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老板们：“不想再跪着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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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煤老板们：“不想再跪着赚钱”
GQ中国 2017-09-18
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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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凶险厮杀的丛林中，煤老板们赢得财富的同时，却无力掌控自身命运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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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老板们过去有的是钱，但其实没什么尊严。都是跪着挣钱，九死一生过来的。现在解脱了，就想站着把钱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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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突然无事可做的煤老板们来说，如何支配手头的钱和时间，成了后半生的头号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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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老板，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群体。自20世纪末期起，煤价随经济勃兴飞速上涨，煤炭储量丰富的山西大地上，数不清的财富神话陆续诞生。
但煤炭能制造一夜暴富，也能让人心撕裂变形。对于煤老板们而言，那时的山西充满了改写贫苦命运的机遇，却也让他们感到风险丛生、身不由己。利益空间随着煤价上涨急速膨胀，但并未随之产生明确秩序。缺乏规则的环境中，人们习惯于用金钱与暴力解决问题。巨额利益背后，亦隐藏着不为常人所知的危机。同行踩踏，官员刁难，黑帮勒索……置身于凶险厮杀的丛林中，煤老板们赢得财富的同时，却无力掌控自身命运的走向。
煤老板因时代的潮水生发，也因时代的潮水消亡。2008年后，山西兴起轰轰烈烈的煤炭改制重组，煤老板们手握巨额资金从历史舞台上四散离去，各自走进人生的下半场。煤令他们在时代机缘中获取可观财富，也令他们在潮水退去后经受命运落差。这黑色的矿石像是上天派来考验人心成色的工具，如何管理支配手中财富，重新找寻人生的方向与价值，成为后半生无从回避的课题。心性的差异，对时代洪流的不同理解与应对，将曾经相似的人生导往了不同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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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的一个下午，47岁的朱新宁坐在北京西四环外一家高尔夫球场 VIP 包房里，猛吸了几口烟，不住叹气。他望向窗外不时飞起的高尔夫球：“你看到了吗？我就跟那些被击出去的球一样，被一步步赶出了山西。”
八年前，他的人生轨迹曾险些终结在山西太原国贸大酒店44层。那天中午他和人谈完生意，感觉有些倦了，特意订了一间客房休息。他拉上窗帘，关掉手机，想暂时与外界隔离，哪怕只是几个小时。但他怎么也睡不着，烦心事一遍遍在脑海里上演。光线太黑，空调太冷，在床上躺了一阵，他生出极端的念头，起身打开窗户，想要一跃而下。
无论是在太原，还是两百多公里外的家乡县城，他在人们眼中都是成功人士，时代的宠儿。在这个以煤炭为命脉的省份里，他拥有储量上亿吨的煤矿，那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也是源源不断的财富。
但煤炭能制造一夜暴富，也能让人心撕裂变形。过往十余年，他时常感受命运被煤炭绑架。二十多岁时，父亲带他承包下离村头五公里外的一对煤矿井口，只是为了谋生，让村里人看得起。但后来，同行举报，官员刁难，黑帮勒索，日子久了，终于积蓄到他无法忍受。雇佣多年的包工头突然翻脸，声称掌握了他多年来偷税违法的证据，敲诈他五千万元现金，否则就把他送进监狱。这笔钱他出得起，但他咽不下这口气。
