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副省官员带领村民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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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副省官员带领村民上访

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开车带失地村民去政协反映情况；有官员认为，他不应用政府配车为民上访
本报讯 （记者黄玉浩）12月17日，89岁高龄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

杨维骏说，那些村民都是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的。他们要反映的问题是，政府拆迁安置政策不合理。

据农民代表张桂仙介绍，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有8个自然村组要拆迁，1700亩耕地要被征用，房屋在今年年初被限期拆除，政府没有出示征地手续，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冬天到了，安置房至今没有下落。

张桂仙说，他和村民曾去上访过80多次，去过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政协、市区政府，但事情毫无进展。

12月17日，韩家湾村的400多名村民到社区街道办，要求政府出示土地征用与拆迁的相关手续，遭到拒绝。

张桂仙说，在村民中，有个从云南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给已经退休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打电话，反映问题。

12月17日，杨维骏从村民处听闻这一消息后，从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借调一名工作人员，并乘坐专车赶到现场。

到达现场后，杨维骏命人拍照、摄像取证，并带着村民去省政协，“政协能监督政府，没有我带路，农民肯定进不了大门。”

12月18日，记者在杨维骏家采访，有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一处长来访，他和杨维骏就带领村民上访问题辩论了2个多小时。该处长认为，杨不该以省政协原副主席的身份带上访农民进入省政协大院，称农民有冤屈应走正常渠道反映问题。

杨维骏回应说，“我为什么不能以退休干部身份，为群众反映问题？”

对话

“你把农民的地和房子都拿走了，不去合理安置，让他们怎么生活？”89岁的老人扬起一份反映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遭遇违规拆迁的举报材料称，他一定会将此事过问到底。

“替老百姓说活，我问心无愧”


杨维骏认为，将政府配车只用于游山玩水那才是不正常现象


“省国土厅承诺，立即调查”

新京报：你为什么要带农民到省政协上访？

杨维骏：当时了解到这群失地农民的处境，觉得十分可怜，他们的土地和房子都被政府征用了，但各种手续都没有，安置房也没有下落，他们四处上访，到有关部门信访都没用，都在踢皮球，省里打到市里，市里推到区里，区里又说没权做主，我既然是省政协退休的副主席，群众找到我，那我有义务将这个情况反映给省政协，政协对政府不是有监督职责吗。

新京报：为什么你要亲自带着他们去，你觉得你带着和他们自己去有什么区别？

杨维骏：农民自己去的话，连政协的大门也进不去，有门卫，领导不会见他们，我毕竟是有级别的，我的配车可以畅通带着他们进去，能引起一些领导的重视，老百姓自己去信访，拖到猴年马月也不见得有人管，农民太可怜了，有些官员对待群众的感情太淡薄，太冷漠。

新京报：你领着农民到省政协后又发生了什么？

杨维骏：农民开着两辆面包车，坐着12个农民，跟着我的专车，门卫都认识我的专车，所以没人拦。


到省政协，先找分管老干部处的一个副秘书长说要到信访处反映这群农民的问题，这个副秘书长就说要请示领导，要走相关程序的审批，我当时就怒了，救命的事，能拖吗，就带着农民直奔信访处，结果整个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是周五上午，这很不正常。11点半，我让农民回家，我就直接去了省国土资源厅递交了反映材料。


新京报：国土厅有什么回应？

杨维骏：一个副厅长说会派巡视组去了解情况，如果他们推托不办，我就连国土厅一起告。

新京报：省国土厅的回应和你的特殊身份有关吗？

杨维骏：可能有关，我将举报材料递交省国土厅办公室的时候，我说了我的身份，办公人员说需要由省政府办公厅向省国土厅的厅领导进行对接，我又找了办公厅，后来国土厅的一个副厅长来电承诺马上成立调查组去了解情况。

“有人劝，管闲事会被灭口”

新京报：带群众上访，你想过政协有人来责怪你吗？

杨维骏：真没想过，所以当政协老干部处的一位处长来我家责怪我开着专车带群众去政府上访不妥，我很是愤慨，作为一个为群众和政府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发挥余热体恤民情，反映民生疾苦本无可厚非，我觉得人民培养一个干部那么多年，干部反过来不知道报效自己的衣食父母，这和动物有啥区别。

新京报：他们责怪你什么？

杨维骏：说我开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信访行为不妥。我就说你拿出政策和法规，哪一条规定政府配车不能用于退休干部的调研，既然政府每年的工作报告都要征询老干部的意见，那我就有义务有权利去调研，并将群众疾苦反映给政府部门。

新京报：但开着公车为民请愿的确罕见。

杨维骏：罕见才是不正常的。难道干部的公车就是用来吃喝玩乐的？退休干部的配车难道就是用来游山玩水的？这才不是为民服务的态度，政府给我配的车，那是人民给我的待遇，我会用他来做更多有益于人民的事。

新京报：那这个处长来责怪你，是不是代表组织上并不认可你的这一行为？

杨维骏：我觉得不是，可能只是某个领导或某一群人，他们会对我的行为反感，会觉得我这老头瞎管闲事，也可能触动某些人的利益。但我是在替老百姓说话，我问心无愧，心怀坦荡，我在说真话，反映民众真实疾苦。

