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异凡、黄晓峰：苏联历史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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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3-11-25 09:40 作者:郑异凡、黄晓峰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6587次
　　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苏联历史的大型丛书《苏联史》，近日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第一批五卷。《苏联史》主要论述1917年二月革命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的全部历史。丛书主编、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先生在访谈中指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世七十四年之后轰然倒塌，要真正查明其因由，首先必须厘清苏联所走过的真实的路，结论应有翔实的资料支持，而不能是想当然。可是苏联历史中伪造的东西太多了，揭露和纠正这些东西困难重重。“我们力求做到的是，所提供的历史事实，是真实可信的，我们的看法是有据可依的。”

　　苏联对1949年后的全体中国人影响太大了，《苏联史》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是一部国别史那么简单，您觉得中国人修苏联史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郑异凡：中国与苏联本是同根生，长期以来“以苏为师”，我们的革命、我们的建设走的都是苏联的道路。虽然我们夺取全国政权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实现的，但是无论在解放区，还是在全国解放之后，领导核心的党是按照苏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我们的国家是按照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建设和运行的。以苏为师，走苏联的路，曾经是我国长期奉行的方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已经发现不能继续走老路了，国际国内形势逼得他们不得不改，于是有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揭开斯大林的盖子。然而，这一次中国没有跟赫鲁晓夫的苏联走，而是继续坚持斯大林的道路。苏联有过公社化、集体化，中国有人民公社化，苏联有大清洗大镇压，中国有反右扩大化、有“文革”，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中国长期效法的榜样，被苏联否定的个人崇拜，在中国反而得到发展。此等在苏联已经是教训的东西，我们过去不仅没有记取，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做下去，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对苏联历史的无知和对他们的错误缺乏认识。

　　我们这些苏联史研究者，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各种运动，尤其是六十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深感斯大林模式对中国影响之深，深感其刻骨铭心的危害。从“文革”结束之日起，就开始反思苏联的历史，力求探明苏联历史的真相。我们深深感到过去所学的苏联史有大量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和事件，需要展开独立的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不仅存在大量历史空白点，而且存在大量伪造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对苏联走过的道路进行一番去伪存真的考察。我个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起，从事“灰皮书”的编译工作，接触到不少苏联反对派的材料，对这些资料只要换一个角度去看，摆脱《简明教程》的观点，就会得出另样的结论。所以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一些开始摆脱苏联教条束缚的学者利用学术会议的机会，交流观点心得，逐渐形成一致的看法。那时能够看到的材料并不多，不过“文革”的教训使我们比较容易看清苏联问题之所在，比较容易认识斯大林体制的弊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开始公布苏联历史档案，透过档案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真相。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变了，对苏联史上许多问题就有了新的看法。可以说在八十年代中国学者对苏联史若干问题的研究走在了苏联学者前面。

　　我们这些苏联史的研究者“不幸”或者说“有幸”看到苏联的解体。“不幸”是因为我们长期从事苏联史的研究，非常希望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吸取历史教训，摆脱困境，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不希望我们的研究对象国从现实中消失。说“有幸”，是因为苏联时代的结束使我们能够面对一段完整的历史，并且我们也有幸亲历了这段历史中的某些时刻，使我们能够研究、撰写一部“前朝史”。写前朝史比写当朝史条件要好一些，至少前朝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可以大大减少，有关档案不再是仅供少数御用学者专用的保密材料，可以为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就开始酝酿一部中国人写的苏联史，这部书应当是客观的，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接近历史真实的史书。

　　这部《苏联史》是由多人合作撰写的，各人对材料的把握、事实的判断都不同，可能在某些细节上甚至有互相矛盾的看法，在成书过程中是如何协调的？

　　郑异凡：1995年由沈志华牵头在中国社科院立项“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其目标不是简单地编译一部大型工具书、档案资料，而是为撰写新的苏联史做资料准备，因此1996年由我牵头在中央编译局为九卷本“苏联史”立项。参与这两个项目工作的主要人员，就是现在这部《苏联史》的作者。我们的做法是，谁写哪一段历史，谁就负责编译这一段历史的档案，这样就把编译档案与撰写历史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使我们撰写的历史能够立足于扎实的历史事实之上。

