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中西比较视域中的中国社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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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宇主讲，用社会学聚焦中国特色（摄影：袁婧）

演讲 | 谢宇（《知识分子》主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千人计划”讲座教授）
整理 | 丁怡、司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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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呆了很久，我很欣赏他的一句话：“政治是暂时的，而方程是永恒的”。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的观察——中国社会的特色，这不是一个政治命题，而是一个学术话题。

社会科学没有普遍适用的原则


观察的角度基于我奉行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原理。

第一是变异性。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小至个人、家庭、单位，大至社区、国家，都具有极强的异质性，不像自然科学可以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

第二是社会分组。虽然有异质性，但社会现象也具有相同的特征，即相似性。譬如读大学的人，虽然他们内部也存在差异，但相较没有读大学的人，他们的价值观、收入更接近。社会分组可以减少组内差异。

第三是社会情境。个体之间的异质性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是不一样的。譬如社会不平等在不同的制度、经济、文化下，它的程度会不同。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异质性会有所改变。

在这三个基本原理下，某一社会和个人的收入、教育、政治态度，会受到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不认为社会科学的结果可以推广到全世界，换句话说，社会科学并没有适用于所有社会情境的普遍原则，能够得到的只是暂时的结论，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适用。对此，社会学的奠基者马克斯·韦伯也曾说过越是普适的理论越没有用。中国研究应落脚在中国的社会环境。

我今天讲中国社会的三个特征，是在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有的历史情境下展开的。和欧洲传统相比，中国历史上留下的两个传统非常重要，一个是中国从秦朝开始就废除了贵族的世袭制度，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是通过官僚体制获得权力，而非来自父母和家庭的承继；另一个是，中国没有强大统一的一神论的宗教，但却能包容不同的宗教。

当代中国社会，哪些是独有的特色呢?

特色一：强有力的政府角色


“大众”利益的不一致与公共政策的效果

首先是强有力的政府角色。

自古以来，中国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就非常重要。封建时代的政府就是一个统一皇权，皇权来自哪里？天命。虽然没有现代国家的选举，但是文化中有一种默契的交换关系，皇上掌权一定要保障百姓的经济生活、和平、福惠。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体制变化了，毛主席强调执政者要“为人民服务”。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有一个巨大的政府，政府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具有高度控制力，因此也会造成一些负面效应，比如，政府参与市场经济，造成了部分国有企业缺乏竞争力。

在中国，工商利益和政府利益结合得比较紧密。在其他国家，政府和企业通常比较对立。而中国政府积极参与经济活动，是因为它假设“大众”的利益是一致的，政府为公民提供经济福利，以显示其责任和合法性——我是为民服务。但从社会科学角度而言，大众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由具有异质性的人组成，任何一个政策对不同的人的影响都不同。比如:中国赴美签证延至十年了，又开新的地铁了，这些政策总有一部分人不受益。

腐败与“委托-代理人”难题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有三个发现。

第一，在中国社会，政治资本极为重要，它是获得社会地位和资源的重要因素。我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靳永爱合作做了两个研究。第一个是党员身份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对财产和收入的影响。从社会分层而言，党员身份或是否在体制内工作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变量。我们的研究发现，党员身份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对财产的影响非常大，大于对收入的影响。

另一个是利用2010年至2012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来比较是否在体制内工作对家庭财富存量和增量积累的作用。这两年中，全国有64.8%的家庭财产都有增长，35.2%的家庭财产未变动或减少。而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发生了增长的比例为71%，高出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5个百分点。同时，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增长比例达到36%，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的增长幅度(30%)。

第二，国有企业具有垄断地位。国有企业的强大主要不在于它是国有，而是在于它垄断了一些行业。虽然它的经营效率不一定高，但是因为垄断，就可以提高企业的运营能力。

第三，腐败和权力的滥用难以避免。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反腐败的有效措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腐败的出现是结构性的。这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世界性现象、人类共性。对此，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委托-代理人难题”，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委托-代理是一种契约关系，通过契约，一个人或者一批人授权给另一个人，让他代理某项事务，但是当双方预期不一致时，会导致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的不一致。中国这么大，国家为了强大和经济繁荣，为了更好地满足民众的需要，必然需要各级官员代理具体事务，但是，执行的人如果谋取私利，就变成以国家利益为幌子谋取个人利益。“委托-代理难题”在强政府下尤其容易产生。理解结构性矛盾，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腐。

