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章晋谈苏联解体

bridged

思目M
09-04 21:41 提问
问题价值：￥500.00
黄教官，有人说苏联解体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胜利，他的意义甚至超过二战的胜利。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影响如何，你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普京说给她20年，他将还回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目前看是吹了大牛，你如何评价普京，在国内被称为"大帝"的人？

黄章晋ster
09-08 07:43 回答
如果一个帝国注定将因为其僵硬窒息体制而亡，那它灭亡之时，会连合格的掘墓人都没有。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三人都是这个帝国制造的标准品，但用途不同，后两者不该在他们最终的位置上。

2006年10月，女记者安娜·波利特夫斯卡娅被暗杀。今天俄罗斯已很少有公开的反对声2006年10月，女记者安娜·波利特夫斯卡娅被暗杀。今天俄罗斯已很少有公开的反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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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的红旗能打多久？

苏联政权能建立并延续到它坍塌灭亡那天，本身就是一连串小概率事件的集合，而它的坍塌灭亡，才是顺理成章的必然。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几个月，都认为他们这辈子看不到革命胜利的希望，但沙皇意外倒台，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冒险一赌，竟然连续取得意外胜利，政治上的少数派，靠着雅各宾主义的残暴无情和不讲规则，最终建立了第一个红色政权。

按列宁本意，苏联能幸存本身就是一个巨大意外，苏联存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布尔什维克们无限榨取民力搞全球革命的那个干柠檬。列宁虽不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严重鄙视野蛮愚昧的俄罗斯人，但他同样不相信俄国人能独立一国搞成社会主义，他把全球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受过良好组织训练德国人身上。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熟悉的那句著名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在列宁看来，指的是把德国人拉进革命之后。

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列宁、托洛茨基这些狂热的知识分子，与ISIS那些人差不多，对搞暴力革命输出很在行，对破坏秩序很在行，他们没有能力、也无心设计一套可以保证这个政权稳定运转的制度。真正在气质上继承列宁等前辈衣钵的，其实是卡斯特罗、波尔布特这样的热带知识分子。如果列宁一直健康地活着，苏联大概坚持到三十年代就该能量耗尽自我坍塌灭亡了。

1、没有斯大林就没有苏联

然而，列宁的短寿造就了斯大林的崛起。这个头脑冷静、条理清晰、残暴坚定的格鲁吉亚人，远不像托洛茨基描述的那么愚钝——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评传》中，从头到尾都用斯大林的小名柯巴、索索来称呼他的对手，仿佛这种语气的傲慢便能抹平他这个孤傲知识分子与精明残暴的斯大林在谋略和治国才能上的天壤之别。

没有斯大林，苏联便无法建立一个系统完备的国家机器，更无法向外完备地输出这套国家机器的设计图纸和政权运转心法。斯大林确实不像托洛茨基那样读过很多经典著作，但也因此少了很多小知识分子特有的社会狂想。譬如，列宁和战友们夺取政权后，他们打算认真实践我们中学课本中的马克思经典价值理论——马克思认为，价值取决于生产它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显然，劳动时间才是价值的度量单位，所以，布尔什维克着手建立一套以时间作为计量单位的货币体系，到时候理想的社会图景是这样的：

顾客：面包多少钱？
售货员：四十五分钟。
顾客：那瓶伏特加呢？
售货员：三小时零五分钟。
顾客：我给您十小时，给我来两个面包一瓶伏特加……

这套以时间为计量单位的货币体系因为操作时发现实在过于复杂而无法建立起来。原本，我们是能够看到很多世界奇观的。譬如，如果沙俄当年能留下足够强大的避孕药具生产能力，大概苏联取消家庭的社会试验会搞很多年，直到发现这个国家没有孩子——列宁当时很快主张恢复家庭观和家庭道德，实在是因为被父母抛弃的流浪儿多到国家确实负担不起，如果俄国留下的底子足够厚，那我们应该会看到至少一代苏联人是公有制的孩子。

