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之鋒：政改否決了，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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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否決了，然後呢？正視2047年的香港前途問題
2015 年 06 月 16 日

作者： 黃之鋒

距離政改表決尚餘數天，觀乎泛民、公民社會和廣義「黃絲」，隨着民調出現「黃金交叉」令我們一片歡喜，或眾志成城地要求代議士否決政改，看來大家對政改否決後「如何爭取民主」以及「爭取怎樣的民主」還是沒有什麼頭緒。

除了偶有傘落社區、焚燒基本法和民間特首的零星討論，在佔領過幕這半年以來，在繼續喊着空泛的「我要真普選」以外，實在不見得我們能應對建制派實情不在乎的後政改亂局。但願只是佔領組織者未能放下「運動傷害」，對於街頭動員與升級的可能性、三屆政改劇本的共通點，也未有充分的評估和分析，加上未有調整對於中港關係的想像，背後所隱含的無力感促使我們在確保泛民否決方案以外，好像未有充份省思民主運動的出路到底在哪，甚至面對着七十九天的佔領行動無功而回的政治現實，自我質疑港人還憑什麼在未來繼續爭取民主。撫心自問香港確實出現「範式轉移」，既然我們相信雨傘運動後「香港從此不再一樣」，甚至曾經以直接行動抵禦催淚彈的年輕人已「再回不去從前」，但卻不見得民主陣營的每一天在表決前夕尚餘三天，能擬定什麼新的願景和綱領，以革新未來爭取民主的策略和路線。
政改否決對建制派無關痛癢

正所謂「知已知彼　百戰百勝」，若未能評估對方的盤算，再多理想也是不切實際的。雖則泛民轉軚未能成事，但相信親中人士早已設定表決後的政治議程，便是旋即啟動輿論機器指控泛民阻止港人取得投票權和斷送「普選」路。然而，在我看來，政改根本不是親中陣營最關心的問題，反正不論方案通過還是否決，結果也只有愛國愛黨的政治人物方可成為特首候選人，梁振英只要獲得中央欽點也能順利連任，即使奇蹟地通過政改也好，極其量也只是把特首換成葉劉而已，歸根究柢也不會動搖管治階層與建制派的既得利益和資源。

若政改終局對建制派也是無關痛癢，預料這種討論頂多延續至七月上旬，接着建制派的實際計謀還是借助民意戰上「四四二」的局面在選舉陰乾泛民。今天泛民與建制在「佔領」和「政改」的支持度也打成平手，各自大概擁有四成市民支持，餘下兩成便是中間派或游離選民，相信建制派下一步必然是藉「反佔領反拉布」穩固既有支持者，同時因應中間派「想要民主不要亂局盼望穩定」的心態，削減泛民在區議會和立法會議席。

既然今屆政改否決對建制派不會有絲毫損失，呼天搶地把否決責任歸在泛民也只是門面工夫，準備在二○一六年立法會選舉打破泛民直選過半的定律，方是建制派磨拳擦掌的真正部署，在今屆地區直選泛民（十八席）僅比建制（十七席）多一席的前提下，打破定律並非異常天開的事情。

面對建制派步步進迫的限制，輕鬆地以所謂「和諧穩定團結」包裝，或把「投我不會發生佔領」掛在口邊，便能爭取不願改變社會結構的保守群眾支持。在擔憂他朝直選不過半或關鍵否決權不保如何自處，更突顯當今找尋新願景的重要性，若依舊重複那種「普選萬能論」或「議席寸土必爭」，迴避梳理民主派內部對中港關係的理解差異，未能回應當下時局的核心矛盾，只會讓整個陣營陷入失語狀態，繼續被特權階級主導政局發展。
街頭動員已達上限

誠然，即使親中陣營強硬進迫，引致非建制陣營出現有議席難保的疑慮，也總有激進派或所謂的勇武派，述說佔領失敗後理應放棄群眾代理人和代議士，亦即認為「和理非」地在議會抗爭已起不了什麼效用，於是把希望放在行動激進化的討論上，指出若港人能提高勇武程度，如當天某君沒有阻止行動升級，有更多抗爭者願作直接衝擊，甚至放棄非暴力原則或以武制暴，便能把普選以至是更激進的訴求輕易拿到手。

作為積極推動公民抗命的學生，或多或少也會相信和重視直接行動多於議席增減的角力遊戲，但投身民主運動不單要了解對手實力，更要坦誠地面對自身局限，就是整場雨傘運動已向中共掀開公民社會的底牌，容我悲觀地說港人在基進行動的動員力已達上限，未來兩年在也難以重現雨傘運動規模的佔領。

