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一个伟大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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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962年5月，陕西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会计杨伟名、党支部书记贾生财、 大队长赵振离三名共产党员面对农村经受的巨大灾难，满怀忧患，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写下《当前形势怀感》（亦名《一叶知秋》），分寄公社党委、户县县委、咸阳地委、陕西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同时还寄给了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和《陕西日报》。其理论水平之高、对当时形势分析判断之透彻、所开“处方”之准确，读后确令人震惊。在当代思想史上，这份文献应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或是因为出自普通农民之手，如此重要的一份文献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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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前言”与“后记”，这篇不到万字的文章共分13节，每节都有小标题。他们在“前言”中写道：“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似颇多‘苦口之药’与‘逆耳之言’。”“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

第一节题为“忆‘撤退延安’”，他们写道：“如果拿合作化前与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的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

在第二节“处方”中，他们认为尽管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但非常不够，“当患者服药之后，病情未见好转，或仅有好转而迟迟不能痊愈时，可尽快的重新调整处方，直至病情痊愈而后止。”

第三节写得非常形像生动，题为“腰带”。“一个人勒条‘腰带’，走起路来会感到紧凑轻便，不然就会觉涣散无力。看来勒条腰带倒是十分有用的。不过所谓有用也只仅是一条而已；如三条五条把浑身都捆起来，那即使是一个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的人，也动弹不得。”而且，这一条有用的腰带也“一定要松、紧适度，过于松了固然不行，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按国民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任务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相依相成，关联互赖。”

在第四节“‘改造’与‘节制’”中，他们认为现在的市场供应紧张的原因应上溯到1954年开始的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改造的面过广，把还不适于‘改造’的中、小型工商业都统统改造。这样旧的生产关系破坏了，新的生产关系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迟迟不能形成（或是形成了而生产效率反不如从前），从而出现工、农业脱节现象。”因此，他们提出：“就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看，除了较大的私人工商业可以采取改造的步骤外，一般中、小型工商业，只宜采取‘节制’的方法（按即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节制其使之不足以操纵国计民生，仅取其合法利润。这与‘恢复单干’一节中土地到户、权归集体、既能促进生产、又可堵塞阶级两极分化是一样的。”据此，他们提出对一般中、小型工商业应“用温和的‘节制’方法代替‘改造’的手段。”

第五节的 题目就是“恢复单干”，认为“集体”、“单干”应听凭群众自愿。他们特别指出，现在的单干与合作化以前的单干有重要的不同，因为土地虽分到户，但地权仍不归私人，不能买卖，所以主要还是劳动致富，生产发家。

在题为“‘过’与‘退’”的第六节中，他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重大理论问题也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因此，他们提出只有“再退几里”，回到新民主主义阶段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在题目分别为“‘走后门’”、“市场管理”与“烦琐的哲学”的第七、八、九这三节中，他们以具体的事例分析，说明“走后门”的根本原因在于牌价与黑市价格相差太大。之所以会这样就在于市场管理过严、过死，因此根本的解决方法在于开放市场。针对有人认为，这样会助长投机倒把的通行观点，他们认为其实这是见木不见林的办法。“投机倒把是兴大利中的小弊，就像因为抱小鸡才发生鹞子抓鸡的事，我们能因怕鹞子抓鸡就不抱小鸡了？看来真正的鹞子要防，而鸡终是要抱的。”他们以上面派给本队收购18斤鸡蛋的令人难以想像的烦琐手续为例，说明现行的收购体制、方法是“烦琐的哲学”。由于他们所举此例非常生动，且是当时的普遍状况，很能说明“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再加这种“状况”现在已渐被遗忘，恕我在此详细引征，使更多人对此有直观感受：