几个月前，山西煤价经历了一轮史无前例的暴涨。前一年底他曾许愿煤价能超过600元，好多还一点高利贷。而第二年春节过后，两三个月之间，煤价便飙升到了1600元。这几个月里赚到的钱，超过过去十几年的总和，但他反倒感到不解与恐惧——突然获取与付出不相匹配的东西，表象是幸运，背后很可能是陷阱，甚至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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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新宁
他设想起跳楼身亡后的场景，不忍家人经受人们议论指点，终究还是放弃了。他关上窗户，一步步退了回去。
平复了一会儿心情，他语气镇定地打电话叫司机来接他，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管理着近两千名员工，有时看看下属走路的姿势，就能察觉到对方最近可能过得不太顺心。但对他自己而言，商场就是战场，想在凶险中生存，控制乃至伪装情绪是必备的能力。
事后他反复回想起站在窗前的那一幕。他觉得人来到世上走一遭，一要做到被需要，二要做到被尊重。他觉得当时二者都没做到，不甘心就这么死。
谈论八年前的这段往事时，他语气平静，眼下的生活和煤炭已经全然没了关系。自杀未遂几个月后，一家国企以近十亿元的价格收走他的煤矿，留给他45%的股份。
最近三四年来，他习惯了待在这间包房，其实只是偶尔下场打球，更多是把这里当做与外界接触的据点。当煤老板时忙碌惯了，如今即便无事可做，他也很难习惯每天待在家里。他身形瘦削，习惯穿运动装，很难从日常言谈举止上看出过往印记。他知道煤老板是个让很多人皱眉头的身份，很少主动谈起自己的过去。那些经历有些令人咋舌羡慕，煤价一个月就能翻倍，有些让人提心吊胆，矿难、坐牢、遭遇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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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末的一个晚上，一位叫黄治华的煤炭贸易商约朱新宁一起吃饭。黄治华几年前曾在北京创办过一家叫做阿丫团的互联网团购网站，在“百团大战”中败下阵来，又回到了煤炭的老本行。尽管已经回山西做了四五年煤炭贸易，但他还是习惯性地每个月在北京住上几天。他害怕一直待在山西会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临汾的生活太单调了，在北京我能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活法。”
两人聊起离开煤炭行业后的经历。朱新宁从山西来到北京的过程匆匆忙忙，甚至有些逃亡的意味。 2010年春天，一家四口带着几只拉杆箱，住进了北京香格里拉酒店，随后在北京租房、买房、装修，过了整整两年，才算正式安顿下来。
2009年动过自杀念头后，命运的震荡仍在继续。朱新宁在煤价暴涨时的恐惧不安日后得到了应验，那段日子，成为了煤老板们的末日狂欢。
2008年9月，山西襄汾一座尾矿库溃坝，277人死亡，消息震动全国，以遏制矿难为由头的煤炭兼并整合旋即启动。或是成为国企股东，或是将煤矿售出套现，无论如何选择，民营煤矿主们都不可逃避地失去了对煤矿的控制权。煤老板这个名词，从此成为了过去时。
对于突然无事可做的煤老板们来说，如何支配手头的钱和时间，成了后半生的头号课题。心性差异对命运的影响显露出来，曾经相似的人生走向，就此开始分岔。朱新宁也不情愿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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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治华
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反倒让他心生遗憾。他计算过煤矿的储量，至少还可以开采40年，利润很可能不止于十亿。但他也感到些许庆幸，因为国企的介入解决了他受人勒索的危机，“算是有了靠山”。为了避免再次卷入类似的麻烦，他退出煤矿日常管理，带着全家人搬到了北京。
倘若只以财富的数值来评估人生满意度，朱新宁初到北京时理应感到满足。但恰恰相反，他陷入了人生最迷茫消沉的时段。他曾管辖着近两千人，有专职的司机和助理，出门时身上不用带任何东西，一切都有人打理。但到了北京，除了有一大笔钱，一切都要从头来过。
来北京前三个月，父亲胃癌去世加剧了他的消沉，他不止一次地产生幻觉，看到父亲的幻影出现在天上。对抗失落空虚的方式是坐在家里打电脑游戏，没日没夜地打。做煤炭的朋友前前后后来到北京的也有不少，经常叫他喝酒聚会，但他极少去，别人过得好，心里受刺激，过得不好，情绪会传染。他打的是 windows 系统自带的蜘蛛纸牌，没什么技术含量，一次能连赢一百多把，但还是一天接一天地玩下去，纯是消磨时间。每到吃饭时间，妻子就做好一碗面放在电脑桌上，他不说话，吃完继续玩。
