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中国的社会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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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第75期鸿儒论道
主讲：颜色（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提高社会流动性，就是要削弱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社会地位、收入、教育水平的影响。

社会流动性差，就是所谓社会固化，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而社会流动性好，就是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古代，实现社会流动很大程度上靠科举制度。在经济学中，衡量社会流动性的指标是两代人的相关系数，包括收入的相关系数、社会地位的相关系数、教育水平的相关系数等。相关系数等于1，意味着上一代人的收入完全决定了下一代人的收入，这样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固化的社会；相关性等于0，意味着无论上一代人的收入如何，下一代人的收入都是随机分布的，两代人的收入之间没有相关关系，这样的社会就是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如果相关性等于-1，意味着如果你的父母是社会中的最高收入者，那么你将是社会的最底层，这就是革命。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爆发革命的，因此社会流动性的相关系数通常是在0-1之间波动。两代人的收入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你的收入又不是完全由父母的收入完全决定。

因此，要提升人力资本，一定要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我们经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静态的不平等，其实基尼系数没有那么重要，美国的基尼系数很高，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很低，问题并不出在收入差距本身，重要的是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努力来弥补，这叫动态的不平等。我们可以试着比较一下两个社会，假设在第一个社会中，基尼系数很低，但没有社会流动性，第二个社会中基尼系数很高，但社会流动性很高，哪个社会更有活力呢？显然是第二种社会，这就是美国型的社会，但是如今美国社会流动性也在降低。

代际相关系数解释了一个人成功靠什么，是靠基因、靠家庭出身、靠社会环境、靠自己的努力，还靠运气。如果某个社会中人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全靠基因和家庭，那自己努力就没有用了，就不会去努力地积累人力资本。所以，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是社会活力的保证，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保证，也是我们成功地进行效率驱动增长和创新驱动增长的保证。

事实上这个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非常严峻的问题，精英为什么不能保证社会持续增长？著名经济学家Acemoglu就指出，精英社会就是一个低流动性社会，精英阶层为保护既得利益，设置壁垒，导致人才浪费和人力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精英社会削弱精英之外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精英社会压制各种要素投入的积极性。这里面我们也做了很多认真的研究，实证发现，社会流动性的高低与GDP增长率呈正向关系，社会流动性高，GDP增速就快。


从静态的角度看，效率与公平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要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进，必须有动态的视角。合理健康的社会流动性，一方面能够保持社会活力，促进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能够保证社会的动态平等。

面对严重的静态不平等，如果我们只是关注静态不平等，试图以强行的再分配去实现静态的平等，则适得其反。相反，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动态平等，增强社会活力，同时能够逐渐减少静态的不平等。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Ariely and Norton在一项研究中，发现美国人民极大的低估美国社会的不平等（top 20% down 84%, 实际59%)，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而是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功：“美国梦”就是描述美国社会这种高流动性，所谓“美国梦”，就是说我以前什么都没有，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大房子、大车的生活。

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也结合很多国家的经验教训，为什么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后社会流动性容易降低，社会结构容易固化？

因为以前的经济增长带来社会分层，带来利益阶层，由于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不完善，既得利益集团就想要固化这种分配模式，加上政府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中不能做到公平、公正，社会对于动态的机会公平没有文化共识，最终就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

我们引用Hertz等人关于社会流动性的一个研究数据，可以看到一定程度上，低流动性跟中等收入陷阱是相关的：秘鲁的代际受教育相关系数高达0.66，智利高达0.6，巴西高达0.59，美国0.46，美国现在也不低了，很多发达国家都是相对比较低的，这个代际相关系数低就是流动性比较高。


数据来源：Hertz等（2007）
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社会流动性是非常高的，有人开玩笑说改革开放前十年，发财靠胆子；第二个十年开始，发财靠路子，社会流动性开始降低，再过十年，发财靠老子，那就是社会流动性最低了。

根据斯坦福教授Khor和Pencavel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1998年后，中国社会流动性在降低，所以才出现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官三代、富三代。现在这精英阶层里面还分层，比如红二代看不起官二代，官二代看不起富二代。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所以像“我爸是李刚”这种事情就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事件。