　　长期的磨合和交流使我们对苏联史中的基本问题有一个大体一致的看法，这就保证了我们整部书观点的一致性，不会前后打架，互相矛盾。作为主编，我的一个任务就是协调书中的观点，我们通过每年都要召开的苏东历史研究会的年度学术会议和会后的时间，讨论遇到的疑问和难题，沟通思想。在已经出版的五卷书的原稿里，我没有看到观点矛盾、前后打架的情况。

　　人文科学需要发挥个人的独创性，这是任何集体都难以取代的。具体问题的研究靠个人的钻研，靠每一卷的作者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我们在强调全书统一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每一位作者的独创性，由作者独立撰写所承担的那一卷，对写作风格、文字运用、叙述简繁、字数多少等等不做任何限制，使每一卷书既是《苏联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部独立的史学著作，可以单独阅读。事实上，撰写某一卷的作者，都是该卷所涉及问题的专家，对那一段历史最有发言权。

　　在您主编的这套《苏联史》之前，俄罗斯或苏联以及欧美史学界，是否有类似大部头的通史著作出版，这些研究著作有什么特点？

　　郑异凡：苏联史长期处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强烈影响之下，苏版的《苏联史》无非是《简明教程》的扩大。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对涉及斯大林的内容有所修改，但总体上没有跳出《简明教程》的框架和意识形态，并且由于坚持不给党内的各种反对派平反，苏联史中的许多关键问题依然说不清楚，特别是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这些当时的领袖、列宁的战友排除在历史之外，或者仅仅是以反面人物的身份出现，这些历史是绝对无法说清楚的。所以在苏联存在的七十多年里，我们没有看到一部反映历史真实的多卷本苏联史问世。

　　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多年里，俄国历史学家在苏联史的研究中做了大量工作，编档案、写专著，最突出的成就是编辑出版了大量档案资料，例如由雅科夫列夫院士主编的大型系列历史文献集《二十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与此同时，俄国历史学家也开始撰写新的不同版本的苏联史，但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大多是不同作者撰写的单卷本的或者两卷本的《苏联史》，如索柯洛夫等撰写的两卷本《苏联史教程》、祖波夫主编的两卷本《二十世纪俄国史》、菲利波夫等撰写的《俄国现代史》等等，尚未见多卷本的苏联史问世。

　　苏联解体前，西方一些研究苏联历史的专家能够看到某些苏联档案，例如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时随身携带出去的档案，二战期间德国从苏联缴获的“斯摩棱斯克档案”，还有一些流亡或叛逃国外的人士的回忆录和在苏联已经被查禁的书刊，所以反而能够写出较为真实的苏联史。值得一提的是1950-1978年陆续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H.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的十四卷本的《苏维埃俄国史》，这是一部规模相当大的史书，可惜只写到1929年，并且作者所掌握的资料远远赶不上现在公布的档案资料。

　　苏联解体后，无论在俄国，还是在西方，都还没有见到多卷本的苏联史问世，因此可以大胆地说，我们这九卷本的《苏联史》暂时是空前的，是国内外第一部多卷本的《苏联史》，具有开创性。

　　您刚才谈到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多年中，俄国学者在苏联史研究上的进展，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郑异凡：二十多年来俄国史家对苏联史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

　　半个世纪前，赫鲁晓夫“解冻”之后，开始公布一些有关苏共的档案资料，纠正斯大林时期对苏联历史的歪曲，但是这个过程随着赫鲁晓夫被“宫廷政变”推翻而中止。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继续“解冻”的进程，开始填补“历史空白”，公布一些绝密档案，打开了苏联历史研究中的许多禁区。苏联解体之后，许多重要档案馆对学者开放，历史学家得以深入接触到尘封多年的档案，为真正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依据。