新京报：说真话你有顾虑吗？

杨维骏：我没有，但给我反映情况的那个云大学生听说刚被政府官员找去谈话，让他劝我不要过问此事，否则让他小心，我也因为多次向省委省政府多次递交群众的信访材料，有人托人转告我再瞎管闲事，小心灭口，但我从不退缩，从政以来我屋内挂着自写自勉的话，“以丹心照万民，甘造坎坷不甘驯”。

新京报：你只有一个人，昆明市可能有很多信访者，你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杨维骏：我觉得还是体制有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失地农民，为啥那么多人上访，为啥暴力强拆和流血冲突不断，我觉得在于一些主政者并非以民生问题为首重，而是追求那些看得见的政绩，所以到处大拆大建，全国兴起的“农民被上楼”运动就是典型，村庄改造村民却失去自主权，农民生活和就业处于困境，许多官员只唯上、只唯权、只唯钱、只唯政绩，却忘了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个根本。
“即便在位，也会为民请命”
新京报：你如何和社会分享你的观点？
杨维骏：今年我让在北京的女儿为我开了博客，我将我的观点发在博客上，希望更多的官员、学者和群众都能来参与讨论，为国家的民主和经济的发展献计献策。
新京报：你的博客取名直言，博文中对一些现象提出批判，有网友觉得是因为你退休了才敢这么说？
杨维骏：不是，我今年快90岁了，按说应该像许多退休老干部那样养花种草颐养天年，但我总觉得自己还能为人民做些事情，直言与反腐败是我一辈子坚持在做的事，我在位的时候，遇见这种农民我还是会了解情况，确定是政府或某个部门的责任我依然会专车开道亲自为其请命，占着官位不为民办事那是对人民犯罪。

新京报：你专车带道为民请命的事在网络传开后，很多人称你为最可爱的官员，引起这种轰动，你想到过没有？

杨维骏：没有，作为一个卸任干部为群众反映诉求没什么值得赞颂的，如果引起了网民的轰动，那只能说现在的官员真正为民办事，对人民充满感情的官员变少了，我也遇见一些干部对群众趾高气扬、出去都讲豪华排场，这些官员已经脱离群众了。
新京报：周边的人如何看待你的行为？

杨维骏：许多在职或退下来的干部都很敬佩，很赞赏这种做法，当然也有人内心可能不认可，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些反对的官员，我觉得大多是只唯上、不唯民的人，价值观不同不相为谋。（本报记者 黄玉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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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副省官员带领村民上访

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开车带失地村民去政协反映情况；有官员认为，他不应用政府配车为民上访
本报讯 （记者黄玉浩）12月17日，89岁高龄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

杨维骏说，那些村民都是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的。他们要反映的问题是，政府拆迁安置政策不合理。

据农民代表张桂仙介绍，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有8个自然村组要拆迁，1700亩耕地要被征用，房屋在今年年初被限期拆除，政府没有出示征地手续，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冬天到了，安置房至今没有下落。

张桂仙说，他和村民曾去上访过80多次，去过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政协、市区政府，但事情毫无进展。

12月17日，韩家湾村的400多名村民到社区街道办，要求政府出示土地征用与拆迁的相关手续，遭到拒绝。

张桂仙说，在村民中，有个从云南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给已经退休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打电话，反映问题。

12月17日，杨维骏从村民处听闻这一消息后，从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借调一名工作人员，并乘坐专车赶到现场。

到达现场后，杨维骏命人拍照、摄像取证，并带着村民去省政协，“政协能监督政府，没有我带路，农民肯定进不了大门。”

12月18日，记者在杨维骏家采访，有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一处长来访，他和杨维骏就带领村民上访问题辩论了2个多小时。该处长认为，杨不该以省政协原副主席的身份带上访农民进入省政协大院，称农民有冤屈应走正常渠道反映问题。

杨维骏回应说，“我为什么不能以退休干部身份，为群众反映问题？”

对话

“你把农民的地和房子都拿走了，不去合理安置，让他们怎么生活？”89岁的老人扬起一份反映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遭遇违规拆迁的举报材料称，他一定会将此事过问到底。

“替老百姓说活，我问心无愧”


杨维骏认为，将政府配车只用于游山玩水那才是不正常现象


“省国土厅承诺，立即调查”

新京报：你为什么要带农民到省政协上访？

杨维骏：当时了解到这群失地农民的处境，觉得十分可怜，他们的土地和房子都被政府征用了，但各种手续都没有，安置房也没有下落，他们四处上访，到有关部门信访都没用，都在踢皮球，省里打到市里，市里推到区里，区里又说没权做主，我既然是省政协退休的副主席，群众找到我，那我有义务将这个情况反映给省政协，政协对政府不是有监督职责吗。

新京报：为什么你要亲自带着他们去，你觉得你带着和他们自己去有什么区别？

杨维骏：农民自己去的话，连政协的大门也进不去，有门卫，领导不会见他们，我毕竟是有级别的，我的配车可以畅通带着他们进去，能引起一些领导的重视，老百姓自己去信访，拖到猴年马月也不见得有人管，农民太可怜了，有些官员对待群众的感情太淡薄，太冷漠。