总之，斯大林是靠近乎「复辟」的方式重建了国家机器，而且比他们之前摧毁的沙俄国家机器，对社会的控制力要强大了百十倍。而列宁这样的人，迷恋的是巴黎公社式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模式，这种只能靠狂热和消耗社会资源的组织运转模式，根本无法持久运转。

中国课本上曾有过列宁在办公室接见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事，把这个故事当作革命领袖真正属于人民的动人事迹编进课本的编辑大概没有想过，如果这是一种治理国家的工作常态，它必然很快会导致整个系统瘫痪，就好比全身所有的微小神经感官，不经汇总便以无数根毛细神经直接与大脑相连差不多。

相比其他革命导师，斯大林是个务实的功利主义者，譬如，按经典理论，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公有制企业，工程师和青年工人就不应该按资本主义的逻辑拿不同的工资。可是，斯大林认为，一个人如果多花了好几年时间，努力读书学习成为工程师，拿到的工资却和十八岁中学毕业直接当工人一样多，那么，苏联就不会有人愿意去当工程师，没有工程师，苏联就搞不过帝国主义，所以，工程师必须和工人拉开工资差距。

列宁等人相信，只要工人当家作主，就会比在资本家手下更加努力劳动，斯大林显然并不相信自己的宣传说辞——当然他还是会这么继续宣传，他觉得还是严厉手段更可靠。在他发动大清洗之前，秘密警察的工作重点，一度是抓迟到早退、旷工、上班酗酒、小偷小摸之类丧失主人翁责任感的行为。

我们今天在中国的讲「低人权优势」时，常常以为这是中国独有的秘籍，但比照一下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中国的成就显然要逊色得多。至少按照苏联官方的统计口径，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增长速度远比中国引以为傲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有时甚至是好几倍。

2、为什么苏联体制无法持续？

俄国农村只剩下老太太——老男人都在坟里，俄罗斯男人平均寿命不到退休年龄。俄国农村只剩下老太太——老男人都在坟里，俄罗斯男人平均寿命不到退休年龄。

?斯大林的模式当然无法持续，谁都不愿整天生活在恐怖之下，接班人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贝利亚，都会把斯大林亲手设计制造出来的这套国家机器，由Hardest模式，调整为Moderate 模式或者Standard模式，由于权威递减，越是后来的领导人，越是会倾向于把机器调整为Easiest模式。

不过，苏式国家机器本质上是鲁登道夫总体战体制的强化和扩大版，为了把全社会每个角落都无遗漏地纳入支配和监管范围，它在规模和复杂性上必须比历史上任何类型的系统都更为庞大复杂，假使有无限的财政资源支持，它必然会在每个炕头都架设一套监控设备。

不考虑公有制可怕的低效和浪费，仅从一个全能机器必然会无限增大其规模带来的资源损耗看，苏联体制必然会在财政上无法维持下去。要知道，即使是最高等文明的北欧人建立的民主体制，也很难有效控制政府不断自我膨胀的趋势。苏联的国家机器只有斯大林这样的绝对权威还活着，才有可能通过定期消灭一批自己人的方式减缓政府本身的规模和资源占用。

我以前在对比中国与苏联的大清洗模式之别时曾提过，除了领袖本人的威望和组织资源差距外，城市化率与清洗模式的选择也存在很大相关性。中国大清洗采用群众斗群众模式，而不采用苏联的职业专政人员斗群众模式，实在是因为中国城市化率太低，社会积累率太低，除了群众斗群众，似乎并无太多选择余地。

主席时代，我国职业专政力量的规模，以人口比例计，与苏联东欧兄弟相比，存在几何级的差别。所以，无论是大规模的权力重新分配（它必然难免把一定比例的群众也送进去），还是日常保持必要高压，都只能采取群众斗群众，群众互相监督群众，不能像苏东兄弟一样，依靠职业专政机关的力量来完成任务。

