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1913年那一枪，开启了中国近代暴力政治的先河

bridged

1913年那一枪，开启了中国近代暴力政治的先河

原创 2016-11-14 杨早 早就说过
（本文为作者在9月24日阅读邻居讨论会的发言）

1913年那一枪，开启了中国近代暴力政治的先河



▲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书影

刚才听大家说很多想法，跟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挺一致的。对政治史的厌恶我也有，我其实一直很不太喜欢高层研究，包括高层政治人物和高层思想家，当然不是说高层研究没有必要，而是说大家太集中于研究高层，太容易把历史书写成了一个帮派或者是一堆人的活动，我个人的取向是不太喜欢。所以说阅读这书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痛并快乐的过程，一方面了解那些历史很好，另一方面我又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陷入到这个里面去，不然就有可能膨胀，真的会觉得整个近代中国社会都是在这几个人的玩弄当中推动的，就好像你看《甄嬛传》觉得宫斗决定一切，宫斗是人生的一切。而且恰恰中国读者特别喜欢这种取向，这本书之所以再版，因为写的是国民党高层政治，如果写的是国民党低层政治，就没有那么多人看这书，所以我自己写民国会特意写一些小人物。

辛亥以后中国陷入失序的状态
我主要想说的是大家怎么读这本书，读书要学会竖着读、横着读，竖着读刚才绿茶讲的很清楚，像杨奎松、杨天石等人的著作，甚至像汪荣祖、李敖写的《蒋介石评传》，都可以作为延伸阅读，这种读法就是我们把蒋介石作为一个中心词，然后寻找各式各样关于他的叙事。由于之前的叙事对这个人的污名化，这也是需要纠正的地方。不过这不是读这本书的唯一方式。

我觉得应该把这本书放大，放到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来阅读，这是为什么我提议今天的主题叫“作为中间物的国民党”。这个故事可以从晚清讲起，晚清的时候政治相对是有序的，最大的失序是庚子年，即使是庚子之乱，仍然没有完全动摇中国的政治秩序，哪怕东南互保那帮总督，也不能称为一个派系，他们对皇权的尊重是足够的。

但是辛亥以后中国陷入失序的状态，以前有一个遗老说过一句话，说民国跟清朝最大的区别就是做官无资格，不讲资格，以前要做官，当然可以捐官，但是道台以上的是不能捐的，而且捐官要补实缺很难，补到实缺，同僚还是瞧不起你，最好还是两榜出身，鲁迅的祖父为什么一天到晚跟上司斗来斗去，因为他是两榜出身，他是进士出身所以他特别骄傲，所以清末的道统和学统在中国还是有它的中心位置。

到了民国以后这个事情不一样了，民国成立就不是由高层读书人发动的政变，是由低层的新军军官发动，所以才会找不到威望足够的领袖，不得不主动与立宪党人合作。黎元洪被新军从床底下拖出来当都督，那个是传说，不见得可信，但是革命党确实没有足够的资源，没有足够的威望来号令军方和民间。所以后来为什么有那么多前清的官僚在民国后转换成官吏，即使这样还是填不满原来的权力真空，因为满人这一块被去掉了，科举也废除了，没有新的合法途径产生统治者。怎样才能填满政治真空？很多人通过别的途径成为中层或者高层，蒋介石很典型，因为蒋介石一开始资历不够，跟孙中山的关系没有那么亲，革命历史也没有那么长，1911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的时候，蒋介石刚从海外回来成为陈其美的部下，帮陈干刺杀陶成章那样的脏活儿，就是这样的小角色。

其实蒋介石的发达史很能说明乱世怎么出头的问题，乱世出头不能按照正常的次序走，乱世出头只能用非常手段。蒋介石就是用军权，而军权的建立，在民初的时候孙中山很想走议会政治，他希望能够用大义名分逼迫袁世凯，他们用了很多的手段，其实是希望利用威望和政治程序在议会里面取胜。袁世凯强行把首都移到了北京，当了临时大总统，但同盟会的人仍然非常跋扈，以宋教仁为首的人相信以他们的革命资源，他们完全可以在国会里面占据多数，通过议会政治控制袁世凯，让他做不了危害民国的事情。

但是1913年一枪打下去，宋教仁被打死了，这件事以前一直说是袁世凯干的，现在新的史料，新的研究，基本上说这个事情不是袁世凯干的，是不是孙中山不好说，但肯定是同盟会的人。1913年那一枪特别不好，开启了暴力政治的先河。大家想想，在晚清的时候也没有人说政权斗争我去开枪，慈禧太后那么讨厌曾国藩，那么讨厌李鸿章也没有说刺杀他们，反过来也是这样，大家没有用这个手段。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是革命手段，但不是正当的手段，到宋教仁被刺，因为出现了政治暴力的因素。