特色二：家庭重要性超过其它国家


家庭在什么社会都重要，但在中国更为重要。通过量化研究，我们可以证明家庭的重要程度，这也是我重视量化研究的原因之一。

家庭是消费基础单位，也是价值观传播场所

首先，家庭是消费的基础单位。通常来讲，个人收入高低不能完全反映他的消费水平，因为收入要和家人分享，比如房产要和配偶、子女共享。所以消费真正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家庭是消费的基础单位。

其次，家庭是上一代对下一代施加影响的主要场所，譬如教育、语言、宗教、政治倾向等等。这也是很多左派或革命性极强的领导者，曾提出要消灭家庭的原因。因为家庭就是一个保守的力量，是价值观和文化有效传递的主要场所。

第三，家庭是产生性别不平等的主要机制。通常认为性别不平等是一个社会现象，发生在工厂、学校、机关，实际不然。家庭中有男有女，消费又是在家庭层面实现的，所以，性别不平等的产生机制，实际上是集中在家庭这个层面。比如女性做家务帮助了丈夫工作，从而牺牲了她们自己的事业。

代际流动中传递着对下一代期许

中国文化中，家庭为何这么重要?

首先，这和民间信仰对家庭的重视有关。中国没有一神论的宗教，对任何宗教都可包容。我觉得祖先崇拜已经近乎是一个家庭宗教。拜祖在中国很普遍，南方尤甚，北方稍弱。在台湾阳明山的上坡路上刻有这样的字“不孝父母敬神无益”，把父母提升到神一样的地位。我们以前有家规、家训、家法，这都说明家庭发挥了部分社会道德、法律的功能。

第二，与西方不同，中国有强有力的代际关系，上一代人希望下一代通过教育改变地位的信念非常强烈。我也研究过亚裔美国人，他们初到美国，很多人极度贫困、社会地位低下、不懂英语、工作很差。但几乎所有华人移民都有很强的信念：“我要把小孩培养成人，让他在美国奋斗”。怎样来奋斗？读书。我们在甘肃的一项调查发现，接近90%的父母希望小孩读大学，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原因何在?中国没有世袭制，小孩必须通过教育来获得社会地位，这是最常见的社会流动的机制。

父母为了小孩将来有出息，会主动做很多牺牲，特别是对儿子。这种文化不仅上海有，全中国都有，从韩国、日本到美国的亚裔也都有，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第三，家庭是经济或者是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中国人缺钱了，第一个反应不是去银行，而是到亲戚、朋友家借钱。延伸而看，中国人有强烈的集体福利感，古语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的成功不是个人所有，而是对一群人有用。在商界，特别是福建、广东、浙江，他们的企业都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尤其财务都是自己人管理。这在西方很少，西方一般采用经理人制度。这是中国信家人不信外人的文化。

第二次人口转型侵蚀了家庭的功能

家庭观念在今天是否削弱了?是的!中国的家庭今天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但家庭观念的侵蚀是世界性的，这是世界范围的第二次人口转型造成的。第一次人口转型是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走向低死亡率、低生育率，中国上世纪90年代完成了这个转型。第二次人口转型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发展带来了个人对自由的向往，很多人认为家庭是自由的障碍，于是第二次人口转型出现了：晚婚、婚前性行为、非婚同居、离婚率上升、单亲父母抚养孩子等。

我们做了很多年的研究，中国社会婚姻和家庭总体上有如下变化趋势：

结婚年龄推迟，不是政府政策和计划生育的原因，而是个人选择。

生育率低，部分因为计划生育，部分因为很多家庭不愿意生孩子。

同居率相对较高。在1970年前初婚的人群中，婚前同居率是1.8%；1970-1979年和1980-1989年初婚世代中，同居率分别仅有2.0%和5.0%；到了1990-1999年的初婚人群中，同居率上升至12.1%；2000-2012年初婚人群的同居率已经高达32.6%。

离婚率一直在上升。1979年离婚对数仅为31.9万对，粗离婚率也仅为0.3%；到2009年，这两个统计指标分别上升到246.8万和1.85%，年平均增长7.1%和6.3%。

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开始超过男性。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很高，西方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提高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中国妇女从1950年代起，就广泛地参与劳动，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女性劳动参与率是63.7%，男性是78.2%。

