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纯德口述：华北党的封建性

bridged

韩纯德口述：华北党的封建性X
（遵照口述者嘱托，在其去世后公开）
口述者：韩纯德（1913-2009）
访问记录者：任复兴，山西定襄人，高级记者
口述、记录时间：2003年3月9日、3月12日
地点：韩纯德北京木樨地寓所
访问纪录者前言：
韩纯德（1913.5.12—2009.5.10），生于山西定襄县南关村一个地主家庭，1927年入太原成成中学，1931年入天津北洋工学院。1933年完成学业后到包头、北京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抗日战争中，从1937年11月起，历任中共定襄县委书记、定襄盂县平定寿阳中心县委书记、晋察冀二地委河北分委（辖崞县、代县、山阴等县）书记等职。1945年任热河省委常委兼秘书长，1947年任热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49年太原解放，任军管会敌伪人员处理委员会主任，同年7月任太原市委书记兼市长，9月任山西省委委员（1952年任常委）。1953年任华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同年7月任国家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次年任三机部（后为电机部）副部长。1958年受错误处理被下放到河北藁城县任书记处书记。庐山会议后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并被开除党籍（未经主管部门同意、未告知本人）、降六级。1960年调平山，热情饱满地下乡调查研究。1978年其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次年任纺织工业部顾问，1983年离休。曾三次获得北京老年网球冠军，1985年被评为“全国健康老人”。虽饱经战火及二十年迫害，年过九十，仍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对一些亲身经历的重要事情进行回忆和思考。2003年3月，《炎黄春秋》发表了《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韩老认为，这篇被压了二十年未能及时发表的文章，很有分量，责成任复兴为他做相关反思的口述纪录。他把自己谈话的主题，定名为《华北党的封建性》，并说他对华北党的封建性只是略知一二，讲出来仅供参考。并嘱托记录者在他去世后再公开。仿照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的体例，访问记录分主述和问答两部分。
甲、主述部分
我说一下华北党的封建性。中央没 有文字的协议，但是实际上，事实上，中央口头讲或是什么，总之是有个来头，河北由彭真主要发言，彭真来管河北的事儿；山西由薄一波主要发言，薄一波来管山西的事儿。这样就形成、分开势力范围了，把势力范围分开了。这种不成文的规矩，1949年一解放就是这样，除文化革命中断十几年外，前后长达半个世纪。
1949年太原一解放，薄老安排的干部就是，赖若愚当山西省委书记，戎子和当省长，这实际上是薄老比较很信任的干部。当时省长当然没有公布，可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了。当时我负责处理敌伪人员。戎子和在旧人员高干班，也就是对阎锡山的留任人员讲话，是以省领导的口气。所以旧人员说，哎呀，共产党没人才，让戎子和当省长哩。其实他们对戎子和的革命历史不知道。他们只知道，1930年阎冯倒蒋时，阎锡山发动学生运动，叫学生起来驱逐国民党，驱逐跟蒋介石比较近的国民党员，叫他们离开山西。戎子和当时是国民师范学生的头头，所以山西老人们只知道戎子和的这么一段历史。抗日战争时，戎子和就是革命的了，是牺盟会、决死纵队的政委什么的，以后就参加革命的。敌伪人员这些意见当然左右不了我们的干部任用。可是在各方面对干部任用提意见时，可能贺龙晋绥这方面意见有力量，戎子和在没有宣布省长以前，就又回了北京，当了财政部副部长了。以后中央认为，赖若愚当省委书记好象资望、资格，都浅一点，比如上海是陈毅，天津是黄克诚，湖北是李先念，广东是叶剑英，全国这么排，赖若愚显得资格、资望都低一点。所以中央就选拔资格、资望比较老的山西人，就选成程子华了。程子华是十三兵团的司令兼政委，跟林彪在广东。林彪就通知他，中央决定你当山西省委书记了。这样程子华就回山西来了，当书记、省长。
赖若愚在全国解放以前，以至解放以后，是军管会的负责人，一切安排，人事安排，省里党、政府，太原市党、政府的安排，都是赖若愚一个人管。1949年4月26日，即太原解放第三天，戎子和和我奉华北局之令到了太原。我担任军管会敌伪处理委员会主任。刚解放军管会贴布告时，公布的是裴丽生的市长，不过那时没有市政府，布告上有裴丽生。所以我始终认为，裴丽生是第一任太原市长，我是第二任。我是7月份当市长的。7月份正式成立市委、市政府，我就是市委书记兼市长。成立起市政府来我就是市长。但军管会那个阶段，贴布告是裴丽生。
赖若愚这个人有才华，有水平，我说赖若愚才高气窄，气量窄。早就安排他是山西省的负责人了，一切事情由他来安排。再去个程子华盖在他头上，我觉得赖若愚是不好接受的。程子华来山西之后，我看见老赖态度不够谦虚，我就两次向赖若愚建议说：“老赖，对子华态度要注意。”老赖就对我发火了，说：“我们是原则问题！”程子华赞成维持互助组，赖若愚主张向合作社转变。所以程子华去了以后，因为农村的一个问题，互助组、合作社，跟赖若愚争论。程子华就调回华北来了。那是1952年。他是1951年去的，1952年走，干了不到一年半。山西省班子没有成立前，当时组织整个安排就是赖若愚，赖若愚以军管会的负责的。我看见他写报告也是“一波、澜涛”，也不写华北局什么的，那时山西的事情是他一手操办哩，又换了个程子华，我觉得这赖若愚思想是接受不了。程子华干了很短一段时间，很快就离开了，走的时候形貌很沮丧。以后就是赖若愚的书记兼省长。再以后就是裴丽生的省长。（任注：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大事记述》第568页，1949年“9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军区成立。省委书记程子华，第一副书记赖若愚。省委委员程子华、赖若愚、陶鲁笳、解学恭、裴丽生、王世英、郭钦安、韩纯德、肖文玖、康永和、马佩勋、程谷梁、吕鸿安。省政府主席程子华，第一副主席裴丽生，第二副主席王世英”。据陶鲁笳《建国初一次高层争论：山西试办全国首批农业合作社的前前后后》，赖若愚等试办全国首批合作社，是执行毛的指示，与刘少奇、薄一波等华北局领导的意见也相左。）
