　马晓霖：突尼斯、利比亚的位置和分量与埃及无法比肩。埃及更容易引起外界的干预，使变革更加复杂，变化更加痛苦。

　　突尼斯、利比亚变革之后，内部也不稳定，不断有朝野的博弈和利益的洗牌，但它远没有埃及这么痛苦。突尼斯没有像埃及人活得这样穷困，利比亚则依靠石油在革命一年后，经济就得以复苏。埃及不同，它什么都缺。经济底子薄和地缘分量重加剧了它转型的困难。

　　埃及的病根与命数

　　青评论：总体来看，埃及今天的乱局是它的必然命运吗？

　　马晓霖：放到历史长河中去看，是必然。埃及各种力量第一次打破原有秩序，构建新秩序、新利益格局。现在是埃及的转型阶段，是一种地域文化发展到特定时期的必然结果。我对这个大进程是看好的，虽然眼前的乱象让人悲观。

　　导致今天埃及乱局的，地缘位置因素也很重要。埃及是一个处于十字路口的节点国家。无论是突尼斯还是利比亚，分量都与之不可相比。美国看重它在埃及的利益，更希望世俗派上台。穆兄会不是一国之党，有很多地区分支，贯穿西亚到北非，它像深埋在大山下的烈焰，一旦翻腾上来，对欧洲、美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穆兄会主导的是伊斯兰化路线，西方主导的是世俗化民主化路线。所以，它不是一场简单的埃及内部洗牌，而是地区政治力量乃至世界政治力量的大洗牌，牵涉到地区格局甚至是世界格局问题。这就注定了埃及的命运多舛，注定了它的痛苦代价。

　　此外，民主制度架构完整、运行良好的国家在没有政府与领导人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正常运转，而埃及还没有这样一个架构。日本“七年七相”，社会生态没有发生变化，社会生活一切正常。在一个高度公民自治的国家中，民众不在乎谁当总统总理，土地私有化、公司私有化，警察、军队各司其职，国家仍然运行良好。

　　青评论：国内有一种声音是，埃及转型付出的代价太大，前路未卜，埃及的今天还不如穆巴拉克那个至少不那么混乱的时代。您怎么看待这种声音？

　　马晓霖：的确，跟当下的埃及比，穆巴拉克时代简直算天堂了，但是，这种比较太简单化。这涉及到如何考虑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埃及长期处于专制时代，穆巴拉克时代之所以终结，是因为历史潮流使得专制成为过时的统治模式。我们对这样一个大势不能否认。

　　但是，任何国家都不愿意看到大势中的阶段性动乱。所以，中国百姓讲“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受苦的总是百姓。在埃及也是这样，死亡近千，横尸无名，被提及的只是穆兄会领导人的儿女和几名记者。

　　埃及的经验是，动态平衡的国家总比貌似稳定实则僵化的国家更稳定更安全。美国出现持续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时，到处有不同的声音，但是，由于有发泄的渠道，美国没有出现太大动荡。一个国家如果死气沉沉，所有的出气口都被堵住，国家内部一定会酝酿大的危机，一旦爆发就不可收拾。

　　暴力是双输，而非双赢，埃及军方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流血。如果要避免暴力，就要有其他的选项。

　　青评论：埃及难解的乱局是否涉及埃及民族性的问题？

　　马晓霖：在研究任何国别和区域性问题时，民族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否则会看不懂事态的发展。

　　埃及社会普遍体现出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特点，以及动辄走上街头或诉诸暴力，多少体现了游牧时代斗气斗勇、不平则鸣的国民性，每个人都在关注自己眼前的诉求甚至内心感受，却置家国大计于不顾。

　　我个人认为，阿拉伯民族经历过数百年的辉煌后，不仅跌入历史谷底，而且依然在谷底挣扎，始终没有找到浴火重生的历史机遇。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原本是一次止跌复兴的好时机，但是，我发现所谓革命，都是表层的破坏或颠覆，并没有从观念上、思想上实现与历史的切割，埃及的乱局更证明，这不是一场革命，更像一场不同利益诉求集团的权争。