核心家庭比例高。我在北京大学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y，CFPS）2012年的数据显示，全国核心家庭比例是54.3%。其中，夫妻核心占21.5%、有子女核心占32.8%。

婚外生育的现象很少见。这在中国和其他东亚社会，如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还没有普遍发生。

中国可以容忍高社会流动性下较高的不平等程度

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发现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无论父母的社会地位高低，他们对子女教育的投入都非常高。这和国外不一样，在西方，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和父母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很强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中国要弱些。

第二，因为中国人重视家庭，所以年轻人的结婚意愿非常高。虽然很多人并非自己所愿而是家庭所盼，但是至少意愿很高。

第三，经济因素对婚姻的影响逐渐加大。特别男方没有经济条件很难结婚，这是中国文化的变化。

第四，只要公众认为社会流动性高，便能容忍较高的不平等程度。很多人说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已经逼近临界线，但我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即使不平等超过临界线，我也不认为中国就会不稳定。

为满足“女性向上婚姻”，男女年龄差加大

举两个实证案例。

第一个是关于中国人的夫妻年龄差的变化。我们的研究发现，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夫妻年龄差降低，夫妻年龄越来越接近;但是1990年后，丈夫和妻子的年龄差距加大。

中国人非常重视家庭，门当户对是一个传统观念。门当户对指男女家庭背景的匹配，同时中国还有“女性向上婚姻”文化。一般认为女方是“嫁”到男方家庭，脱离原来的家庭，既然脱离了原来的家庭就暗示着归属一定要好，所以女方希望丈夫家更有社会地位、经济实力。

但是当代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开始超过男性，或者至少相等。这就产生了婚姻市场的矛盾，造成了贫困、社会地位低的男性和教育高、社会地位高的女性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性别比失调仅是造成当下中国“结婚难”的一个次要原因。更重要的是，适龄人群存在，适婚人群稀缺。

女方如何实现向上婚姻？在没有研究之前，我就提出会发生丈夫的年龄要较大幅度超过女性的现象。对于受教育程度高、社会地位高的女性来说，一种可能的方案就是选择有一定年龄差距的男性。让男性多工作几年来实现他的社会价值，这样就满足了“女性向上婚姻”文化的需求。

家庭非经济因素是孩子成才的重要推动力

第二个例子是讨论家庭经济和非经济资源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从理论框架上看，孩子学业成绩来源于家庭收入等经济资源和家长教养子女的行为模式等非经济资源。二者孰重孰轻，学界看法不一。

在古代中国，对孔孟之道的诠释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而家庭是传递孔孟之道的重要场所。儒家文化尊师重教，推崇有教无类，孔子强调“仁爱孝悌”，也强调只要学习，任何人可以变成贤人。我在密西根大学的同事——心理学家阿罗德·史蒂文森（Harold W Stevenson）在“ The Learning Gap ”一书中，通过东西方的对比，寻找美国教育变差的原因，发现日本教育好的原因在于孔孟文化。他也研究了韩国、台湾、北京的孩子，同样发现了儒家文化的积极影响。

举一个例子。孩子期中考试回来，说:“爸爸我考了92分”，美国父母会说:“非常好”。中国家长的回答是：“那8分哪去了？昨晚玩了？粗心大意了？”美国小孩会说：“这是数学，我天生数学不好”。中国小孩的理由是：“我没有学好”、“我还没有用功”、“我没有听懂”等等。

我们一直以悬梁刺股来激励小孩，从一定程度来讲这是一个谎言。并不是每一个人努力都能成功，但是这种文化对个人成才是有益的。最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Carol Dweck 提倡“ growth mindset （成长性思维模式）”，因为他们的研究发现高教育期望对孩子的成才有帮助。

CFPS数据发现，家庭经济因素对于儿童能力发展的影响有限，但是家长对子女的教养行为和态度对于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显著，家庭环境提升一个标准差对于少儿语言能力产生的影响等于家庭人均年收入提高145%的影响。这和美国人的研究发现一致。

特色三：“分层级、家长式管理”的传统


中国有非常强的分阶层、家长式的管理传统。自古以来，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分层级的，无论是在一个小家庭中，还是在一个县、一个省、一个国家，社会关系在结构上是相互嵌套的。在大国和大的组织中，有效的政府管理体现在晋升与政治业绩上，这是官僚体制的社会流动。