1952年三反快开始的时候，中央调赖若愚回中央。总工会李立三要调离，中央挑总工会主席，毛泽东建议是不是赖若愚？赖若愚搞一贯道搞得好，合作社的问题，毛泽东也赞成。而且毛泽东看了赖若愚的报告，觉得文字也写得好。这就调赖若愚回中央。
赖若愚回北京来以后，这就剩下解学恭、陶鲁笳两个副书记，看来主要是因为以山头划线，一直拖了一年多两年，解决不了。因为解学恭排在前头，是晋绥的；陶鲁笳是太行的，排在后头。赖若愚就对我说，我犯了一个错误，把解学恭排到陶鲁笳的前面，没法翻过来。1952年底，解学恭和我到华北局来汇报工作。华北局那时候的副书记、组织部长是王从吾。解学恭就是想要第一书记他当哩，说：“从吾同志，我们山西的问题可以自己解决了，中央不需要派人啦！”好象顺理成章，好象可以解决啦。王从吾不表态，解学恭要第一书记要不来。实际上赖若愚以及薄一波是想让陶鲁笳当书记，问题就是翻不过来。一度的谣传，由吴德来当书记，武新宇来当省长，武新宇是晋绥的。解学恭就对我们讲，武新宇这个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不合适。以后吴德到天津，碰到薄一波了，薄一波就堵他：“你就留在天津工作哇。”吴德、武新宇来山西的事儿，也就吹啦。解学恭想当书记的愿望是主观的，那是不可能叫他当，人家定了是陶鲁笳了。
以后华北局想了个办法，叫高克林换解学恭，当山西省委书记。高克林当过绥远的工委书记还是省委书记（任注，据上书第578页，1942.10-1945.2高克林任晋绥分局塞北区工委书记），和傅作义打过交道，高克林是老资格，来了当山西省委书记。来了以后，就调解学恭回中央，当了外贸部的副部长。高克林来了之后，解学恭就调到北京。他到我们太原市委告别的时候，就和我们讲，他和高克林谈了一天，介绍山西的情况。他说：“克林同志，你和乌龟王八都斗过，这地方能够应付应付吧。”解学恭怎么和高克林谈的，不避讳我们。当然解学恭对陶鲁笳有意见。他的意思是你高克林和傅作义都斗过，你到这地方来看看吧，这地方不好斗哇。
高克林来了。好象是1953年几月份，中央开第四次党代表会议，选代表。省委选，陶鲁笳是全票，高克林的票数少。高克林感觉到，山西这地方不是地方，这地方有宗派，这地方看来不好呆，不是能长久呆得住的地方。选完以后，高克林就回华北局，跟华北局讲：“我身体不行，我要求休养。”到万寿山住的休养去了，拒绝回山西。
所以，在山西，不管程子华，不管高克林，都呆不住。他们来山西，都好像插曲。高克林是赖若愚走了之后，1953年去的，1953年走的，呆了很短一段时间。这就由陶鲁笳当书记，当了很长一段时间。薄一波调经委，1960年代，安排接班人，调陶鲁笳当经委副主任。2003年《炎黄春秋》记录李维汉反封建的那篇文章，被压了20年，很有价值。李维汉说，有的人写回忆录，抬高别人，自己也沾点光。薄老写回忆录就是，比如写彭德怀，彭老总说在延安反经验主义时候，40天骂娘，骂他。骂彭德怀主要是薄一波、彭真。一波写回忆录时，提到彭总什么的，好象骂娘都忘记了。写得把自己也就抬高了。
赖若愚离开山西以后，还很关注山西的事儿。山西的事儿实际上薄老也是让赖若愚管哩。有次胡乔木到山西，参观五一广场的博物馆去了。赖若愚就给陶鲁笳打电话，说：“胡乔木要招待好，这是通天的干部，是能通天的人物。”赖若愚好多事情都关注山西，常常北京有什么政治空气，就给打招呼。
高克林走了，解学恭调外贸部了，就剩下陶鲁笳当书记了。陶鲁笳当了书记，裴丽生当了省长，山西就稳定了好长一段时间。解学恭回外贸部以后，有气儿，没有当上山西书记，心里头不愉快，要求休养，休养了一年多，才到外贸部上班。上班以后，也是有意见，嫌出国太少什么。外贸部的党组书记李哲仁，太岳区一波他们那儿的干部。解学恭有意见，就跳到河北省，跳到林铁那儿去了，当了河北省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解学恭和江青他们拉上关系，以后当了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列席政治局会议。四人帮倒台以后，解学恭被开除党籍。陶鲁笳文革前哪一年是调到经委，薄一波那儿。一波总是搞接班人吧？文化大革命时，小报上讲，李雪峰和安子文商量，山西谁当第一书记呢？李雪峰意见是，近者远之，远者近之。卫恒是太岳区的，好象远一点吧，表示要近点。王谦是太行区的，他们的干部，近点。所以，卫恒的书记，王谦是第二书记，兼省长。卫王王，王大任常务书记。班子基本上还是太行为主，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刘格平山西造反的时候打倒卫王王。
人们认为，在山西当干部，做官，走薄老的门子，通过薄老就比较好办。咱不提这些人比较好，但是也可以提。阎武宏，他不是太行山的，但是陪一波逛了一次五台山，一波觉得这个人还不错，还很灵活。这就入了这个伙了，当副省长了。过去在电业局，一直提不起来。杜五安，科班出身，当过村的书记，县委书记，临汾地委书记。（1980年之后的）山西省委书记、忻州人霍士廉，霍士廉跟我谈过，霍士廉和罗贵波，要想叫杜五安调起来，当副省长哩。但霍士廉、罗贵波不是山西的主流派，结果在省人大选举的时候，杜五安就选不上。王谦他们和罗贵波斗得挺厉害。五安子没有选上，就当了一个省政府的副秘书长，管农业。省政府副秘书长管什么农业哩？实际上就闲搁到那儿了。五安子以后就让一波给调整一下，当了交通厅厅长，副省长，这就成了。一波给扭了一下，拨了拨，这就同意，就副省长，有了权了。五安子还是作了点工作的。反正山西不少的干部，和一波有点关系。
按中央规定，一波还不能修故居，周恩来还不叫修他的故居，他觉得自己还不够。山西给一波修故居，修下以后照相，来了送给一波看。再比如，一波老了，过生日，每年正月初五是一波的生日，过去是山西几大领导班子都来，带着寿礼、礼品。有一年我记得，忻州地区来，原平县委也来。大量的人，带的礼物，过生日。地方就要给这么凑。这倒不一定是一波叫他们来哩。今年我问筹备一波生日的一个老同志，他过去给一波管过钱，每年过生日的筹备人就是他。我今年问他，怎么样，过生日？他说，一波那儿打出电话来，不举行了。他讲一波挺好的，今年不过了。2003年不过生日了。
一波出的那个书，《七十年的回顾与思考》，书不错，能起资料、工具书的作用。出这个书，山西给拿了30万，王茂林湖南那儿给拿了30万，共60万。好象山西就象一个根据地似的。
