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肩负自由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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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18 纸城

经济观察报朱天元 发自香港
纸城小报：以赛亚·伯林曾说，人类在书斋里所孕育的观念，支配了二十世纪的历史。自从苏格拉底以来，政治与哲学的纠缠贯穿了人类整个的思想谱系，自由、正义、平等的概念能否兼容并包，人类政体的合法性尤何构成？它不仅成为宏大叙述的理论基础，同样也决定着人类如何生活在一起，什么是有德性的人生。在一个“祛魅”的时代里，政治哲学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同样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寄托，激发着人们知性的热情。

香港最近常常成为争论的焦点，它特殊的地缘位置使他变得敏感，而曾经的殖民地历史又使它与威权体制若即若离。在这座商业化的城市里，谈论哲学与人文精神是如此的不合时宜。而在这种特殊的定位里，香港表面的多元却充斥着内心的贫乏，商业繁荣的背后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人们在此暂居漂泊，却难以在此诞生公民精神。

真正的哲学生于忧患，生于那些处于巨大变迁的历史瞬间。在中文大学秀丽的风景之下，政治系教授周保松则是一个异类，多年学术训练使他深知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善用一己之学，捍卫自由人的自由与尊严。而新亚书院钱穆与牟宗三的传统使得他不仅具有知性的好奇，更使他耳濡目染了中大背后的民主精神。身在书斋之中，周保松并未使自己远离香港的历史现场，他的写作与思考都带着巨大的道德热情，而这一切都源自他对于幸福与公义的界定：建立公正的制度，培养正直的人格，是美好人生不可或缺的条件，只要我们愿意在生活中一点一滴去做，社会就有机会变得更美好。

借着此次香港书展的契机，我来到中文大学，见到了周保松老师。
问=经济观察报
答=周保松

问：首先想请您谈谈您是如何开始您的学术生涯的，最初有什么契机与动力？

答：我出生在大陆，是香港的新移民，我儿时住在香港最破败的一条街道上就是深水埗，这也使我从小对香港不平等与贫富差距耳濡目染。香港不仅仅是东方之珠，却也存在着真切的社会问题与不公正，这是我珍贵的人生经验。之后考入香港中文大学学习工商管理，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转入哲学系，并遇到了石元康老师，正是石元康老师对于我的教导以及对于政治哲学的诠释，使我进入了政治哲学的门径。

石元康先生使我明白为什么正义是社会首要的德性，了解到罗尔斯对于原始状态和无知之幕的建构，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观念的力量。大学期间我的重心放在了学生运动，办报纸与策划论坛上面，而当时香港即将回归，大家的心态都很焦虑，这是那个时代的底色，使得我对社会问题越来越关心。而我觉得如果仅有批判社会的激情是很可疑的，想弄清楚社会问题背后的观念，需要系统的学术训练和对于经典的阅读，这使得我走向了学术的道路。

问：您提倡“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您认为在现下的中国，自由与平等会不会造成矛盾？您在您的专著《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中非常推崇罗尔斯的分配理论，您认为罗尔斯最吸引您的是哪一点？

答：我先谈一谈罗尔斯在政治哲学谱系中的位置吧。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之后，引起了政治学界巨大的关注，即便是他的论敌诺齐克也认为罗尔斯的理论是讨论正义这一观念所无法绕过的。罗尔斯的学说使得一度濒临“死亡”的政治哲学获得了“复活”，以此重新嫁接到了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的传统之中。西方后来的所有政治哲学问题，都是在对罗尔斯的回应。

从我个人来说，罗尔斯是将整个现代性理论最核心的“自由”与“平等”结合在了一起，我认为他的学说构建了一个更完满的图景,其实可以更好地回应中国九十年代以来左派与右派的争论。自由与平等，市场与政府并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大陆最先引进的自由主义学说是哈耶克，哈耶克更为注重市场经济，所以大陆的自由主义更偏重自由主义右翼，也就是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我认为他们忽视了自由主义一个很重要的面相就是对于社会公正的追求，市场放任与社会公正其实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所以我认为需要一种西方左翼的视角来理解自由主义。

问：您所主张的“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新左派有什么区别？您认为中国的左翼与西方语境下的左翼有什么共识与不同？

答：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左派与西方语境下的左派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甚至对立的。西方左翼其实也重视自由与民主，只是比右翼更强调民主与社会公正。大陆的左派面对一个很尴尬的处境，就是他们必须要支持现在政权的合法性，他们是无法去争取自由与宪政的，所以他们只能剑走偏锋，谈社会公正与平等，刻意与自由派相对立。