我国专政机关相对人口比例规模过小，实在是因为太穷。1978年以前，中国城市化率除了1960年曾达到19.75%的高位，六七十年代一直就低于18%，而东德的城市化率最高曾达到80%，即使是朝鲜也曾达到70%的水平，极高的城市化率意味着更高的社会财富积累率，意味着可以供养一个规模庞大的职业专政机器。

以东德为例，据统计，在顶峰时期，斯塔西系统的非正式雇员高达17.4万人，占18-60岁公民总数的2.5%，有的说法称这个数字甚至高达50万，若算上临时线人，可能会高达200万，而东德1989年人口仅为1662万。

苏联情报系统工作人员占人口比例大大低于更富裕的东德，但克格勃系统的工作人员也曾高达50万人，全国的线人高达150万。苏联专政力量的规模，足以保证无论是大面积清洗还是日常保持社会稳定，都无需采取精确性较低的群众斗群众模式。

而中国则不然，若不放手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监督群众，而是采用职业专政机关的方式，就需要极大的人力。向专政机关占人口比例较低的苏联看齐，情报系统大约也得雇佣171万人，线人得有515万才够；若向东德的高标准看齐，情报机关得雇佣1008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了全北京1978年870万的人口数，线人更得多达1.15亿，而当时中国城镇人口总数才1.7亿，拿工资的人口估计不超过七千万。

这仅仅是情报安保系统，由于公有制必须将一切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纳入统一计划体系，它需要的管理人员数量之多，相对传统的非公有制社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国家机器编制如此之大，以至于很难给干部队伍提供体面的待遇。苏联解体前的中央候补委员大概算得上是「赵家人」了，我以前的同事曾采访过当时在莫斯科党政机关工作的中央候补委员，他当年配车、住房、特供的食品和日用品，标准要低于北京月入两万有房的中产阶级。

由于普遍的激励不足，庞大国家机器的成员，必然会自觉利用集体财产的监管特权，这是苏联和它的兄弟之邦最伤脑筋的问题。今天我们已很难想象，当年掌握着极大权力的社队干部，生活水平与他们权力之间的反差大到了何种程度。因为每个基层组织都有民兵，社队干部拥有看人不爽便可找到理由置人死地的权力，说他们是土皇帝并不为过。而掌管着几千号人的公社以下干部竟然不在国家干部序列之内，他们同样要穿浑身补丁的衣服，最多只能利用到公社开会的机会在食堂蹭点肉吃。

物质待遇上的极度贫困和手中的巨大权力，必然导致基层干部普遍利用集体财产监管特权，谋取极为卑微可怜的福利，它其实是这个体制得以运转的组成部分。上层当然知道下面是怎么干的，所以，「四清运动」时，刘少奇一度认为必须每个县派驻上万人规模的工作组，逐个清理基层队伍。

这种基层监管者的权力滥用，必然会导致国家机器对社会财富吸取能力提前枯竭，最终连保证基本盘的财政预算都无法维持，这就是苏联体制必然无法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苏联如果不是沾了石油危机的光，六十年代经济增速放缓之后，它能吸取的社会资源断然不足以支撑不到戈尔巴乔夫上台的那一天。

普京奇迹实质是油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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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政危机必然带来改革

然而，基层组织对革命事业的不忠诚，于国于民却是一件好事。如果基层组织是由狂热理想信仰的知识分子型布尔什维克干部组成，对全体国民来说，则是一个可怕的灾难。事实上，坚定的革命理想信仰者永远只是少数上层知识分子干部和成长于红旗下的知识青年，那些生长于乡亲中的基层干部，永远是最能保留基本常识和人性的大多数。

在中国，如果这些人不是普遍支持「瞒产私分」，固然社会主义事业会因此得到更充裕的建设资金，但老百姓怕是大部分都得饿死。我一位算是「赵家人」的前辈当年回老家当知青时，震惊于农村普遍的「瞒产私分」，而且把「秋收工作组」视为日本鬼子下乡，虽然他依然保持城里「赵家人」的革命热情，总算本性善良，没有把乡亲们对抗国家的秘密捅上去。

