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华北革命洗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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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几十年无所不在的洗脑，可以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诸方面进行仔细的研究，但这方面的成果之少，令人浩叹知识人的不作为。还好，胡平先生写过一本《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一书可堪阅读，诸位可以网搜。今发旧文一则，以便大家继续探索洗脑的方法及形成机制，以便诸位不被他人洗脑，而成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2014年5月5日于成都

四九年的中国大学，一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洗脑愚民功能，但像各地革命大学（就我所知有西南革大、西北革大、东北革大、中南革大等）却似乎没有研究现当代史的人做过专题研究，这实在是件令人遗憾的事。当今的教授、博士多如牛毛，不少是拿封口费，研究伪问题，粉饰丑恶现实的人，而面对四九年后的诸多罪恶，不论是亲历，还是间接得知，都装聋作哑，不愿意拿出哪怕一小点时间或者诚意，来进行一种像样子的学问研究。当代大陆知识分子的确是可悲一群，被改造被奴役，从五十年代的噤声，恐惧迫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到如今有一定可以起来言说的空间后，依旧缺少大规模的反对意见，满足于一时之衣食荣辱，所以一直以来是被专政者整治的一个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我们知识分子纵容的咎由自取。知识分子因为学识见地，因为博览群籍，因为通古晓今，因为不屈的良知，应该成为一个国家批评的主要声音，这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可在面对如此灾难深重的中国时，知识分子几乎集体失语，好像诸多灾难在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从未发生过，忝列知识分子的一员，真可谓与有辱焉。

四九年得鼎后，思想改造是官方的重中之重，与彼时清匪反霸，清除国民党残存势力，土改工作（土改其实就是抢劫，所谓的再分配也只不过是个幌子，最终所有的资源集中在官方手中，没有任何一点私有空间）同等重要，时间上也基本是同步进行的，从中不难看出官方把钳制和统一思想，洗脑愚民放在一个何等重要的位置。许多大知识分子参加过土改工作，如潘光旦、冯友兰等，回来都写“表白书”，奉官方旨意给胡适写信的大史学家的陈垣，也来西南参加土改，流沙河先生在1950年于大邑县的土改工作场地见过他。官方希望从土改工作开始的对大知识分子的改造，让他们起表率作用，让其中一般的知识分子增加对官方的认同感，痛挖自己的思想根源，完成被愚弄的转变过程。与此同时，官方成立了各地的革命大学，经过鉴别，让一些有名的知识分子或者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进入该大学进行改造。华北革大的有名人物很多，如进入其间学习的沈从文、胡思杜（胡适先生二公子）等人，我认为以后要研究革命大学的洗脑，应该把他们编的教材，讲课内容，哪些人上课（如御用史学家范文澜等），哪些人曾经在那学习过，革大所办的刊物等等，一一加以仔细研究，表而出之，成为四九年后中国痛史的一部分，以纪念这段知识分子的耻辱经历。

我曾经读过一本香港自联出版社所出的《中国的噩梦》（1955年4月版）的书，其中有一篇留学归国的叶雨果所写的文章《我经过了魔鬼的试探》一文，比较详细地写出了他所历过的华北革大，极有亲历价值。由于他那时年轻，极容易受宣传盅惑，加以有些好友在共产党内，所以满腔热忱回国要建设“新中国”，回来即被弄进革大进入改造。他在写自己革大经历说：“我在‘华北革大’的时间自五月至十一月底共计约六个月。（华北革大该期学习时间原计一年，后因韩战影响缩短成十个月。）我在校外和中共干部的接触也相当广泛，其中大部分系中共中央各部门工作的多年老共干。至于我和一般真正人民接触的机会则是很少。所以我对中共的了解几乎全部根据与他们直接接触的经验及我对他们在‘革大’一切措施的观察。”（《中国的噩梦》P85）对于思想改造的残酷性，他说远非我们一般所了解的洗脑可比，“洗脑似乎仅仅是表示温和的改良或是物理的变化，但中共的思想改造则意味着暴烈的斗争或化学的变化”，“共产党如果不斗争，事实上就不成为共产党”（P86—87）。他认为在华北革大的思想改造，就是阶级斗争。“不管是理论学习的讨论会也好，生活检讨会也好，‘民主选举’也罢；‘思想总结’也罢；‘民主鉴定’也罢；总之，一切脱离不了一个基本原则——斗争。共产党对人对事，对党内党外，无一而非斗争。”（P86）不管你有没有错误，斗争到你承认你的错误，斗争到你臣服，斗争到你成为他的奴才而后止。

华北革大有许多创造性的做法，比如“华北革大一开始就索兴宣称所有学员之入学动机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自然，这种下马威的手段，一般学生是不心服的，尤其是其中已经替共党工作过若干年的人不服。”这当然要通过淘出你思想里大粪（在他们看来是可以而且应该纯洁的，所以你如果见到张承志后来用“清洁精神”这样的汉字组词，你就不要奇怪，精神怎么清洁，难道是洗去污垢那般简单吗？有不少人所用词汇不自觉沾染上许多斗争与洗脑色彩而不自知），让你变成一个清洁的人，“我们组里有一位同学说：‘这种挖思想根源的办法就好像用铁钩子掏蛇洞，掏得血肉淋漓的。’”（P92—93）至于利用学生之间矛盾，采用告密检举的方式，逼使每个学生坦白自供，就更是常见的方式。华北革大的有一份校报叫《熔炉》，叶雨果阐述道：“我觉得这个名称恰好表示出了中共思想改造的含义。……熔炉意味着他们把一切不合乎他们之用的东西加以摧毁与熔解，全新定型，成为一种新的物质，合乎他们的用途。”（P88）更有史料意义的是，一段有关沈从文先生的记载，“所有学生都被逼苦思失眠，而且很多痛哭流涕。（我们小组有一位西北大学的讲师张传梓，平日气量狭小，态度畏缩，最后他坦白说他是个私生子，一向不敢告诉人，说时泣不成声。又名作家沈从文在报告到他在中央占领大陆后曾一再企图自杀时，也哭得小组会为之停顿。）”（P93）这真是一段至今读来，仍觉心中发痛的记录。

我希望现在尚健在的亲历者，把自己亲历的一切苦难记述下来，像许多“右派”老人一样。同时，我也希望我们这些后来的研究者们，真正研究一下像这些令人椎心刺骨的痛史，也让那些饱受磨难，无辜死去的前辈们，在天堂有所安慰，我们也才对得起知识分子的称号，不枉读过古今中外许多先贤的书。

2007年12月5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