失落不适，是许多煤老板在那一时期的共同反应。有人沉浸在释放欲望的欢愉里转移注意力。四年前我曾采访过一位名叫李长伟的煤老板，当时他刚从南非狩猎回来，打了四头大象、六只长颈鹿，五只斑马，花了四百多万。那年他先后去了三次非洲。“别人都打羚羊之类的，我不打，要打就打大的。前半辈子太压抑了，既然来过瘾那就过足。你能懂那种感觉吗？”
有人选择参加培训学习，借此摆脱暴发户的标签，获取更多的尊重。大同的煤老板冯学光讲话习惯以古语开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煤改之后，他先后报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班和北京大学的国学班，讲话习惯就是在那时养成的。“人有了文化，表达想法的方式肯定跟以前不一样。这些思想进到我血液里了。”
也有人开始着手尝试新的事业。就在朱新宁陷于心理恐慌的同时，五六公里外的五道口，几个来自山西临汾的煤老板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冲进新的战场，带头人便是黄治华。在临汾的煤老板圈子里，他显得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很多人觉得煤老板等同于出身农村欠缺文化的暴发户，但黄治华出生在临汾市区的公务员家庭，在南方当过兵，端过铁路局的铁饭碗，在上海北京做过环保生意。他喜欢读书，欣赏安·兰德的思想，觉得那才是真正值得过的人生。
比起其他煤老板，黄治华提早两三年告别了煤炭，去南方做起了水处理生意，错过了2008年煤价疯涨的末日狂欢。但在同行们眼中，他也因此更懂得煤炭以外的世界如何运转。他们将手头财富聚拢起来，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交由黄治华牵头打理。
黄治华那年34岁，属于煤老板中相对年轻的一批。他渴望在北京开启比煤炭更“高级”的生意。“煤老板三个字的潜台词就是暴发户。暴发户是什么？思想知识水平不足以驾驭那么多的资产，靠的是一些特殊的方法。说白了，都是跪着赚钱。”
关于公司如何命名，股东们有过分歧。有人提议要带有“晋商”两个字，黄治华觉得这两个字框住了格局，最终起名“盟动力”。煤老板的标签贴在身上这么多年，他想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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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老板”这个称呼频繁出现，是在2002年之后。在此之前，煤炭在山西是门乏人问津的辛苦生意，敢于投身其中的，往往都是无路可寻的落魄人家。投入大，利润低，还总是收不回账款，大多陷于债务的泥潭。如今身家数亿的朱新宁便是其中之一，90年代末，他曾在春节前三个月就挤出两千块钱交给妻子保管，以免过年时买不起年货，穿不上新衣服。
在朱新宁的记忆里，前半生贫穷乏味，充满了苦痛。 四岁时，因受村里大户排挤领不到粮票，父母带着他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搬去三十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子，谋一份木匠差事养家糊口。六口人的家当，一辆手推车就全部拉完。父亲背着他，翻了一座又一座山，一路走，一路哭。
时间倒退三四十年，朱家的生活是另一番光景。朱新宁的祖父在平遥做商号掌柜，全山西都算得上富贵人家。父亲六岁时，祖父去世，祖母不得已改嫁，家境日渐衰微。及至家庭成分判定为地主，用朱新宁的话说，无尽的厄运开始了。
土改伊始，朱家的大院便被公家收走，只留下一间狭小的偏房，三间宽敞的宅子分给了各有十几号人的两户人家。几十口人挤在一间大院里，总有大大小小的纠纷口角，因为阶级成分低，最弱势的总是朱家。
一种念头在朱新宁心里强烈地升腾起来：离开这里，去外面的世界。读书是当时能想到唯一可行的路径，他别无选择。中考时他考上县一中，所有考生里排名第七。
这个排名成了他学业的顶点。家庭、见识、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种种因素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墙，将他与县城的孩子划分为两种不同的人。他想融入城市摆脱农村给他的烙印，努力地花费时间结交朋友，学习却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掉队了。到了高二下半学期，他已经清晰地感知到，凭成绩考入大学开启新生活，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读高二时，他与一个同班女生谈了恋爱。女友的父亲几年前离了婚，在石家庄做服装买卖。高中毕业后，他和女友一起去石家庄帮忙打理生意。几个月后，父亲告诉他承包了一对煤矿井口，希望他回来帮忙。两人一同回了山西，结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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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新宁
