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戚本禹谈“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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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6年4月20日7时58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上海因病去世。戚本禹生前曾与阎长贵先生就“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做过深入交谈，以下为阎长贵先生所整理的谈话内容，系凤凰网历史频道首次独家刊发。

嘉宾简介：

戚本禹(1931—2016)，山东威海人。1949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阎长贵，1937年2月生，山东省聊城市人。1961年大学哲学系毕业，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的机要秘书，是江青的第一任专职秘书。1968年1月被江青诬为“坐探”投入监狱。1975年5月被宣布释放，1979年9月平反。1980年3月重回《红旗》杂志社担任编辑。阎长贵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退休后写了一些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文章。

2008年12月上旬、下旬，戚本禹因事来京，我和他见过几次面，谈到“文革”中的一些问题，兹择要整理如下。

一、关于《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的写作及开展大批判的一些情况

阎长贵(简称阎)：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戚本禹(简称戚)：搞批判，或者说搞大批判，这是主席在“文革”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1967年初，江青传达主席的意见：秀才们应该写些批判文章。至于写什么题目主席没说。我是搞历史的，就选择了批《清宫秘史》。王力、关锋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就是他们后来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的那篇《<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姚文元原来打算批刘少奇的文化思想，后来改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我为了写批《清宫秘史》的文章，“大闹怀仁堂”即被称作“二月逆流”的那次会都没参加。

阎：你在文章里说刘少奇讲《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刘少奇不承认啊?

　　戚：他说过的，这是胡乔木报告主席的。胡一直到死都没否认这点。(笔者按：北京电影制片厂《毛泽东文艺思想》第3期第29页有胡乔木关于电影《清宫秘史》的检查，说：“我在管理《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曾经多次抗拒毛主席的指示。1950年，毛主席指出，美化八国联军、光绪皇帝而污蔑义和团运动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应当批判。……但是我在事前接受了……刘少奇说它(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影片的反动观点，不让批判这部电影。”确实没看到胡乔木作古前否定这个检查。)放的电影有些镜头剪去了。你看电影剧本这点很清楚。八国联军进北京，珍妃跟光绪说，不要走，留下来，要依靠洋人跟(慈禧)他们斗。主席说，这就不对了，这就是卖国主义。

　　对我写的这篇文章主席一方面说“写得很好”，一方面又亲自做了修改，还亲自加写了极其重要的一段：“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主席为了表示支持当时的红卫兵，把红卫兵和义和团中的“红灯照”相比照，他要我加强对义和团中“红灯照”的叙述和描写，他在我的送审稿上批示：“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这个问题，我遵照主席的批示照做了。我在文章中连历史上一个人名写错(按：即把“赵舒翘”误写做“赵舒饶”)，主席都提出来了。(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92-293页)

不仅如此，总理主持召开几次政治局会议，对我这篇文章逐句讨论修改。文章点不点名，点谁的名，怎样点，那都是讨论过的。对刘少奇没直接点名，“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指他。江青极力主张点邓小平的名，我根据大家的意见，用“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陆定一在“彭、陆、罗、杨案”中早点名了，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点周扬的名，那是江青的意见。陈伯达要点胡乔木的名，我不同意，康生也不同意，陈伯达坚持，双方妥协，用了“胡xx”，这叫半点名。如果不是中央的意思，或某个大人物的主张，点这些人的名，我能这样做吗?我敢这样做吗?