　　对苏联历史的重新审视始于戈尔巴乔夫时期，最初从事这项工作的是剧作家、政论家等等非史学界人士，他们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是“外行”，但恰恰是他们凭自己的敏感、经历和历史见闻，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提出新的看法，尽管多少存在不准确的地方，但非常富有启发性。

　　以著名的剧作家米·沙特罗夫为例。他发表在1987年第4期《新世界》上的《布列斯特和约》（中译名为《1918年的苏俄领袖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前进，前进，前进……》（1988年上演）等剧作在恢复革命的真实历史方面就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些剧本里，过去一直被从历史上抹去的列宁的战友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等登上了舞台，有的同列宁争论，有的支持列宁，斯大林也不再是一贯正确的了，他也会受到列宁的批评。这样，剧作者就在舞台上展示了一幅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生动画面。沙特罗夫是中国观众熟悉的《以革命的名义》（1957年）的剧作者，他的《我们一定胜利》（1982年）上演后，勃列日涅夫曾率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去观看，因为这些党的领袖所知道的党史知识不会超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教给他们的范围。沙特罗夫写过很多关于列宁的剧作，显然仔细研究过列宁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历史，知道许多官方历史教科书所不提供的资料。《布列斯特和约》一剧写于1962年，当时无法发表或者上演，只能发表一些片段，直到二十五年之后，才得以全文发表。这自然推动了当时提出“填补历史空白点”、恢复历史真相的运动，同时也给苏联的历史学家背后猛击一掌。

　　接着，历史学家也开始投入重新研究。他们从事两方面的工作：

　　过去苏联历史学家能看到的机密档案非常有限，只有少数学者能够进入绝密档案库，这种历史学家多半是御用学者，他们利用垄断的地位，按照官方的需要，随意剪裁历史，例如瓦加诺夫的《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就是这样的著作。此书引用了大量档案材料，但是都是为讲解苏共的既有说法服务的。从1980年代末起，苏联开始解密档案，苏联解体后各级档案馆对外开放，历史学家得以发掘整理档案资料，报刊杂志上不断披露从档案库中发掘出来的专题资料，在长期工作之后又开始出版大量的专题档案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由А.Н.雅可夫列夫院士主编、众多著名史家参加整理编辑的系列档案丛刊《二十世纪俄国文献》 ，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公布解密档案，如《1921年喀琅施塔得文献》、五卷本《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打断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斯大林与世界主义——苏共中央宣传部文件》，等等，这些档案文献我国正在翻译出版。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开始在此基础上撰写苏联史的论文和专著，如俄国史、苏联史、苏联国家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尽管由于史家掌握的材料多寡有异，观点立场不同，对同一历史事实看法和评价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俄国的苏联史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总体上逐步走向写真实的历史的道路，纠正了以往对历史的伪造和歪曲。这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只讲列宁和斯大林，不讲托洛茨基，能说清楚吗？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把十月革命后的所有党政领导人、列宁的亲密战友都打成“人民敌人”、“叛徒”、“内奸”，这样的历史能让人信服吗？一边宣布社会主义 “建成”，一边实施大镇压，把千百万无辜人士投入监狱、集中营，予以枪毙，这是社会主义吗？这样的党史，这样的苏联史，是不是应当改写呢？写真实的历史必然要否定伪造的历史、歪曲的历史，说是填补历史的空白也好，说是恢复历史真相也好，归根结底，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长期以来被雪藏于“特藏库”（спецхран）的禁书禁报禁刊，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成员的著作，刊载反对派文章的报刊也解禁开放，有的公开重印，如各种版本的《布哈林文选》、四卷本的《托洛茨基档案》等等。这使读者得以看到一些被定为“人民敌人”的人的真正观点和主张，而不是靠斯大林著作和党的决议中多半是被歪曲或断章取义的转述和引文来了解他们的主张。苏联当时曾有禁令，禁止在论文和著作中直接引用反对派的言论，只准转述，否则就是宣扬反对派的言论。过去一些被查禁的图书，如“异议人士”罗伊·梅德韦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等等，也得以公开出版。顺便说一下，此梅德韦杰夫还成了苏共中央委员。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承认苏联存在书报检查制度，并予以废除。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互联网得到飞速发展，许多俄国的学术著作、历史资料以至档案文件等等可以在网上看到和下载，给史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们撰写《苏联史》时也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服务。