“今年二月间，给我队的鸡蛋派购任务是18斤，所辖生产队9个，每队平均2斤，将任务落实。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所做具体手续如下：
（1）供销社同志送来红糖9斤。
（2）大队向各队下达派购鸡蛋任务，并通知把蛋送到大队。
（3）因蛋价低，社员售蛋不踊跃，组织干部做思想动员工作。
（4）大队干部称收各队交来的鸡蛋，并按规定，每斤蛋付红糖半斤。
（5）供销社按每斤蛋奖售半斤粮的规定，又送来包谷9斤，并叮咛发给各队。（6）按糖、粮、蛋各自计价，并向队找补价款。
（7）大队通知各生产队领取奖售粮――包谷一市斤――又领找价九角八。（8）各队原来所交鸡蛋，有的来自社员各户，各户所得粮为几两几钱，款为几角几分，逐户称粮点款。
（9）大队分粮、糖中或多或少总有损耗，书写证明财务队长签字，用作账务处理。
（10）完成




任务过程中，无论蛋的交纳，糖、粮款的领取，须催逼再三，令人大害头痛。

一个生产大队收购18斤鸡蛋就如此复杂繁琐，可见经济运行的成本之高。他们提出如果以市场价为基础收购，不仅手续方便，而且收购率会大大提高。重要的是，这样“内中还包含着通过价值法则，鼓励养鸡取蛋的积极作用。而所出售的东西，又会为最需要者购之。以上所举仅一、二例，然而‘一叶知秋，异地皆然。’”

在标题分别为“双程轨道”和“提建议有感”的第十、十一两节中，他们更为大胆地谈到了政治体制问题。“双程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防碍。如双轨交叠，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借用上述比喻，说明民主集中制中，集中上去与贯彻下来，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颇为适宜……进而言之，群众的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泉源，就会竭于上，故曰：无西车之来，东来之车可尽，无东来之车，西去之车可竭。此为因果交应，互为渊源。”他们对“既要民主又要集中”的观点不表赞同，认为这是“把民主与集中两个概念对立起来看待”，在这种观点中“集中”就是“专制”。“显然这种认识，是十分谬误的！应该知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为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待它！”

在简短的“后记”中，他们再次强调：“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有的同志说：三座大山推倒，革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任务就算完成了，从此以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我觉得这中间不存在什么问题，就以第七节中所提的把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是可以的。” （《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他们提出的允许私人工商业发展、用节制代替改造、利用价值法则、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重大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后理论界才开始思考争辩的，许多已成为国家政策。

尤其是他们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期”这一重要概念，更表现出了他们理论思考的深度与远见。追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发展史时，的确不应忽略这几位农民的思考。当然，他们的思考不久被批判、长期被掩盖、一直少为人知，可能并未对后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产生起过多少直接、实际的影响，但他们作为思想前驱的历史地位，却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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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名
这篇令人震撼的文章的执笔人杨伟名时年37岁，中农成份，曾读过三年私塾，1949年2 月加入共产党；者贾生财时年49岁，贫农成份，不识字，1950年加入共产党；赵振离时年27岁，贫民成份，小学文化程度，1959加入共产党。

这篇文章，并非杨伟名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之作。面对农村凋敝状况，从1960年起，他就写了七篇文章，现存户县图书馆、档案馆。

1960年9月，针对当时不容质疑、反对的“上级领导”强迫密植，他写了《谈谈小麦的播种量问题》，以“农业常识”论述了强迫荒唐密植的危害，提出：“在今年小麦播种期间，把‘因地置宜’的权利，下放到生产队、小队级的基层领导中去，让他们的经验就地开花。”权力下放，生产队有一定的生产自主权，也是后来改革初期的一项重要政策。

1961年3月，针对物质极度匮乏，杨伟名写了《有关处理目前“物质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的长文。他从历史谈到现实，娓娓道来，摆事实、讲道理，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方案。令人震惊的是，他并未就事论事，而是由此对整个经济体制作出深刻反思，认为这是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因此他提出：“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国家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建设整整飞越了一个历史时代――资本主义时代，但所谓‘飞越’却不是绕过，而是一种方式的转换。