这种情况跟我们古代是一样的，古代科举制度刚开始给社会提供了比较高的流动性，但随着社会逐渐成熟稳定，社会流动性都会降低。我曾做个一个研究，看明朝的进士，有多少是精英家庭出来的，有多少人是普通老百姓：早期的时候，进士出身于精英家庭的比例只有20%，然后随着时代的推延，这个比例一直上升到60%，后来虽然有下降，但总体而言的趋势都是上升的。所以，到了万历时期，80%的进士出自精英家庭，老百姓就没什么前途了。进一步的，我们还研究了天气冲击对它的影响，我们发现天气非常恶劣的时候，由于收入的效应非常明显，穷人更没钱上学和考试，所以这些时段精英阶层中进士的比例更高。


图：明代出身于精英家庭的进士比例
高考制度跟科举制度起的是类似的作用，但现在教育的水平和质量越来越取决于出生和出生地：钟莉2006年的一项研究指出，1990年中国城镇和农村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分别是2.6%和0.9%，前者约是后者的三倍，而2003年分别为26.5%和2.7%，二者差距扩大到了近十倍；再看教育质量，杨东平2006年的研究指出，重点高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

以我们光华做例子，一个教室200多个学生，首先地区就不平衡，我说有几个是人大附中的？有十来个，但学生中来自人口大省的，比如江苏等，上光华也不超过5个；再看农村生源比例，光华管理学院本科学生中，来自农村家庭学生不到10%。为什么？社会阶层固化，他觉得没有希望，我干吗要考大学呢？反正考也考不上，为什么考不上？因为大学强调素质教育啊，农村小孩没法搞素质教育。

这一点中国走上美国的歧途，美国的歧途是什么？就是公立教育缩短学时，一点半就放学，黑人的小孩一点半以后在街上玩儿，慢慢拉帮结派。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孩一点半以后干什么？是家长带着上各种培训班。现在据说有精英学校，一定要爸妈都参与，这个是很奢侈的，普通工薪阶层爹妈都得上班的，哪有功夫管，所以就变成精英教育。中国现在也有这个趋势，讲素质教育，比如说要弹钢琴，几个农村家庭买得起钢琴？一张笔，一支笔是最好的、最公平的竞争手段。

所以，我们说各种不平等、各种固化使得社会活力逐渐降低，适度的社会流动性保证动态的公平，才能激发老百姓的积极性，实现长期经济增长，从而减少不平等，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相互促进。

为此，政府需要做什么？政府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首先就是要保障机会公平，需要消除体制歧视，比如户籍改革、尽快消除二元体制、市场准入、职业限制、实现更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全国统一的市场不仅是商品市场，更重要的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

同时，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要求考虑动态的机会公平，这要求政府公正有力，能科学合理决策，但这个把握度很困难，比如美国的平权法案保证大家有公平的权力，但保证过头也有问题。

在这其中，教育和健康平等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东亚奇迹的关键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平等，实现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健康和教育的均等化。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是日本的教育平等：日本尽量保持校际间不出现师资、设施设备上的差距，中小学生均经费地区间最大差距仅约2倍，学校设备全国统一标准，山区小学和东京的小学设备一样，另外，日本教育法规定一位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不得超过5年，尽量消除机会的不平等。

另外，在提高社会流动性方面，社会组织也要承担起相关责任，社会文化要凝聚共识，增强社会公益组织的共识，要从“达则兼济天下”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评议：梁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老师）
社会流动性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非常难以观察，我们有时候会把它翻译成Social mobility，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Intra generational mobility，它主要是研究人代际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研究Social mobility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调查数据不足、时间太短之类，但是，就我看到的一些实证研究结果，要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一个人从底层往上层流动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研究哪些人很难往上层流动、或者导致他不能够往上流动，其中至少有两个因素是比较明确的：

l 第一个因素是性别因素，男性的流动是相对比较容易，而女性停滞不前，甚至往下流动，这个概率是远远要高于男性。

l 第二个因素就是出身问题，实证研究显示，农村出身已经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诅咒，只要你出身于农村，你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远远低于出身于城市的人口。

