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书生：“第一夫人”江青的日常生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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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文革”中江青之住

　　钓鱼台国宾馆是北京著名园林，始建于金代，明、清相承修建新建筑，维护园林。1958年，有关部门在此建成国宾馆，园内甬路弯弯，湖面粼粼，树木葱葱，荷叶田田。沿湖16座别墅林木环抱，鸟语花香。“文革”开始后，江青等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以此作为办公和居住场所。当时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16号楼，组长陈伯达住在15号楼，顾问康生住在8号楼。江青先住在6号楼，后又住11号，再往后住10号楼。张春桥、姚文元合住9号楼（参见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阎长贵只给江青当了一年秘书，却也看出她在住房上的特权，“江青在钓鱼台都是独自住一栋楼，十一号楼大小有几十个房间，除了她的工作人员外，没有别的人（她女儿李讷和侄子毛远新有时来住几天）；这点，江青是和住在钓鱼台的其他领导人不同的。”（阎长贵《从江青秘书到秦城囚徒》，《文史参考》2012年第5期）

　　杨银禄说：

　　江青居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房子坚固、宽敞、严密；窗子原本安装双层玻璃。按照江青的特殊要求，她的住楼安装了两层玻璃；通往她的卧室、办公室有两道密封门。她在卧室、办公室或餐厅、会客厅时，把门窗都关严，3层窗帘全拉上，可有时她还说有“贼风”。她每次喊有“贼风”的时候，就坐卧不宁，脸上露出焦灼和沮丧的神情，她命令我们立即找风源，堵“贼孔”。如果找不到风源“贼孔”，她说我们对她不忠，故意捉弄她。有时她别出心裁地叫我们点着一支香烟，睁大眼睛，屏住呼吸，仔细观察烟往哪个方向飘动，如果往北飘动，她就说风源在南边；如果往东飘动，她就说风源在西边，叫我们立即采取措施。如果冒出的烟笔直地往上飘动，可以证明没有风，这个时候如果还感觉有风，她便睁开眼睛紧张地四处张望，突然冒出一句：“这里有鬼了。”于是大家面面相觑，彷佛真有什么鬼魅藏在什么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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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银禄还说：

　　江青曾住过钓鱼台国宾馆的10号楼和11号楼，这两座楼坐落在国宾馆的中心区，东北距离大马路甚远，况且有15号楼和16号楼遮挡，几乎听不到汽车的声音。西边是玉渊潭公园。自从江青住进钓鱼台以后，这个公园就封园了，四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并有警卫部队把守。南边既没有居民居住，又没有马路。北边的9号楼由张春桥、姚文元办公和居住，他们都知道江青怕声音，从没有从楼内发出过声响。这样一个安静优雅的环境，在北京城内是很难找到的。

　　我在本文前边已经提到，江青房子的窗子和门都很严密，门缝、窗缝都用密封条贴得严严实实。即使是这样好的环境和住所，她还总是觉得楼房内外有声音。我总觉得她的耳朵对于声音就像她的情感一样敏感，对隐隐约约、淅淅沥沥的细雨声，风吹草动声，树枝竹叶的摇动声，鸟鸣声，她都听得见，并且觉得“声音太大啦，让人恐惧！”有时她捂着两只耳朵，闭着双眼，紧皱眉头，摇晃着脑袋，让工作人员专门为她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有一次一只蟋蟀钻到屋里鸣叫，江青不干。因为室内到处是家具和地毯，房间又大，要找到一只小小的蟋蟀谈何容易！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请求江青暂时挪个房间。江青依从了，工作人员便在有蟋蟀的房间喷洒极浓的敌敌畏。蟋蟀是不叫了，房间里留下了比蟋蟀更让人恐惧的异味。通风通了很长时间异味才消散。

　　江青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对工作人员走路时鞋子在地毯上落地声，衣服的摩擦声，都极敏感。声音让她感到头脑发涨，耳根发麻。于是我们就非常小心，不穿硬底的鞋，走路时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我们在她旁边，很少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强力地控制着不咳嗽，拿放东西时更是轻手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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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内温度：冬天控制在21.5摄氏度；夏天控制在26摄氏度。

　　可是有时温度也是随着她的感觉走的，同样的温度，烦躁时感到闷热，孤单时感觉寒冷。尽管工作人员按照她的要求调节好了室内温度，但未必就一定让她适应。我不止一次听江青说：“温度表不能说明问题，我的感觉才能说明问题。”

　　江青的感觉就是来自她的心情。她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心情瞬息万变；我们不知道、也无法掌握什么时候她有什么样的心情，掌握的温度总是无法跟着她的感觉走。

　　当她感觉温度不合适的时候，她会亲自去看看温度表。

　　她是怎样看温度表的呢？她感觉热时，就弯下腰去，从温度表的下面往上看；她感觉冷时，就踮着脚跟，从温度表的上面往下看。从下面往上看，或从上面往下看，视觉相差两三度，以此来证明她的感觉是对的，温度表是“假的”。在室温的控制上，常常弄得我们和江青本人都很尴尬。

　　有好几次，她看完温度表以后，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说：“这表是假的！”我记得有一次，她把温度表摔个粉碎，拂袖而去。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重新换一只温度表，慢慢地，江青气也就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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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怕光怕得出格。她大白天在室内看文件，有时叫工作人员把3层窗帘全部拉得严严实实的，一丝光也不准进去。打开光线柔和的落地灯，灯罩上不是盖着一块黑布，就是盖一块厚厚的深绿色的布。

　　江青在全国各地居住的房间室内的光线都很暗。特别是在上海的房间，室内的各种色调更加适合江青的要求。诸如灯光、屋顶、墙壁、门窗、地毯、窗帘以及各种家具都是绿色的。打开灯以后，好像进了威虎山的威虎厅。如果我们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儿害怕。可这非常适合江青，她觉得非常舒服（《江青有四怕》）。

　　江青偶尔也回中南海菊香书屋住上一两天，说是“回家”，但更多去的是外地。她可以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像候鸟一样自由地飞来飞去，享尽快乐生活。春天到上海，夏天到青岛、北戴河，秋天在北京，冬天去广州、海南岛、杭州。她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郑州、广州、海南岛、杭州、青岛、北戴河、长沙等地都有住房。江青所到之处，总是给接待方带来不尽的麻烦。她住在广州市的珠岛宾馆时，听到珠江航道上机械运输船航行时的马达声，就立即把吴法宪叫到她的住地，叫吴通知广东省委，凡是机械船舶全部停航。她听到远处一家造船厂的敲打声，又唤吴法宪到她的住处，令其通知广东省委，造船厂立即停止生产。

　　七、“文革”中江青之行

　　江青出行，战争年代主要是骑马。她骑术颇佳，后来有了汽车、专列等交通工具后，仍把骑马当成一项娱乐活动，用专列运载马匹外出，甚至到天津驻军视察时，也是骑马去的。“文革”期间，除了阎长贵担任秘书的1967年她没有外出，其他时间都频频奔赴外地，主要交通工具是飞机。专机飞行员曾描述她坐飞机的3个“毛病”：

　　一是一旦江青登上飞机，除了起飞前的滑跑之外，不准在地面滑行。面对这种执行专机任务时唯一碰到的特殊要求，有关方面就提前将飞机用汽车拖到起飞跑道的一端，对正起飞方向摆放在那里。登机梯也由候机室前的停机坪移动到跑道头的飞机旁边。准备飞行的地勤人员也临时把跑道头当做停机坪在飞机周围忙碌着。由于江青的专机长时间摆放在跑道的一端，这样就完全打乱了机场的航空调度计划，一架飞机占着跑道，其他所有计划起飞和外来着陆的飞机都要停止活动。

