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称群体性事件被妖魔化 维稳压倒民众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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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称群体性事件被妖魔化 维稳压倒民众诉求
2011年01月04日10:01新华网我要评论(230) 字号：T|T

[导读]于建嵘说：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汪玉凯说：我们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于建嵘：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
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

汪玉凯：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
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

2010年，“维稳”成为中国政府治理的关键词。每逢重大活动、重要时期，各级政府就
会高度紧张起来。比如今年的上海世博会期间、广州亚运会期间，确保社会稳定都是当
地政府的头号任务。维稳投入的经费更是难以估量。

高调维稳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可是，当前的中国社会真的到了极不稳
定的境地吗？不少研究者给予了肯定回答，但是，他们批评的矛头多指向政府的维稳作
为。甚至有学者提出，政府的维稳才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在不少人看来，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
私枉法的庇护伞。事实摆在眼前。今年8月发生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当地政府
部门隐瞒检验结果的借口，竟然是为了社会稳定。今年9月，河南商城县蜱虫疫情导致
18人死亡，然而当地政府同样以维稳为由，拒绝公布死亡者名单……甚至一些地方搞暴
力拆迁，也名曰“维稳”。

显然，当前的维稳模式难以持续，“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需要与时俱进。

过度使用维稳手段适得其反

Q：《国际先驱导报》：近来，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尤其强调维稳。这里面有什么特殊
的社会背景？

于建嵘：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
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尤其是更多特大规模的群体性
事件的发生。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
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当前的维稳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

汪玉凯：这是因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社会内在矛盾突出，呈现被激化的趋势。
群体性事件数量逐年上升。并且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演变趋势。以前，民众多数都是为了
维权争利，运用法律手段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后来发展成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再严重的
泄愤就是引发群体骚乱。

换句话说，群众利益诉求以前是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现在却是通过比较激烈的方式。
这样的社会背景是政府强调维稳最关键的原因。

Q：如今政府对维稳工作“很给力”，为何社会反而越来越不稳定了呢？

于建嵘：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
种刚性稳定结构。当前的维稳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

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
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的情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

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维稳”绑架中央政府。有时，为了“维稳”，哪怕下
级政府的行为违法，上级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
”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产
生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

汪玉凯：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失误，就是过度依赖警力、依赖外在手段。我认
为，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维稳思路，但是这样的思路现在却占据了政府维稳方式的上风。
公安干警和武警增加的速度非常之快，维稳的成本也在急速上升。

其实，很多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是政策的不公平、不公正。如果出台的政策越
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有利于垄断行业，那么工人、农民、打工者等弱势群体在政策
中的博弈能力就会越来越弱。这些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如果没有话语权，没
有利益表达的途径，我们的社会怎么可能稳定？

不该把维稳和维权对立起来

Q：国外发生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比如今年的法国工人大罢工，以及英国大学生抗
议学费上涨等，所在国政府并没有“维稳”一说。跟中国的情况相比较，当中有何不同？

汪玉凯：在国外，这样的事件被看做是正常的利益表达，是老百姓的自由，而不是所谓
的群体性事件，更没有所谓的“维稳”概念了。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
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我认为，维护正
常社会秩序的概念比“维稳”概念更好。

Q：这么说来，政府要维稳，民众要维权，两者并不是矛盾的？

汪玉凯：表面上二者有冲突，其实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维稳需要在保障老百姓
个体权益的基础上进行，否则维稳就没有基础。老百姓是社会的权利主体，国家的主人
。政府是为主体服务的，只有维护老百姓的权利，执政才有合法性基础。在维护个体权
益的前提下谈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维稳以及保障社会秩序是为了打击破坏公共
利益的行为，而不是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因此，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是维权的
目的，二者相辅相成，对建设和谐社会缺一不可。

于建嵘：在社会转型期，本来应是民众大量“正常”表达意愿的群体行为，却由于地方
政府的“刻意作为”而变成了“非法行为”。政府本来可以处于十分“超脱”的地位，
但由于处理矛盾的技巧问题和体制性压力的影响，而陷入管治困境。后果就是政府要直
面这些“非法事件”，没有任何缓冲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在矛
盾调解和纠纷化解中的作用。

Q：那为何政府当前的维稳方式比较容易采取压迫式的手段？

汪玉凯：是的。现在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过于强势，不是从政策上的疏导，而是以压
制、出警的方式，造成民众与政府情绪上的对立，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把问题
复杂化。现在网络的传播效应如此之快，很容易把小问题放大。

于建嵘：刚性稳定就是以压力体制为基础。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实现当地的静态安定，为
此，不惜采取各种责任追究制，用社会稳定作为地方官员升降的最主要指标。因此，当
社会底层的抗争成为“事件”时，在众多的责任追究制的压力下，一些地方执政者惊慌
失措，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是采取暴力就是靠无原则的收买解决问题。

Q：政府“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治理观念是不是值得反思？

于建嵘：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以“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来指导工作，现在到了反思这
个观念的时候了。我一直在呼吁，执政党要反思“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这个观点是
邓小平在国家处于特殊阶段时提出来的。同时，邓也提到了“改革压倒一切”、“发展
压倒一切”。

而我们现在呢，我们因为“稳定压倒一切”忽略了其他问题。为了稳定，我们不惜牺牲
民生；为了稳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时游街批斗的一套都拿出来了；为了稳定，
我们不惜滥用警力。稳定压倒一切，它究竟压倒了什么？压倒了民生，压倒了人权，压
倒了法治，压倒了改革，而稳定却压不倒腐败，压不倒矿难，压不倒违法拆迁。

当下中国需要“脱敏”

Q：摆脱“维稳”困局的出路在哪里？

汪玉凯：首先要调整维稳的整体思路，不要认为社会成员的利益表达就是社会不稳定的
表现。

其次，维稳的政策本身有可能存在疏漏，以政策调整来整合社会利益格局，实现利益表
达，这样才能化解社会矛盾冲突。

另外，除了利益表达路径以外，通过制度建设均衡城乡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格局，不能
用二元政策，征地、拆迁等方面的政策也要保证农民的利益，以此来保障社会的整体利
益。

于建嵘：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
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大家均采取回
避态度，不敢正视和讨论。事实上，这只是政府的过度反应，也是严重的不自信表现。
我认为，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脱敏”。

另外，应该打开司法大门，通过司法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从理论上讲，信访只是包括行
政诉讼、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手段之一，而国家的司法救济才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主要的
形式。必须看到，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
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当前我们的法院处境尴尬，“书
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司法地方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同时，可以设立专职人大代表，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
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我发现，人大代表有一个特点，
敢于“骂娘”，遇到故意惹事的“刁民”，人大代表可以把那些人骂得狗血喷头，并且
对方还不会有太大意见。这就说明了专职人大代表机构可以起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缓冲
作用。

改革可以先从县开始。比如可以选取几个县，改革试验几年看看，如果效果好，再扩大
到省，再试验几年。这样至少可以做到以“空间”换“时间”。万一改革失败了，也不
会对大局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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