所以我们反过来看，这两个因素是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非常核心的因素。

更进一步地去看社会流动性，还有更细致的实证研究，我看到的实证研究里面，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数据：父亲和儿子的收入相关性可能会达到0.7左右，虽然这是一个很高的水平，但父亲和女儿收入的相关性会达到0.8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引人注目的相关性；反过来，看母亲与儿子的收入相关性可能是在0.4左右，母亲对女儿在0.3左右。所以，大家说的拼爹并不是没有道理，虽然母亲也有影响力，但她对儿女的影响力是远远弱于父亲的影响力。

然而，以上对于城市人群或者是高收入人群研究的结果，如果同样的研究转移到农村，呈现的实证结果就不一样了。在研究大量贫困人群或者是农村人群的时候，会发现母亲的教育会变成核心的因素，但是在研究城市的高收入的人群里面，父亲的因素会变得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顺着颜老师的思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细分拼爹到底是怎么样的拼法，有怎样不同的渠道。因为我们知道，拼爹其实往往是一生下来就已经决定了，更好的父亲并不是很简单地在找工作的时候能够给予你帮助，而是在你出生的时候就可以给你更好的营养，更好的教育，更宽阔的视野等，等到拼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也许根本不需要给你找工作，因为你各方面累积的条件就比别人好很多。

评议：高利民（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颜老师的演讲非常精彩，我听了颜老师的演讲，我有一个想法，我把它总结成几个字，就是“要在上海买房子”。

为什么这么说？做另外一种比较，小县城的机会多还是上海机会多？肯定是在上海多。所以从机会平等和流动性的角度，肯定是大城市比小城市强，大都市可能比大城市更强。所以上海房价贵，从这个角度讲，是有道理的，它是门票，是你买到机会平等，买到向上流动性的一张门票。而且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张门票越来越贵。刚才颜老师说社会固化，固化的另一个含义是什么？是流动的机会成本越来越贵，所以房价应不应该涨？它是门票，成本表现在这个地方。

对比日本，日本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它的都市化也走到了尽头，但中国因为户籍制度，导致大城市不够大，尤其像上海、北京都太小了，上海我们简单测算一下，它至少应该是5000万人口，而现在常住人口才3000万不到一点。从3000万到5000万，它的机会空间会有一个数量级的提高。颜老师前面说了，城镇化不如城市化，我再补充一句，城市化不如都市化，都市化不如超级都市化。

从保守角度看，我认为中国的老龄化封闭了超级都市房价下跌的空间。目前，中国老龄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超级都市有吸收小城市年轻人的效应，老龄化的含义是小城市的年轻人都跑到类似上海这样的超级都市。

在小城市里，一个人要改变自己身份、改变命运，可选择的空间是很窄的，没几样可选择的东西，但到了大都市里，可选择的余地是非常大的。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赛马》，书里谈了18种改变人生的办法，教育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块，进了大企业是更小的一块，而且是改变人生命运最不重要的办法，改变人生命运的办法多得是。

今天我们不是谈房价，如果真要改善机会平等这个事，上海缺什么？上海缺少的是城中村，缺是让简单劳动力、普通年轻人落脚的地方。我推荐大家看一本刚出版的书《香港重庆大厦》，重庆大厦就在香港的闹市中心，那里给几十国的人创造无数的机会，如果上海拥有更多的重庆大厦那样的东西，能给大家创造的机会就更多。

再有一个，就是我对颜老师关于高校入学数据的有另外一个解读，颜老师提到人大附中来到北大的几率比江苏等教育大省要高的多，在我看来，这说明机会已经向大城市倾斜了，小城市机会被大城市抽去，这就是效率提高的表现。刚才我说了，我们现在的大城市还没有固化，因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也就两三千万人，它可以变成500万人、7000万人，所以至少在大城市，它的机会远远没有固化，还有巨大的空间。

如果效率提高是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因素的话，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超级都市的发展，就是促进中国的经济往前面发展的重要动力，简单地说，都市化、超级都市化，尤其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是中国下一阶段发展的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