山西文化大革命以后是王谦的书记。王谦在真理标准讨论走了之后，是文革前任陕西省委书记的霍士廉。霍士廉走了以后，是李立功的书记。李立功为什么当时能当书记，主要是年岁。那时年岁有限制，李立功这个年岁正好，就当书记了。山西有个老资格李志敏说，李立功不是帅才。但李立功在官场里头还走得比较顺。一波这儿他也走得比较勤慎。另外他也到万里那儿去，万里是支持罗贵波的。李立功看来他各方面都能照顾到，所以在山西能在住。
李立功后边是王茂林，是我们那时的太原市委副书记郭钦安，向一波推荐的，当山西省委书记。郭钦安和薄一波比较熟。
以后胡富国当省委书记，家乡是太行山的。太岳是靠南边，沁源、沁水、晋城那一带。武乡、长子等是太行。胡富国是太行山的干部。有一年过年，胡富国到王大任家拜年。那时王大任病得不太懂人事了。胡富国就跟王大任的老伴说：“叫小红——王昕的小名叫小红哩——跟上叔叔好好干哇！”意思是咱们是一家子啦，跟上叔叔好好干哇。胡富国为什么调哩？山西老百姓还说，胡富国在山西还做了些事情，比如修公路什么。为什么他调哩？可能中央嫌胡富国不听中央的话，山西好象带封建割据状态的。把胡富国调出来又派了个姓田的。山西干部讲，调走个喇叭，来了个哑巴。有些老干部还给中央写信哩，叫田调回中央来，中央不理这事儿。
实际上，山西一直一波安排的是赖若愚，戎子和，裴丽生，王谦，……解放以后这半个世纪，山西真正掌实权的是这些人。卫恒是太岳的。太岳是薄一波、安子文的地方。我有时脑子里就想，人家说山西是全国经济落后的倒数第一。原来西藏第一，西藏现在上来了，山西第一了，最落后了，山西比较保守。山西的人事，选拔人，很多都是关系。那年我到太原去，有些干部对我讲，山西买官卖官挺严重。百分之七十的干部，也给公家干事呢，主要是给自己做事呢。山西腐败是挺严重。可是没有一个大案子山西能破了，山西这个关系网厉害。有人讲忻州一个地委书记起码贪污百万，但破不了案，互相掩盖着呢。
《炎黄春秋》2003年第一期刊登了一篇访谈记录，是李维汉谈的，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哲学家汪子嵩、历史学家宁培芬访问记录的。他们事前从小平同志处得知，邓小平和李维汉两人有一次私人谈话，谈及党内反封建问题，就找李维汉谈，可是稿子被压了二十多年。五四提出民主科学。民主革命包括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看来，反帝反封建只做了一半。我对华北地区党的封建主义，略知一二，写出来仅供参考。
乙、问答部分
问：你和彭真、薄一波是何时认识的？
答：大约是1938年，我在晋察冀五台山金岗库的寺院里，听过彭真的报告，他传达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精神，可能他不认识我。我和一波虽然是定襄同乡，但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才在延安认识，闲扯了些老乡的话。我到延安本来是进中央党校的，未入校就被紧急派遣到热河前线了。1949年4月进太原前，一波以华北局书记身份召见了我，嘱咐我：“你到太原后，在山西也算大人物了，注意要有民主精神。”使我很受启发。
问：彭真给你们作报告的五台山金岗库的寺院，如今是个尼姑庙。我前几年去时，见这座寺院墙上还保存着宣传抗日的白色宣传画。你是何时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的？是几级干部？
答：我是1952年参加省委常委。前几年我到山西，省委办公厅的人说，我们见过你参加山西省委常委会的中央文件。我对他们说，那不是假冒的。1952年，我被定为行政八级。
问：你调回北京后和程子华有来往，他和你说过山西的事吗？
答：程子华跟我不讲这些，只是跟我说，（山西副省长）武光汤是两面派。吴德说过，娘子关，既不好进，又不好出。
问：文革时，我看过王世英揭发山西省问题、薄一波、陶鲁笳的长篇铅印材料，至今还有些印象。王世英这个人怎么样？
答：王世英是真正的两面派、造反派。我在山西，赖若愚对王世英看不起来，说这是个“小毛驴儿干部”，用鞭子“得儿啾，得儿啾”打上他走就行了，认为他水平低。可我在省委常委会对他比较尊重，年岁比咱大，资格比咱老，二战区那儿，阎锡山那儿八路军的办事处主任，作过点儿工作。我对他很尊重。可是这个人，“三反”时候，楞说我是大贪污犯，毫无根据呀！我们太原市的组织部长、后来副书记的郭钦安，他和薄一波、安子文很熟悉。赖若愚对我说：“钦安对你可不错。钦安到哪儿也说：‘韩纯德的经济问题，我可以保证，他没有任何问题。’”我说王世英为什么给造谣？文化大革命，他给薄一波写的一本，让山西大学红卫兵印的，头一句就说，“薄一波何时入党”，说他入党时间不对，是假党员。王世英不很实事求是。薄一波怎么也不是假党员吧，在山西怎么说也是有贡献的人物吧？他对薄一波、赖若愚非常恼火，造他们的反。1953年以后，王世英到北京大觉胡同我家看我去，说：“陶鲁笳、解学恭对你有意见，我对你没意见。”我说：“世英，咱们不谈这些问题！”我避讳和他谈，这谈不清楚。他实际上对我有意见，是暗地里鼓捣哩。见了我说对我没意见，陶鲁笳、解学恭对我有意见。你是个老同志、老资格，何必这么两面三刀？不好。说明他这个人，作风、作派不正派。
问：记得王世英那本揭发材料上说：“太行的天下太岳的党……察哈尔的干部是后娘”，有什么影子没有？（任注：记录者手头有1967年1月15日记录者当时所在的“忻中红旗革命造反兵团”等3组织翻印的王世英这本16开铅印材料，封面二号大字正标题是：《王世英同志从历史上揭露薄一波、陶鲁笳和山西省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领导集团的罪行》，四号字副标题是：《对山西红色造反者联盟和山大延安红旗战斗队的谈话》。记录者隐约记得参与了此材料的翻印校对，因而记得其中某些事和话。）
答：解放初山西流传的有个说法，大意是：“太行的天下，太岳的党，晋察冀的干部凑乎的用，晋绥的干部倒地爬。”那时候的顺口溜。赖若愚他们很重视这问题，召集常委会讨论，抓。那时候当然说，这些都不对。赖若愚认为，解学恭没有自己的见解。我就想，华北这两大山头，一个彭真，一个薄一波，这两派，这两边的斗争有很多东西，咱们不大了解。可是我这问题，和我这有关系。彭真这边，刘澜涛他们，认为我和赖若愚比较接近。我是晋察冀的干部，却和赖若愚接近。赖若愚是太行的。太行那会儿是李雪峰的书记，赖若愚的组织部长，张盘石的宣传部长。（任注：据《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大事记述》第575—581页：“1937年，中共中央北方局调整了所属各省委的工作区域。成立中共冀豫晋省委（后改称晋冀豫区委、晋冀豫区党委），领导同蒲路以东，平汉路以西，正太路以南，黄河以北地区党的工作。书记李菁玉（1937.10-1938.2）、李雪峰（1938.2-1940.1）。