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权力方面是分层级，在操作方面是半自治的，对官员的评估是根据他们为民众服务的“业绩”而定。因此，中等级别的官员既要对其上级负责，又要对下级负责。所以，中国官员很辛苦，处于“双重责任”的考核中。纪委制度的功能历来就有，本籍回避制度也一直实施，但有时不能两全，部分中层官员就会有违背上级指示和违背“父母官”要求的不理性行为。

基于这样的特点，社会学有如下发现:

首先，中国的经济不一定向自由市场模式迈进。

第二，作为中介的集体力量对不平等有重要影响，比如单位。单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工作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状况。

第三，在中国关系很重要。关系包括你所处的单位、集体、地区，你的社会关系网络等等。

以上是我对中国当代社会特色的一些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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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对话


研究方法可以是普遍的，变异是具体的，并不矛盾

卢汉龙（上海社科院资深研究员、英国《社会学》杂志国际编委）：我非常赞成社会科学的变异性观点。但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我们也希望为社会寻求有普遍价值的共同规律。对中国的社会学来说，希望去印证一些已经有的规律，或者用自己的资料与经验来给世界提供一些新的观点，让其他国家或社会也能获益。怎样处理这两种研究之间的关系呢？

谢宇：我觉得并不矛盾。第一，方法可以是普遍的、科学的。研究社会现象，不存在中国式的方法，或者是美国式的方法；第二，普遍适用性是理论的基础，指其思维、逻辑，而不是某种现象的结论。
一方面，结论和规律可以变，譬如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在不同的社会、国家、时间下，各有差异。但其原因在理论上的探讨，应该相似。另一方面，具体的问题，以同样的方法、背景考虑，量化研究后可比较双方差异的具体表现，从而收获规律。例如，我们在2014年发表的文章比较了中美收入不平等，最后发现教育、种族或民族的影响因素，两国差异不大，但地区因素（州或省、农村与城市）的影响两国差异却很大。这说明实证研究可以用相同的方法、理论去实践具体的比较。

治水文化中有一种文化的延续性，超越政治制度

卢汉龙：文化差异、社会结构差异对社会研究有影响，需要很多跨文化比较，才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规律。比如中国的政治力量特别强大，我比较赞成“治水文化”的解释。在中国的地理条件和东西走向的水系下，同一个季节往往种同一种作物，因此对水资源的需求必须要有一种强制性的权力来协调，这种现象从大禹治水时代开始，或许能解释中央集权产生的一个原因。

谢宇：您讲得很好。人的社会性很强，同样的人在不同的场合，认同感会改变人有共性，但历史和文化对我们又有影响。社会科学没有什么真理，就是一种共性和特性碰撞、不断变化的事实。我今天虽然强调的是特点，但实际上也有共性、相似性，譬如对自由、富裕的追求、信息化等等。

文化拥有自己推动自己的功能，文化一旦产生，对将来会有不可弥补、不可抹杀的影响。如治水的问题，大家很早就意识到，村庄和村庄会打架，县和县有争斗，但打仗、争斗浪费资源，因此需要官僚体制保障和平。到了现代，政府对自己的定位依然未变，即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为老百姓谋求利益。文化产生后，就有一种持续性。

美国回归家庭趋势源自两个中国没有的特色

卢汉龙：刚才谈到的第二次人口转型颇有启发。但是也有资料表明，美国从上世纪末开始有一种回归家庭的趋势，这是对1960年代民权运动、性解放带来结果的反思，1990年代进入婚期的孩子，幼时父母多离婚因而对家庭重有依恋。中国重视家庭的传统正在受到挑战，你觉得这对中国公共政策方面有哪些启发？

谢宇：这个问题还是挺尖锐的。美国出现回归家庭的趋势，因为它有中国所没有的两个特色：一是主流宗教为基督教，传统的家庭观念有所依靠；二是美国住宅分散，社区内人较少，聚集密度低，家庭生活的体验比较舒服。而中国人口多，城市化速度快，居住地人口密度很高，对传统家庭生活不是很有利。在中国近年来同居、离婚等比例有所增加。

中国数据调查需要系统化和专业化

卢汉龙：听了演讲，我们都看到社会调查与数据的重要性。中国最近十多年，北大等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很多全国性的调查数据。您长期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调查数据研究中心工作，能分享一下对中国各种数据库建设的感想吗？