事实上，这些年阅历渐广我才知道，安徽小岗村的私自承包只是碰巧成为宣传典型而已，即使是在文化革命期间，它在全国各地也是以不同形式和程度大量存在的，若全国真的都遵照严格当时的精神，中国必然不会有今天这么多人口（感兴趣的可以搜一下《人民公社时期队干部政策执行中“变通”问题研究——以河北省部分地区包产到户为中心的考察》）。

工人们也有自己的因地制宜手段，直接偷厂子里的东西拿出去变卖是最方便最不动脑的方式，为了杜绝这种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可耻行径，有的大型企业，保卫处的规模甚至可以高达上千人，而这些人也会成为被腐蚀对象，最极端的情形，是我在东北一家企业采访时，获知当年那家企业里居然有工人凑份子办的煤球厂，直接把厂子里的煤生产成煤球拿出去卖。

苏联老大哥的工人想象力自然更胜一筹，莫斯科有个公交公司，公交运营线路上竟然还有工人集资攒出来的车辆，运营费用国家出，车票钱大家分。那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基层干部，从官方角度着实可恨，但在那个极端年代，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在这一部分结尾时，我顺带再强调一下我以前谈到过的观点，所谓的改革，根本无需任何特别智慧和见识，因为任何一个只要没有被书本污染过头脑，在真实基层社会生活过的农民，都知道一个正常社会该如何运转，他们永远不会相信一个不事产业的知识分子发明的那套反私有制理想社会的说辞。

记住革命导师列宁的这段话是没有错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农民天然是私有制的最坚定拥护者，何需知识分子教育？反对私有制的从来都是文青、哲青。

只有书斋里的知识分子才会认为，改革不是始于被迫对农民自发选择的事后追认，而是预先道路设计的产物，改革不是因为财政破产压力不得不对社会逐渐松绑，而是为了人民富裕的主动政策赐予，官员们对待改革的态度，不是因为所处的位置差异，而是因为主观认识的差异。

高估自己智力的并不止是文科知识分子，工业党们在高估自己智力上并不表现得更为谦逊。有科普作家惊喜得知1970年代前期中国曾从西方引进13套化肥生产装置，大幅提高了化肥生产能力（时称「四三方案」），于是得出结论，改革开放后粮食增产，不是因为土地承包制，而是因为有了化肥。然而，「工业党」或「科学党」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化肥早就超过了美国，却在不断增加粮食进口，而苏联解体后，化肥产量虽然下降，但粮食却能出口了。

在中国，最能理解土地必须分下去的，其实是最基层的社队干部，但最反对承包制的，也是他们，因为一旦搞土地承包制，他们手中的特权将荡然无存，虽然人们的生活立即大幅改善，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会因此一落千丈——当然，由于他们大多数都是能人，往往会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人，但他们中那些即使成为企业家的人，回到原来受人尊敬的地位，也要在许多年以后。

中国在1962年开始的「调整」、1978年的改革、苏联1980年代末的新思维、越南1980年代中后期的革新，朝鲜2000年以后的政策调整，莫不是因为旧体制下，财政已无力继续维持原有的运转方式，不得已对社会松绑，以减负增收方式缓解财政压力。而中国近些年来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不断循环，均与当时的经济形势和财政状况密切相关。一句话，手头宽松就国进民退，手头紧张就国退民进。

                        为什么苏联改革不成功？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看中国为何能够成功。

任何改革，从政府的动机看，都是财政驱动型的结果，简单说，就是旧体制在财政上无法维持，必须财政减负或者增收。

1、改革的受益者和反对者

所有改革，无论是否会让一批人受益，首先都会触动一部分既得利益者。中国改革最先被触动利益的是数百万社队干部，但他们原本就是这个贫穷国家在财政上根本负担不起，却又让他们充任国家机器之责的低值易耗品，他们虽有数百万之众，但分散在各地，本身就没有话语权，所以根本不足以构成有效反对力量。

如果这个国家机器中的数百万之众主要是呆在城市，他们的反对和阻力的声浪当然会被放大无数倍，而且越是大城市反对声音越大。你只要看看今天城市里的老年毛粉就知道他们的威力。

