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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愤青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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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24-2010 19:55:5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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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愤青越少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24日08:33  中国青年报 [ 微博 ]
  最近读廖保平的《打捞中国愤青》一书,有些想法想一吐为快。

  “愤青”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它就像飘在空中的云,你抓不到它,等你抓到它时,它就不再是云,而是水滴。它的存在靠聚集,会场,广场,战场,尤其是网络。比如,为爱国而骂人的那些匿名者,是网络愤青,一回到生活中,就是张三李四。

  “愤青”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群体,而是一场一场唾沫飞溅的情绪暴雨,它通常下在匿名网络上,因而其存在具有三种特性:非个体性,非真实性,非持续性。

  骂人涉嫌犯罪,诽谤罪或侮辱人格罪,既要谩骂,又不想承担罪责,所以,第一必须许多人一起骂,法不责众,很难追究;第二,必须手里拿着“圣旨”骂,奉旨讨伐,何罪之有?第三,自然是掩藏和匿名,这就是网络的非真实性。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也是愤青存在的非持续性。

  没有内邪,外邪(病毒)难以入侵。感染“愤青”病毒的青年,一般都有“内火”,这些内火有些来自成长的烦恼,这是任何人在青春期前后都有的烦恼,精力和能量突然增长了,但倾泻这种精力的出口一时还找不到,于是精力过剩,心火大炽。

  著名的反日愤青郭泉曾经对记者说:“我认为我的成长是没有教材的。我有我自己的抗战史。”他还表示,他是属于天马行空的那种性格,做事情从来不跟别人商量。不问可知,我们能从他身上看到谁的影子。这是狂傲的自大。

  其实,这种自大是表面的,是肝虚;掩藏在下面的其实是自卑,是脾湿。和当了弼马温的“齐天大圣”一样,不少感染愤青情绪的青年,除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傲之外,还有怀才或怀情不遇的愤懑。这些人有的刚进入社会,有的甚至没有稳定的工作,吃了上餐不知下顿在哪里;这个月住在这里,不知道下个月住在哪里;想爱人,但找不到爱他的人,只好爱国。

  杨鹏博士曾说:“人不是天生的愤青,还没有尽过起码的人生义务的年轻人,容易成为愤青。”确实,爱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没有在爱或爱过的人,不知道义务和责任为何物,就会经常处于愤青癫痫病发作状态。爱人,不仅要动口,还要动手,因为你可能要做早餐,要洗碗,要挣钱买房子,这是爱的义务;爱国呢,似乎只有权利(骂人的权利),没有义务,可以君子动口不动手,对国家的爱挂在嘴上,用谩骂他人寻求快感,所以被称作“口水爱国主义”。爱国从爱人开始,而不是从骂人开始。如果爱国就是骂人的话,那中国就不再是中国,而是“骂国”。只有在爱具体的人的课堂上,才能学到责任和义务。从这个角度,我可以给愤青下一个简单定义,所谓愤青,就是对自己的行为后果不负责任的人。

  因此,感染愤青病毒的人,既是逃避自由的人,也是逃避自我的人,让自我迷失在临时性群体中。所以成群结队,要动一起动,要静一起静,静如乌云,动如蝗雨。自由是与责任对称的,不负责任的人,也逃避自由。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很难成功,经常失败,社交困难。

  由此可以引出对愤青的另一个定义:他们是还没有完成社会化的人。伴随着他们的是失败、孤独,甚至是被遗弃,不招人待见。我的朋友许洋几年前告诉我,他曾经主持过一个网站,把评论区里风头最劲的网友请来开会,发现他们形容猥琐,言谈磕巴。可以想见,他们几乎不可能在社交场合获得成功,甚至患有社交恐惧症。这迫使他们躲进网络江湖,用谩骂的唾沫寻求最简单的认同和虚拟的成功,不需认证,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毁灭力量最强、党费(仅限于网费)最低的“政党”——“骂人党”党员。这个党的党员,可以在网络的江湖中用唾沫相互拥抱,相互取暖,但回到生活中呢,就像鱼儿上了岸,更孤独、更寒冷,生活更没有着落,甚至呼吸困难。