新京报：你领着农民到省政协后又发生了什么？

杨维骏：农民开着两辆面包车，坐着12个农民，跟着我的专车，门卫都认识我的专车，所以没人拦。


到省政协，先找分管老干部处的一个副秘书长说要到信访处反映这群农民的问题，这个副秘书长就说要请示领导，要走相关程序的审批，我当时就怒了，救命的事，能拖吗，就带着农民直奔信访处，结果整个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是周五上午，这很不正常。11点半，我让农民回家，我就直接去了省国土资源厅递交了反映材料。


新京报：国土厅有什么回应？

杨维骏：一个副厅长说会派巡视组去了解情况，如果他们推托不办，我就连国土厅一起告。

新京报：省国土厅的回应和你的特殊身份有关吗？

杨维骏：可能有关，我将举报材料递交省国土厅办公室的时候，我说了我的身份，办公人员说需要由省政府办公厅向省国土厅的厅领导进行对接，我又找了办公厅，后来国土厅的一个副厅长来电承诺马上成立调查组去了解情况。

“有人劝，管闲事会被灭口”

新京报：带群众上访，你想过政协有人来责怪你吗？

杨维骏：真没想过，所以当政协老干部处的一位处长来我家责怪我开着专车带群众去政府上访不妥，我很是愤慨，作为一个为群众和政府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发挥余热体恤民情，反映民生疾苦本无可厚非，我觉得人民培养一个干部那么多年，干部反过来不知道报效自己的衣食父母，这和动物有啥区别。

新京报：他们责怪你什么？

杨维骏：说我开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信访行为不妥。我就说你拿出政策和法规，哪一条规定政府配车不能用于退休干部的调研，既然政府每年的工作报告都要征询老干部的意见，那我就有义务有权利去调研，并将群众疾苦反映给政府部门。

新京报：但开着公车为民请愿的确罕见。

杨维骏：罕见才是不正常的。难道干部的公车就是用来吃喝玩乐的？退休干部的配车难道就是用来游山玩水的？这才不是为民服务的态度，政府给我配的车，那是人民给我的待遇，我会用他来做更多有益于人民的事。

新京报：那这个处长来责怪你，是不是代表组织上并不认可你的这一行为？

杨维骏：我觉得不是，可能只是某个领导或某一群人，他们会对我的行为反感，会觉得我这老头瞎管闲事，也可能触动某些人的利益。但我是在替老百姓说话，我问心无愧，心怀坦荡，我在说真话，反映民众真实疾苦。

新京报：说真话你有顾虑吗？

杨维骏：我没有，但给我反映情况的那个云大学生听说刚被政府官员找去谈话，让他劝我不要过问此事，否则让他小心，我也因为多次向省委省政府多次递交群众的信访材料，有人托人转告我再瞎管闲事，小心灭口，但我从不退缩，从政以来我屋内挂着自写自勉的话，“以丹心照万民，甘造坎坷不甘驯”。

新京报：你只有一个人，昆明市可能有很多信访者，你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杨维骏：我觉得还是体制有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失地农民，为啥那么多人上访，为啥暴力强拆和流血冲突不断，我觉得在于一些主政者并非以民生问题为首重，而是追求那些看得见的政绩，所以到处大拆大建，全国兴起的“农民被上楼”运动就是典型，村庄改造村民却失去自主权，农民生活和就业处于困境，许多官员只唯上、只唯权、只唯钱、只唯政绩，却忘了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个根本。
“即便在位，也会为民请命”
新京报：你如何和社会分享你的观点？
杨维骏：今年我让在北京的女儿为我开了博客，我将我的观点发在博客上，希望更多的官员、学者和群众都能来参与讨论，为国家的民主和经济的发展献计献策。
新京报：你的博客取名直言，博文中对一些现象提出批判，有网友觉得是因为你退休了才敢这么说？
杨维骏：不是，我今年快90岁了，按说应该像许多退休老干部那样养花种草颐养天年，但我总觉得自己还能为人民做些事情，直言与反腐败是我一辈子坚持在做的事，我在位的时候，遇见这种农民我还是会了解情况，确定是政府或某个部门的责任我依然会专车开道亲自为其请命，占着官位不为民办事那是对人民犯罪。

新京报：你专车带道为民请命的事在网络传开后，很多人称你为最可爱的官员，引起这种轰动，你想到过没有？

杨维骏：没有，作为一个卸任干部为群众反映诉求没什么值得赞颂的，如果引起了网民的轰动，那只能说现在的官员真正为民办事，对人民充满感情的官员变少了，我也遇见一些干部对群众趾高气扬、出去都讲豪华排场，这些官员已经脱离群众了。
新京报：周边的人如何看待你的行为？

杨维骏：许多在职或退下来的干部都很敬佩，很赞赏这种做法，当然也有人内心可能不认可，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些反对的官员，我觉得大多是只唯上、不唯民的人，价值观不同不相为谋。（本报记者 黄玉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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