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中大讲文革，谈张志新事件悲愤难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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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7 新知

12月16日下午5时30分，教授于幼军完成了他在中山大学的系列讲座。这比预定的时间整整提前了9天。

原定7讲的“‘文化大革命’专题讲座”，隔天进行讲授，每周一三五各一讲。12月14日下午，于幼军突然告知听众，由于北京有事情，他需调整课程安排，因此将第四五六七四讲分别在15日、16日两天集中讲授完毕，上下午连场进行。

至此，于幼军完成了其转身。曾经的明星官员，做过广东、湖南、山西等地重要领导的于幼军，正式告别政坛，真正意义上走上讲坛，成了“教授于幼军”。


12月16日文革系列讲座结束后，于幼军在现场给学生签名。

1以反思“文革”开启任教生涯

12月9日，中山大学，曾经的“政治明星”于幼军，以一堂“反思‘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自己的任教生涯。

当天下午3时20分，于幼军走上讲台，外穿纯黑外套，开襟，内搭白色竖纹衬衫，下身黑色西裤，正如学者常见打扮模样。

因于幼军的身份，9日下午原定在中大哲学系楼锡昌堂214的讲学堂听众爆满，听课前不得不调到8楼讲学厅，容量为260人，但也被坐得满满当当。此后讲座地点一直在此讲学厅。

听众掌声欢迎，于教授双手合十表达谢意。坐定后，于幼军正式开启他在中山大学教授生涯首秀。


首讲前于幼军出现在小教室，后因人多改为大会议厅进行。（熊小七提供）

在第一讲中，于幼军称，自己在7月份接受了中大的任教通知后，从8月份就开始着手准备课程讲稿，现在已有数十万字讲稿。之所以如此用心准备，他称“不愿意将过去的研究又抖出来”。

于幼军的“文革”7讲内容，包括“文革”的缘起发动；“文革”的运行载体与活动方式；“文革”的正义力量与正效应；“文革”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文革”的政治纲领与社会理想；“文革”的治国方针与理念；“文革”的历史教训。

为何要讲“文革”史？于幼军如此解释自己的开课动机，“我是‘文革’的过来人，我有这个任务，总结汲取历史教训、把握当下，走向未来”。

“‘文革’史总要有人站出来讲。认真讲出来，是对历史负责，是对人民负责。”他说。

而关于授课和研究的目标，于幼军归纳为要让大家“自觉地拒绝‘文革’”、“不让‘文革’在新时代穿上一件马甲就粉墨登场”。

但中大和于幼军对“文革”系列讲座却是低调待之。

于幼军第一次讲课前主动要求，“课程信息不上外网，不贴海报，限定在内部老师学生之间”。但讲课信息很快就传遍社交媒体。当天6点结束时，网络上出现了大量关于讲座内容的报道。

于是接下来的6场讲座，校方规定必须持学生证或其他证件才能进入。

对此，有人批评“以开放著称的中山大学还从来没有课堂须查证件才能进的先例”。于幼军随后在课堂上回应道，他也是不得已才为之，媒体的报道对其内容有曲解之意，他不想太被关注，“我只想安安静静讲课”。

2老练，重大结论引用邓小平话

于幼军以ppt形式讲课（熊小七提供）

在课堂上，于幼军正坐于讲台，身前摆一桌，放置讲稿、电脑、茶杯，背后屏幕投放内容。他每场讲座连续讲2.5小时，中间无休息，不去洗手间，极少喝水，中途听众可自由出入。如此讲完7场。

课堂上的于幼军声音洪亮。一次，麦克风出问题，他则直接用声音讲了一段，坐在后排的学生仍能听到他的发言。

他也很少打“官腔”。课堂上，于幼军经常用“你说对不对”、“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继续进一步探讨”这样平等的语气，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在官场数十年，于幼军在课堂上也经常闪现出他的聪明、老练之处。在对“文革”历史事件做重大论述之时，他全部引用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原话，并强调这是他们所言，而非自己下判断。“在重大结论上，我都是引用邓小平的话，你是拿不住我的”，“要不然记者一引用，说我如何如何，你们又来干我”，这样的话语经常出现在课堂。

3回答提问，“如果审查，我就不讲了”

在系列讲座结束后，于幼军总会留下30分钟的时间来与到场的听众互动。现场听众也很踊跃，总会出现争抢话筒的场面。

而提问过程中，于幼军不回避任何尖锐问题，或从学术上回答，或机智巧妙回答。

有人提问“现在党内民主如何？”，于教授说他只能这样回答，“相比30年前，有了很大进步，而且仍在进步，但仍有很大差距。”

又有人追问，“既然‘文革’史如此重要，有如此大的历史意义，为何不让讲，不让谈？”于教授说，“这个要问管理者，我曾经是省长、是领导，但那都是过去时，现在我是教授，这是我的现在时。”

有时讲座结束，也有中大学生留下来追问于幼军，“于教授您的讲稿学校会审查吗？” “如果审查，我就不讲了。”于教授一直保持微笑，笑容满面应对学生的各种问题。

从官员转型为学者，于幼军教授称，自己“倒是有从未有过的解放感”。如今回归校园，他说自己“白天学术，晚上出汗”，看书、游泳运动成为了其主要生活状态。

出生于1953年，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于幼军仍保持着年轻时的运动——游泳。青年时期的于幼军就酷爱游泳。1971年，18岁，于幼军从广州市第109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09中学位于广州郊外的江高镇三元岗，山青水秀，学校旁边流淌着一条100多米宽的河，于幼军每天早上都要到那里游一个来回，一年四季从不间断。