——人与人之间天然不平等，尤其是在中国，越是大城市的人，声音便越重要，你在主要用户是大城市的知乎，会误以为自己身在一个比美国还文明发达的社会，在农村，如果你的遭遇没有碰巧被网上的大V转发报道，就相当于不曾发生过。

没错，城市化率极低的中国，选择在农村作为改革突破口，是一件顺理成章的选择，当初「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就首先在农村发动，现在逐渐改回去，自然也首先在农村。而农村的土地承包制，意外地取得了几乎完全正面的社会回馈，这使中国其后的经济改革进程变得异乎寻常地顺利。

我们毕竟是在谈苏联为何不成功，这里不妨做这样一个假设：

如果中国是一个城市化率极高的国家，比如达到苏联东欧国家的水平，中国的改革将会怎样？

我的结论是：

一、农村的改革成就将不值一提；
二、改革突破口必将选择在城市；
三、改革成功是一件低概率的事；——请回忆一下中国八十年代物价闯关时的巨大民意反弹，就知道如果没有广阔的农村为城市带来的改革福利——这正好是苏联的情形，改革几乎不会带来任何收益，反而会把城市居民的有限货币资产全部洗劫一空——这也是苏联发生的情形。

如果同意上述推理，你不得不感叹：中国底子的薄弱，有时会是一件幸运的事。

当然，中国改革成功还有苏联不具备的组织条件。这里要强调一句：思想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组织路线的斗争，通俗地说，观念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再分配之争。

俄罗斯国民在最艰难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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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戈尔巴乔夫的选择

按照苏联的权力代际划分，中国的改革相当于地位介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之间的领导人发动改革，这个权力序列中的人所能掌握的组织力量，足以轻易战胜内部的任何反对者，并压制住任何不同的声音。

问题是，身为第五代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远不具备这个条件，他被老同志们推上前台，只是因为大家不愿再看到领导人年迈连续死亡的危机发生，所以选了他这个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当一把手。由于缺少必要的组织资源班底，也无法靠改革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获取广泛的民意。他只能通过开放言论来收获民意支持，这是个不可轻用的选项，但戈尔巴乔夫别无选择。

开放言论的危险性在于，国民固然可一时为获得思想解放而精神振奋，但党的道德资源则会因此迅速流失，以至于执政合法性会迅速动摇。而且，言论开方通常只可松不可再紧，因为尝到甜头的国民一旦遇到言论收紧，会立即出现民意反弹。

于是，他必须做第二个艰难选择：

1、党是他的权力地位的来源，必须控制言论，维护党的地位，但因此会出现民意流失；
2、丢掉党这个道德负担，直接与民意对接，但会遭遇整个党政体系的反对；

没有人会做二选一的冒险，戈尔巴乔夫只能在两者之间做平衡，戈尔巴乔夫没有做错任何事，至少任何事后诸葛亮的主意，都不比他当时稳健的策略更好。

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竞争者出现，使他的摇摆政策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这个人就是叶利钦，此人没有任何政治资源班底，但却拥有极为炽热的政治欲望，支撑其政治欲望的，是正常苏联官僚都不具备的特殊品质：冒险。他相当于牌桌上一个手中没有任何筹码，但却敢于把命押上来对赌的赌徒。这个人争夺的，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在党内其他人手里都没有的王牌：民意。

甚至在争取西方人的支持上，叶利钦这个鲁莽的冒险家也表现得咄咄逼人，他成为政治明星后，受邀出访美国，第一次进美国超市，得知那些玲琅满目的东西可以随便买，而不是摆给苏联人装样子看后，叶利钦当场崩溃，原来西方竟然真的如此富足！他反正不在戈尔巴乔夫的位置上，为了表达他的亲西方态度，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话都敢说。

到此，苏联高层主导的改革已经注定失败，因为苏联的改革已经不是重新洗牌后权力格局砥定后的改革政策实施，而是改革政策诱发了整个权力架构的坍塌，它必然导向一连串的大地震，最终让苏维埃大厦片瓦不存。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