　　二是江青登上飞机后，要经过很长时间才允许起飞，同样，落地后她在飞机上又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下飞机。据说，她在飞机上要完成各种动作，甚至躺在床上，进入睡眠状态，快要睡着的时候才命令机组起飞。江青讨厌滑行，可是，飞机在起飞离地之前又必须在跑道上增速滑行，这是无法回避的起飞程序，所以，她就用起飞前的时间，尽量将自己的情绪调整好，以应付这既让她讨厌但又无法避免的滑跑。飞机落地后，她也长时间不下飞机。有一年的冬天，江青从外地回北京，飞机停稳关车之后，登机梯准确平稳地对准机门，前来迎接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等在飞机的左侧。他们都穿着大衣忍受刮过空旷机场的北风，跺着脚搓着手以抵寒冷。这时的江青则在温暖的飞机客舱里进行下机前的梳洗整理。

　　三是江青在北京坐的小轿车也要跟她一起飞到要去的地方。通常，她的专车由一架苏制安－12型飞机先期运达目的地。有一次在青岛，当地当时最高级的轿车就是苏联的伏尔加了，而江青从北京运去的是奔驰200。街面一走，马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围观的人多到使她无法离开的程度，后来动用了武警部队才解了围（参见广辛《江青坐专机》，《名人传记》2000年第9期）。

　　担任江青第二任秘书的杨银禄说，他眼里的江青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她可以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像候鸟一样自由地飞来飞去，享尽快乐生活。春天到上海，夏天到青岛、北戴河，秋天在北京，冬天去广州、海南岛、杭州。她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郑州、广州、海南岛、杭州、青岛、北戴河、长沙等地都有住房。

　　1970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天气比较寒冷。11月11日晚上，江青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在海南岛，天气暖融融，到处鲜花盛开，遍地是成熟了的又甜又脆的无籽大西瓜，她吃了一块又一块。她一觉醒来，向护士讲述所做的梦，又叫我立即打电话请示毛主席，并报告周总理给她安排专机，要求当天下午就到海南岛。因为她外出时带的东西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准备不及，飞机也要检查，劝她多给一点儿准备的时间，明天再出发。可她执意下午必须到达海南岛。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打扰周总理，请总理说服她明天再去。

　　总理对她说：“我中午通知空军准备飞机，你下午就要走，连检查飞机的时间都没有，在飞机安全上没有把握。为了保证你的安全，还是明天动身的好。”


　　江青听了总理的话以后，怕飞机出事故，有生命危险，也只好焦急地等待第二天。

　　第二天下午，专机终于降临在和风徐徐、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的海南岛。

　　江青一走下飞机，就直挺挺躺在停机坪旁的草地上，面朝天空，闭着双眼，四肢张开，高兴地说：“北京的天气太冷，最近又下了一场大雪，在户外活不方便，这里多好啊，我又复活了。”

　　江青也乘专列。杨银禄说：

　　1971年7月29日，她想去青岛玩儿，叫我和中央警卫处的副处长邬吉成去打前站。我们已经买好了火车票准备出发，她非叫我们把火车票退掉，派了一列专列火车，先叫我们给她蹚蹚路，看坐火车有什么危险。专列从北京出发，一路畅行无阻。中途经过山东济南时，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自到车站迎接，并向我们交代注意事项和对江青接待服务的计划，可谓兴师动众。铁路沿线的保卫部门和沿途部队不知道专列上坐的是什么大人物，各个车站和路口都有部队和便衣公安人员把守。她去青岛心切，把空专列放回北京，又叫空军派了一架专机把我们二人从青岛接回北京。1969年6月，她在上海玩儿了20多天，感到腻烦了，想到杭州、南京去玩儿，下令从北京调去专列。专列开到上海以后，她又改变了注意，不去杭州、南京了，又将空车放回（《江青有四怕》）。

　　天津的接待人员回忆说：江青每次来津，都是乘专列，下车后乘自己的防弹汽车，并带有武装警卫，在她下榻的住所设警卫（岗哨），不经她的准许，任何人包括解学恭（当时天津市最高领导）均不得入内。有两次，她还自带厨师。据负责接待工作的人说，她是最难接待的“中央首长”，对她的活动和生活实在无法安排。周恩来、刘少奇等任何领导人都没有这样的保卫规格。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据说这是中央办公厅的安排（王辉《文革期间江青八次到天津》，《炎黄春秋》2013年第1期）。

　　八、“文革”中江青之娱乐

　　江青喜欢的娱乐项目主要有看电影、打朴克、照相、骑马、游泳、游览等。

　　（一）看电影

　　1930年代当电影演员的日子，给江青留下了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情结。1950年代初，她主导了对电影《清宫秘史》（没有成功，拖到了“文革”时期，成为打击刘少奇的一根棍子）、《武训传》的批判。但除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她在艺术上也对电影有深深的依恋。搬到钓鱼台以后，电影成为她每天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每天都要看好几部，外出时也要带着七八部影片。但据中南海工作人员介绍，“文革”前在中南海放电影，每部都要交放映磨损费。放映公司的影片，每场折旧费10元(含新闻、科教短片)，借用影片厂留用拷贝，每场折旧费15元（参见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照此计算，就算江青“文革”期间每天只看两部电影（她到外地时也带着影片），1个月就是60部电影，应交纳折旧费600元。江青从1968年3月起工资破格提升为342﹒7元，这点工资支付电影折旧费都还差200多元哩，更别说她每月还要吃饭、穿衣服。“文革”后期，新华社香港分社通过特殊渠道搞来一些“过路片”，其中除了邵逸夫电影公司答应免费外，其他都需要付费。江青曾向杨银禄表示自己的工资主要用来吃饭和穿衣服，却没有提到租影片的费用。那么自称“绝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的江青是怎么支付这笔费用的，至今不清楚。

　　江青对影片内容要求很严格。阎长贵说，她看什么电影是由身边工作人员，主要是警卫员和护士选的。江青有交待，第一不看恐怖片；第二不看黄片，有下流动作、床上动作的，她不看；第三不看软体动物，如蛇、蛤蟆等，她看了恶心，不舒服。有部电影《广岛之恋》，一开头就是男女裸体拥抱的镜头，江青一看就急了，起身就走。

　　杨银禄说，有一次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去了，工作人员正在选电影，李选了一部《格林的故事》，里面有些镜头很恶心。江青看了晚上睡不着觉，在床上翻滚，打铃叫我们上去，问是谁挑选的电影？我们说是李志绥。她生气了，说：“李志绥把我害了，他故意害我，我看他就是美国特务。”

　　阎长贵说：江青离不开电影，每天都要看，这是事实。她看电影，既有个人消遣的成分，也是工作需要。汪东兴说过，江青看电影，是她的一项工作。我做秘书时，戚本禹也特意交代，江青看电影有什么评论，你都要记下来，作为指导电影工作的指示。我记得她看国内一个讲飞行员的电影时说，我们的电影有一个缺点，太注意技术细节，内行人不愿意看，外行人看不懂，缺少一般的可共同欣赏的东西。

