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国G D P相当于全球GDP的4 %，但到2006年，上升到近16%，翻了3倍多，但成就的背后存在着结构问题。
如果看民间消费占GDP的百分比，会发现这样的事实，1952年民间消费差不多是中国GDP的69%，跟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71%的水平差不多；到1978年时，中国民间消费仍然相当于当时GDP的45%，到最近这个比例却已经下降到36%左右。也就是说，过去60年里，民间消费占比总体上越来越低。相比之下，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6%左右，上升到最近的30%左右。如果将预算之外的政府税收也加入进来，会看得更明显，60年时间，民间收入占G D P的比重降低一半左右，而政府的开支总体相对于1950、1952年则翻了一倍左右。
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构问题是劳动收入。
如果考察职工工资的变化，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1978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当时G D P的15.5%，但到2008年，这个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国营单位工资总额约为当年G D P的13%，到现在则下降到6.1%.第三，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工资占G D P的比例由1978年的2.5%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这说明乡镇企业在过去十多年里越来越被挤压，乡镇企业的空间越来越小，支付的职工工资总额相对G D P的比重在下降。第四，31年时间内，民营企业的工资收入占比是一直上升的。2008年，非国有、非集体企业的工资总额大约接近G D P的5%，而这在1978年基本上等于零。
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速总是比G D P增长速度低一点，根据我的计算，18年时间内，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 D P每年的增长速度大概要慢3 .8%.劳动者的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经济不自由影响中国工资增长
如果进行一些国际对比，也能发现问题。美国有一家民间机构Freedom H ouse，从1977、1978年开始对所有国家的政治权利、个人权利、经济权利以及新闻自由等方面进行打分。1995年时，24个自由社会的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平均按照每年5 .09%的速度在增长，而这个速度平均比这些国家当年GDP增速度高0 .31%，另外8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比G D P增长落后2 .7%.我们看到经济自由度越高，政府对民间权益压抑越低的国家和社会，他们的劳工工资增长速度越能够跟G D P增长速度同步，甚至超过于G D P的增长速度。非自由的国家数据都不公开，所以无法比较。
如果以创业自由度把这些国家分类，也会看到创业自由度最低的国家的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速度最慢，而创业自由度最高的社会则正好相反，劳工工资增长速度更快，并且以超过G D P的增速增长。
1995年时国企职工人均报酬是人均G D P的1.1倍，比当年人均G D P高出10%，但是2002年之后，随着国进民退程度上升，国企收入从1996年开始基本一直上升，按照人均G D P同样水平增长。但是集体企业、集体单位的人均收入，总体上是维持在全国的人均G D P的0.8倍。到现在，国企职工在方方面面的收入，差不多是集体企业人均收入的2倍，这个多出的收益就可以看成是国企的溢价。
根据对32个国家政府开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变化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政府开支没有减少或还有增加的国家，12年里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接近3%，而政府开支减少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收入增长最多，平均每年增长了6%，这些国家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要比G D P增长速度高出0 .8%，而政府开支不仅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的国家，他们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每年要比G D P的增长速度慢1.2%左右。
中国的情况也能说明这一点，按照财政部最新公布今年头5个月数据，相对于去年头5个月国家财政税收增长了30 .8%，过去四五年，平均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长是G D P平均增长速度的2倍到3倍。如果G D P是一个大饼，政府这边分的越来越多，必然意味着民间得到的那一份越来越少。
政府征税的权力如果不受到限制，最后劳动收入占G D P比重只会越来越低。政府占资源、土地、企业股权总的价值相当于整个中国社会财富的接近3/4，70%的财富或资产产权所有者是政府。
如果政治改革不发生，最后对征税权进行根本性的制约，那政府得到的只会越来越多、民间得到的只会越来越少，劳动者总体得到的也只能越来越少，这个趋势就很难改变。而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的话，就意味着并不仅仅是更多的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且很多的城市人口得到的G D P份额也会继续走低。
金融不自由抑制劳动收入增长
此外，金融自由度也会影响到劳动收入的增长。
同样的，根据对32个国家1995年到2007年金融自由度变化的数据，会发现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更加恶化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速度不仅仅最慢，而且也比这些国家的G D P增长速度更慢。
微观经济学里，我们说一个家庭、一个个人，每天可以花的钱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得到，分享经济增长的第一渠道是劳动收入，在配套的制度安排之下，国有经济比重比较高的社会，劳动收入随着G D P增长而增长的程度被压抑较多。第二个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渠道，是资产的升值，也就是土地随着经济增长而价值上升，企业的产权、股权也会因为G D P的增长而上升。
第二个收入渠道即资产性收入渠道受制于一国的经济制度安排。如果一个国家以国有制为主，那么，老百姓就没有资产性收入，或者资产性收入不可能高，因为资产都由国家拥有，资产、产权、股权再升值，也是属于政府的，不会跟老百姓有多大关系，第二渠道是被封起来的。因此，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增值对其老百姓总体收入增长的贡献不会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私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老百姓可以花的收入，实际做出的消费，会对G D P增速更加敏感，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能力在私有制安排下会比国有制安排下高出很多，他们能够通过私有产权和劳动收入两个渠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但是，如果以国有经济为主，老百姓就很难分享到资产性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