　　青评论：这场阿拉伯之春目前看来迎来的是一份春寒料峭，那么“阿拉伯之春”这个标签还成立吗？

　　马晓霖：不承认“阿拉伯之春”的说法从一开始就有。比如以色列，从开始就认为这是“阿拉伯之冬”、“阿拉伯沙暴”。从以色列的角度看，一批世俗化政权倒台，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政党，对和平进程可能产生负面作用的力量相继崛起，这当然不是以色列的春天。当然，这究竟是春天还是冬天，还需要继续观察，两年前我就预判，阿拉伯国家此轮乱局，短则持续三五年，长则持续十年八年。

　　埃及需走出一条全新的路

　　青评论：许多国家在向民主国家演进的过程中，都要经过一段凌乱与痛楚才能长出民主的骨骼，那么埃及是不是也需要更多一些时间？

　　马晓霖：是，民众不甘现状求新求变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既痛苦又漫长，对于埃及人民来说就是灾难。外界如何看待埃及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自己能否走出一条全新之路。如果各派都满足于计较一己得失，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和出路。作为阿拉伯国家的领头羊，埃及起到的负面作用也是相当明显的，比如，许多想转型的国家不敢轻言转型，而且埃及还可能被大国博弈所利用和操控，使中东地区局势更加复杂。

　　青评论：这次对穆兄会的清场过后，埃及会陷入内战或被恐怖阴云笼罩吗？

　　马晓霖：内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从近百年的朝野较量史可见，穆兄会已伤痕累累，它知道卷入内战的结果对自己最为不利，所以选择拿起武器的可能性较小。不过，如果穆兄会再次被列为非法党派而解散，那可能会刺激其中的强硬和极端分子，结果就很难料。

　　当下寄望于各方冷静下来，思考出路何在。美国、沙特、欧盟等应该给各派做工作，压它们保持冷静互相妥协，不能让局势继续恶化。上述国家和组织是有条件这样做的，美国如果公开谴责军队过度使用武力，断绝军援，埃及军队显然不会如此强硬；沙特希望埃及稳定，否则不会兑现巨额美元援助，它同样可以利用美元杠杠进行撬动劝和。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美国会打压各派，让各派做出妥协进而结束现状。这样的危局对谁都没有好处，只能让“基地”等极端和恐怖组织坐收渔利。

　　青评论：从长远来看，您对埃及的未来是乐观的吗？您认为埃及应该怎么做？

　　马晓霖：总体当然乐观，因为历史都是在向前发展的，只是消耗时间长短的问题。目前的埃及危机处在一个上升、发酵、裂变的过程中，我认为埃及的动荡会持续数年。

　　目前，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街头政治、草根气质在埃及太过浓重。可以说，西方宣扬的民主社会对于埃及来说，还是有些水土不服，作为强权传统根深蒂固的社会，一下转到民主社会过于仓促。但是，埃及人民要求变革，要求结束穆巴拉克专制统治的大方向和选择是对的，错误出现在操作过程中。参与变革的每个角色都没有专心演好自己的角色，各方都缺乏大的智慧，没有人为这个国家的和平与理性进行呼吁。

　　趁势归国并掌权的过渡政府副总统巴拉迪在国家岌岌可危之时，选择走为上计，这是没有担当的表现。军队亦是如此，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百姓淳朴的情感和支持，不去做各派的调节者，反而挑逗群众上街。

　　整个埃及要明白一个事实，国家需要的是拉·甘地和曼德拉这样的人物和气质，坚持非暴力不抵抗，致力于民族和解。当然，这样一次惨烈的流血冲突对埃及也许是好事，可以让埃及人意识到，不实现和解，不相互妥协，不和谐共赢，国家只能倒退，只能每天陷入血泊之中。　　文/本报记者岳菲菲
（本文见刊于2013年8月23日《北京青年报“青评论”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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