关于文章署名问题也进行过讨论。我希望以《红旗》杂志社论或编辑部文章的名义，总理说，在外国社论或编辑部一类文章，要比个人署名文章层次高，我们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还是个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我又提出是不是用个笔名，江青瞥了我一眼，我觉得她认为我有害怕的意思，别人没说什么，我也就收回了这个意见——因为文章是我写的，署名当然是我。这样以来关于这篇文章的一切恩怨和仇恨也都集中到我身上了。

再说一点，在这篇文章中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问的八个问题，是在林杰提出的几个问题的基础上加以增加、扩大而成的。说实在话，这篇文章虽然是我写的，但这并不是个人行为，主席看过和修改过，还经过总理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过。如果能查档案的话可以看到总理在这篇文章上留下的笔迹。我这样说，绝不是想推脱责任，而是说明实际情况。到现在为止，我对写这篇文章，当然有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和汲取，但我并不后悔，当时我是积极地自觉自愿地做的，主席修改我的文章，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我的文章，我都感到光荣和高兴。在这篇文章中我说《清宫秘史》的作者姚克是“反动文人”，这是不对的，他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

阎：是否请你谈谈成立“大批判组”搞大批判的情况?

戚：为了从思想和理论上批判和清算修正主义错误，在1966年秋冬从《红旗》杂志调了编辑杨永志，从解放军调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廖初江、王道明等成立了一个理论组，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一生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后来又选编了两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选》，印数很少，大概只有二、三十套，发给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

1967年初毛主席提出秀才们应该写些批判文章的任务后，根据陈伯达、江青的指示于1967年夏天又成立了一个“大批判组”，成立大会是在沙滩大院的教育楼召开的，到会的有大、中学校和北京各界、各个单位的代表，整个教育楼几百人的位置都坐满了，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有陈伯达、关锋、我，有没有王力、张春桥、姚文元记不清了，成员有10人，具体是：杨永志、廖初江(?)、xxx、xxx，你不也是成员之一吗?在这次会上讲话的有陈伯达、关锋和我。内容主要是要开展对刘少奇的大批判。

阎：对，我是成员之一。我因为担任江青的秘书事太多，“大批判组”的事我基本没管。具体负责组织工作的是杨永志，办公室仿佛设在北京师范大学。

记得就是在这次成立“大批判组”的会议上，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简化，并说是不是称“走资派”?从此“走资派”的概念和叫法逐渐而迅速地在报刊和社会上传播开来，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化语。“大批判组”成立后写的第一篇文好像是1967年8月15日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对这篇文章毛主席在8月11日有批示：“此文写得好。但有几处只有谴责，没有印证，不足以服人，请再加考虑。毛泽东 十一日下午五时”，“退陈伯达、江青照办。毛泽东 八月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97页)

“大批判组”还组织和写了什么文章没印象了。

值得说一说的，在“大批判组”成立会议后江青叫我写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她对我说：“你能写文章，你也写一篇批判文章吗?”我说：“没时间。”江青有点不高兴地说：“抽时间吗!”如果不是江青布置我写，当时我是不能写，也不敢写的。说心里话，江青既然叫我写，我也想写一篇叫江青看看。这有点表现自己的意思。我找了刘少奇一篇有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内容的文章来批。你还记得不，大概是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出事，我问你：我的文章是否送关锋、林杰看看，提提意见，你很坚决地说：不要了!你也没说原因，我也没问你。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我是在事后五、六天才知道的。到1967年11月份，江青叫我把文章请陈伯达、姚文元修改后给《解放军报》发表——当时江青的女儿李讷正负责《解放军报》的工作。当我把文章送给陈伯达时，他说不看了。姚文元对我这篇文章做了认真的修改，他把我的文章题目《资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改成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加了一个“反”字，其批判力度就大大加强了，此文在1967年11月17日《解放军报》上发表。江青要我把我这篇文章给《解放军报》发表，李讷当然满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见了，也一再表示感谢我对军报的支持。

老戚，另外，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说刘少奇没整过什么人，是这样吗?