　　杨银禄说：江青看电影，外国的比较多，中国的也不少，老电影她都看过。外国电影主要是从香港找过路片，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临时借调，三五天就送回去了。她喜欢美国电影《红菱艳》，看了好几次，后来又看了《冷酷的心》，还有一部《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为什么看这些电影，她主要是看色彩，看镜头、灯光、演技。如《红菱艳》里一个情节，男主角发火打碎玻璃的一瞬间。她说演得好，光这镜头就看了很多遍。她看电影，有时就看一小点。时间长了，钓鱼台电影放映员的技术都很高，成百上千部电影，江青要看哪一点，很快就能找出来（李明三《江青不是孤立的一个人》，《凤凰周刊》2011年第6期）

　　（二）打扑克

　　江青爱打扑克。李银桥就有关于1950年代初与她一起在北京新六所打扑克的回忆。据秘书说，她这方面的瘾很大。1970年7月底8月初的一段时间，江青在室内打扑克时间久了，嫌空气不新鲜，就让工作人员在室外给她搭了一个净空七八平米的大型蚊帐，她晚上钻进去打扑克，白天也钻进去打，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也不说里边热（《江青有四怕》）。1976年，她在大寨得知毛泽东病危的消息，仍强为镇定地招呼大家在专列上打扑克，可见这种娱乐项目在她心中的份量。

　　（三）照相

　　江青学摄影始于1962年。当时她身体不好，毛泽东亲自请新华社副社长、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当她的老师。江青虽然痴迷于摄影，并有《庐山仙人洞》、《月夜哨兵》等作品留下，但关于她的摄影技术说法不一。有人说：江青根本就不懂摄影，照片都是摄影师选好景，摆好相机，她只是按快门，“喀嚓”一声拍成的。也有人说：江青会摄影，但是摄影作品都是摆出来的，不是捕捉瞬间。还有人说：江青摄影技术还不错，拍过一些好片子。甚至有人说：江青不仅有较好的艺术感觉，而且学习摄影也很刻苦……（《中南海摄影师亲历：江青的红都女皇梦》）。不管有何种说法，江青喜欢摄影确为事实。据她的秘书说，江青平时怕风、怕光、怕声音、怕冷怕热。但她1970年11月13日到海南岛休养时乘坐鱼雷快艇去西瑁岛，途中海风飕飕。江青为了拍摄快艇后面的浪花，竟站在快艇的最高处。当时，快艇时速几十海里，她还嫌太慢，一直在喊：“加速！加速！再跑快点儿！再跑快点儿！”（参见《江青有四怕》）原先那些娇气都不见了。摄影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项奢侈的爱好，江青也把它视为自己工资的两大开销之一。有目击者说她刚学摄影时，用的相机比较普通，“那时的照相机大部分都是德国老牌产品，镜头的清晰度极高，可是全部靠手动操纵”。“江青的照相机也是那个时代的产品，外表比较陈旧，镜头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江青那时的摄影技术远远没有达到准确掌握百分之一秒瞬间的水平，对选景也欠整体审美构思，拍摄时需要主席身边的摄影记者帮她选景，对焦距，然后由她按动快门。”（《中南海摄影师亲历：江青的红都女皇梦》）但到后来，她使用上了高档次相机和进口的高感光胶卷（如拍《月夜哨兵》时）。

　　国务院原副总理陈永贵说，江青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伙食费和外出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陈永贵谈江青、华国锋》）

　　陈是根据什么来判断江青做到这一点的？不得而知。”文革“期间，中国新闻界的顶级摄影记者大都使用国外进口的名牌相机，江青能够与这些摄影大家们讨论照像技术，前提是要拥有档次相同的相机，否则话就说不到一起去。而据原上海照相机总厂（海鸥前身）总工程师孙晶璋说，作为国家单位的新华社”可以申请购买国外照相机。国内照相机不行，就用国外好的。外国记者看到中国记者用这么好的相机，都很惊奇：‘你们中国人很穷，但是用的相机都比我们好，我们都用不起。’因为他们是自己掏钱买，我们是国家买的。“中国的照相机从1958年开始研制，”三年困难时期“照相机厂几乎垮掉了。1964年才生产出来双镜头4型照相机（仿制德国”俫卡“），定名为”海鸥“，向中东地区出口。4B型生产出来以后，在国内售价为80块钱。1966年设计成功的”DF“单反相机，是模仿美能达SR-7的结构和造型，但7型的自动测光系统因国内没有需要的元器件，只能放弃，功能只相当于美能达SR-2。”DF“单反相机到1970年代才开始成规模生产。1969年研制”东风“是仿瑞典单反相机哈苏造的，但国内生产的快门速度慢，江青要求快门速度最高要达到一千分之一秒，费了挺大的劲儿终于做到了，以后大概生产了100多架，每部售价8000元左右，”江青也要走了，陈阿大（上海造反派的头目--引者注）也要走了“（网易财经《专访原上海照相机总厂总工程师孙晶璋》）。江青要走”东风“相机时，是不是支付了8000元人民币？这笔钱相当于江青23个月的工资，本人根本支付不起，唯一办法是向毛要稿费。那么1969年她是否向毛索要了需要支付”东风“相机售价的8000元钱？不清楚。1973年，她到是以归还欠新华社的摄影用品及器材费用为理由向毛泽东要了3万元巨款。毛说她是来分遗产的，气得不行。可直到1975年她仍然并没有归还新华社欠款的实际行动。江青直到被关进秦城监狱之前，到底还没还欠新华社的摄影用品及器材费用那笔烂账，始终是个未解之迷。

　　（四）游泳

　　江青游泳技术并不好。在北戴河浴场看过江游泳的卫士长李银桥说她只会”狗刨“。但”浴场里的女人会游的不会游的都很多，她并不在意自己游的难看“（《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38页）。游泳是中南海时兴的两大娱乐活动之一，又是毛泽东最喜欢的运动，她必须也要喜欢。但江青个人游泳完全是一时兴起，与有计划地锻炼身体无关。据秘书杨银禄说，中南海游泳池只要她说去游泳，每天都用煤气锅炉加温。因为不知道她什么时间去，不去也不能停止加温。有时连续加温很久了，她也不去一次。有一次，游泳池的水温连续加温一个多月了，她也不说去玩儿，我就壮了胆子问她：“你不是说要到中南海游泳吗？你什么时间去？他们已经准备一个多月了，你如果不去了，就通知他们停止加温。”她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地说：“我去不去，由我自己决定，关你什么事？你一个小芝麻粒的干部，竟敢干涉我的生活，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江青有四怕》）

　　5.旅游

　　从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前期，江青身体不好，又无具体工作，因此每年都要到外地休养，其实就是旅游。“文革”期间，她除了在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很少出京外，尽管在“九大”上升为政治局委员，却没有安排具体工作，因而赴外地较多。

　　江青外出旅游，动静大，要求多，常常做些出格的事儿。秘书杨银禄曾介绍其中几次她外出的情况：


　　江青每次外出，除了带很多工作人员供她使唤外，还带上大量物品供她享用。其中有专用马桶一座、大小毛巾100多条，电影片十来部，书籍八九箱，汽车若干辆，等等。就是到北京的远郊十三陵、八达岭，也要坐专列，带上马匹、轿车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巡抚出朝，地动山摇。

　　1969年6月，她在上海玩儿了20多天，感到腻烦了，想到杭州、南京去玩儿，下令从北京调去专列。专列开到上海以后，她又改变了注意，不去杭州、南京了，又将空车放回。

　　1971年2月，江青到海南岛，她嫌从元帅府到鹿回头的路途远，能不能另修一条较近的路？当地驻军便为她修了一条过山公路。因为江青住在附近，施工时不准有任何响声，开山时不能用炸药。干部、战士就采用火烧、用水激的办法将石头激裂，费尽心机。