1939年7月，日军分兵九路围攻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将晋冀豫根据地分割成四块。1940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在被分割的四块地区内，分别组建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后称太行区党委）、中共太岳区党委、中共太南区党委、中共晋豫区党委。……晋冀豫区党委（后称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1940，1—1945，8）”。“1940年太岳区党委成立后，到1942年10月与晋豫区党委合并，仍称太岳区党委，领导南同蒲路以东，白晋路以西，黄河以北地区党的工作。书记安子文（1940.1-1942.10），薄一波（1942.10-1945.8）。”“1937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设立中共晋察冀省委（后改称晋察冀区党委、北岳区党委等），领导平绥铁路以南，同蒲路以东，平汉路以西，正太路以北地区党的工作。”书记先后有李葆华、黄敬、刘澜涛（1938.10-1943.8）、林铁（1943.9-1944.8）等。1942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绥分局，直属北方局领导，代理书记林枫（1942.8-1945.8）。
问：从《五台县志》看到，1958年5月20日，赖若愚逝世，终年四十八岁（1910-1958），“5月23日，首都各界举行公祭赖若愚同志仪式，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致了悼词。赖若愚去世不久，全国总工会党组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对赖若愚等进行批判斗争，批判他们犯了所谓‘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这是很不正常的，这是哪些人搞的？
答：1957年赖若愚因患癌症去世，刘少奇让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搞了慎重的、盛大的新闻电影。死了以后70多天，刘澜涛就搞赖的所谓宗派主义问题。有次四机部的钱敏部长问薄一波：“赖若愚是谁搞的？”薄一波说：“三刘：刘澜涛、刘子久、刘宁一。”刘子久是总工会文教委的主任，刘宁一也是总工会的。三刘依靠邓小平。邓小平抗战时候对赖若愚有意见。批赖若愚和彭真没有关系，是刘澜涛主要发动的。赖若愚战争年代在晋冀鲁豫。罪名是反党、宗派主义、工团主义，都有了。赖若愚才活了47岁。
问：谈谈你在这场斗争中的遭遇。
答：我1953年调京任华北财委副主任、国家纺织部和三机部（后改为电机部）副部长。中纪委书记刘澜涛等从我这儿就怀疑了，怀疑我和薄一波、赖若愚接近了，将我作为整赖若愚的突破口了。所以那一年不是就批、找赖若愚的宗派么？结果没有。我这人是，咱没有那宗派，以后就把我下放了。对我倒没明确表示什么，而是派人向我的秘书、警卫施加压力，让揭发。赖若愚是1932年出狱后送给我《共产党宣言》，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我们之间是正常的同志关系，我决不照刘澜涛的意图，违心揭发赖若愚，后来也没查出赖若愚有什么问题。当时，电机部与一机部合并，我正等待分配。刘澜涛让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给我捎话说，没事了，让去和他见见面就分配工作。我说：“不见，分配以后再见！”使刘澜涛很难堪。中组部安子文部长等，很理解同情我，面对这一僵局也没办法。李初黎副部长和我谈话说，先短期将你下放到河北藁城任县委书记处书记，档案还留在中组部。我到蒿城后，正是大跃进中“左”的做法盛行之时，我不计较个人遭遇，实事求是向中央和省委反映了蒿城报虚产、高征购等问题。庐山会议后，我被省里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我说丢了二十多年党龄，是指反右倾时，河北省闹的，把我叫到石家庄，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在石家庄交际处指挥的。他没露面，没跟我见面，也不让我知道，叫“马列主义论证大会”，说我是石家庄地区的彭德怀，批判了半个月，这么斗争我。1959整彭德怀牵涉了好多人。我一句违心的话也没说过。地委开小会问我，你有错误没错误？我总是答复，没错误。一句违心话也不说。最后地委批判我的大会结束的时候，要叫我讲讲话，我说没话讲。最后又说，一句话也行。一句话，好吧，我就讲：“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我感谢，对我的问题，我再想一想。”下面人哈哈哈的笑了。很严肃的大会，引起哄堂大笑。地委书记康修民就火了，说：“法院的干部不要走，公安局的干部不要走！”想要逮捕我哩。我心上说，有这准备，没有问题，准备坐牢。河北省委未经中组部，擅自将我从行政八级降到行政14级。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全家与农民一样，吃花椒叶充饥。
开除我的党籍，没有让我知道。河北省委向中央有个报告，但中央不同意。把我党籍不给了，组织关系不给了，但是没有通知平山县委、基层组织开除我的党籍。我是中央管的干部，中央没有同意了，他们就没有下通知。采取一种不正派的办法，不给你组织关系了。但是没有文件说中央开除我的党籍了。是河北省委有个报告，我平反了以后中组部跟我讲的：省委有个报告，中央没有同意。党籍就空了二十年。
1962年是整个大平反。甄别我的问题，是中央组织部派的一个处长，这个处长是监督的，看我究竟有没有错误。石家庄地委是一个副书记，康瑞华负责的，五台东冶人，在定襄当过县长，我们很熟了。他先主持的甄别。一条一条的，甄别得很仔细。那时候什么错误也没有，所有意见都是正确的。完了我到石家庄，他就跟我讲：“老韩，他们尽是捏造歪曲。”康瑞华把每一个问题甄别了以后，认为我毫无错误，予以平反。是四个恢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待遇，恢复职务。报到中央以后，中央说不同意平反。地委也和我不好说了。甄别平反是中央叫甄别的，现在中央又不同意平反，所以下边闹不清这事儿，说你再回平山吧。文革以后我平反以后，就问林铁。林铁是我们的老上级。那时我们认为林铁是一个很朴素的干部、领导，对我们很了解。我在晋察冀当了七年县委书记，都是残酷的游击区，他完全了解我是个什么样子。我说：“林铁同志，那年给我甄别了，我的意见都是正确的，怎么平反不了？”林铁说：“彭真同志不同意。”彭真不愿意，彭真压住了。你瞧这事。彭真和刘澜涛是一股。刘澜涛压不住了，就找彭真压。中共中央书记处，邓小平的头头，彭真是第二把手。他不同意平反。林铁跟我讲的，彭真同志不同意。