1、最合适领导改革者的人

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改革也会必然启动，因为勃烈日涅夫去世后上台的安德罗波夫便认为现行体制无法运行而提出改革设想， 1982年接过总书记大权之前，安德罗波夫是KGB掌门人，这个职位并不妨碍他对苏联未来的预判。1981年，原油价格爬升到接近40美元的历史最高点后便开始调头一路向下，此前，苏联财力便已因为阿富汗战争和安抚支援百姓不满的兄弟国家而捉襟见肘。

1970年代以来的油价1970年代以来的油价

?如前所述，苏联缺少一个改革容易快速见效的内外环境，如果改革的推动着需要一个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领导人，他们所能挑出的最好的人选大概也就是时年54岁的戈尔巴乔夫了。就其应对这个剧变的观念准备而言，他大概也是苏联最好的人选。至于戈尔巴乔夫能否完成这个任务，就他面临的任务和他所能掌握的资源来看，实在不取决于他的能力。

如果与叶利钦和普京比较，我倾向于认为，戈尔巴乔夫在知识、观念、道德和能力上，都要比叶利钦、普京更能胜任他们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个职位。比起他的历届前任，由于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都只短暂执掌权柄就去世无从比较，只剩下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而这两人的才具和品格，较之戈尔巴乔夫都要明显逊色。

没有叶利钦，苏维埃大厦的倒塌或许不至于如此戏剧性，但了解这栋大厦早已根基不稳的人，却能敏锐判断它坍塌在即。1988年，英国的权威苏联问题专家莱特教授提交的一份绝密咨询报告认为，苏联体制已无法继续维持，崩溃即将到来，西方国家当为这一刻的到来做好准备。当时，英国政府对戈尔巴乔夫即将在联大发表「外交新思维」的真实意图无从判断。

苏联不像东欧国家，因为苏维埃制度是苏联坦克送上门来，所以有基于民族主义的民间反对力量，苏联对这个体制嗓门最大的反对声来自党的高级干部叶利钦。所以，当叶利钦跳出来谴责党的干部腐败时——他对苏维埃体制的弊端所知实在有限，全社会的不满都自动汇集为对叶利钦的支持。

2、政治赌徒的胜利与失败

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思想解冻和言论开禁，叶利钦不可能创造政治奇迹。1988年，叶利钦丧失了党内全部地位，但此时整个社会风气已经发生巨变，一度消沉的叶利钦很快看到了重登权力顶峰的希望：直接利用民意，通过议会来竞逐最高权力。

但是，1989年3月，最高苏维埃选举时党员们在无记名投票时集体「选」掉了叶利钦，社会上的民主派力量对此集体发声谴责苏共，眼见叶利钦一切机会都被封杀，此时却迎来峰回路转，苏联边境地区的法学教授阿列克西·卡扎尼科竟然主动让出代表资格，叶利钦通过补选进入最高苏维埃，进而一路高奏凯歌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党根本无法阻止叶利钦的权力之路，让所有人都看到这样一个无情的历史事实：党已经失去了一切价值和意义。一年后的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也效法叶利钦，在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首任总统。如果说一年前，叶利钦还只是威胁和动摇党的地位，一年后，叶利钦动摇和威胁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地位。

由于俄法律量刑极重，致80万人在狱，然轻罪关押人众，大盗横行由于俄法律量刑极重，致80万人在狱，然轻罪关押人众，大盗横行

?1991年3月，党员们响应中央号召，试图再次通过选举罢免叶利钦的苏维埃主席，苏共这个举动引发了几十万人大游行，原本受命领头罢免叶利钦的鲁茨科依，发现党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干脆带领几百号人脱离俄共，加入叶利钦阵营。鲁茨科依是阿富汗战场归来的大英雄，他与叶利钦的强强联手，加速了叶利钦实际权力取代戈尔巴乔夫的步伐。