　　戚：不是，不是!华岗不是他整的吗?华岗的儿子华贻芳，是我的同学，他生前跟我说，他原来对刘少奇是很崇敬的，看到刘整他父亲华岗的材料，就再也崇敬不起来了。刘整的人恐怕不止华岗一个人。据说，陆定一就说过，他领导的中央宣传部就是整人，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到头来自己也被整了。客观地说，大概朱老总没整过什么人。

二、关于王关戚事件

戚：王力、关锋出事后，检查我不能不写，因为我和他们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和关锋(阎插话：记得当时你跟我说过：“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这点，人们，特别是造反派红卫兵都知道。当时我在造反派红卫兵面前说话比王力、关锋说话管用(阎插话：“文革后，我跟关锋议论，我说‘从你们三个人当时的作用看，好像不是王、关、戚，而是戚、关、王’。”关锋不同意这种说法，不知为什么他后来变了，跟采访他的人也这样说。)。1967年9月7日主席对我的信即我的检查做了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12页)。批示内容是：“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告知关、王二同志。毛泽东 九月七日”。

此信和批示江青阅后，是你告诉我：江青要我向王力、关锋传达，我马上到钓鱼台二号楼向他们传达了。从主席的批示看，这本来是当作内部矛盾，不知为什么到1968年1月份又变成了“抓”?这变，肯定也是主席变的，但究竟为什么，仿佛还没人说过。现在的书和文章讲到王关戚问题，都是根据《微行》(按：指权延赤所著讲述杨成武1967年7-8月随侍毛泽东到武汉、上海的一本书)，那本书很多胡说八道。关于这件事情该书所写，和杨成武当时跟我说的完全不一样。杨成武从武汉回来报告总理、江青后，就到我这里跟我说，他在主席面前说了我许多好话，我还向他表示感谢。他说，主席要我参与处理王力、关锋的事情。实际上，很多事情也确实是我处理的。比如，把王力、关锋隔离在钓鱼台二号楼就是我把他们送去的。我把他们送到二号楼后，跟警卫战士说，他们还是首长，你们要好好对待他们。我回到十六楼会议室汇报了这件事情，谁都没说什么，后来总理走了，江青大哭一场。文革后我跟关锋说到这件事，关锋相信江青哭是真的，所以关锋对江青始终没有什么反感。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后，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办事组的人也都是请示我怎么办或怎么答复。说实话，王关戚事件到现在还是一个没说清楚的谜。你能说清楚吗?

阎：你都说不清楚，我怎么能说得清楚?我只能根据一些材料研究，做些分析。我认为，王关戚是“抛”出来的，不是“揪”出来的。

　　戚：对。而康生、陈伯达等不这样看。他们把王力、关锋说成江青“端出来的”，即说成江青的功劳，这不对，对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江青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康生、陈伯达以及姚文元等这样说恐怕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

阎：主席为什么把你们抛出来?是不是为了安抚和稳定军队?你们三个人都是为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抛出你们三人对毛主席来说恐怕也是“挥泪斩马谡”吧。

戚：主席抛出我们三人，特别是王、关，确实是为了安抚和稳定军队。武汉“七二零事件”后，军队很乱，全国到处游行示威，冲击军事机关，喊“打到陈再道式的人物!”“打到xx地区的陈再道!”等等，报纸上也是铺天盖地这样的报道和宣传，主席肯定认为这样下去不行，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而要解决，就要找人负责，也就是找人当“替罪羊”，这就找到王力、关锋了，因为他们借“七二零事件”宣传“揪军内一小撮”，造成全军的混乱，他们要负责。

顺便有一个问题我告诉你，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说，主席经常单独接见他，这是瞎吹;说他经常在主席面前说邓小平的好话，这是为了讨好邓小平——实际上，他批判邓小平是很早的，并积极地写材料。“邓矮子”就是他说的。邓小平原来准备用王力，和关锋处理不同，后来为什么不用了，这里面肯定有原因——仅说陈云反对恐怕还不行。王力给中央递了很多建议书，据说后来邓连看都不看了，原件退给他。这是不是有人向邓反映了王力说“邓矮子”的事情。对这个说法邓是很敏感和反感的;文革前，我就知道这点。