我这几年做的就是打破这个框架，我最近写了一个文章叫做《自由左翼的理念》，比较系统的梳理了我的理论，基本理念就是个人权利优先，宪政民主，社会文化多元，社会福利与机会平等。我希望自由不仅仅是存在于市场，他更应该在乎人的全面发展，它能够对于中国具体的社会问题与压迫进行回应。

问：您所主张的“左翼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应当在分配领域具有更多的主导权，而这会不会使得政府这种天生具有扩权的机构去侵入到个人权利的领域，造就了新的不平等，或者新的压迫？您对于这种设想和趋势，有没有什么制度上的设计？

答：我认为这二者市场经济与社会福利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即便是英国的保守党与美国的共和党并不反对社会福利，西方的左翼与右翼在这方面其实是有着相当的共识的，这并不意味着要抽空国家发展来发展社会福利。


《政治的道德》
周保松/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5年6月

在联合国的发展指数排名中，前二十的国家都是民主制度与社会福利的结合，并没有因为社会福利就减弱了私人产权与公民自由。而按照罗尔斯的理论，更好地社会福利反而可以促进个人自由，完全个人竞争的社会中，自由仅仅是形式与少数人的特权而已。所以很多学者将自由与社会福利完全对立是一种偏颇的想法.

问：有人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与一种个人选择，难以解决人之为人的安身立命的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种困境？自由主义与传统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关系？

答：你这个问题很有趣。1958年，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签署了《中国文化本位宣言》，他们认为儒学传统如果还要继续葆有生命力就不应该拒绝自由与民主，接受自由民主的制度，在其中发展出与现代文明相融的价值。我认为一个公正的社会，要让民众具有基本的自由，这个自由就是选择信仰与生活方式的自由。这些自由并不抽象，它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他也许并没有很崇高的追求，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他关乎你的尊严与底线。而这些就是罗尔斯所描述的“无知之幕”，只有这种多元的制度里，没有任何思想定于一尊，传统文化才能更有机会焕发他的生命力。

问：自由主义最早诞生在英国，您也曾在英国留学，您认为英国的宗教传统与历史对自由主义的产生有什么样的作用？

答：今年是《大宪章》诞生八百年，而这与很多因素有关系，比如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宗教战争、新教的兴起，比如自由主义的很多概念来自于”宗教宽容“，而这个概念恰恰来自于宗教战争的背景，也包括启蒙运动与科学的兴起，这很难用三言两语来概括。

不过他们之中有共同的资源，比如洛克与休谟他们的许多学说的源头都来自于"自然权利"这个概念，而这也与欧洲的传统文化有关系。

问：您的学术背景立足于英美经验主义的政治哲学，那么在大陆列奥·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则是学术界的主流。而施派对于自由主义则颇多诘难，您认为施特劳斯是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还是自由主义的“诤友”？现代的学界又应该对此进行哪些回应？

答：施特劳斯许多主张的前提，是让我们回到古希腊时代的沉思生活，去聆听几个哲人的教导。但是你需要回答一些问题，什么样的主张是可欲的，政治权力的正当性问题如何处理，古希腊的哲学能否面对现在这样一个多元社会？这些问题是很具体的。在今天的中国，你面对的政治的状态是共同的，如何面对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如何面对民众越来越多的生活压力，信仰问题如何回应。这并不是施特劳斯抽象的原则和哲人王式的哲人生活所能解决的。

施特劳斯学派经常批评自由主义难以回答“人如何活得好？”的问题。但是如果真的回到现实的话，难道欧洲、美国、日本这些自由主义国家，他们比我们更不知道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幸福的生活吗？在这些现代性的国家，最有合法性的国家他们的理论基础似乎都不是沉思式的哲学所能解决的，而都是来自由主义。而施特劳斯脱离了纳粹统治，来到民主体制的美国才发展了他的理论。

问：现在大陆许多的学者成为了国家主义的鼓吹者，您能理解他们的这种转变吗？这完全是来自投机吗，有多少真诚的成分？

答：我认为这两者兼而有之。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共同问题是如何面对中国现在的体制。回避这个问题，对此视而不见，并且去讨论一些很抽象的问题，这在我看来是不负责任的。作为任何职业，面对遍地灾难，而谈单纯的理论，这是荒谬的。对我来说，学术自由就是我所认为知识人的底线，而当现实压迫并不断压缩学术自由，一个学者还为现实辩护，那他的立场不是虚伪就是自欺，这是一种悖论。

我并不建议大家做英雄，我们应该做的是对自己的真实。如果我们不能正视现实，还用天花乱坠的理论为之辩护，如果连一个做学者的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还要去讨好权力，那你就违背了学术的初衷。我认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新儒家还是左派、自由派，最起码的底线应当是拓展自己的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