　　1971年春，江青叫杨银禄打电话给北京市负责人吴德，问他有什么花卉可以拍照。”吴回话说，景山公园的牡丹有特色，并请万里相陪。江青精心地拍照了很多张牡丹花彩照。接着在爬山时看到了明朝皇帝崇祯上吊自杀时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旁边还立着一块介绍崇祯上吊的牌子。立刻大怒，要求马上刨掉。“去香山公园游览时，又叫人把孙中山的水晶棺和孙中山用过的东西以及展览物品统统搬走。

　　1971年7月29日，她想去青岛玩儿，叫杨银禄和中央警卫处的副处长邬吉成去打前站。他们已经买好了火车票准备出发，她又非叫把火车票退掉，派了一列专列火车，先给她蹚蹚路，看坐火车有什么危险。专列途经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自到车站对江青接待服务的计划。铁路沿线的保卫部门和沿途部队不知道专列上坐的是什么大人物，各个车站和路口都有部队和便衣公安人员把守。江青去青岛心切，叫把空专列放回北京，又叫空军派了一架专机把杨、邬二人从青岛接回北京。

　　至于江青多次运用军用舰艇出海，要求女民兵打炮等，都违反了当时部队动用武器装备的规定。但她执意要求满足自己的要求，便于拍摄照片（以上参见《江青有四怕》）。

　　九、江青与身边工作人员的关系

　　江青对待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恐怕是最遭人垢病之处。

　　在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眼中，江青很”难侍候“。平时，她有”四怕“：怕风、怕声、怕冷怕热、怕光。而这些骄奢淫逸的毛病都是受情绪支配的，或喜或怒，没个准头。她1970年11月18日乘坐鱼雷快艇到西瑁岛去玩儿，时速几十海里，还嫌太慢，迎风屹立在艇顶，一点儿事儿也没有；上岛后还参观女民兵的火炮阵地，应其要求，还打了一阵火炮，也不怕声了；她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内温度，冬天控制在21.5摄氏度；夏天控制在26摄氏度。但在北京寒气袭人的严冬，却能到户外拍摄雪景、深夜拍摄夜景。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给林彪照相时，七八个大聚光灯一齐打开，室内温度很快上升到30多摄氏度。在场的人都热得大汗淋漓了，她却全神贯注，兴致盎然，自始至终也没听她说热。江青怕光怕得出格。她大白天在室内看文件，有时叫工作人员把3层窗帘全部拉得严严实实的，一丝光也不准进去。打开光线柔和的落地灯，灯罩上不是盖着一块黑布，就是盖一块厚厚的深绿色的布。但她在公共场所会见外宾、接见红卫兵时，摄影记者给她拍摄，聚光灯骤亮、强光照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时，一点儿也不怕，还兴高采烈地鼓掌、讲话。

　　“难侍候”并不太可怕。最可怕的是她对身边工作人员随时作威作福，任意遭贱，无端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

　　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有一个说法，在她身边工作人员中能够善始善终的，大概只有厨师程汝明一人。阎长贵说，程师傅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直接给江青做饭10多年，甚至从1973年起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担任了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支部书记。在中央负责人的工作人员中，厨师担任支部书记的，也是绝无仅有的。江青从来不敢为难和欺负程师傅，这也反映了她的实用主义。因为只有程师傅做的饭，合她的口味，爱吃。秘书、护士，可以换，好找，但合意的厨师难觅，这大概是江青的想法，因此她对不合她意的秘书、护士，总往死里整。比较一下当时第二号人物林彪的夫人。据林彪的秘书们说，叶群对工作人员一般说来还可以，虽然也作威作福，但从没有把工作人员关进监狱，这一点和江青有所不同（参见《江青从来不敢欺负厨师但往死里整秘书》）。

　　江青的几任秘书都被打成反革命，撵出钓鱼台，甚至被关进监牢。

　　阎长贵是江青第一任专职机要秘书。1967年1月9日，经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推荐，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调来。1967年8月，王力和关锋倒台，江青对曾经跟着关锋学习哲学研究的阎长贵也怀疑起来。1968年1月，阎长贵收到一位文艺工作者写给江青的长信，1万多字，大意是说解放前她也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文革”中受到冲击，希望江青出面说点好话。江青与写信人并不认识，但阎长贵误解了，以为她们有什么关系，于是就给江青写了张条子，把信送给江青。江青看完信，第二日，把姚文元、戚本禹叫来，在会议室把这封信往桌上一摔，厉声责问阎长贵：对阎说：“你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儿！”恰好，比阎稍晚些时候也调来给江青当秘书的杨银录父亲病危，收到电报时江青已经睡觉，阎不敢打搅江青，就请示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同意杨回家看望父亲。杨一星期后回来，阎领他去见江青，江青对阎大发雷霆：“他来了，你还来干什么？”就在这天晚上，陈伯达、汪东兴找阎谈话，陈伯达说：你还是回去搞文字工作吧！汪东兴说：要例行手续审查一下，阎从钓鱼台11号楼被带到钓鱼台北门警卫连的一间房子里，暂时关起来。其后的一天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一起找阎谈话，第二天，阎就被关进秦城监狱，坐了7年零5个月牢房，又下放农场5年，1979年才平反（参见安晓意《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

　　杨银禄是江青第二任机要秘书。1967年10月4日从中央办公厅调到江青身边。他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江青要把他刚刚去世的父亲从坟里扒出来。据他本人描述，事情的原委是这样：

　　（杨银禄被派到江青处当秘书后，先由阎长贵带了3个月，并没有与江青下面相见。1968年1月4日，其父在父亲在河北正定老家病故）。杨说：

　　我向汪东兴请了假，回家料理丧事，不料在老家生病发烧、上吐下泻，在家里住了两天。第三天，汪东兴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接我回京，汪东兴的秘书高生堂请医生给我看病，打针，吃药，发了一身汗，第二天轻松些了。“江青同志马上叫你回去。”汪东兴说，“那边有急事等你回去，虽然你有病，还是回去吧。”

　　……

　　1月9日，我回到11号楼。阎长贵领我上二楼见江青，说：“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向阎长贵骂了一句，“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赶快交文件吧！”

　　阎长贵出事了！但是，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

　　当天，阎长贵被送到钓鱼台20号楼警卫连连部。汪东兴送他去时对他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离开首长要履行手续，查一下。”实际上给看管起来了，十几天后，他就被稀里糊涂送进秦城监狱。

　　晚上江青回来，什么话也没说，上楼吃完饭，打铃叫秘书。凡是她活动的地方，包括卧室、办公室、客厅、厕所，都装有电铃，摁一下叫秘书，摁两下叫护士，摁三下叫警卫。我听铃声是叫秘书的，就上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江青同志。

　　“你是杨同志吧？”“是。”

　　“来了好几个月了吧？”“是。”

　　“工作熟悉了吗？”“基本熟悉了。”