正是靠着这种执着与毅力，于幼军一路向北“游”去。从广州市委宣传部起步，经深圳市长、湖南副省长、山西省长、文化部副部长，官至部长级。但也遇险潭，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并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同时，不再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职务。

此番折戟，于幼军并未消沉，仍继续“游”去。在这两年“赋闲”期间，于幼军埋头国家图书馆，扎进学术研究，先后修订了早期著作《社会主义四百年》的第一、二卷，并新写了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2012年12月25日，于幼军撰写的140万字的三卷本《社会主义500年》书稿校对完毕，并签发至出版社。也就在那天，他接到中组部调令，赴任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在此岗位工作4年，于2015年退休。

已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的于幼军，在讲座上坦言，“我经历了一场人生沉浮起落，从中深切感悟到读书和图书馆还有一大功用，疗伤治病。这两年多，我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

4讲到“文革”批斗，声音会更加洪亮

“反思‘文化大革命’”作为其教授生涯第一讲，他说这是出于他的“责任感和良知”，他不希望“后代人都不知‘文革’为何物”。

7场讲座下来，于幼军教授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纵向的脉络分析和横向了特征分析，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较为深入地对“文革”问题进行了探讨与反思。

于幼军的系列讲座也打消了众多人的疑惑：作为官员转身学者的他，真有治学能力吗？

讲座结束后，有多位听众说，“于幼军这官员转型教授，还真是有学问的”。

课堂讲授有别于写文章，总会有讲授者的感情流露。于幼军也常常在讲座中，流露出真诚与赤诚的一面。在多处讲到“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批斗之处时，于幼军总免不了用更多的形容词去描述批斗的惨烈，而且声音也比其他处更加洪亮。

在他讲述“文革”批斗场景时，坐在前排的数位头发斑白的老人，都在座位上身体前倾，腰杆笔直，听得极为认真。课后，有年轻听众询问在场的老人，“于教授讲的批斗场景是真实的吗？”老教授连口说，“绝对真实，绝对真实”。

但在5天的讲座中，于幼军并没有提及他父亲在“文革”中被批斗的经历。“文革”时，于幼军的父亲被扣上了“叛徒”、“特务”的罪名，成了舞台中央被众人大批斗之人，忍受折磨。

于幼军在讲“文革”时，还会结合当下问题来分析。在讲中国当下的改革与西方经验模式的关系时，他开始以书面语言的口吻谈要辩证地看待，不能全盘接受，更不能全盘否定。在随后的举例中，他例举了西方三权分立。他说，鉴于中国目前的国情，并不适合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但是其思想仍是可以吸收借鉴的。比如，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互相制约、有效监督，这些都是应该被借鉴的。

于幼军任深圳市市长时，他曾主导过深圳市政府的行政三分制改革，决策局只有决策权而没有执行权；执行局只有执行权而没有决策权；监察局和审计局将作为监督部门直接隶属市长管辖。

5山西、湖南官员赶赴中大听课

12月14日下午，于幼军临时调整了后面讲座的时间，把剩下的4讲集中安排在15日、16日两天讲完，导致很多人不知情。

15日上午的讲座，只有100人左右。不过于幼军也给出了一个弥补方法。他说，大家可以给他在中大哲学系的信箱里留言，小纸条可以，二三十页长的文章也行，他都会一一拆开看。


于幼军与来自山西的官员一同合影留念 （熊小七提供）

官员转身学者的于幼军，其讲座现场并非只有学生听众，最后两天讲学厅出现了众多山西口音的官员，他们从山西乘飞机赶来听于幼军讲课，讲座结束后齐上前与他们的老省长合影。而湖南亦有官员坐高铁前来锡昌堂，但因没有学生证无法进入，只好折返。

每场讲座结束，常常围在于幼军身旁的有数十人，有昔日友人慰问，亦有其他学科教授交流学术问题，有的还提供研究资料。在所有交流中，于幼军愿意回答每个学生的提问，并给出最多答案，而对于官员明显的恭维之话，多礼貌待之。

观众上讲台索要签名并合影留念，于幼军会用自带的软笔一一为听众签名，并写下赠语。合影者也比平时多数倍，与合照者拍照会事先用手向后捋好头发，笑容面对镜头。合影也是来者不拒，多位听众发觉没拍好后要求重新合影，于幼军也欣然接受。

12月16日晚6时30分，数个学生和老师与于幼军一道从8楼下到1楼。楼外，夜幕已经落下，于幼军与学生一起来到锡昌堂门前的空地上，他站在中间，4个学生围在周围，继续向他问着大大小小的问题，于幼军站在原地继续解答，而远处接他的小汽车早已经亮起了暖红色的尾灯。

在最后一天讲座结束后，与同学们私下沟通时，他透露过几天就回来，因为23日他还有一个关于民主政治的讲座呢。

　　　（新闻极客 王辉 特约作者 熊小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