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同时允许出现一个有条件的但又相仿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自由竞争’时期，而所谓‘有条件的’，是说，这个‘自由竞争’里面：
第一，一切剥削方式不容存在；第二，生产资料私人不能占有；第三，经营方针应服从国家计划；第四，竞争的目的旨在谋取全民幸福，最终达到全人类彻底解放。因之，这个‘自由竞争’本质上是代替了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竞争’，而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竞赛’”。社会主义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思想界才思考、探讨并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有条件的自由竞争”与几十年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颇有相通之处，事实说明，农民杨伟名的思考提前了几乎一个时代！当时，有关如何渡过供应极端困难时期的文章、建议为数不少，作者大都是高层理论家、经济学家，有几篇文章达到此文的深度、高度？

写于1961年4、5月间的《关于公购粮任务包干、办食堂应坚持自愿和取消供给制等问题的建议》、《北街生产队大办‘千猪场’的教训》和1962年2月的《评“单式记账法”》的核心内容都是反对上面的“瞎指挥”，强调农民、基层的自主性。而且，他对问题的分析都能上升到相当的理论高度。例如，对中央决定的在农村实行的“单式记账法”，他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指出其许多不合理之处，他写道：“从这一方面说，新的‘单式记账法’，是由‘中央决定’的，想来当必经过许多专家的细心研究，以我自己的工作经验和会计业务水平，对此除‘照作’而外，似不能有所非议，然而从另外一方面看，‘实践毕竟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将许许多多长期担任农村会计工作者的切身实践，用来作为检验行将广泛应用的新的‘单式记账法’这一‘真理’的尺度，倒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最后，他的结论是：“这是农村财务管理工作战线上的‘瞎指挥’！”虽然他未明确提“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但从记账这种技术性问题中能提出“实践毕竟是检验真理的尺度”也庶几近之，且敢用此理论批评“中央决定”，不能不令人叹止。

1961年初夏，针对人民公社出现的严重问题，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强调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取消了公共食堂、反对“一平二调”等等，规定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针对这个“修正草案”，杨伟名在1961年10月下旬写了《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一文，提出应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改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严重的农村问题和全国经济的长期凋敝，促使杨伟名不停地思考。1961年12月，他写下了长文《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明确提出要有市场经济。所谓“一类物资”是实行计划经济后，1957年9月，国务院明确规定全部由国家计划收购、严禁在集市中买卖的粮、棉、油。与前几篇文章一样，这篇文章也详举实际生活中的事例，说明严禁买卖“一类物资”正是物资紧张的根源，他还提出了开放“一类物资”买卖的具体措施，对可能产生问题的应对方法。还是与前几篇文章一样，他并非就事论事，而是高屋建瓴指出经济体制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目前口粮标准过低的情况下，我们一再强调要‘千方百计’安排好群众生活，其实这个‘千方百计’何如开放粮食（棉油在内）自由市场一计。”计划经济人为的“千方百计”不如市场经济这简单“一计”，真是一语中的，道出市场经济的真谛。

他继续写道：“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目前我们国家状况是国家的‘计划经济’和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同时存在的局面。”他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宜小不宜大，即便是仅占30%或40%，但也绝不影响对其余70%或60%的领导作用。”他形象地比喻说，骨骼占一个人的体重的30%或40%，但却对其余的　肌肉起支撑作用，“计划”犹如骨骼，而“市场”犹如肌肉。“就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看，应当说不是骨骼支撑能力的不足，倒是肌肉对骨骼保护作用不够。而所以致此，实由于肌肉已十分瘠薄使然。于是，我们应立即把‘计划经济’范围收缩到应有的限度，同时相应地扩大‘非计划’的范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改革开放后的“核心问题”，从国家领导人到理论界、思想界激烈争论了十几年，杨伟名早早就深深触及。

《目前农村问题十谈》尚未完稿，但从未完成部分来看，他想谈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问题。（以上几篇文章均见《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第2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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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起，他陆续将这些文章寄往省委、地委、县委和公社党委，并得到了各上级机构正面的、肯定的反应。