　　我长期在部队，说话声音比较大，也比较干脆。她当时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规矩一点！以后说话不能这么大声音。打雷似的，我受不了。你讲话也太快，跟机关枪似的，我听不清楚。你给我注意点！”“是。”我挺直身子，大声回答。“看！怎么还这么大声音。”她瞟了我一眼，交给我一件事：“等我休息时，你到中南海丰泽园，那儿铁皮柜里有我一档文件，你拿回来，我要用。”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我主动上去请示江青，“饭后您休息时，我就去取文件？”她突然站起，筷子往桌上一摔。“取什么文件！我问你，前一段你不在这，干什么去了？”“我父亲去世了，我回去处理丧事。”“处理什么丧事！你父亲根本就没死。是有人把你支走了，干坏事！”我一下就懵了，心情也很激动，辩解说：“我确实回家办丧事了。是警卫团干事毛尚远把我接回来的，你不信，可以派人问问他。”“我谁也不问！你父亲根本没死！不信把坟扒开来，看看是不是你父亲！”

　　江青嫌我顶撞她了，竟然要开棺验尸！我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她又捡起桌上的筷子，狠狠地摔到地上，冲我喊道：“滚！你给我滚！”我就从楼上下来，拨通了汪东兴的电话：“汪主任，你赶快来吧！这工作我干不了，也不干了。你把我送来的，还把我接走吧！”

　　汪东兴很快就来了。我把经过原原本本说了一遍。“批评是动力嘛。”他劝我，“你刚来，还不了解她。时间一长就了解了。”“没这么批评人的。”我不服气。“她叫你滚，是让你从楼上下来，没叫你出钓鱼台。”汪东兴一个劲地劝我。“她还问是谁支使我走的？我回家，可是你批准同意的。”“那天晚上江青同志已经睡了，没跟她说，我就做主了。”汪东兴说，“这好办，我上去解释。”半小时后，汪东兴走下来，冲我挥挥手，“没事了，好好工吧。”

　　这事就算过去了，以后也没再提。我后来才知道，江青疑心大，对谁都来这一手。“谁刚来她都要给个下马威。”厨师长程汝明当时劝我：“唬住就唬住了，唬不住也就没事了。你好好干！”（杨银禄《江青怒斥我犯了“欺君之罪”》）


　　杨后来居然干得不错，与江青近距离共事达5年零8个月，在历任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连江青的厨师程汝明都称赞他：“老杨，你可真不简单！给江青同志当秘书，别人顶多干一年，你干了五六年，不简单啊！”

　　但是到了1973年6月11日，还是被打成了反革命，撵出了钓鱼台。

　　杨银禄说：

　　我们“五一”节前从广州回到北京。在广州时，江青因为有一次嫌室内空调开得冷而说我是故意害她，5月份平安过去了，到了6月11日，晚上8点半的样子，江青在钓鱼台10号楼吃晚饭，打铃叫我。“小杨，有一部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看过了，你给春桥、文元、洪文三人打个电话，问他们愿不愿意看。如有时间，晚上和我一起看。如没时间，也不要勉强。”她说得很客气。

　　回到值班室，我挨个给姚文元的秘书郭文、张春桥的秘书严忠富、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打电话，回复都差不多，“这部电影首长看过了，今晚有事，就不去了，谢谢江青同志。”

　　我给江青一一做了汇报。“那算了吧，我自己去。”9点钟，她吃完饭，穿好了衣服，说：“我看电影去了啊。”临出门，又回过头来说：“给他们三人再打个电话。还有一场电影，叫《桥》，问他们看不看。”

　　我又按顺序打了一遍，还是那些话。这时江青已经到了17号楼的放映厅，我跑去跟她说，“《桥》这个电影，九号楼两位领导（张春桥、姚文元）说已经看过，晚上有事不来了。16号楼首长（王洪文）今晚有事，也不来了。”她说：“知道了。小杨你回去吧。”

　　回去处理完手头工作，我在门厅等她回来。这也是不成文的规定，秘书在门厅候着，目的是让首长回来第一眼就能看到。10点，11点，12点……一直等到凌晨5点，天蒙蒙亮了，还没见江青回来。这时外边有车过来，我赶忙跑过去，下来的是汪东兴。“汪主任，这么晚你干什么来了？”

　　“跟我走吧。”“干嘛？”“跟我学习去吧。”

　　大家都知道，文革中，工作出了问题才办学习班。我一愣，连忙问：“出什么事了？汪主任。”“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看电影的事。”

　　到中南海南楼，江青的警卫周金铭也在。“大周，你在这干嘛？”他站起来说，“咱们俩同样下场。”汪东兴招呼我们坐下，“坐下来，好好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大周说，江青看电影没多长时间，越看越生气，就到9号楼去了。一进门就喊：“春桥，文元，给我下来。”他们俩住二楼，一会儿就下来了。

　　“春桥同志，《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你看过？”听江青声音不对，生气了，张春桥没加思索：“没有啊！我没看过。”江青又问姚文元。姚文元说：“看没看过，我不记得了。”

　　江青怀疑我没打电话，欺骗她，挑拨他们四人的关系。又让大周去放映室查记录，确认他们到底看过没？大周跑到放映室一查，这俩人都看过了，白纸黑字，某年某月，记录很清楚，张春桥看了还不止一次。

　　大周回来如实报告，江青脸一下就变了。“周金铭，你的调查也是假的，和杨银禄同样犯了欺君之罪。”她坐车直接找总理去了。“总理，把杨银禄和周金铭给我关起来。”江青进门就嚷：“他们挑拨我们的关系，犯了欺君之罪。”还是总理沉得住气，说：“你们三位略坐一下。我内急，出去处理一下。”

　　总理一出西华厅，就直奔汪东兴办公室，把他从睡梦中叫起来。“到底什么问题？这两位同志我知道，都是好同志，怎么成反革命了？”总理给汪东兴交代，“你把他们带到中南海，保护起来，哪儿都不许去。”把我们交给汪东兴处理，这是总理的精明之处。如果交给公安部，我们就完了，下场可能比阎长贵还惨（杨银禄《江青怒斥我犯了“欺君之罪”》）。

　　最惨的要数护士们。

　　一年四季，每天早、中、晚，工作人员都要向江青问候、“请安”。起床时江青不肯用力坐起，怕伤了心脏，要护士轻轻地把她托起。从里到外的所有衣服，包括贴身短裤，都要由护士给她按次序穿好拉平。穿好衣服以后，给她报风向、风力、天气温度，我们能从每天的天气预报中读到江青脸上的阴晴圆缺。

　　给江青穿鞋袜时，她连脚也懒得抬动一下，护士只好跪在地上给她穿。穿快了，她说护士动作粗野，搞得她紧张出汗，说对她没有温柔的感情；穿得慢了，她说护士故意磨磨蹭蹭，有意使她着急出汗，说是用软刀子杀人，弄得伺者哭笑不得。

　　上床睡觉之前，护士帮她把所有的衣服、鞋袜脱掉，给她穿上睡袍和拖鞋，小心翼翼地扶她去卫生间，驾着她坐在浴盆中特制的木墩上，给她洗澡。护士拿着洗澡用的喷水蛇管，在其全身均匀喷洒。水温不凉不热，水速不急不慢，江青闭着眼睛尽情沉浸在温水滋润肌肤所带来的快乐中，彷佛这轻轻的流水能冲刷她一天的烦扰与忧愁。

　　洗完澡，她不在卫生间解大小便，而是坐在床边特制的马桶椅子上。她怕马桶椅子东倒西歪，叫人把4条腿固定在地板上；还怕马桶椅子的座垫、靠背、扶手硬，坐着不舒服，就叫叶群和邱会作带上裁缝师傅用塑料泡膜包起来（《秘书杨银禄回忆：江青的日常生活方式》，《文史精华》2009年第11期）。