  愤青的“外邪”是“病态民族主义”,来自两个传染源:一是从腐烂的皇袍上滋生出来的本土专制主义霉菌,另一个从是溃烂的历史伤口里流出来的对外国的极端仇恨。

  专制皇权既可能让人反感,也可能让人依附;外国侵略既可能激发你自强,也可能导致你自戕。对皇权是抵抗还是依附,对外辱是自强还是自戕,完全取决于你的头脑和能量。愤青往往仇恨所有比他们强大的东西,比如本国强势群体(也就是所谓精英集团)和世界列强,但对“朝廷”则抱有期望,希望国家干预生活,让福利向他们倾斜。在他们的未来规划里,除了靠国家吃皇粮,别的都不可靠,于是,眼盼“皇恩”,心怀国恨,甚至怀念大锅铁碗,敌视改革开放。这就是中国特色愤青:反贪官不反皇帝,爱国家等于爱“朝廷”,爱战争不爱和平,要民族不要民主,逢中必爱,逢外必反。

  有趣的是,国外的“愤青”很少被这种病态民族主义所侵害,原因之一可能是,在西方,走在社会前面,能力超出社会需求,渴望引导社会潮流的人,成为愤青;而在我们这里,更可能是落在社会后面,能力或知识水平还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观念还留在过去的人,成为愤青。这是从权力社会向市场社会过渡的改革时代很容易发生的现象,由于走回旧体制的门还没有彻底关闭,走向世界的门并非对所有人开放,那些被关在市场经济和西方世界门外的年轻人,成为怀旧排外的愤怒青年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打捞愤青不仅是要把他们从骂人或爱国的口水里打捞上来,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从还浸泡着他们下半身的旧体制的残汤剩水中打捞上来。留着退路,又退不回去,人们会逃避,会愤怒;不留退路,只能前行,人们会奋发。不仅打仗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搞改革也要有这种精神。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官方要减少对他们的需求,不要把他们的口腔当作网上水利工程的蓄水池来使用:要灌谁就灌谁,要怎么灌就怎么灌。依我之见,对民主的需求和对愤青的需求正好成反比。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上的暴民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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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幼儿园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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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愤青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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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愤青越少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24日08:33  中国青年报 [ 微博 ]
  最近读廖保平的《打捞中国愤青》一书,有些想法想一吐为快。

  “愤青”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它就像飘在空中的云,你抓不到它,等你抓到它时,它就不再是云,而是水滴。它的存在靠聚集,会场,广场,战场,尤其是网络。比如,为爱国而骂人的那些匿名者,是网络愤青,一回到生活中,就是张三李四。

  “愤青”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群体,而是一场一场唾沫飞溅的情绪暴雨,它通常下在匿名网络上,因而其存在具有三种特性:非个体性,非真实性,非持续性。

  骂人涉嫌犯罪,诽谤罪或侮辱人格罪,既要谩骂,又不想承担罪责,所以,第一必须许多人一起骂,法不责众,很难追究;第二,必须手里拿着“圣旨”骂,奉旨讨伐,何罪之有?第三,自然是掩藏和匿名,这就是网络的非真实性。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也是愤青存在的非持续性。

  没有内邪,外邪(病毒)难以入侵。感染“愤青”病毒的青年,一般都有“内火”,这些内火有些来自成长的烦恼,这是任何人在青春期前后都有的烦恼,精力和能量突然增长了,但倾泻这种精力的出口一时还找不到,于是精力过剩,心火大炽。

  著名的反日愤青郭泉曾经对记者说:“我认为我的成长是没有教材的。我有我自己的抗战史。”他还表示,他是属于天马行空的那种性格,做事情从来不跟别人商量。不问可知,我们能从他身上看到谁的影子。这是狂傲的自大。

  其实,这种自大是表面的,是肝虚;掩藏在下面的其实是自卑,是脾湿。和当了弼马温的“齐天大圣”一样,不少感染愤青情绪的青年,除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傲之外,还有怀才或怀情不遇的愤懑。这些人有的刚进入社会,有的甚至没有稳定的工作,吃了上餐不知下顿在哪里;这个月住在这里,不知道下个月住在哪里;想爱人,但找不到爱他的人,只好爱国。