过去就是，谁去见高岗，首先他有个油印或打印的本本，上面有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什么，主要讲刘少奇的错误。刘少奇的宗派，四个人，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就是刘少奇的宗派。高岗那时就提出这个。
问：安子文是中组部长，也有权哩。
答：对。不过，安子文在我到纺织部的时候，谈得很简单，说：“你注意尊重第一把手，就这么一句话，别的没问题。”他就怕我看不起钱之光，其实咱不会。安子文说：“了解你的情况，知道你能工作，就怕你看不起第一把手来。没其他问题，你去吧！”林铁这个人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每年差不多都见面，这个人非常朴素、非常憨厚的人。但是一走了派性的话，这个人就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了。在河北整了不少干部，都是晋察冀的那些干部。就象我，他很了解，真是做工作的人，七年县委书记，尽在游击区，残酷地方。真正实打实，卖力气工作的人，他完全清楚，他也清楚我在下边表现很好，但他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了，明知闹错了，彭真说话了，那他就没问题了，只能跟彭真。我解放出来，见了解学恭，我原来不愿意跟他说话。在石家庄批判我的时候，他在交际处住着指挥。结果，迎头顶住面了，没有办法了，躲不开了，他过来说：“纯德，你那可是完全搞错了。”我心上说，你知道我完全搞错，就是你搞的呀？这些人，真是两面派，风派。
太行山、山西出来的人，风派、造反派很多。李雪峰，整人家彭真、林铁、乌兰夫，这都是李雪峰那会儿整的。整叶剑英很厉害，那是在中南局的时候。所以最后李雪峰出不来了。赖若愚老婆跟我讲，不是彭真他们不让出来，主要是叶帅。叶帅给中央有个电报，用古话，说李雪峰、杜润生、还有个刘建勋，有才缺德。德性方面差，造反派。李雪峰文革前夕是华北局第一书记，在前门饭店开会，打倒彭真，打倒林铁、乌兰夫。这是李雪峰、解学恭他们搞的。那天池必卿和我打招呼，我不认识他。人们说是池必卿。文化大革命时，他是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后来跟上解学恭到了天津。那年我到内蒙调查山羊绒，书记叫王云龙，对我讲，池必卿在内蒙，不同意乌兰夫平反，不同意内人党平反。人家让他回去讲清楚。他不敢回。这也是个造反派，很厉害的。解学恭是上了江青的船了，给江青做女皇服，被开除党籍。王世英是造薄一波的反，厚厚的这么一本，头一个问题是薄一波何时入党，说他是假党员。这王世英也是风派。陶鲁笳是整人家张爱萍。文化大革命时，张爱萍有病，陶鲁笳整张爱萍。军队干部不以为然，认为这事太不好了。《炎黄春秋》上有篇文章，说叶帅请张爱萍复出，搞国防科工委，张爱萍的条件就是，陶鲁笳离开，其他人一概不动。池必卿，解学恭，王世英，……出了不少造反派、风派。你说这个地方，一窝子。也不光是山西。过去傅作义有个副官是定襄人，对我讲，傅部的人不能和蒋介石那儿有勾结，一有勾结，打死你。旧社会就是这样。阎锡山也是，阎锡山的人不能和蒋介石有勾结，一有勾结就整你。
山西文物商店管库的说，一波的小儿，搞古董的，从山西文物商店拉走一两卡车东西，不知给钱不给钱？闺女也是搞古董的，到山西搞复制的石佛头，叫河边的石匠给弄。娃娃们也不注意父亲的名声，利用父亲的声望，搞这些东西。好汉股子，英雄股子。咱也不好意思问人家拉了多少文物，用卡车拉的。一波应该阻止他们闹，就应该象周恩来似的。
戎子和对我说，一波的威信一下下来，就是顾问委员会主持生活会，批胡耀邦。
问：当时咱定襄的人们说，是中顾委的薄老等老汉们，用拐棍把胡耀邦搂倒了。
答：胡耀邦遗体告别，胡耀邦的家属不叫一波参加，他就给发了个电报。那天在北京医院碰到胡绩伟，不认识，当过人民日报社长。知道他是胡绩伟，我说那你这是大手笔呀。问他现在还写不写？他说：“写，现在这儿发表不了，我就到香港去发表。”看见他身体很弱。胡绩伟就写了一个致薄一波的公开信。意思是说，胡耀邦给你们解决的六十一个叛徒集团的问题，你不感谢胡耀邦，即使有人搞胡耀邦，你应该给胡耀邦说两句好话。这么一封信。
问：你甄别平反时，彭真不同意，他把你划到什么线上了？
答：划到薄的线上了。他们认为我和赖若愚接近，赖若愚是薄的人，所以把我也划到薄的这边儿了。文化大革命，是在薄案组挂我的哩，薄一波专案组。我最后平反什么问题也没有，平反不了，就是薄案组有个齐端阳的材料。他揭发我，是解放以后国民党山西的地下负责人。中央有这么一个黑材料。当时人也不相信，解放以后太原市长，是国民党的地下负责人，这也不像吧。齐端阳也是被薄一波专案组逮捕了的一个人，定襄人，二战区太原时是梁化之下边同记公司的，和薄一波也惯，他交代的。最后把他弄出来问，你怎么这样交代？他说：“他们打得我没办法。”那时薄案组把齐端阳他们逮捕了，在北京打得让他们揭发哩。
我们晋察冀的主任是聂荣臻，地方党是彭真、刘澜涛。他们认为我在太原工作时，太原市委书记、市长，这都是赖若愚安排的，和赖若愚这么接近，是很不简单。刘澜涛他们问我：“你和赖若愚是怎么个关系？”我就讲：“过去同学过，在北京地下党时又有来往。”这关系都很正常的。刘澜涛发动的叫我揭发赖若愚，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叫五机部副部长张连奎给我带的话，叫我见他（刘澜涛），见了就没事了。我不见他，这一下把刘澜涛惹火了。
山头主义，一伙一伙的。解放以后就有了权了，就争权哩。战争时没权可争，那时特殊化是炖一只鸡，吃一吃。
问：文革初，毛说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盘根错节，倾刻瓦解，感到刘少奇、彭真架空了他。这是他发动文化革命的一个原因。
答：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打刘少奇，也打刘少奇这伙人。毛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划分势力范围。贺龙、邓小平没有势力范围。有些人象叶帅，没宗派，没小圈子，伟大就伟大在没有自己的圈子。我在太原工作近四年，市委的都听我的，我没派性，他们都尊敬我。王大任就说：“老韩这人，有阳谋，没阴谋。”咱没手段，和大家切磋。就我一个晋察冀的，都是太行、太岳的，但他们服气我。副书记郭钦安，太岳的。组织部长于林，太行的。组织部长后来的工业部长刘开基，太岳的；部长王大任，太行的。王大任还和别人讲：“老韩有点子，有魄力，我们都听他的。”