　　即使这样侍候，她仍不满意。护士周淑英、赵柳恩都成了被迫害的对象。

　　有一次，她叫护士周淑英查风源，周淑英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找到风源，只好对她说：“你交给我们查风源的办法都用了，也没有找到风源。你今天身体是不是不舒服，本来没有风，你感觉有风？”

　　江青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先是对小周一阵痛骂，接着又随手抄起一把锐利的大剪刀，狠狠地朝小周扔过去，幸亏小周躲闪得快，没有被剪刀戳伤。还有一次，她叫护士赵柳恩找风源，没有找到，她就狠狠地打了小赵一拳（《江青有四怕》）。

　　更大的厄运还在后面。

　　秘书杨银禄说：

　　周淑英爱说爱笑，留着一头标准的军人短发，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她出身于贫民家庭，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根红苗正，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她为能调到中央机关工作而感到光荣，凭着一种光荣感和责任感，尽心尽力地工作。

　　江青醒着的时候，小周伺候她吃饭、吃药、喝水、吃水果、按摩、打针、洗澡、刷牙、换衣服，跟着她出去开会或活动；江青睡觉以后，小周还要为她洗衣服、熨衣服、测气温、看风向……繁重的工作和严重的睡眠不足，使得小周疲惫不堪，没过多久就变得面黄肌瘦了，活泼的神情不见了。她即使是到了那个样子，还是强打精神，硬撑着坚持工作。

　　1968年秋冬之交，江青患感冒发高烧，小周废寝忘食地精心护理她。晚上江青睡在床上，小周就坐在地板上守候，在漆黑的屋里既不敢打瞌睡，又不敢弄出任何声音，苦苦熬了一夜又一夜，白天还照常工作。江青平时就好出汗，发烧时出汗更多，稍出一点汗，就叫小周换内衣、换被子，把换下来的被子立刻抱到外边晾晒。有时来不及晾晒就用电熨斗熨干，准备了6条被子都倒不过来。就这样，小周5天5夜没有怎么合眼。有一次她给江青送饭时两眼睁不开，两腿迈不动，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向前挪动。有好几次摔倒在地，昏睡过去。我们看在眼里，心疼得直掉眼泪。

　　1971年，小周已经过了结婚的年龄。有一天，她对我说：“老杨，我找了一个对象，我们打算最近准备结婚，现在江青同志身体比较好，我想这几天抓紧时间办事，最多请五六天时间的假。我不敢跟江青同志说，拜托你跟她说说，她同意，我们就办；如果不同意，再拖一拖，没有关系的。”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婚女嫁是人生的大事，小周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我想任何当领导的都会支持并表示祝贺。但是，江青这个人与常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她最嫉妒别人结婚。我想，对这位护士的结婚请求，江青同意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一天下午1时许，江青起床后，吃了麦片，到办公室办公（她睡了一大觉，起床后是一天中情绪最稳定的时候），我去向她请示小周要求结婚的事。

　　没想到，江青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说：“那好哇，这是一件好事，我同意，成人之美嘛，向她表示祝贺！”

　　江青放下手中的文件，又问道：“什么时候结婚？请几天假？”

　　我说：“您同意了，她想最近几天就结婚，准备请五六天的假，办完了事马上回来上班，她不想过多耽误工作。”


　　江青说：“结婚是终身大事，多休息几天没有关系，我现在身体还可以，结婚很累人，多休息几天。”

　　我高兴地说：“我代她谢谢江青同志。”

　　江青说：“你叫她到我这来一下。”

　　小周来到江青的办公室，江青当面向她表示祝贺，并送给她两块布料，作为结婚礼品，小周很受感动。

　　当小周离开钓鱼台的时候，江青突然改变了态度，开始大发脾气了。

　　她的下颚往前伸着，嘴唇打着哆嗦，厉声厉色地说：“这个小护士，她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在我精神、身体都不好，正需要她的时候，居然离开了我，结什么婚？在她的心目中，一个男人的地位和分量，比我这样一个政治局委员还重要。为了革命工作就不应该结婚，不应该生孩子！你们告诉她，她既然走了，不管我了，伺候她的男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守着她的男人去吧，我不想再见到她！”

　　那时，由于通信联络不方便，对江青后来的态度我无法告诉小周。小周后来还是没有逃得了厄运。

　　我记得1971年11月份，江青突然提出叫小周到中央办公厅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小周到了五七干校不久，江青又指使一位也是政治局委员的大人物把小周押送回京。

　　当时汪东兴劝那位大人物不要按照江青的意见办，否则将来会被动的。那位大人物说：“这是首长交代的事，一定得照办。”

　　汪东兴说：“你一定要坚持按照江青的意见办，你就给我写一个收条，说明你已按照江青的意见从中办把小周带走了。”（杨银禄《江青对身边工作人员心狠手辣》，《文史精华》2009年第8期）

　　江青因为疑心生暗鬼，动不动诬陷身边工作人员要谋害她，并为这些莫名其妙的臆想惊动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据笔者所知，这种事儿之前仅有林彪证明“叶群是处女”一件。1966年5月11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与会者李雪峰说，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副主席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我走进去，坐下看见桌子上放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来看是林彪的手书，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说他证明：（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XXX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严系时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之妻，因写匿名信诬陷林彪之妻叶群性生活不堪，被公安部查获。林彪把这事搬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有不当。但此事毕竟关乎妇女名节，且遭到聂帅反对，文件也很快就收回了（参见李雪峰《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华夏文摘增刊》，第194期）。很多人都嫌林彪此举孟浪，却对江青因怀疑秘书有问题，护士谋害她，动辄把政治局委员、常委们找来的“胡闹行为”至今不置一词。

　　请看以下事实：

　　1968年初，江青因怀疑秘书阎长贵送来的一封群众来信是有意“陷害”，将阎停职禁闭，后来派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谢富治，政治局委员、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以及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与阎谈话。

　　1971年，服侍江青的护士小周因处了对象，准备请五、六天假回去结婚。江青认为在小周的心目中，“一个男人的地位和分量，比我这样一个政治局委员还重要”，故于11月份把小周发配到江西进贤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不久指使一位政治局委员把小周押送回京。

　　1972年3月5日凌晨5时，江青因怀疑护士赵柳恩没有她放备份安眠药，其后连服5次安眠药，不但没入睡，反而兴奋起来，遂怀疑是小赵受被她关押的护士周淑英的指使，给她吃了毒药。于是命令她秘书打电话通知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马上到17号楼开会。包括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内，一共来了8位政治局委员。江青当着这些中央领导的面指责小赵：“你给我吃这样大剂量的安眠药，是不是小周指使你干的？”小赵说：“确实不是小周指使的，吃多少药是医生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你商量定的。”周恩来很气愤地对江青说：“你不能对工作人员态度好一点吗？你用这样的态度问话怎么让人家讲话？我都紧张了，他们都是孩子能不紧张？听说你把小赵的领章帽徽撕掉了，我都替你难过。”叶剑英把江青经常服用的安眠药单子拿过去看了看说：“你今后不吃不行吗？”江青说：“不吃睡不着觉。”叶剑英又问：“那少吃点行不行？”江青说：“少吃也不行。”叶剑英走到一旁，往沙发上一靠，呼呼睡觉去了。张春桥、姚文元见周总理批评了江青，又见叶剑英将了江青的军，也不敢给江青帮腔了。江青感到很尴尬，说：“你们都知道我有病呀，我现在该吃药了。”她对小赵说：“快给我药吃。”（杨银禄《为几片安眠药叫来八位政治局委员》，《快乐老人报》2014年2月17日）