问：您认为政治哲学对您最大的塑造与影响是什么？

答：其实学习政治哲学最重要的是自我了解，这是从苏格拉底到诺齐克以来的传统。这会让你理解你自己所在的社会，理解国家对你的塑造，以批判性的观点看待不同的价值。其次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积极的公民看待，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你共同的角色是你有责任关注公共事务。一个好的政治哲学教育希望培养的是一个自由的，具有反思意识的人，而不是自私、冷漠的投机者。

问：您在公共媒体上宣传自由主义的观点与常识，也常常进行网络上的论辩与讨论。您是如何看待中国现今的公共话题与公共讨论的，您认为一场公平的对话与辩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您认为这种公共讨论的进步会不会使得中国言论环境的开放？

答：我一直希望用我自身的力量，通过微博或者Facebook来实现一种优良的公共讨论。我认为重要的是需要实践与与你意见不同的人进行讨论，这并不抽象，而需要一点一滴的学习与改变。很多人并没有掌握，这些而是很快把这些上升到人身攻击。在西方的学术传统里面，批评罗尔斯最凶猛的恰恰就是罗尔斯的学生，却并不以此影响他们的感情。

在公共讨论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如何“说理”。比如你谈“自由”，你就要厘清自由的观念，一步一步地讲道理。我这几年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个事情，我经常与网友做互动的讨论。我对此很乐观，我也希望对思想与学术感兴趣的年轻人都介入这种公共辩论，这对中国的言论环境是有好处的。

在中国这个转型的年代，我们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梁文道的说法，许多与我们观点不一样的人就是我们的邻居。越大变动的时代，这种观念对立也越强，无论在香港与大陆我们都需要面对这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进行一场真正有价值的讨论，而不是沦为情绪上的单纯发泄。

问：您是如何看待现在大陆逐渐兴起的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它形成的内在理路是什么？您认为这对香港现在有什么影响？

答：首先我们要从理论的角度梳理一下民族主义的起源。

民族主义一直是近代中国以来非常重要的观念，无论是孙中山还是中共建政，民族主义都发挥着建立国家共同体的作用，直到现在的“大国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而民族主义本质上却是一种集体主义，它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通过教育、宣传和宏大叙事、图腾的建构而成，并不是来自于历史自发的过程，某些政治团体以此获得代言其他人的力量，并为自己的行为建立合法性。民族主义的另一个要素是建立一个“他者”的形象，通过其他人的敌意和攻击型，彰显自己的国民身份，比如日本与美国。民族主义的危险有两个。第一是对于个人权利的稀释，为了所谓“大国”，官方会以此打压许多个人正当的权利。第二个则是在国际关系里，鼓吹对外扩张，会引起战争和冲突。

任何国家和地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都需要对自己的公民身份进行建构。在香港民主化的过程中，需要香港人的政治认同，这种认同内部并不是血缘上的，而是在于制度上的。而香港与大陆最核心的冲突在于价值上，一方面是香港主体性的上升，另一方面是官方的可以压制。大陆的民族主义具有优越感，而香港的主体意识是伴随着对于政治问题的关注，消弭这些冲突首先是要解决观念上的冲突。

问：现在香港青年的公民意识逐渐觉醒，希望在更多的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您认为这与过去若干年的香港政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

答：香港人的政治意识在回归后起了根本性的转变，香港人不再把自己视为殖民地或者“借来的城市”的市民。再去殖民化之后，香港人的政治意识一直在上升，香港人不希望自己的城市只作为单纯的经济城市，将政治完全由地产商和一小撮官僚所把持。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中，维持香港的竞争力是全社会的目标。有人认为，所谓的“政治化”是不利于香港的，普选民主应当暂缓，社会正义应当少谈。但是香港人真的甘心将这片土地变成赤裸裸的市场，将自己变成纯粹的“经济人”吗？

香港人一旦脱离殖民统治，便开始意识到自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不可能容忍这座城市有人生活在贫困与不平等之中，更不可能容忍精神生活与政治参与的荒漠化。

问：您认为哲学意义上“好的人生”和“好人”是什么样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如何对此进行实践？

答：首先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制度。人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的，个人的幸福一定是与你所生活的制度息息相关的。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你想做一个正直的人是需要代价的。第二点，我认为道德与幸福是合一的，个人幸福不仅仅是欲望的满足，他还一定需要正义与德性的，这一点我是相当古典的。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德性是内在的幸福。所以真正的幸福不仅是个人的，它还是政治与社会文化的。所以如果我们追求幸福，首先需要进行的是对于社会的关注。

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儒家、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们所追求任何有价值的生活，都必须面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面对社会的不公正，奢谈个人的修为与书斋里的沉思都是自私与残酷的。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