固然，我無意全盤否定直接行動的重要性，脫離所有政治脈絡地說，如果去年雨傘運動有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那一百五十萬人的話，奪回普選權也不是異想天開，但不論佔中三子、政黨地區、學界，甚至是本土派，過往數年醞釀行動意識的教育文宣工作，最終也只是動員到不足萬人參與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升級行動，而九月二十八日二十萬人的頂峰也在十月中旬也迅速滑落。若過往三年的醞釀工作只是創造了雨傘運動，根本不見得梁振英任期完結前的未來兩年，行動者的激進程度會大幅提升，或願意付上更高程度的代價。

面對着部分議題如一簽多行和國民教育，政權在未來再因街頭行動讓步並非沒有可能，但當訴求涉及管治權問題，國家機器必會毫無留情地派出「速龍小隊」以強硬手段清場，以現時的實力我們根本難以抵禦。即使忽視支持公民抗命的比率未能過半的客觀狀况，我們也必須坦誠地面對一個政治現實，便是靠着現時公民社會的動員力，難在實以再在街頭運動上為憲政改革打開缺口。
逃不出的政改永劫

既然街頭和議會也只不過是實踐民主願景的平台，或展示論述的載體和手法，面對着建制派赤化議會和政街頭運動的局限，我想與其爭辯街頭抑或議會方是民主運動出路，但其實依着舊有論述也難於議會和街頭壯大民主派的議價能力，倒不如先反省過往三屆政改民主派出了什麼問題，依照政府本來設定的議程爭取民主又有什麼局限，並進一步延伸至到底港人要的是什麼樣的民主，才能找到問題核心。

回顧過往三屆政改，其實劇本也是大同小異。首先泛民在港府開展政改諮詢時，便會不斷爭取「二○乜乜雙普選」，接着發起不同集會和遊行，表明港人對民主的堅定決心云云，然後待至政府擬定方案便適時公布己方陣營的方案，盼望港人比較政府與泛民方案的優劣，以增加我方支持。話說如此，即使把普選特首和廢除功能組別和的口號喊得如何激昂，因着政府正式遞交上立法會的方案違反原則，但大家也心知肚明政府難以調整方案，結果泛民在過往三屆政改也是從表決前半年開始由「爭取普選」轉為「否決方案」，隨着投票日愈來愈近，民主派內部的激進一翼必會花上時間捉鬼，找出有機會轉軑的泛民議員，與此同時爭相回應那些每隔三數天便出現的民調……

面對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改無限輪迴，港人不是沒想過方法應對，在二○○三年五十萬人上街和二○○五年否決第一屆政改以後，接着二○一一年便有第二屆政改前夕的五區公投，意圖挑戰中央為何港人不能擁有投票決定政制發展的權利，以及第三屆政改前夕的雨傘運動，採用公民抗命的方法增加當權者的管治成本。
中港民主進程的預想落差

雖然公投和佔領為五年一度的政改角力帶來些微改變，對中央權利的質問也愈加明顯，但最諷刺的是，從九七年起爭取「○七○八雙普選」，於二○○五年否決政改後爭取「二○一二雙普選」，二○一二年通過政改後爭取「一六一七雙普選」。不管政改通過還是否決，接下來的訴求也繼續是「二○乜乜普選」，只不過是把年份延後而已，即使行動方式和策略有改變也好，我們還是靜靜地等待每五年又一次的政制改革，按着中共擬定的時間表盡力爭取民主，並跟中共在普選的問題上糾纏下去，卻未有思索為何今天我們對中共治港方針的想像，相比起十多年前已大有不同，為何這十多年在普選的訴求以外，於憲政層面好像也沒有什麼實質的新視野，卻滿足於停留在這個官方設下的政改永劫裏。

當泛民在數天過後團結一致地否決政改，難道在後政改年代繼續只要求「二○二○普選立法會」和「二○二二年普選特首」，能夠回應當下時局的轉變嗎？

打從人大頒下八．三一決定，不論學者還是學生也對過往香港一直奉行「民主回歸論」蓋上棺材，或高度自治已死等說法已直接呈現爭取民主數代人的感慨，此反彈和情緒源於十多年前的公民社會對中國的判斷，即使港人對中共管治有所保留，但也曾幻想中國在二○四七年能趕上香港的民主步伐。即使我在五年前開始參與社運，目睹中共打壓內地維權人士數之不盡，但坊間也尚未質疑一國兩制，即使西環治港的說法在那個年代也尚未盛行，那只要在二○四七年後繼續延續一國兩制，這也符合傳統泛民對中國的想法，這樣保障香港落實普選長治久安也不是難事，當時實在沒有危機意識思考什麼香港出路。