　　俄国的史学家，第一，可以看到和使用各种新的解密档案材料，第二，在写作史学论著时不再有过去那些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没有了各种条条框框，可以按照自己研究的结果来写作了。历史研究成为历史学家的工作，而不再是政治家的工具。政治家已不再能够对历史的学术研究发号施令了，即使有人想发号施令，也无法再定于一尊。对苏联历史的各种问题仍然存在不同看法，争论在继续，但争论不再能够由官方来统一。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Л.С.列昂诺娃教授指出：“当前，俄国史学家已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认为学术研究不能再回归从前那种思想一统的老路，方法和观点的多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顺利发展的首要条件之一。”在这种学术生态条件下，苏联史的研究出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包括论文和专著。



　　罕见的照片：有中文标语“全世界无产阶级底革命进攻万岁”的苏联集会。摄于上世纪二十年代。


　　1921-1922年，布尔什维克政权没收东正教教会珍宝。

　　苏联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被认为“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材料。《苏联史》在叙述1938年之前的历史时，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哪些不同甚至冲突的地方？你们是如何处理的？

　　郑异凡：刚才讲到，俄国的苏联史研究在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有了长足发展，这是史学的进步，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你承认也好，否认也好，并不影响其存在。书写历史只有客观真实和歪曲伪造之分，并不存在什么“虚无主义”。硬要说“虚无”的话，那么其典型著作应当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把一部党史变成斯大林一个人的活动史，列宁也只是个陪衬。十月革命是他斯大林和列宁两人领导下实现的，国内战争是他和列宁指挥下取得胜利的，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他斯大林英明领导下进行的，全盘集体化的错误是下面干部犯下的，是他斯大林英明地纠正了错误，使集体化走上健康的道路，等等。这是一部遭到严重歪曲的历史书。

　　写出历史事实，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在《苏联史》中写了以往史书很少记叙，或者根本不提的历史事实，

　　过去我们读《简明教程》，关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只知道十个资本家部长组成的临时政府，对二月革命的具体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十月武装起义是列宁、斯大林两人领导的，对武装起义的真实过程不甚了了。由姚海教授撰写的《苏联史》第一卷《俄国革命》详细介绍了俄国二月革命的具体经过，各个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二月革命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它推翻了三百年的罗曼罗夫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除布尔什维克党，还有许多政党在这里展开了博弈，这里有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立宪民主党，所知不多的社会革命党，还有一直被骂倒的孟什维克，这些政党在二月革命中借助群众的力量，迫使沙皇退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布尔什维克那时候势单力薄，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能够发挥多大的影响，并非《简明教程》所说的领导了二月革命。临时政府经过几次改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了主导地位，这个政府并不能以十个资本家部长来予以定性。二月革命是一场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至于十月武装起义，《简明教程》和苏联影片所展示的有不少是歪曲虚构的东西。当时列宁在地下，武装起义的全部工作是由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及其领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组织实施的，这是一年后斯大林也公开承认过的事实。攻占冬宫完全不像在电影和油画上所看到的那样，实际上只有“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打了一发空炮（不是发动总攻的信号，只是一种威慑），从彼得保罗要塞打出几枚炮弹，布尔什维克赤卫队几乎未发一枪就在混乱中进入冬宫，轻轻松松地逮捕了临时政府的成员。布尔什维克收取德国金钱问题，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但我国出版的史书却保持沉默。本书第一卷对此做了详细的介绍，布尔什维克确实得到德国的马克，根据现有材料，包括列宁有关书信和俄共（布）特别档案，德国经费问题的存在是难以否定的。不过拿了德国的钱并不一定就是德国的间谍，这是两回事。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出“让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口号，这客观上无疑是符合德国的利益的，它愿意出钱资助布尔什维克，完全符合逻辑。布尔什维克搞革命需要经费，取得德国的马克，也符合逻辑。如果把利用德国经费视为布尔什维克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而采取的策略的话，问题不难理解。德国经费问题是否存在与布尔什维克是否被德国收买，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对这样的问题，史书无需回避。