　　王力还说什么，陶铸成为党内四号人物是主席根据江青意见定的，这是瞎说;实际上，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和排位次序都是主席和总理商量定的。说实话，主席在“文革”前一直到他发动“文革”的时候，组织部门都被刘少奇掌握了，当时刘说话，比主席还管用，我在办公厅工作有亲身体会。凡是刘少奇批的文件，那要马上办，而有的主席批的，就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因为刘掌握组织部，省委书记的任命，组织部说了算，主席是不管具体的。但军队是主席掌握的。军队不能乱，这是主席的一条重要的或者说根本的原则。抛出“王关戚”，后来又搞了“杨余傅”(即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海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这也是一个平衡。杨成武这个人很张扬，树敌也比较多，主席和林彪都不怎么喜欢他。

阎：你为什么被“抓”?

　　戚：说不清。大概你送错那封信，是你被抓的导火线，也是我被抓的导火线。

阎：是吗?我第一次听你这样说。

戚：一点也不错。那封信你没看清，没看懂。那个写信的女演员，原来不是叫“江青”，而是叫“江菁”，即带“草”字头的。这个字不念“qing”，而念“jing”。这个女演员是参加过“军统”的。江青生气、发火恐怕也在这一点。

阎：哎呀，这些我都不知道，不记得了。那封信很长，我由于不断地接电话和收发文件，不是一次看完的，我对这封信的内容误会了。

　　戚：这封信，当时江青叫我看了。这封信你不该送给她，你送给她以前应叫我看看，我是你的领导吗!当然，我说这封信是导火线，肯定也不是仅仅因为这封信就抓我，大概江青已经对我积累了很多不满。而这不满是什么?我说不清。

阎：不满就抓人啊?这是什么法律?

　　戚：当时“砸烂公检法”，已经没有法律了，江青等领导人说一声就可以抓人。

阎：像你这样“大人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说一声，就能抓吗?

　　戚：一定还要经过主席。主席为什么批准抓我，我想不清楚，说不清楚。

三、关于江青和总理的关系

阎：现在很多书(包括王力的书)上在谈到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时都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就把总理视为“眼中钉”，“要打倒总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不符合实际。我看到的情况是，总理和江青的关系不错。总理经常去看江青，在去前，总理常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同志现在在做什么，我要到她那里去。当我向江青报告时，我没发现和遇到一次江青不让总理来，或找个什么借口不让总理来，在1967年一年的时间里都是这样。就在1967年2月“大闹怀仁堂”前后，我拿一份关于总理的什么材料(可能是关于总理的大字报)给江青看，江青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也很直接。

戚：在这个问题上，你批判王力很好，王力的回忆录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你说得对，江青和总理的关系确实很好，这与江青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同。江青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耍态度，这正是他们关系好的一种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其他中央负责人，如刘少奇、林彪等面前这样做?总理总是像哄小孩一样哄着江青。不错，在会上，江青经常说“总理，你总是今天保这个，明天保那个”，这是意见和看法不同，并不是什么要打倒总理。江青怎么要打倒总理呢，难道她不知道没有总理的支持毛主席就不能打倒刘少奇。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总理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组织方面刘少奇是掌握了，在军队方面，在政府方面，他没掌握;在政府方面，总理威信很高，绝大部分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都听他的。在文革中，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那是下了决心的，他所以能这样做，敢这样做，其重要和根本原因，就是他争取和得到了林彪和总理的支持。这是了解文革非常重要的一点。

有人说，我反总理。这完全是编造。总理一直对我很好，曾经赞扬我是“青年历史学家，要向我学习”，还说我办事有能力，我一次患感冒时，总理一晚上三次打电话慰问和询问，如此等等。我要反总理还有“良心”吗?这是个做人的根本态度问题。

我认为，总理在“文革”中态度很好，姿态很高。当时主席和中央文革都不允许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人贴了(特别是贴到天安门的)，中央文革就组织人把它覆盖起来。总理总说，叫他贴嘛，覆盖它干什么，我不怕，我打不倒;如果是坏人，也让他暴露吗!贴主席的大字报不行，贴林副主席大字报不行，如果连贴我的大字报也不行，那我们还叫什么民主?贴我大字报的人不要抓，抓了的，要放出来。本禹同志，你告诉谢富治同志注意这个问题。