叶利钦和袁世凯在扮演帝国终结者的角色上非常相似。甚至两人在对民主政体该如何运转上的一无所知也高度相似。但袁世凯实在是当时中国第一流政治人物，如果不是日本人的强力阻挠，他不至于迅速败亡。而叶利钦从头到尾只会在电视上放炮，既不懂如何组建政党班底，也不懂如何组织竞选宣传团队，他只是大声地喊了几嗓子，苏联就垮了。

叶利钦是个典型的苏联中层官僚标准件，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唯一的优点大概就是粗鲁正直。正是因为这个性格原因，他在宦海生涯中，竟然没有任何像样的班底，但却收获了其他人无法收获的忠诚：1987年11月，叶利钦丧失了党内地位，不再享受党内高层地位的叶利钦身边的人员被撤回时，负责警卫的科尔扎科夫却不离不弃，干脆致电叶利钦：「干脆这样，我不要工资，能不能让我保护您？」   

但在旧国家机器倒塌时，这个新的最高权力者却依然没有意识到没有组织是件多么可怕的事——他依然习惯像一个苏联官员那样通过下命令管理这个国家，他从来没想过用自己的政党去占据议会，以使自己的改革方案获得通过，俄国有几千个政党，议会唯一保持较大组织的政党便是俄共，他们理所当然会否决叶利钦的一切动议。

表面上，叶利钦的组织力量是青年改革派和科尔扎科夫等警卫员派，实际上他信任的只是后者，至于当年为他站台的场外民主派力量，全部被他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宣传义工，当他获取最高权力后，便彻底忘掉了这些人，围在他身边的是新崛起的寡头们。他们能给叶利钦最大的帮助，是利用掌握的传媒力量造谣诽谤俄共，以恐慌谣言阻止后者的努力：他们打算让我们回到苏联时代。

政治上的无能让叶利钦采取了炮打白宫的野蛮举动，而他无限扩大总统权力的努力，为普京上台后形成新的独裁流氓集团奠定了制度基础。叶利钦在爬上权力最高峰后，唯一闪光的地方，就是他心力交瘁退位时，对全国百姓的独白：

「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以前从未说过这些话。今天重要的是，把话告诉你们。你们每一个人的痛苦都引起我内心的痛苦。多少无眠的夜晚，摧心地忧虑着，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使人民活得安好。我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任务。现在我要离开了。我已经尽我所能，不仅是我健康允许的所能，而是在所有难题的基础上尽了我的所能。」

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全面复兴，今日超过70%的俄罗斯人自认为是东正教徒。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全面复兴，今日超过70%的俄罗斯人自认为是东正教徒。

?普京是叶利钦之后又一个巨大的政治意外。他之所以被叶利钦和寡头们选中，是因为普京是个精明能干的办事员、优秀的演员、资质平庸的政治素人，好处是没有任何负面资产、非常适合包装。他在政治上比叶利钦高明的地方在于，叶利钦的前车之鉴让他充分认识到组建政党的好处，他籍由叶利钦留下的宪法权利框架中总统的无限权力，牢牢执掌权柄，逐渐把国家机器改造成一个他们熟悉的苏联。

如果说叶利钦留下的烂摊子还存在着各种政治上的可能，普京则通过他和重新崛起的苏联旧官僚集团，使整个国家只能日益朝一个流氓寡头国家前进。他之所以能成为「大帝」，实在是因为上任后不久便赶上了一波石油价格大涨，但他的复兴大业只持续了十年便被新一轮油价大跌打回原形。

?算了，这个所谓的「大帝」我不想写了，虽然我购买的书，这三人中关于普京的最多，我以前已经写过很多了。我直接引用前国际棋王卡斯帕罗夫的话来评价普京和他的体制吧：「某种程度上，普京的俄罗斯可以被视作世界上最大的黑社会国家，因为整个制度建立在效忠之上：首先效忠普京，然后直线向下。如果你忠诚于老大，你就忠诚于整个体制，这也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为防止颜色革命，普京大力发展青年组织，图为一手AK47一手洋娃娃的普京近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