　　有些事过去和现在俄国出版的史书是避而不谈的，例如1921年苏俄武装入侵并兼并格鲁吉亚共和国。十月革命后，格鲁吉亚宣布独立，建立民主共和国，由孟什维克执政。众所周知，孟什维克是较为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所以在格鲁吉亚采取的政策措施较为稳妥，得到民众的欢迎。对身边的这样一个政权，无论从地缘政治角度，还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布尔什维克政权都是不能容忍的，于是在1921年国内战争结束、能够腾出手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政权不顾两国刚刚签订的相互承认的条约，出兵格鲁吉亚把它兼并了。这段历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苏联出兵侵占波罗的海三国的预演。

　　国内战争末期，由于对粮食征收制不满，农民暴动蜂起，在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关头，布尔什维克政权被迫中止粮食征收制，实行粮食税，并进而允许自由贸易。这是对农民的重大让步。顺便说一下，продразвёрстка 一般译作“余粮征集制”，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不仅布尔什维克政权，而且临时政府、沙皇政府都实行过这种政策，把它们的政策译作“余粮征集制”显然不妥，因此本书按照本义把这个词统一译作“粮食征收制”。这虽系翻译问题，但涉及对俄国史的了解。

　　对国内这个最大的农民阶层作出让步之后，布尔什维克党需要重整旗鼓，打压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以挽救和维持自己在国内的影响和统治。由此引发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几项重大措施。

　　俄国居民大多数信奉东正教，东正教在国内有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个打击对象就是东正教。1921年苏俄发生严重的饥荒，东正教会曾积极参加救荒工作，成立了赈济灾民委员会，并且宣布准备捐出非宗教用品的教会珍宝。但布尔什维克政权解散了教会的赈济灾民委员会，同时以救济饥民为名，开展没收东正教教会的珍宝运动，没收对象包括宗教用品，对反抗的教会人士实施暴力镇压。这是一箭双雕的措施，既压制了宗教势力，又取得大量的珍宝来充实国库（而不是救荒）。

　　当时能够同布尔什维克竞争的政治力量还有两个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这两个党都是社会主义政党，从二十世纪初起就是第二国际的成员党。十月革命后它们半合法地存在于苏俄社会。尤其是社会革命党，它在农村有广泛的影响，被列宁称作真正代表农民的政党。它们的存在对布尔什维克是一个重大威胁，这种威胁不在于他们个人，而在于他们的影响，因为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绝大部分早就被捕入狱，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并无直接威胁，但是他们在居民中影响力却继续存在。因此1922年布尔什维克精心组织了一场对他们的审判，史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审判案”。他们的反布尔什维克政权活动是在1919年以前，1919年他们宣布停止武装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行动，获得苏维埃政权的赦免。此后他们没有采取反苏维埃政权的行动，并且其多数领袖都被关押在狱中。因此审判他们是有违大赦的法令的。审判引发国际上的广泛抗议，各国工人组织、社会党以及一些社会知名人士都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党的做法在国际上是失分的，但是在国内收到了消除社会革命党影响并进而将其取缔的效果。当局的打压手段也落到孟什维克党头上，该党也随之销声匿迹了。