▲ 宋教仁遇刺
个人崇拜是比较有效增强凝聚力的手段
二次革命的失败让孙中山特别失望，本来想走议会政治，发现这个事情行不通，可能不适合当前的国情，就会想使用另外的手段。孙中山调整的结果，是他的另一面凸显出来了，就是他对会党政治的爱好。所以他再成立中华革命党，就要求会员写血书和宣誓，一定要忠于孙总理本人，效忠对象从理想转换成了个人，所以导致黄兴那时候不肯签这个宣誓书。
如果看《红太阳》就知道了，这个转换就是个人崇拜，恰恰在这个时候，好像个人崇拜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增强凝聚力和集中派系的手段。之前袁世凯没有搞个人崇拜，用的是北洋团体来约束大家，袁世凯一死没有效果，大家四分五裂，因为没有共同的奋斗理想。孙中山本来想利用共同奋斗理想来团结大家，我估计重建中华革命党应该也有宋教仁被刺的刺激在里面，他知道这个事情并不是袁世凯干的，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体制控制这个党的话，像这种事情还会再发生——如果你伤害了我的利益，最极端的做法就是我把你干掉，这非常不利于凝聚全党的力量，尤其是没有军队，这个也是孙中山觉得最难的。

孙中山当时觉得最难的第一他没有外援，袁世凯有英国和日本在后面支持他，孙后面没人支持；第二他没有军队；第三他没有一个如臂使指的组织帮他，所以这三个他做了改变，最重要的就是联俄联共，联俄是为了取得外国资源，联共跟我们后来讲的统一战线是一样的，而且后期孙中山对个人崇拜这方面完全放任，如果不是孙中山去世太早的话，中国政治史会很不一样。

孙中山去世，大家应该注意到了，他在北京去世的，他去北京干什么？是跟段祺瑞谈判，他希望把段祺瑞拉过来，这个跟他要打倒军阀建立一个纯粹的新中国的想法已经拉远了。孙中山去世以后也留下了政治真空，胡汉民和汪精卫他们都有资格，但是军权又不在他们俩手里，我们这本书的故事从这里开始讲的。



▲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中国的地缘政治
我觉得特别好玩的是这个书的第11章《地域观念和蒋介石的起伏》，孙中山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中国人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家族和宗族的观念很深的，比如中国人在路上遇到了，交谈之后请问尊姓大名，只要知道彼此是同宗，就是同一个姓的话，就非常地亲热，认为同姓的伯叔兄弟”。另外还有家乡基础，中国人家乡观念非常深，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村的人特别容易联络。

孙中山前期还好，他跟黄兴、宋教仁合作，这俩都是湖南人，还好，但是到了后期，他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后，他特别相信老乡，他在广东做的事情大部分靠老乡。这里面有两个事例，第一，1923年他命令驻福建各师各军讨伐陈炯明，这个时候有两个人可以当总司令，一个是黄大炜，湖北人，一个是许崇智，广东人，许广平的远房堂兄。孙中山任命了许崇智当总司令，导致黄大炜认为广东人排外一怒而去。有人用这个事情质问孙中山，孙中山很明确的回答说，我们现在打陈炯明不得不用许崇智，因为他是广州的高第街人，高第街是广东很有名的世家，广东人没有话说，这是为了争取地方势力。后来有人说根本不是国民党得了广东，是广东得了国民党，国民党进了广东之后只看见广东，看不见国民党。

在北伐之前，基本上国民党就被广东人把持了，像蒋介石这种人虽然有军权，但是在广东非常受压抑，所以外地籍的国民党人认为北伐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机遇，往外发展。这跟日本的二儿子们想开拓满蒙是一个道理，我在这个体系里面得不到任何的空间，我需要到外面去实现人生价值。北伐跟这个推动有关系，这个历史梳理，我觉得很有意思。

而且定都南京以后，以胡汉民为首的这帮广东人跋扈到什么程度？他要求所有的会议一定要配粤语翻译，而且我们只说广东话，我们绝不会说国语，我们说粤语，你们所有的报告，都要翻译成广东话给我听。事实上粤语到了后来一个世纪里面都是强调方言地域性最强的省份，比上海要坚定得多，当然广东有一个发达的香港做背景，但即使如此广东人对粤语的坚持确实特别强烈。

这种情况下汪、胡和蒋的对立，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解读成一个地域的对立，孙中山是收，把地域的收过来，这种情况在近代太多了，张宗昌是山东掖县人，民间传说“会说掖县话，就把洋刀挎”。这话还有一个版本，是淮军里流传说“会说合肥话，就把洋刀挎”。蔡元培当北大校长，也是被浙江人包围，其他省籍的教授，像黄侃这种就待不下去，后来跑到中央大学去了，这种情况在近代史上是非常常见的。包括蒋介石下野之前，胡汉民他们撤走以后，支持他的几个元老全是浙江人，特别是当他一个人对峙汪精卫和胡汉民的时候，所有广东人都一起反对他，导致他两次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