　　1973年6月11日晚上，江青因看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一事，怀疑秘书杨银禄挑拨她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关系，直接坐车去找周恩来，要求把杨银禄以及奉命前去查询放映室纪录的卫士周金铭关起来。

　　对于总是跟身边工作人员搞不好关系的江青，毛泽东是什么态度？《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曾专门为此立题“毛泽东是如何解决你们（指李银桥等卫士们）同江青的矛盾？”检索相关的各种回忆，毛显然并未做到一碗水端平。

　　李银桥曾两次与江青发生冲突。一次是因说过江青在“三反”、“五反”时总往外跑，是“躲风”的话，江借打牌时发火，与李吵架。毛劝李写检查，又提着水果去医院看生病住院的江青，缓解了二人的矛盾。另一次是因为李要陪毛去开会，江则要求李陪她打牌，二人吵了起来。毛要求双方都闭嘴。

　　1959年，江青在广州，嫌卫士李连成走路重了，又在打牌时没让她赢，遂对李“罚站”。省公安厅长苏汉华劝李向江青道歉，李认为自己没错，不肯道歉。毛于是叫李连城回到北京来，说“江青对你发脾气，你受委屈了。你就看我的面子，不要跟她计较了。她有病，你就给我个面子吧”（第147页）。

　　1971年，江青把护士小周关押在北京西山的一间小房子里，失去了人身自由。汪东兴在钓鱼台工作人员的集体要求下，向毛做了汇报。毛很生气，说“江青不应该无根据地对待一个孩子，从哪里抓起来的，还放回哪里去！”（杨银禄《江青对身边工作人员心狠手辣》，《文史精华》2009年第8期）

　　1973年，江青对秘书杨银禄和警卫周金铭产生怀疑，要求把他们抓起来，连周恩来都难以“营救”，让汪东兴找机会报告给毛，“只有主席出来说话，才能救他们。”汪东兴当天就给主席说了。毛听了汪的汇报之后说：“杨银禄？这人我认识啊，农民出身。怎么一夜之间成反革命了？我不相信。”“你要保啊！他们都是孩子，这么大的帽子，戴得动吗？”在主席眼里，我们都是孩子。“我保不了！连总理也保不了！”汪东兴说，还有春桥和文元两人，他们一块告的。“这叫逼宫，要是我，我早用扁担打出去了。”主席生气了，“我看这人是蠢货。用人时不关心不爱护不帮助，不用时扣顶大帽子，一脚把人踢走。她那儿的人，从来没有好好离开，高高兴兴出来的。”后来还是毛发了话，：“这两个孩子都是北方人，不知道稻米是怎么出来的，你叫他们去干校，锻炼锻炼，搞一个过程，回来给安排工作。”（杨银禄《江青怒斥我犯了“欺君之罪”》）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说：“特别是1957年以后，江青的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坏。医生说是更年期，怕风，怕声音，爱急躁，爱发作。”（第144页）一个女人的更年期能长达20年之久，又不进行任何治疗，恐怕与其极度自我放纵容有很大关系。有趣的是，1976年江青被关入秦城监狱以后，再没听说有怕风、怕光、怕声音的毛病，原来连扣子都要由护士逐个来系的江青，开始每天自己穿衣服，也穿的挺好。可见毛病都惯出来的。江青把身边工作人员都视为“伺候她，为她服务的”（第157页），态度如同奴隶主对待奴仆一样，丈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通常以江“有病”为名，让过错较小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过错的工作人员向蛮横的江青屈服，写检讨，道歉，而对江青甚至连当面批评也做不到。相关领导人也都抱着不要打搅毛家生活，身边工作人员就要忍气吞声的无原则态度。1950年代，广东公安厅长苏汉华劝毫无过错的李连城向江青道歉；李银桥因为在新六所与江青打牌吵架，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办主任杨尚昆事后给卫士们开了会，批评卫士们说：“主席操心天下大事，日理万机，你们不要又给他老人家添乱，要给他创造一个和平安静的家庭环境。”（第158页）在这个冠冕堂皇理由下，江青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作威作福，人格羞辱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她在公开场合里自我标榜的“以身作则”，道德高尚，对革命队伍中干部战士的阶级之情、同志之谊全都荡然无存。

　　十、江青的“涨工资”与“分遗产”

　　新华社记者、编辑周方说，我们当年看过中央文件的人都知道，江青在经济上似乎并无任何特权。摄影爱好几乎耗尽了她那点可怜的工资--据说林彪私自把江青的工资提高了10级至“行政6级”，那也不过200多元。情急之下，江青只得厚着脸皮向早已跟他分居的毛泽东借钱。据文件记载，毛泽东一贯认为他的稿费属于党，他自己无权借人。所以，当他被迫拿出党费借给江青时，毛泽东竟然落了泪。事后不久，毛泽东就硬逼着江青连本带利还了那笔“巨款”（周方《新华社记者“参观”江青遗物有感》）。

　　上述不到200个汉字的叙述，全都是毫无根据的道听途说。

　　其一，关于江青“提工资”。周先生说“据说林彪私自把江青的工资提高了10级至‘行政6级’，那也不过200多元。”这个说法是前些年为了配合把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捆绑在一起审判的需要而编造出来的。有学者说，文革期间，全国城市职工，包括干部，都没有调整工资，只有江青例外，从9级调到6级，月工资342.70元（高华《从〈七律·有所思〉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有机会看到毛家账目的韶山纪念馆工作人员则说，江青工资（原）为243元，“从1968年3月起调整为342﹒7元”（《新中国“第一家庭”的生活账》）。那么，在全国广大干部、职工十几年都没有调整工资的情况下，单独为江青调整工资，且连升数级，原因是什么，具体又是怎样操作的？一个不难认定的事实是，江青不属于军队干部，只负责军队事务的林彪想为她破格提级，在本系统内做不到，除非让她特招入伍。江青在1950年代初曾挂名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此处按于光远先生的说法），1956年被任命为副部级的毛泽东秘书。为她提级，只能通过周恩来掌管的中央党政事务系统。此事的原委，邱会作的儿子程光根据与父亲的谈话所著的《心灵的对话》一书提供了答案：有一段时间，江青还说不应当把她视为抗战初期的干部，她1931年就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是文化界的“革命元老”，她的行政级别不应该是九级，应当与中央大局书记、大军区司令同级。为此，周恩来向林彪汇报，两人研究之后，决定不干扰毛主席，把江青提升为行政五级（引者注：5级还是6级，各种材料说法不同）。林彪还特别让叶群透露给江青“这是总理的意思”，让江青领周恩来的“情”。江青得了这个便宜，着实“老实”了一段时间。邱会作说：“这件事从拿主意到操办都是周恩来，林彪只是最后点头同意。我觉得周恩来没有什么错，为了不干扰毛主席，这件事毛主席到死恐怕也不知道，如果知道了肯定会把江青骂个狗血喷头。那样虽然气出了，但是江青耍起无赖，周恩来至少几个月不得安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那么办了，满足了江青的虚荣心，每个月再多发她一百多元工资，算是花钱买平安吧！”把为江青调整工资说成是林彪私下干的，说江青调整工资后“那也不过200多元”，与事实不符。