　　还有一支力量是不能让布尔什维克安心的，这就是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后的几年里知识分子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一部分知识分子离开俄国，移居国外，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生活窘迫，并且经常被征去从事体力劳动，干粗话，有的甚至遭受镇压，因此他们对新政权没有什么好感。内战结束后实行新经济政策，他们对新政权不再采取敌对的态度，但是思想上并不认同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继续坚持自己的思想。他们人数不多，影响不小。布尔什维克党决定把一批不听话的知识分子驱逐出境，把他们的影响关在国门之外，也对其他知识分子发挥杀鸡儆猴的效应。于是有数百名知名学者、科学家被驱逐出境，由于是用轮船运送的，史称“哲学船事件”。部分知识分子如医生则被流放至边远地区，以发挥他们的医疗功能。这些遭驱逐的知识分子，并无直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只是坚持自己的思想观点。当局的这种做法虽然屏蔽了他们的影响，但也使苏维埃政权失去一批知识精英，这些人中有些人后来成了闻名世界的杰出学者。不过驱逐的做法也无意中为世界保存了一批学者，使他们得以逃过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镇压！

　　这些措施充分说明，布尔什维克在对农民做了让步之后，再也不敢在其他方面后退、退让了，他们要把对农民让步的损失在其他领域找补回来，加强对其他领域的控制，加强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力，所依靠的手段是强制、暴力，是专政手段。这样，我们看到，政治体制并没有随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改革。这种做法预示了新经济政策夭折的命运，也预示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镇压，是大镇压的先声。

　　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的大清洗及斯大林体制的建立，我们都有所了解，但是各种说法都有，歧见纷出，对于这个问题，《苏联史》是如何处理的？

　　郑异凡：对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的党内斗争，我国苏联史著作讲得不多，或者有意回避。俄国的苏史著作，谈得也不深入。然而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决定了苏联以后的发展方向，斯大林正是在打倒了托洛茨基派、新反对派、托季联盟和布哈林李可夫集团之后才得以推行自己的模式，推行自己的方针政策的。本书第三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依据解密档案，特别是二十年代苏联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的速记记录，以及一些人士的回忆录，对当时的党内斗争的过程、争论的内容、各方的观点、争论结果做了详细的记叙，尽量复原当年的斗争情景，展示了二十年代苏联风云激荡、复杂多变，各种派别集团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图景。读者能从中看到斯大林的升迁之路，斯大林模式的源头。

　　二十年代苏联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对派集团，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托洛茨基派、新反对派、托季联盟（联合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集团、斯大林多数派等派别集团，对他们的主张、他们奋斗的目标不应当回避。这里既有权力斗争，也有理论斗争，还有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方法之争，世界革命方针之争，并不能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描绘的那样，简单归结为一批反党反苏的反对派，一伙外国间谍内奸反对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的斗争。



　　二十年代的政治体制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文化体制问题。大家知道，二十年代的苏联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得到蓬勃发展，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有其地位。这多亏当时大部分领导人曾经流亡西欧，对西方文化并不陌生，不排斥各种艺术流派、各种艺术风格，另一方面，当时对文化艺术的控制还相对比较松，俄罗斯的文化传统还能继续发挥惯性的作用。


　　列宁与第二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


　　1968年“布拉格之春”，苏捷双方激烈地争论。

　　不过，从布尔什维克夺权之时起，就非常重视对舆论的控制。武装起义胜利后立即查封了几百家报刊，在国内战争期间，为战争的需要实施了严格的军事信息的检查制度，虽说是战事的需要，实际上检查的范围常常超出军事的需要。进入二十年代，书报检查从军事领域扩展到文学艺术、教育文化的各个领域，并且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成立了专门的书报检查机关，如国家出版局。书报检查制度曾受到马克思的强烈批判，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因此苏联长期以来不承认本国存在书报检查制度，苏联百科全书中的书报检查条目都只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这种制度，矢口否认其在苏联的存在，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官方才正式承认苏联存在书报检查制度，并予以废除。随后，学者在档案库发现大量有关书报检查的档案，整理出版，这就为研究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不言而喻，苏联时期出版的苏联史著作中是看不到有关记叙的。本书第三卷对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建立及其对苏联文化艺术的发展的影响首次做了详细的记叙。