  杨鹏博士曾说:“人不是天生的愤青,还没有尽过起码的人生义务的年轻人,容易成为愤青。”确实,爱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没有在爱或爱过的人,不知道义务和责任为何物,就会经常处于愤青癫痫病发作状态。爱人,不仅要动口,还要动手,因为你可能要做早餐,要洗碗,要挣钱买房子,这是爱的义务;爱国呢,似乎只有权利(骂人的权利),没有义务,可以君子动口不动手,对国家的爱挂在嘴上,用谩骂他人寻求快感,所以被称作“口水爱国主义”。爱国从爱人开始,而不是从骂人开始。如果爱国就是骂人的话,那中国就不再是中国,而是“骂国”。只有在爱具体的人的课堂上,才能学到责任和义务。从这个角度,我可以给愤青下一个简单定义,所谓愤青,就是对自己的行为后果不负责任的人。

  因此,感染愤青病毒的人,既是逃避自由的人,也是逃避自我的人,让自我迷失在临时性群体中。所以成群结队,要动一起动,要静一起静,静如乌云,动如蝗雨。自由是与责任对称的,不负责任的人,也逃避自由。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很难成功,经常失败,社交困难。

  由此可以引出对愤青的另一个定义:他们是还没有完成社会化的人。伴随着他们的是失败、孤独,甚至是被遗弃,不招人待见。我的朋友许洋几年前告诉我,他曾经主持过一个网站,把评论区里风头最劲的网友请来开会,发现他们形容猥琐,言谈磕巴。可以想见,他们几乎不可能在社交场合获得成功,甚至患有社交恐惧症。这迫使他们躲进网络江湖,用谩骂的唾沫寻求最简单的认同和虚拟的成功,不需认证,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毁灭力量最强、党费(仅限于网费)最低的“政党”——“骂人党”党员。这个党的党员,可以在网络的江湖中用唾沫相互拥抱,相互取暖,但回到生活中呢,就像鱼儿上了岸,更孤独、更寒冷,生活更没有着落,甚至呼吸困难。

  愤青的“外邪”是“病态民族主义”,来自两个传染源:一是从腐烂的皇袍上滋生出来的本土专制主义霉菌,另一个从是溃烂的历史伤口里流出来的对外国的极端仇恨。

  专制皇权既可能让人反感,也可能让人依附;外国侵略既可能激发你自强,也可能导致你自戕。对皇权是抵抗还是依附,对外辱是自强还是自戕,完全取决于你的头脑和能量。愤青往往仇恨所有比他们强大的东西,比如本国强势群体(也就是所谓精英集团)和世界列强,但对“朝廷”则抱有期望,希望国家干预生活,让福利向他们倾斜。在他们的未来规划里,除了靠国家吃皇粮,别的都不可靠,于是,眼盼“皇恩”,心怀国恨,甚至怀念大锅铁碗,敌视改革开放。这就是中国特色愤青:反贪官不反皇帝,爱国家等于爱“朝廷”,爱战争不爱和平,要民族不要民主,逢中必爱,逢外必反。

  有趣的是,国外的“愤青”很少被这种病态民族主义所侵害,原因之一可能是,在西方,走在社会前面,能力超出社会需求,渴望引导社会潮流的人,成为愤青;而在我们这里,更可能是落在社会后面,能力或知识水平还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观念还留在过去的人,成为愤青。这是从权力社会向市场社会过渡的改革时代很容易发生的现象,由于走回旧体制的门还没有彻底关闭,走向世界的门并非对所有人开放,那些被关在市场经济和西方世界门外的年轻人,成为怀旧排外的愤怒青年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打捞愤青不仅是要把他们从骂人或爱国的口水里打捞上来,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从还浸泡着他们下半身的旧体制的残汤剩水中打捞上来。留着退路,又退不回去,人们会逃避,会愤怒;不留退路,只能前行,人们会奋发。不仅打仗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搞改革也要有这种精神。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官方要减少对他们的需求,不要把他们的口腔当作网上水利工程的蓄水池来使用:要灌谁就灌谁,要怎么灌就怎么灌。依我之见,对民主的需求和对愤青的需求正好成反比。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上的暴民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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