问：你上学时接受过民主教育吗？
答：我在小学12岁，上海五卅运动时，就到兰台下乡宣传，闹学潮，抵制日货，校长不让去。1930年我在太原上成成中学，蒋阎冯大战以后物价飞涨，太原私立中等以上学校，成立要求津贴委员会，我是主席，那时17岁。
薄一波控制山西，有半个多世纪。正月初五过生日，山西几大班子都来，忻州地区，原平，我看就是个政治交易会。
问：你去过几次？
答：一次也没有去过。杜导正今年还打电话，薄老是几号生日？你去不去？我说我从来没去过。他就说那我就打个电话吧。咱不参加那些活动，没意思。薄老那儿，我这些年过年也没去过，有次是我姑娘去的，我给写了几个字，“薄老不老”四个大字，让姑娘送给薄一波。他说你爸爸字还可以。薄老复出以后，1980年代，我在纺织部时见过一次，带上周隆高到中南海看过他。周隆高是天津市医院院长，想看看他。高小时周隆高是一班，薄一波是三班，小时候就是同学。咱没到过玉泉山他的住处。他给捎话哩，叫去，聊一聊。我一直没去，咱身体也不好，那几年我不如现在身体，有时感冒。如果去了也人很多，真正谈谈话也插不上嘴。咱去了也没事。他捎话让我去，我始终没去。一波他是好世的人，好出个风头。三反时，他就是办公室主任。闹胡耀邦时，你就干这哩，你是个顾问委员会的人，你就斗人家总书记哩，实在是一波也不聪明。结果胡耀邦的威信特别高。一波闹倒一个胡耀邦，本来那也是邓小平的意见，可是叫薄一波执行，薄一波出头干，我认为一波不聪明，应该实事求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是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人，人也挺纯正。一波这一点太有点。戎子和就对我讲，胡耀邦这个问题，一波威信一下就塌拉下来啦。戎子和去世三四年了，退下来是财政部副部长，正部待遇，活了九十二。我们太原市委、政府的所有的人都走了。郑林的副市长，以后又加了一个岳维藩，去世更早，好人。
问：薄老过寿的事，在咱家乡知道的人很多。他的亲戚们去，有的地、县领导也去。有的请人精心蒸上白面寿桃，听说老汉很开心。有的人就是用几个白面寿桃，换来权力，换来金钱、美女。这是很合算的一笔交易。听原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老前辈说，中顾委解散后，邓、陈在世时，薄老还列席常委会。可能他那时对省、军级干部任命还有一定发言权。又听别人说，薄老认为王茂林、王森浩当书记、省长时，山西工作不理想，物色副省部级的干部回山西，才有1993年前后胡富国的任命。后来山西工作热闹过一段。2002年《随笔》第4期上说，彭真声称他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有拥戴之功，何时喊的？刘少奇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就喊“毛泽东同志万岁”了。解放初小学课本上有国民党占领延安后，墙上交替出现“毛主席万岁”、“蒋委员长万岁”标语的故事。建国前夕政治协商会议上，讲话、发言的98人，有39人喊万岁，占四分之一。文化革命喊得最凶。二十多年来不喊领导人万岁，这是中国内地的一大进步。
答：延安时候没听到过喊万岁。彭真抗日战争在晋察冀时，跟上王明路线，大力发展国民党员。后来各县又杀入了国民党的小学教师等。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时，林彪就把他拨拉过了，视为阻力。人家是闪开大路，占领两厢，林彪有战略眼光。彭真不行，以后给他闹了个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实际上他犯错误了。以后叫人家把他拨拉回来。刘少奇他们对彭真，无原则的使用。回来以后，又到晋察冀工作（任注，据中青网，抗日战争胜利后，彭真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1947年，回到中央，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指导晋察冀工作）。北京市在城市建设文物保护方面，梁启超家小子，反对他反对得厉害。咱定襄老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邢亦民说：“彭真这个人整人，就是恶霸式的。”胡耀邦逝世他去看，人家就不让看。中纪委秘书长李志廉，开除他党籍，是彭真批的，东北局时候是干部科科长，彭真领导下的，说彭真对我相当了解吧，结果他对处理丁玲的事不大同意，就因为这开除他的党籍。开除了二十年，到新疆。李志廉就说，我没想到开除我的党籍是彭真批的。整的人相当多。而且彭真这些人，确有宗派。一波他们，确有宗派，就有这因。我在电机部时，部长张霖之和我到彭真那里要房子，他秘书那时有赵鹏飞，郑天翔。郑天翔出来是北京市委副书记，赵鹏飞是北京市人大主任，无原则地提拔这些人。提郑天翔当北京市委书记，万里不同意。郑天翔能写，我们那时是县委、地委书记什么，郑天翔是宣传部的干事，笔杆子。解放初我当太原市委书记时，郑天翔给我来信过，包头是一万多人口的小城市，他是市长。圈圈厉害。
咱们定襄老乡，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何奇的爹叫郭洁民，1926年的党员。那年定襄立碑，县人大主任续俊谦说，1926年就不用提什么级别了。1939年在晋察冀石头打死的。当时是审查他的所谓托派嫌疑问题，苏联来了个情况，说有托派嫌疑，反扫荡时万一情况紧张，可以处理了，打枪怕敌人听见，拿石头砸死了。彭真当时是分局书记，在延安时也是管晋察冀的。郭洁民是老资格，他们就不承认错误，不给人家平反。何奇找彭真，彭真不给写材料，郭洁民的事情一直平反不了。薄一波一直给写材料，说郭洁民不是叛徒，我可以证明。彭真死了，这才平反了。彭真不死，郭洁民的事儿还不行。你说这些人，经过文化革命，挨过整，还没有反思。我在包头搞学生工作时，郭洁民还领导过我们。郭洁民的冤案，薄一波这么写证明，不行。