私人进入煤炭开采从80年代末开始，当时为解决能源短缺问题，中央鼓励山西做大煤炭产业，一时间几乎村村有矿，数量上万家。但国营煤矿很难过活，只好承包给个体，最早的“煤老板”由此而生。
随后近二十年，朱新宁的人生起落与煤炭绑定在一起。日后煤价疯涨时，总有人感叹他未卜先知，提前站上了时代的潮头。但在当时，却只是迫于谋生的无奈。他的父亲拿着每月五百元的工资，却要养活二男六女八个孩子。父亲当时的心态是：只要能比五百元多就行，如果赔了，反正本来也没钱。承包井口的六万元，全靠东拼西借。
当时煤价一吨三十多元，每吨能赚三五块钱。承包第一年，矿里出了一万吨煤，但到年底时能收回的钱不过四五万元，就连去小卖部买洗漱用品都要赊账。工人们领不到工资，便派几个人跟着他四处要账，名义是陪同，实质是监控。连续三四年，朱新宁一年四季都在周边县市要账，常在大年三十晚上才回到家。
但当时间的脚步迈入21世纪，煤矿主们突然发觉，命运变了——2002年1月，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进入市场化，翻着番地上涨。面目凶狠的催债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带着大捆现金求着买煤的人。他们满脸堆笑，到矿上拉煤的卡车排起长龙。
巨额利益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人抛掉往日营生投身其中。这其中，就包括黄治华。他辞去了父母精心安排的铁路系统的公职，开了一家洗煤厂。“现在老说风口，什么是风口？对那时候的山西人来说，搞煤炭就是最大的风口。”
黄治华感叹，当年的钱来得实在太容易。那时逃税成风，拉煤不开税票，买通煤检站就能放行。黄治华一次上山拉煤，赶上省里突击检查，各路货车在煤检站外排了几十公里。他的十几辆车等了一天一夜才被放行，没想到却因祸得福，一夜之间，煤价就涨了两成。
也就是在那几年，原本土气的临汾城变得五光十色。煤炭的勃兴带动了商业的繁荣，也激发起黄治华消费享乐的欲望。手握突如其来的财富，二十六七岁的他没有耐心待在洗煤厂，而是不分昼夜地泡在夜总会的灯红酒绿之中。“除了吸毒犯罪，你能想到的男人能干的坏事，那时候全干了。”
醉生梦死的生活持续了两三年便难以为继。到了2006年，洗煤生意因长期疏于管理陷入瘫痪，妻子不愿再忍受他颓靡的状态，挣来的钱也已挥霍无几。他觉得没有脸面在临汾继续生活，离了婚，关了洗煤厂，去了南方。
那一年，他正好三十岁。水处理虽远不如煤炭赚钱容易，但他却觉得庆幸，感觉及时认清了人生真实的面目。“说白了，搞煤炭挣钱的方法太初级，这种钱你能赚多久，将来怎么办？”
那时的他希望生活离煤炭越远越好。两年后，最疯狂的一波煤价上涨到来，但已跟他无关。他觉得这是不幸，但也是幸运。“当人的阅历和心性不足以驾驭那么多财富的时候，太多的钱很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
后来他曾反复听闻煤老板豪赌破产或是吸毒身亡的故事，第一反应不是惊讶，而是后怕和庆幸。“如果不是当年收手得早，我很可能会家破人亡，进监狱也很有可能。”
黄治华在三四年间体味了煤炭带来的大起大落，而当时的朱新宁，仍深陷于入不敷出的泥潭里。井口五年合同到期后，他东拼西凑了六百万元承包了县里另一处煤矿，虽储量可观，但因需要从零开发，回收资金的速度远跟不上投入。
与煤相比，更令他烦恼的是人。身负巨债的同时，周围的人却以为他早已成为富豪。回忆当年，47岁的他皱起眉头，露出无奈的神情：“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就像是荒滩上有块肉，哪条狼路过都想咬你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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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新宁总共做了十八年煤炭生意。他觉得既容易，也复杂 。容易在挖出煤来就能赚钱；复杂在想顺利挖煤，必须处理错综缠绕的利益纠葛。“人性这东西，复杂极了，实在摸不透。在山西尤其如此。”
如今谈论起往事，朱新宁习惯性用一个说法：“那时的山西。”那是一个他心生厌恶但又必须置身其中的社会，利益空间随着煤价上涨急速膨胀，但并未随之产生明确的规则，秩序的空间被潜规则填满。