阎：你讲这些，我觉得符合事实。我还被你们派去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关于总理的大字报。关于总理姿态高的问题，我记得你当时就跟我说过;你说康生、陈伯达等有谁给贴了大字报就紧张得了不得，总理很坦然。

戚：听说后来“批林批孔批周公”就是批总理，那我就不知道了。

四、关于林彪事件

阎：我看你和林豆豆接触频繁，交谈甚洽，她对她父亲和主席的关系怎么看?

戚：她要为她父亲翻案，当然对主席不满。但她很有气质和风度，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不随波逐流，我很赞赏她这点。

你说林彪是“反革命”吗?当然，他如果真地要暗杀毛主席那无疑是反革命了。但这有什么确实的根据?林立果搞那些东西都是小孩玩意，林彪知道吗?有个被称作林彪或林立果亲信的名叫做李伟信的人，他在林彪事件后，几乎没受到什么处罚，现在他在上海做买卖赚了很多钱，国内国外到处去，很出风头。这很蹊跷，他和林彪、林立果到底什么关系?

阎：说林彪是“反革命”，我觉得没充分根据这样看。我认为，说林彪是“反革命集团”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的语言。我很注意这个用法的变化。我看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没有“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只用了“林彪集团”的说法，我跟别人说其“定性”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可是我看到这两个说法都时有出现。所以上次见到豆豆时，她对《华国锋同志生平》中没用“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很满意。我跟她说，在11月份举行的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还是用了“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好像在这个问题上上面还没有一个确定不变的意见。对林彪的宣传目前似有所松动。而关于林彪问题在学界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的。

戚：我听林彪的一个秘书讲，林彪外逃，不是主动，而是被动的。

阎：这正是豆豆的观点。她认为她父亲外逃是被她妈妈和弟弟挟持、胁迫的。说实在话，林彪走上这一步，与主席处理不当也有关系。学界有种说法，“九一三”事件是毛主席“逼”出来的。关锋也说，1971年8-9月，毛主席到南方一路上到处讲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讲军队的问题，说这个问题还没完，说陈伯达还有后台，这些话林彪能够听不到吗?能够容忍得了吗?

戚：主席在1971年8-9月的做法确有不妥的地方。刚刚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怎么又这样呢?主席在南方的谈话是谁向林彪报告的呢?

　　阎：这个问题我说不清楚，我对这个问题没怎么研究过。林彪事件或者说“九一三”事件，对毛主席刺激很大，大病一场，几乎从此一蹶不振。在“七二零”事件后，毛主席曾引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来反映自己的心态，我看这两句诗不仅是他“七二零”事件后的心态写照，也是他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心态写照。据整理过毛泽东图书的中直老干部局管理局副局长徐中远说，毛主席文革中在他看过的书上反复抄写这两句古诗。这恐怕不是无意识的吧?!在“九一三”事件后，主席是这样，江青又怎样呢?据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说：江青夜里经常做恶梦，什么林彪、叶群向他索命，等等，吓得她睡不着觉。第二天，她把这个梦告诉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向她解释说，梦都是虚的;她也说，我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这个，等等。这是否也反映一种心态，也可说明一点问题。江青直到1971年9月12日，即“九一三”事件的前半天，她还大肆赞扬林彪送给她的几个西瓜，在游览颐和园时切西瓜给工作人员吃，并表示衷心感谢林副主席的关心。

戚：难道江青一点也不知道林彪对主席不满和反对主席?这也是一个谜。还有“九一三”事件后，即获知林彪等人摔死温都尔汗后，总理大哭，不知为什么?