这些无疑鼓舞了杨伟名，当寄给县委的《六十条修正草案》一直未得到回复时，他竟然去信，不客气地质问县委“不知收到没有？若收到了，是否阅过？研究过？意见如何？我们正殷切地期望着较为详尽而满意的回复！进而据此做进一步的学习研究，并认为这个‘较为详尽而满意的回复’将对我们的学习研究有所帮助和提高。”他进一步将此提高到党的高层与基层关系的政治层面：“我们还认为：党的领导机构者，‘脑’也；散布在广大地区的基层组织者，‘耳目’也。尽管‘脑’能保持高度的清醒，如果少了‘视四处之目’、‘听八方之耳’，仍将归于无用。只有充分发挥‘耳目’的视听作用，这个高度清醒的‘脑’才能够‘成竹在胸’地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反之，如果有‘目’不能使其‘视’，有‘耳’不能使其‘听’，那就虽非‘盲聋’，实乃‘盲聋’也。”（《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第67页）

一个普通农民党员，对“领导”没有丝毫的卑躬屈膝，反而毫不客气地指出“领导”也有成为“盲聋”的可能，确实难能可贵。


王俊凯

杨伟名的《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建议信，终于引起了时任咸阳地委常委兼行署专员的王世俊的特殊兴趣。王世俊是1937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大跃进”时期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大跃进”给农村造成的灾难和持续的困难使他感触很深，也引起了他的思考。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王世俊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咸阳专署小组会上多次提出“集体耕种，包产到户，任务归队，超产归己”的农业政策调整建议。回到咸阳不久，他就读到了杨伟名的来信建议，与他主张开放集市贸易的想法不谋而合，在3月20日立即给杨回信：“我很高兴地读完了你的来信――建议一类物资自由市场开放问题。我深深感到你对国家大事是多么关心，这种刻苦钻研国家经济的精神，是可佩的，值得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向你学习。”并建议他继续研究，及时提出一些建议或意见，“这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很大益处的”。（《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第96页）

或许，正是王世俊的高度赞扬促使杨伟名将自己的零星思考“全面整理”，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了《当前形势怀感》一文，寄给各级领导。读完此文，王世俊感到非常惊讶和兴奋，在6月23日提笔回信道：“最近又接到你一封来信，其中提到许多重要问题，这对我们了解情况，研究政策，指导工作是有益的。我再次感谢你对国家大事的关怀。这封信连日前一封建议信一并印发各有关部门和同志，供他们研究问题时参考，并希望你经常来信，保持联系，多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要求。” （《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第98页）他还将杨伟名的文章直关中共咸阳地委几位负责人，并特聘杨为咸阳地区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刚常用“吴慎”的笔名在《陕西日报》发表文章，所以不知实情的杨伟名也给“吴慎”寄去此文，征求意见。吴刚也在7月2日以个人名义给杨伟名回信。他表示来信中“单干”的布点是不对的，而关于价格问题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而有关收购中的烦琐哲学等是对的。但他强调：“不管它正确与否，这些都应该及时反映，向党提出来研究，这是党员的责任，也是权利。当然要按党章办事，党的既定方针、政策。决议要执行，但有意见，一定要提出来。我同意你们向党反映情况、提出意见的做法。更希望以后有什么情况和意见给我们寄来。”因此：“我把你们来信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都向省委乃至中央如实做了反映，请党考虑和解决。” （《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第98页）

吴刚绝不会想到，自己认为是党员责任、权利因此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做法，会引起一场最高领袖亲自发话的轩然大波。

1962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第6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7月28日，《宣教动态》第73期又刊登了《对〈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作者的调查》。

1962年8月初，中共中央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先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时，毛泽东坚决反对包产到户，所以批评包产到户是北戴河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重提阶级斗争的导火线。8月6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了“户县三个共产党员的来信”。时任陕西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赵伯平在省委3届5 次（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其中严厉批评了这篇“怀感”：“主席批评了户县城关公社三个党员的来信。信中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主席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主席问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310页）

由于毛泽东严厉批评，从西北局一直到公社一级机构紧急行动起来，组成了由省、地、县、社党委负责人组成的四级工作组，于9月初进驻七一大队，查他们三人的历史、思想根源和写信情况。从西北局、陕西省委、省委宣传部、省监委、咸阳地委、户县县委你来我往的有关报告、批复中，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出“政治”是怎样的运作的。（《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第100－129页）