　　其二，周先生说“据文件记载，毛泽东一贯认为他的稿费属于党，他自己无权借人。”毛泽东对在他去世时高达124万元之巨的稿费（按毛家生活管理员吴连登的说法）的态度，笔者所知仅有吴的回忆，“毛泽东的一贯的思想是‘稿费是党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主席一生非常清廉，从自己抓起，给工作人员树立了很好的形象”（刘畅《毛泽东家庭财产真相：没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稿费是党的钱，是老百姓的钱”这话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当着谁说的？吴先生至今没明确说明。而除了吴的说法外，没有任何文献记载毛本人对自己稿费的意见。其实重要的不在于怎么说，而在于怎么做。在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中，朱德也曾得过一笔稿酬，是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朱德后撰写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的稿酬。1950年，史沫特莱逝世前表示要把它赠予朱德，计95008.30马克。朱德表示要用这笔钱“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后来在中国驻德国使馆的帮助下购买了大量国外最新科技书籍，分送给国内各大图书馆和有关科研单位（许国申《朱德的稿费》）。表示“稿费是党的钱，是老百姓的钱”的毛泽东，却未把它捐赠给国内任何单位或上缴党组织，而是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随时可以支出的专项费用，资助遇到困难的原身边工作人员、乡贤故旧和社会名达、亲属子女，就连上书反映儿子下乡屡遭苦难的状况的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他也“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还有一项大宗稿费支出是购买图书。如果认定稿费是“党费”，就应当上缴党的组织部门处理，任何人（包括上缴者）均再无权利对他人“私下相授”。

　　又，毛泽东的稿费从来都是“给”别人，目前没有任何资料证明曾经“借”别人。周先生说江青向毛借钱，“当他被迫拿出党费借给江青时，毛泽东竟然落了泪。事后不久，毛泽东就硬逼着江青连本带利还了那笔‘巨款’”。这个荒唐故事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借钱的事儿，有借有还，又不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为什么要落泪？说毛不久就逼着江青连本带利还了那笔“巨款”，本和利各是多少，是什么时间的事儿？故事中没有说。据笔者所知，江青因“摄影爱好”向毛要（不是借）钱最多一次是3万元。这是个什么概念？且以“文革”时江青最高月工资342﹒7元计算，等于她87个月的工资总和，需要不吃不喝连续工作七又四分之一年才还得上，加上利息可能更多。况且1973年江青因“摄影爱好”向毛讨要3万元时，毛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也很难熬到十几、二十年之后，等着江青陆续把这笔“借款”还完（毛、江在生活AA制，江青每天伙食费5元，每天她总要吃饭吧？）

　　事实上，从1972年起，毛泽东这笔“钱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巨额稿酬（刘畅《毛泽东家庭财产真相：没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已经开始分给妻子女儿了。郑长秋说：“1972年，经毛主席批示，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当时，贺子珍在301医院住院，我把8000元送给她时，她特别感动。她说：‘这钱就放在你那里，我需要开支的时候再取。’后来我几乎每周都去一次301医院，总不见她要买什么，我就给她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录音机、录音带和一些生活必需品。贺子珍在住院期间花了4000元，我就将剩下的送给她，她再三推辞，坚决不要。最后又放回毛主席的稿费中。”（《毛主席一生清廉：毛泽东家庭财产真相》）这次分稿费的范围包括前妻及女儿、现妻及女儿共4位最亲近的家属，数额也十分巨大。8000元相当于李敏、李讷142个月的工资，江青23个月的工资。在人人均贫的毛泽东时代，普通百姓想都不敢去想！

　　江青是如何看待毛泽东这笔巨额稿费遗产的？1972年8月，美国妇女代表团的洛克珊·维特克副教授要求在中国会见江青。江青先后在北京、广州与其长谈。江青在广州时还她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一批古书，顺便谈到：“我有的是钱，主席那么多稿费，用都用不完……”（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89页）。显然认为自己有继承、花用毛泽东稿费的资格。毛身边的工作人员说，1973年10月的一天，江青要来见主席，打电话给张玉凤。张玉凤将此事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说：“她要来就让她来吧。”不多会儿，江青来了。谁知她一走，主席气喘喘地对张玉凤说：“她看我身体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要分我的遗产稿费了。”过了两天，主席叫张玉凤到特会室取了三万元。张玉凤吃了一惊，是三万元，在那个年代，三万元钱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张玉凤把钱送到钓鱼台，亲自交到江青的手上，江青看到只有三万元，嫌少，对小张说：“小张，三万元对你们来说，不算少了，对我来说是不够开销的。”江青拿了这笔钱叫张玉风替她保管。1975年7月，江青给张玉凤写了一张条子：“玉凤同志，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新华社八千元，从1969年算起我应归还七千元。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相，购置灯光装置，灯光用具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的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慨。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元。”她还要毛泽东再给她8000元（张耀祠、崔永琳《张耀祠回忆毛泽东》）。

　　这段回忆传递出来的信息是：

　　1.在1973年，江青单独向毛索要3万元稿费。但当时的缘由--归还因摄影爱好欠新华社的七八千元直到1975年7月仍未兑现，那笔钱仍由张玉凤保管着。也就是说，她从毛那里要来钱，并不急于归还新华社，而是趁机在手里掌握一大笔钱，缓解自己的不安全感。所以毛说：“她看我身体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要分我的遗产稿费了。”可谓一针见血。

　　2.1975年，江青再次向毛泽东请求分给她8000元。

　　3.毛从1972年起把稿费分给自己的4位近亲属，贺子贞、李敏、李讷是不是每年都可以分到，数量是多少，不得而知。但江青1972年分得稿费8000元后，1973年又单独要走3万元，1975年再次请张玉凤向毛报告说要8000元。唯其中1974年是否仍然在向毛要钱，一直缺少资料佐证。

　　近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在第13册第373页看到了1974年4月17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泽东74，4，17

　　该信令人不解之处在于，本来通篇都在谈政治，却突然“半道杀出个程咬金”，冒出来与主题完全无关的“钱可略增”4个字。笔者认为，毛在信中谈的钱肯定不是公款。他本人从来不摸钱，也不愿意管财务这类琐事。若事涉公家经费支出，应当找周恩来这些管具体事务的人，江青用不着就其具体金额找毛商量。可见毛谈的钱只能是自己的稿费。信中提及“钱可略增”一事，估计是因为江青在1974年4月17日之前给毛的两封信中提出了钱的问题。似乎觉得数量不够，要求增加，毛也同意了。那么，“可略增”的钱数是多少，只有等待毛家财务档案公布后才会真相大白。但说自1972年那次分钱以后，江青惦记上了这笔巨额稿酬，每年都伸手向毛要钱，怕是真的。

　　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自称“要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江青，实际生活中并未像自己标榜的那样“以身作则”，“绝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而是任意动用国家的巨大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满足个人欲望，不计代价。比如违反中央领导人特别保障制度的规定，享受远远超出一名政治局委员（中共“九大”之前只是副部级干部）应享受的生活待遇：专配厨师，专设厨房，任意调动专机、专列，在钓鱼台国宾馆单独住一幢楼，在上海、广州等地拥有专用别墅，对平时的生活服务和外地接待方不断提出过分要求……。

　　那么笔者就想不通了，陈副总理说江青“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网民宋立说她“对劳动人民有那么深的感情”，这些结论都是根据哪一条、哪一款得出来的？

来源: 共识网-作者赐稿 | 来源日期：2014-03-02 | 责任编辑：张白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