阎：对总理的哭有各种解释。确实值得玩味。

五、关于田家英的问题

阎：我在网上读过你的《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我还向别人推荐和介绍过你这篇文章。

　　戚：那篇文章我只讲了不到田家英问题的三分之一，关于田家英问题我还有很多话要说。

阎：重庆有个研究文革的人来信说，有个要写田家英传的人说，田生前曾说过“刘公为什么不造反?”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告诉他，田家英恐怕还没到这种程度。“刘公”即刘少奇。至于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我看主要原因可能有两条：一是毛主席不信任他了，他觉得没希望了;二是他在生活作风方面似不够检点，这在当时是很丢人的事情。当然，田家英自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毛主席不要他了。

戚：我认为你分析得对。田家英自杀的原因确实主要是这两条。主席为什么不信任他了呢?这主要是他和刘少奇的关系。毛主席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田是主席办公厅的副主任，当主席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换上刘少奇时，他没有辞去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而继续留任;他给刘少奇打电话，问他应怎样工作，刘说：你过去怎么做还怎么做。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他每次什么时间去，什么时间出来，都被刘宅的警卫战士记录下来了——这当然是他们的工作职责。有时去的时间很长。汪东兴把这种记录报告或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一定不高兴，他会觉得或认为自己的秘书跑到别人那里去了。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田和刘少奇都主张“包产到户”，刘指示他把他们这种主张向毛主席报告。田家英把这种主张向主席报告后，主席问他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他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主席认为他说的不是实话。就这样一来二去，毛主席就逐渐不信任他了。江青说田家英是“一仆二主”，就是指这件事情。当我后来接替田家英秘书室主任的工作时，江青告诉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这恐怕也是做秘书工作的最重要的一条戒律。

田家英是很有才的，有思想，工作也做得好。说我在文革中迫害田家英，这完全是胡编。我从1950年到中南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对我很器重，很培养，在政治上也替我说话，人总要有良心，我怎么能反对他、迫害他呢?我倒是受到这样的批评：说我对他有温情主义。田家英有的亲属写文章也说我对田家英怎样怎样，我不怪他们，我相信他们终究会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的。

阎：不是说你参加了要田家英停止工作的谈话吗?其情况是怎样的?

　　戚：是，我参加了，我和王力是陪同当时的组织部长安子文一同和田家英谈话。1966年5月22日(即田家英自杀的前一天)我们三个人到田家英那里，安子文很平和地跟他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在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戚本禹，等一会就办交接手续。”还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我和王力都没说什么话。在那样场合和情况下我们也不会说什么。坊间一些书籍，说什么安子文谈话就像训人，气势汹汹，这完全是瞎编。

阎：听你这样一说，我对田家英的问题有了进一步地了解了。我从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研室的不少人那里也听到关于田家英的一些情况，是零零星星的，不连贯，不系统。你今天谈的，帮我总结和概括起来了。

戚：在田家英问题上，我对有些人很鄙视，很看不起。他们在揭发田家英时，捕风捉影，任意夸大，无限上纲上线，材料写了一大摞，把他简直说成魔鬼，后来写文章、写书，又把他吹得白玉无瑕，圣人一般。我认为，田家英既不是圣人，也不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是一个有缺点有错误又很有思想有能力的才子，是党内一个很难得的高级干部。他的自杀不是什么自绝于人民，什么叛党，而是很可惜的。田家英是我的老师，有恩于我，有情于我，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

后来我确实代替田家英负责中办秘书室的工作，主要为毛主席服务。我担任这个工作之后，江青有一次和我谈话，郑重地告诫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我觉得田家英栽就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结交诸侯”，这恐怕也是一切做秘书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条戒律。

阎：你说的对，我给江青做秘书时，她第一次谈话的内容，现在看来也含有这个意思。她说：“……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之外，你不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人布置的工作和任务，也就是说，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向你布置什么工作和任务，这是党的纪律，你要对党负责，对我负责……”若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只能说这是一种政治——一种我们一般人还不怎么了解和懂得的政治。

2008年12月于北京沙滩敬学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