最后有关几方做出了结论：“这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在党内比较完整、系统的反映”，“集中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而且，“他们乱发信件，广为散播，在组织上也是有原则错误的，是违反党的纪律的。”从西北局、陕西省委、省委宣传部、省监委、咸阳地委、户县县委你来我往的有关报告、批复中，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出“政治”是怎样的运作的。（《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第100－129页）在巨大的压力下，杨伟名等三人承认“错误”、做出“深刻检查”，因此有关方面决定把他们的来信作为全省干部的反面教材，但并未对只是农民的他们作进一步的“组织处理”，甚至没有开除他们的党籍。应当说，“定性”虽严，但具体处理在当时并不算严。

“文革”中，杨伟名从一开始就对这场“运动”有自己的看法，但经过一场风波，他分外谨慎，格外沉默。不过，最终他还是噩运难逃。原来，1967年秋，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学院25岁的大学生、属于“造反派”积极分子的刘景华，读到一份红卫兵小报作为“反面材料”刊登的《当前形势怀感》，这位农家子一下子反被文中的“反动观点”“击中”，立即来到户县杨伟名的家中拜访。对不速之客的到来，杨伟名自然非常警惕，经过一番试探后，他发现这个年轻人是真心求教，于是畅开心扉，两人彻夜长谈，从农村政策一直谈到对“文革”的看法。杨对“文革”的分析、批判，使刘大为震动，开始对“文革”产生怀疑。刘景华回到西安后，二人书信不断，杨伟名在信中进一步探讨、批判“文革”，甚至有对毛泽东1957年以后“左”的做法、一些不民主作风的直接批评……刘景华毕竟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而且还是“红得发紫”的造反派，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贴出大字报，公开质疑、批评“文革”。立刻，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从刘处，搜出了杨伟名的信件，这一下，新账旧账一起算，杨伟名开始被一次次严厉批斗，备受折磨。最后，他在1968年5月6日，与妻子刘淑贞双双服毒身亡。（《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第151－180页）

1979年6月，中共户县县委组织部终于为杨伟名平反昭雪，这个“平反昭雪的通知”深具时代特点，特录如下：“杨伟名等三同志写的《当前形势怀感》有些观点是对的，有些观点则是错误的。如否定三大改造，否定合作化运动，把整个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等，都是不客观的。作为共产党员向党的各级组织反映情是正当的，但向一些人乱发材料是不对的，1962年7、8月里，县委会对杨伟名同志的帮助教育是正确的。”“经查1968年杨伟名与刘景华确有书信往来多次，且交谈的多是对当时形势、方针政策等国家大事的看法。其观点有对的方面，亦有错误的方面，但均属认识上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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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杨伟名的《当前形势怀感》是真正称得上“光辉”的文献之一。正如详细采访知情人、细查档案资料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所说：“杨伟名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精湛的分析方法和逻辑以及预见力、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他的预见在90年代全部兑现。” （《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第12页）杨文虽然没有各种高深的理论术语，但在平实的论述中却透露出深厚的理论素养与洞察力，他们的“理论”完全是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而不是一种生搬硬套的教条，足使当时的许多“理论家”、“思想家”汗颜。



遗憾的是，杨伟名在中国当代思想图谱中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一方面强调中国思想、学术的主体性，但另一方面没有被“国际学术前沿”学术术语包装、甚至没有“翻译体”的原创性文章恰恰又最不被那些强调“中国主体”的学者重视。

另外，不是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么？但实际是对不合己意的群众意见不仅根本不考虑，甚至还要扣上种种罪名；甚至正常的“党员来信”都成为罪状，人为阻断了下情上达的渠道。不是总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么？面对“卑贱者”杨伟名，却又不承认他是“最聪明”。据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其实“严重的问题”应当是“被农民教育”。因为当整个思维方式完全被一种错误、教条的理论笼罩之后，对现实的认识、把握反远不如农民。因为农民虽然没有“理论”，但却有起码的“常识”。缺乏“常识”，往往是那些“莫测高深”的理论家们的通病和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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