　　斯大林体制的确立是在三十年代，虽然在二十年代其体制的某些特征已经出现，例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三十年代斯大林模式的几个重要特征才最后形成，这就是农业集体化、重工业化（包括军事工业化）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与大清洗的实践。第四卷《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的作者、北京大学徐天新教授依据最新档案资料对此形成过程做了详细可信的叙述。有些问题迄今尚无定论，就客观地详细介绍各种不同的说法。例如1934年发生的基洛夫遇刺案，到底谁是幕后的指使者，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的办法是客观地介绍各种疑点和说法，而不做结论。历史上经常存在某些不解之谜，苏联的历史尤其如此，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历史学家是不应匆匆下结论的。关于斯大林的镇压的规模至今仍有争论，问题是许多资料被销毁或者没有保存下来，可以看到的资料由于统计的方法不同、统计的范围不同、统计的时间不同、认定的镇压标准不同等原因，斯大林时期镇压牺牲者的数量存在不同的说法。本书作者并不急于做出结论，而是详细介绍各个领域镇压的情况，例如分别介绍了对军队领导的镇压，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镇压，对各民族共和国党政干部的镇压，对科技文化工作者的镇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和外国侨民的镇压，读者由此可以对当年的镇压规模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对镇压的总人数无论苏联还是今天的俄国官方都没有提供一个准确的数字。掌握这个数字的最权威的人士当推苏联和俄联邦两朝平反委员会主席雅柯夫列夫，然而他也没有发表官方的正式统计，而只是在记者访谈时说了一个大致的数字，这是因为镇压牺牲者的人数还在继续调查之中，确实有许多牺牲者的情况至今不明。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客观地介绍各家的说法和数字。实际上，关于斯大林的镇压就现在已知的数字来说已经是骇人听闻的了，是不能用任何理由为之辩解的。它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削弱了苏联的国力、军力和科技力量，严重打击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向心力，如此等等，不能轻描淡写地说什么只不过杀了一些该杀的人，只不过有点扩大化而已！

　　在苏联的历史上，有过三次改革，但最终还是走向解体的命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局？

　　郑异凡：苏联存在的七十四年里进行过三次重大的改革，第一次是列宁实施的新经济政策，第二次是赫鲁晓夫进行的改革，第三次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比较起来，列宁的那次改革是最成功的，它消除了农民的不满，平息了农民暴动浪潮，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但是，由于没有同步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经济放开的同时，没有在政治上采取措施，发扬党内外的民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得到政治体制的保护，因此不赞同新经济政策的人一旦掌权，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宣布结束改革，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上的一个重大教训。

　　一般说来，改革都是在国家发展到一定关头无法再走下去的时候采取的救亡措施。列宁的改革是在遇到国内农民的反抗、暴动，再不改变政策，苏维埃政权就有灭顶之灾的情况下被迫实施的。赫鲁晓夫的改革是在斯大林的那一套已经使苏联在内政外交方面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实施的。斯大林逝世后，党内的领导层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缓和国际局势等问题上很快就达成一致，这就是说，无论何人上台执政，都会执行这个方针的。时至今日，还有人说什么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只要看一下秘密报告本身，就会发现它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我们只能说，它为否定斯大林模式开了一个头，斯大林模式中的许多问题并没有涉及，例如斯大林的体制问题，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即那些涉及反对派的问题，赫鲁晓夫依然坚持斯大林的说法，不予平反。这样，苏联史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就根本无法说清。对这些问题应当本着历史事实说话。本书第七卷“赫鲁晓夫时期”还没有问世，不过那里会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记叙。