今天回望五年前與十年前的想法，大概與今天的社會氣氛差天共地，但當我們在憲政層面對中港關係有新的理解，便必須在既有的政改框架外找尋一個新的願景。若然「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不只是振臂一呼的口號，而是我們實實在在的感受到中共政權的壓迫，那在「名存實亡」後又何來實踐本來的「延續一國兩制」，以保障香港民主？

對我來說，香港未來最核心的問題不是政改爭議，而是從今天起我們便要回應「五十年不變，然後呢？」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偏偏不是普選為主軸的民主運動能夠處理，因為即使今屆政改奇蹟地落實公民提名，當「一國兩制」在二○四七消逝以後，誰能保證中共不會強行取消各式各樣的選舉、集會自由和言論自由？誰能保證三十年後的香港不是中國直轄市？
香港前途交由公投自決

回顧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的「三腳凳」方案便被中共否決，在處理香港前途問題的時候，香港根本不能派出任何代表參與談判，對比起其他殖民地以公投決定城市前途，港人在三十年前其實是「被回歸」中國，即使八十年代初全民投票也很大機會是回歸中國實踐一腳兩制，但如果這一代學生活在八十年代，必會要求以全民投票決定香港前途，這個是八十年代那一輩人至今也欠這一代的。

若參考一九八四中英聯合聲明擬定九七主權移交的時序，二○三○年便會開始討論香港前途問題，那時步入中年的社會中堅，即今天尚是青年與少年的八九十後，便要重新經歷戰後嬰兒潮的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歷史不斷重演，與那群步入晚年尚在議事堂裏的民主派一樣，為大限將至的我城尋覓出路，分別只是一九九七與二○四七。

回歸原點，面對着十多年後重新面對香港前途問題，如果我們對香港實踐民主的想象只有普選，卻不包括自決權利，則意味着港人現時尚且擁有的半民主制度以及謹有的自由，在半世紀後不單汲汲可危，甚至是形同虛設。故此，港人必須認清目標，準備爭取在二○三○年以後實踐「香港前途　公投自決」，透過全民投票決定香港未來，促使二○四七年後不管出路如何，也能得到香港人的民意認受，所以民主運動在後政改時代理應超越普選與否框架，不如由我們改變政治博弈規則，從今天開始打亂威權政府的政治議程，方可阻止威權政府由上而下地在二○四七年後把香港置於「一國一制」的死局下。
今天避談自決　十五年後也要面對

也許公投自決實在難以登天，外間難免質疑中共連普選也不給予港人，到底我們憑什麼要求中共給予港人自決前途，但正如上文提及街頭動員的限制，以及建制派步步進擊，未來的民主路根本是舉步為艱，但民主派與其停留於政改永劫，倒不如正視即使當下的議價能不足和政治能量難以撼動政權，也根本不是迴避自決意識的借口。

今天懼怕政權反感而迴避自決訴求，他朝也會被政權在二○四七年後剝奪我們所淨無幾的民主自由，香港前途問題縱使我們避不談，中共也會在二○三○年後自行處理，「香港前途自決與否」是港人與政權終有一日要面對的問題。

「否決後，然後呢？」是政改投票後每個港人也要面對的問題，但當我們對中港關係的評估已有所不同，視野便不能停留在未來數屆選舉的議席增減遊戲，我想「五十年不變，然後呢？」才是每個香港人才要真正思考的問題，但願在未來醞釀自決意識和公投修憲討論的數年裏，我們能清晰地呈現港人決議我城前途的願景。

除非共產黨在地球上消失，或香港不再處於中國大陸旁邊，否則「中國因素」依舊會繼續影響香港，當台灣並非由中共管治，與大陸只是一岸之隔也深受「中國因素」影響，更何况是與中國大陸只有一河之隔的香港？故此，不論爭取普選、修憲或港獨，其實爭取的對象也是中共。不論你的訴求是什麼，在憲政改革的戰場也是要與中共奮力一拼，所以與共產黨的角力基本上是不會完結，只盼在認清與威權政府的角力不是單靠一兩次運動便能變天後，我們能沉着應對，把視野放到香港前途，好讓我們準備面臨二○四七年的終極大限。

二○三○年後的全民公投能否實現，則視乎活在當下的我們，未來十五年會在與中共的角力場上做到什麼。

容我們在雨傘運動後認清真相，民主運動絕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事。

（原載明報世紀版，2015.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