谢宇：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变化翻天覆地。这对社会学工作者，是极佳的工作条件与机会。如果我们数据收集得好，现在和未来的海内外学者都可以使用，进而了解当代变化的中国。

在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前，中国的大多数资源多被浪费，国统局数据不完整，对学者基本封闭；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学者都在做调查，但资金少、规模小，数据质量相对较差、不能共享，价值也小。其实，很多社会现象的研究需要我们进行追踪调查，譬如人口流动，我们需要在个案流动前进行记录。最后是社会分工的问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集数据，这需要专业化的训练，同时也要和政治保持距离。

CFPS的数据质量好、样本量大、涵盖范围多，以为学术服务为宗旨，应该是目前做的比较好的数据库。

卢汉龙：对于国内目前的调查资料数据库使用，您感到满意吗？

谢宇：挺满意的，最近几年CFPS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前学者使用数据，多靠关系和机会。目前为止，中国的社会学还没有真正走上世界舞台，如果中国出现比较好的数据，会给年轻一代走上国际学术舞台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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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互动


相对性流动有所下降，比欧美仍然更高

心理学工作者王姝：现代社会，很多人说政治资本发挥重大作用，寒门再难出贵子。请问在中国教育程度的提升和社会阶层的流动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其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谢宇：社会流动分两种，结构性流动和相对性流动。结构性流动主要来自职业结构变化，譬如农业产业的缩小导致农业劳动力规模的缩小。社会生产结构性的调整是产生社会流动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结构性的社会流动主要发生在工业化阶段，中国现在还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当中，所以会有很多上下流动的机会。因而这种流动趋势在中国较为乐观。

相对性流动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有下降趋势。但即使如此，中国相比欧美的流动性仍较高。而且，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产生了两个社会流动性特征：一是农民和城市小贩关系紧密,彼此身份可以互换；二是很多人通过考大学摆脱农民家庭背景，实现社会地位的飞跃。

卢汉龙：研究表明，约2005年后，能否接受更多的教育跟家庭背景的相关度越来越高，这就产生了社会地位固化的担忧。虽还无较好的调查数据支持，但我们应不断提醒政府调整相关政策，从而更好发挥其在教育公平方面的作用。

中产阶级在于文化认同而非财产标志

上海交大在读研究生杜振伟：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人不在少数，但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直没有培育起来，请问您对中国中产阶级是否做过调查，他们的现状、未来对中国会有怎样的影响？

谢宇：在中国，极富的人群发展很快，所以引起大家重视。但很多人忽视了中国财产不平等。因为中国人的财产主要来自于房产，而大多数城市家庭的房产是公有制之下分配的房子转换而来，并不是通过收入积蓄购房，所以有些人虽坐拥百千万的房产，却收入极低。这就是收入和财产的不平衡。

中国中产阶级的问题是文化认同的问题，在我看来，你愿意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阶级，这是分不清的。比如，同是工人阶级但有穷有富，思想有左有右，怎么可能一样？还能再做划分。在美国中产阶级很多，因为很多人不论贫富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但在中国相反，有人拥有高价房产但还认为自己穷。总而言之，这是社会认同问题而不完全是财产问题。

卢汉龙：若从职业成分对号入座的话，中国中产职业人群是在增加，这是结构性转变。但中国中产职业人群的现代行为欠缺，他们的财富和工作不稳定、不敢消费，觉得教育、养老等还会面临巨大非预期开支。这表明我们整个经济财产和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很好的配套。西方中产阶级是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同步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才会成为消费的前沿和政治稳定的基础。

我们没有适合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财产保护和福利保障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想寻求中产阶级的认同其实是很痛苦的，也几乎找不到现代中产行为，看到的就是丛林法则盛行。

义务教育延伸至12年是教育改革第一步

火柴网创始人吴强：如何能让中国的教育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谢宇：参考中国经济改革的模式，教育改革也应考虑三点。首先减少国家干预；其次应该国际化，让一些海外力量参与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最后需要国内的一批精英重视教育。

把中国的教育做到世界第一，这是有共识的，我和你一样有信心，但是目前中国还有很多地方不足，例如基础教育和高中教育。我认为，中国义务教育应该从九年制改成十二年制。做不到这一点想创造世界一流大学是非常困难的，将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是改革的第一步。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号“文汇讲堂”（ID：wenhuijiangtang），《知识分子》获授权转载。喻文姗、李汪洋、靳永爱、张孟歌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