　　赫鲁晓夫的改革，特别是干部制度的改革触犯了享受特权的那些干部的直接利益，一批“在册权贵”策划并实施了一场宫廷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由于惯性的作用，赫鲁晓夫下台后原先的一些改革措施继续进行，这就是柯西金改革。但是勃列日涅夫不是一个有进取心的领导人，改革不久就被中断了。勃列日涅夫的一项重要建树是修补斯大林模式中的某些缺陷，如健全社会法治秩序等等。他的目标是维护斯大林模式，而不是改变斯大林模式，这就注定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必然走上停滞的道路。第八卷《勃涅日列夫的十八年》的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叶书宗教授在撰写上有一个特点：尽可能地写人物的活动。本卷在写作上努力着眼于写人，写苏联那个时代在各个领域里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人的思想、行为、活动，等等。这样读者通过本书可以看到一个不爱学习、懒于思考、懒得动笔、缺乏领袖魅力、喜欢打猎、收藏汽车、爱好奖章的“平庸”领袖的形象。

　　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读者都非常熟悉，他的改革以至苏联的解体，许多读者都是目击者，但是对戈尔巴乔夫执政短短几年所走过的历程，要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并不容易。第九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的作者、中央党校教授左凤荣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梳理，还原了改革的整个过程。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完整考察和描述戈尔巴乔夫执政整个过程的史书。厘清改革的真实过程是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础性工作，要评价戈氏的所作所为，首先必须了解其具体过程，不能想当然。

　　戈氏的改革事先并没有一个顶层设计，是被形势、问题推着走的。他上台伊始提出的“加速发展战略”被某些学者看做第一项改革措施，实际上大谬不然。加速发展战略是企图在原有体制下加快发展，就像用鞭子驱使老牛破车加速快跑一样，是根本行不通的。这个战略失败之后，戈氏才想到必须改革原有的体制，否则将一事无成，这才出现戈氏的经济改革措施。但是单纯的经济改革遇到强大的保守势力的阻碍，于是进而启动政治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正确也好，错误也好，戈氏走的每一步都是客观形势逼迫的结果。在这里要寻找“背叛”、“出卖”的主观动机是文不对题的。以1991年的全民公决保留苏联为例。人们往往只记得百分之多少的人主张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但是忘记了要保留的是“革新后”的联盟，而不是原封不动的联盟，因为这时候要保留原先的苏联已经不可能了。那么在全民公决之后，有谁提出过革新的联盟方案呢？我们看到唯一的一个革新方案是戈氏拟定的原定8月中旬签署的新联盟方案，然而这个方案由于“8.19 事变”而胎死腹中，因而失去了最后挽救苏联的机会，这以后出现的是叶利钦等人制定并签署的独联体方案了，正是这个方案结束了苏联的存在。

　　像诗人勃洛克所说：“俄罗斯是个难解的谜。”被“哲学之船”驱逐出国的哲学家别尔嘉也夫说过：“俄罗斯人天性很极端化。一方面是顺从和放弃权力，另一方面是被同情心激起的和要求公正的反抗。一方面是怜悯心和同情心，另一方面可能是残酷无情。一方面热爱自由，另一方面又倾向于被奴役。”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有时表现得崇尚暴力，有时又表现出非暴力主义。俄国历史上的几件大事，如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以至苏联解体，按说都是翻天覆地的重大的变革，但是都以相对平和的方式完成，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这一方面表现了人类二十世纪的文明进步，不把暴力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现了人心向背。当现存制度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支撑不下去的时候，这种制度就像列宁所说的是一堵已经腐朽的墙，只要轻轻一推就会倒塌，在这种时候是不会有人去扶这堵墙的。我们在俄国历史上多次看到的就是这种景象！

　　最后我想说一下，这部《苏联史》虽说是“空前”的，但是希望不会是“绝后”的，希望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有更多的作者关心苏联史的研究，撰写出更多更好的苏联史著作。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 来源日期：2013-11-24 | 责任编辑：徐书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