彭真1941年到延安，是刘少奇的人，毛泽东任他为党校教育长。那时晋察冀二地委特委书记叫王逸群。彭真传达王明路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王逸群就思想不通。五台县我方的人把第七集团军司令赵承绶家的枪也收了，造成影响。赵承绶到阎锡山那儿告状。这种空气下，就把王逸群撤职了，让王逸群到冀中当了个团政委。1940年选举七大代表，王逸群选成冀中区的七大代表。到延安学习的时候，彭真又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王逸群思想不通。彭真不是在党校负责的么，把他的七大代表也撤了。象这些人狭隘不狭隘？王逸群是老红军，七大代表是选的，彭真他们随随便便就撤了。他整过的人，就不让翻身。你一翻，我就还整你。
问：彭真和薄一波的关系，也比较微妙。
答：微妙。周明远写晋冀鲁豫和晋察冀的斗争，涉及郭洁民，薄一波要求给郭洁民平反。何奇在新华社西安分社工作过，还在世，他的爷爷，郭洁民的父亲，是阎锡山的交际处长。
问：中共党内，也有不少象斯大林手下那些以整人为职业的人。
答：毛主席访问苏联，从苏联回来，莫洛特夫送他上火车，叫他警惕反动派，重视肃反，意思是中国杀人还杀得不够。从苏区就是，反AB团什么的。徐帅回忆录讲，把徐帅老婆弄走，是为了整徐向前的材料，徐帅不敢说，陈昌浩管肃反的哩。戎子和说，刘澜涛整了两万多人，挨整的有胡耀邦等高级干部，也包括基层干部。刘格平也是九大的中央委员，住在万寿路，死了。1930年代他和薄一波等60多人一块住北京草岚子监狱，坚持不写悔过书出狱，是死对头。
我这一辈子，一个，我没整过人；第二个，我没说过假话，没说过违心的话，检查啦这个那个。反右派那阵儿，我在岗位上，是电机部副部长，管人事的。我们批评了一个同志，心想，这也不象个右派吧。张霖之和我说，咱们俩，大的问题上意见一致。我说，对。电机部机关一个右派也没有打成。后来他到了煤炭部，那会儿是电机部部长。你看我们电机部没有打一个右派，这也不简单吧？在那个形势下边，实事求是。我在咱们老家当了七年县委书记，老在游击区，锻炼了我实事求是。那时候不实是求是，老百姓遭殃，你也不敢定跟上卖了命。
有次我见到王谦，他说山西还有房子，李立功给办的。说他老伴在那儿。老伴也不能享受省委书记的待遇吧？王谦是老太行的，山西是他的根据地。
问：李立功是哪儿的？
答：李立功是晋绥的。他懂得这些山头的问题。
问：文革初来当北京团委书记。
答：对，文革初李立功和牛联璧一块来的北京。分两套房子也不简单。
问：这会儿两套、三套也正常。老百姓对这个意见不大，最大的意见是权钱交易，买官卖官。赖若愚看不起刘澜涛来？
答：对。赖若愚还和我说，邓小平水平很高，但是狭隘，你得罪了他，不简单。赖若愚和赖际发，是晋冀豫二地委的，一个是地委书记，一个是军分区政委，在铁路那边寿阳、榆次一带。以石太线为界。这边是晋察冀的。赖际发是老军工，是他接收的太原的军工企业。赖际发和赖若愚有矛盾，邓小平倾向于赖际发，对赖若愚有看法。
（注：2003.4.5任复兴从忻州将口述记录稿寄给韩纯德，后又当面与之交换意见，经他同意，成为这篇定稿。仍保留录音为依据。2015年5月，记录者碰到杨继强先生，他称赞韩纯德这篇口述记录做得不错）
2016-4-18
附：薄一波的肮脏灵魂和糜烂生活
1967年5月「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古田兵团》与「冶金部机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联合战斗团》」合编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罪行录》同名一章全文爲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
㈠ 糜烂生活
薄一波早就过着資产阶級达官貴人的生活。薄在党派他到閻錫山那儿搞統一战线工作时，当上了閻的財政厅厅长，过着旧社会大官僚的豪华生活。薄在太岳当区党委书記时，革命正处在艰苦时期，而他一次就用几匹騾子驮了日用品和布匹等，生活极为奢侈。
薄一波的灵魂十分肮脏。他喜欢看腐朽的英美黄色电影，很欣賞香港大腿片。他爱讀黃色小說、封建小說，喜爱的剧目有：《坐楼杀惜》、《三看御妹》、《王老虎搶亲》之类。不仅自己看，还要全家老小共欣賞。
薄一波几年来借公家大量的錢收藏了不少古典书籍，其中有： 《邯郸記》、
《隋唐演义》、《女仙外史》、《元朝名臣事略》、《昭明文选》等等。薄把这些书視为珍宝加以保藏。
薄經常在家里大客厅里，架起录音机，请上琴师，和胡明坐在沙发上，听他女儿唱旧京戏。他还叫广播电台大批录制已被禁演的旧京戏。
薄长期过着資产阶級的腐朽生活。他全家八口人，占居着三个大套院。薄在东城住时，嫌住处附近馬路不平，命令北京市鋪柏油馬路，鋪好不久，又嫌东城住处对孩子上学不方便，又搬到西城。薄家里住的房子本来已經够好的了，但他还嫌不舒适。年年让公家翻修，几年来共花国家資金二十多万元。薄还把他在北戴河暑期住的房子也修了。
薄看見有新的汽車就要換，已換了四次汽車．近几年来出去不坐小飞机，一定要坐大飞机，沒有时就不滿意。去年薄在上海从北京調公务車到上海（車上有胡明坐着），在浦口过輪渡，为了使薄的車廂先渡，只好把另一节車廂甩下。
薄一波夫妇和儿女衣服无数，仅各式男女大衣就有十四件之多，各种奇装異服使人看了作呕。一九六○年，薄一波在出国前夕，他老婆为他化六百多元在估衣店购买金絲大龙衣料一件，由高級服装店作成大龙袍式的睡衣。
薄夫妇、女儿經常喝人参湯，現在还存一木箱和一大瓷缸人参。
在經济困难时期，薄和他老婆利用每次出差机会，依仗权势，大开后門，大搞特殊化。购买的东西，从布匹、呢料、毛线、鞋袜、手表、油、糖、水果、餅干、西瓜、花生米，甚至还有臭豆付，一直到碗筷、扫帚，应有尽有，满載而归，并常以家庭生活困难为名让公家报銷。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底在广州某一次会議期間，薄一波亲自从小汽車里把一大卷衣料伪装着抱下車来奔上楼去藏好，在群众中留下极坏的影响。
在困难时期，薄养了很多鸡，到处要鸡飼料，要粮食喂鸡。有时还用小站米、饅头喂鸡。薄一波亲自掌管鸡房钥匙，亲自取蛋。鸡下蛋少了，就查問，怪工作人員沒有把他的鸡喂好。他家里桃树上結了桃子，都要数数，怕别人給吃了。
薄夫妇出門，只要人家那里供应茶叶，就不喝自己带的，有一次还偷了宾館工作人員的一包茶叶。他們夫妇本不吸烟，却把宾館供应的烟拿回家来待客。
薄一波还采用叫苦、賴賬、借款、养病吃貴重药等等办法，从一九六○年起到一九六
六年共化用公款五千余元。薄每月工資四百多元，胡明二百多元，机关事务管理局每月定期补助二百元，共八百多元，可謂高官厚祿，这还不箅，近几年来，經委机关已给他补助了五千余元。薄为了保养自己身体，不顾国家外汇紧张，在广州用外汇购买貴重保养药品达六百余元，由机关报銷。
薄利用出国之机，大发横財，嫌北京的物品不好，派专人陪同他老婆往天津采购。这次报銷大大超支，由机关报銷了一部分，其余部分还是大大超过，最后还是由刘宁一同志被迫批报了。
薄把公家財产据为己有。把公家的窗帘作了被里和孩子衣服．从广播电台借来一架录音机，从釣魚台借来一个石磨，从华北被服厂借来一台縫紉机，都据为已有，有的已出卖了。
薄看了机关事务管理局轉发国务院关于私事坐車收费問題的通知后大发脾气說：“中央这样做，卡的我太严了，我洗澡看电影是公事、收我费我就不坐車”。国务院規定生活用具、洗沙发套要自己出錢，当秘书把国务院規定給他看时，他大駡說：“管理局全是他媽的混蛋！你局长来坐不坐我的沙发……？”薄还跳着脚喊：“你把候春怀局长給我叫来！”候局长来后，薄訓了一頓，从此薄家这方面的开支一律报銷。
經委召开全国性会議都必須在高級飯店开，否則宁可推迟会期或把别的单位攆走。每次开会薄都指示办公厅要把生活搞好点，他不顾国家財政制度，每次会議费都大大超过，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冬广州会議，薄带头大吃大喝，山珍海味，蛇、狗、猫肉，水里、空中、陆地上珍禽走兽应有尽有。每次会議薄都利用职权在飯店私人請客，公家报銷，全家大小都来赴宴，吃了不算还得带走一部分。
㈡ 支持老婆胡明为非作歹
薄一波的老婆胡明自进城以来，依仗薄的权势，以病为由长期不上班，反而扶搖直上。胡原在建工部时是十二級的付局长，一九六三年拟調經委时，反党分子刘秀峰为了讨好薄，給她提了一級，在經委还未上任就調到前手工业管理总局，又通过反党分子安子文、乔明甫，一跃而为十級局长。二輕部成立时，徐运北通过他的老婆沙晓魯同胡明搞政治交易，結果徐当上了部长。徐为了向薄感恩报德，又把胡明提拔为部党組成員。
她任局长以来，配备了三个秘书，派头真是不小。在最近十年內，胡明曾先后出国五次，到过苏、英、朝、日、法五个国家。有几次出国是依靠薄的牌子，强行“走后門”去的。到了外国，不遵守外事纪律，违法乱纪，不按国家規定，乱花外汇．在法国时买了一辆轎車，至今还存在大使館里。在法国期間同戴高乐夫人拉关系，一同拍照，不請示使館、党委，擅自邀請戴高乐夫人吃飯（未成）。在日本期間，不顾民族尊严，穿上日本妇女的和服到处拍照，政治影响很坏。为了搞投机竟向一华侨借了日币三千万元，大买生活用品。回国后由二輕部用人民币还給該华侨在山东的亲属。对此，山东人民銀行曾提出抗議，由于胡是付总理夫人就只好不了了之。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薄随中央其他領导同志去西南出差。当时胡明同二女儿在广州养病，因薄不在身边，給她母女的待遇只能按規定办事，她很不滿意。为了达到提高自己的身价，她竟强要赵紫阳同志打电話給薄說：“你女儿病危（其实女儿病并不重）”。薄立即从西南趁飞机赶到广州。
㈢ 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子
薄一波的孩子每人都有一套完整的房子，每屋还鋪着地毯，摆着沙发，每个小孩都有手表，半导体收音机、进口自行車。薄的二女儿从不讀毛主席著作，遇到劳动和政治运动就想方設法逃避。有时要工作人員为她抄作业、做练习；稍有不滿，就大发脾气。薄請画家教她繪画，請京戏教师教她唱京戏，請古詩教員教她作詩。她有病时要吃核桃大的饅头，大一点也不行。平时小病大养，不上学，逛来逛去，拖着拖鞋，手拿捶背棰，边走边捶打着腰背，使人看了作呕。每天飯来张口，衣来伸手，連手絹、月經带都要保姆洗，真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級臭小姐。他的第七个孩子不肯好好学习，他們要秘书帮这个孩子补課，帮他学英語。他的孩子睡在床上一边吃糖一边听讲。薄看了在一边发笑。有时秘书批評他孩子几句，薄就訓斥說：“不耐心，不会誘导”。薄的大男孩曾輕蔑地說：“为人民服务，我才不管呢！只要我念好书，将来上清华，以后做专家。做不做党員无所謂……。”有人告訴薄，薄听了一笑了之。
薄的孩子上学有病都用汽車接送，特別是多年来还叫宿舍的工作人員給孩子往学校送飯。孩子有病和薄一起休养，胡明也跟着去。薄为了給女儿治病，亲自把卫生部錢信忠部长找到家里，命錢部长从广州調来林大夫（政治上有問題）。林大夫到京后，住在民族飯店，胡明告訴不許別人去看病，只准他一家看。广州的很多病人因林大夫一走，治疗中断，有的找到北京要求继續治疗，但得不到薄家批准也不行。薄还专派大夫，随同他的二女儿到上海、杭州、南京疗养。
薄的大女儿大学毕业后，通过外交部“走后門”連同女婿一并分配到驻英代办处工作，二女儿考上大学要轉学、轉系，通过教育部和黑帮分子陆平“走后門”，办理了手續。
㈣ 封建主义的孝子賢孙
一九四九年，薄的母亲死在北京，前华北局的有关負責人为薄忙得不亦乐乎，薄还不滿意。后来薄把其母的尸体运回老家山西。薄父死在陝西，进城后专门派人又把尸体运回老家与其母的尸体埋在一起。薄还到坆上痛哭烧紙。一九六五年，薄全家乘专車回家，上坟吊唁。薄真是个封建主义的孝子賢孙！
㈤ 把家中工作人員当作奴隶
在薄家中工作的同志一年到头只能是服服貼貼地給他們搞家务事，沒有礼拜天、假日，不管什么时間得随叫随到。稍不順心，不是訓斥，就叫下放劳动。
薄一波进北京以后就把他的警卫人員、保姆当成佣人使用，除了給带孩子外，还給洗衣服，連胡明的褲叉、月經带也得給洗。他們对工作人員的态度很坏，动輒訓斥工作人員“脑子笨”、“不灵活”，“不会办事。”薄的几个孩子都已长大，工作人員还要侍候他們，飯菜稍为晚送一会，薄就訓斥“孩子身体不好，你們負責。” 薄的小孩开口就駡工作人員是“笨蛋”、“混蛋”。
薄的警卫秘书王俊池同志，从小参加革命，跟他一起十多年。虽然王存在某些缺点，但是个好同志。平时薄、胡經常厉声責罵他。有一次王的孩子病了，王回家住了两天。薄、胡极为不滿，馬上就把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侯局长叫来，要他立即作出把王下放劳动的决定，王含淚而别。孙玉杰同志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在薄一波家当管理員、警卫秘书，他的父亲死了，向薄請假，竟遭到怒駡：“鬼催着你了，給我滾蛋”！工作人員李天金同志的母亲死了，再三请假要求回家一趟，就是不准，結果李哭着給他們开飯。
經济困难时期，他怕工作人員偷他的东西，曾規定工作人員出入宿舍要經检查。有一次，薄把半导体收音机放在衣柜里忘記取出，他就猜疑是工作人員偷了，要查全宿舍工作人員，后經服务員发現取出才作罢。他有二块手帕叫他老婆送了人，他硬賴工作人員偷去了。有一次叫工作人員买了十斤杏，回来他就亲自过称，看少了半斤，硬賴买杏的同志吃了，逼着检討，后經查找，是因卖杏的未去包装少給了半斤，补上才算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