井口承包合同到期后，他曾以每年三十万元的价码承包了另一座煤矿。他没想到矿井负责人随即变着法子阻挠他，在矿井周边修路、栽树、开渠，煤挖出来，运不出去，还常常以支援学校建设的由头从矿上拉煤，从不给钱。
朱新宁心烦意乱，一年多后提前解除了合同。负责人受谁指使，为什么要为难他，在他心里至今仍是个谜。日后，这种谜团成了常事。煤炭将数不清的人聚拢起来，赋予人们利益，又因利益的交织矛盾将他们卷进一张理不清的网。置身其中，很难控制自己会受到哪股力量的拉扯。
缺乏秩序的世界里，人们习惯于用钱和暴力解决问题。工商、税务、公安、环保、安检、电力……煤老板们一边被动应付各种吃拿卡要，一边主动琢磨怎样找对人、花对钱。带着几十万现金上山拉煤却就此消失的故事并不稀奇，煤老板们习惯了在豪车后备箱里备几把匕首甚至火枪用以防身。为了抢夺地盘，煤矿主们常会雇佣“护矿队”进行大规模械斗，使用大刀、猎枪，甚至炸药。
曾有人深夜敲开朱新宁的家门，把五十万元现金放在桌上：听说你小子不错，我们相信你，觉得你需要钱，我们钱不多就50万，给你了。“你说这钱你敢收吗？你要收了，从此你就是他的提款机，一辈子缠住你。”
面对暴戾厮杀的环境，他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心里燥的不行，像是八千摄氏度的炼钢炉在心里烧”。情况复杂时，他曾经一分钟不停地连打了16个电话才把问题摆平，打完后呆坐着，几小时讲不出话来。
但他也无法抽身，感觉人生被煤炭绑架。新承包的矿储量6000万吨，看起来回报诱人，但国家政策日益严格，产能标准不停提升，他只得四处借贷加大投入，盈利遥遥无期。
财富带给他的感受开始变质——起初只是想多赚点钱过安稳日子，后来反被恐惧感笼罩。复杂关系中暗藏凶险，稍不留神，便可能是灾祸。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纸面上的规矩往往是虚的，事能否办成，全靠私下疏通。礼怎么送是门学问，送多了，以后可能狮子大开口，送少了，反倒得罪人。
有一年春节，他给税务局的人送了两千元的购物卡，对方拿余光看了一眼，露出鄙夷的眼神。朱新宁心里既厌恶，又害怕。后来他一打听，别人都送一万。
伴随着煤价上涨，花在打点关系上的数目越来越高。逢年过节，煤老板们免不了要跟各方官员走动，豪车开过去，对方连连称赞“借去体验”，谁也不会不识趣地再要回来。
有一年，他去拜访县里新来的主管煤炭的领导，对方称赞他年轻有为，管理这么大的矿。他苦笑着感叹，情况太复杂了，不是人干的活。对方说，那不然卖了吧。他没放在心上，但对方后来又反复提起，并总以各种理由要求煤矿停工，他才明白惹上了麻烦。后来他通过人脉找到市里领导，才算解决了危机。“气得我都哭了，恨得咬牙切齿。当时真是很想杀了他。”
他小心翼翼地应对着各方关系，养成一个不得已的习惯，每接触一个人，总会习惯性地怀疑对方是不是想算计点什么。因为担心人多眼杂招惹是非，他约人吃饭谈事很少在县城，而是去省会太原。“内忧外患，有些人就跟永远喂不饱的狼一样。”
但总有躲不过的灾祸。有一年，他拉了一批采矿用的炸药，车上矿山不久便来了警察说接到举报，把他和两个手下押到了公安局。有名警察是他的中学同学，看他关在铁门里，递给他一箱方便面。他跟同学开玩笑说，你小子干什么，不想让我走了？同学叹了一口气：我能给你做的就是这些，其他你自己想办法。
朱新宁想方设法疏通关系，关押了一个星期才重获自由。私运炸药在当时煤矿上是常事，他想不通为何偏巧查到自己头上。“心里那感觉真是憋屈。好多事别人都能摆平，我怎么就摆不平？”
他也时常感受到亲情的撕裂。总有亲戚会安排子女来他的煤矿上做事，他抹不开面子，只好答应。有人瞒着他偷拿回扣，有人将矿上的公车据为己有。他有时会为这些事生气，对方反倒觉得他刻薄吝啬。
十几年里，煤矿上也有过事故，出过人命。有一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了三个人，五六十人的救援队忙了四天四夜。有一年，矿工在300米深的矿井里窒息身亡。朱新宁起初感到恐慌愧疚，夜里睡不着觉。第一次死亡事故是一个工人触电而死，他开车把尸体拉到医院停尸房。到停尸房门口，他下了车，想先把门拉开，把尸体扛进去。但摸到门把手的一瞬间，他突然怕了，转身就跑。
后来有一次，他在殡仪馆看到一个刚满18岁的女入殓师面无表情熟练地处理尸体。他忍不住问，你这么小的年纪干这个工作，你就不怕吗？女孩说，人已经死了，有什么好怕的。
后来，朱新宁也不怕了，开始变得麻木。一天睡十几个小时，却总觉得迷迷糊糊提不起精神，不停怀疑自己经受这些事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否值得。
2006年，一家国企想将他的煤矿整体收购。朱新宁和家人为此起了争执。“他们觉得有这么大一个企业在，他们脸上都有光，不同意卖。但是我自己受不了了。整个压力在我一个人身上背着，受苦受罪他们谁知道？”
仔细计算了煤矿储量和当时负债，朱新宁开出2.8亿的价码。经过几轮谈判，对方只愿出2.6亿。僵持不下时，朱新宁急了：将来你就算再多出两亿八，也买不了我的矿。
当时他只是情绪上来了，随口说说。没想到两三年后，竟然成了真。
伴随着煤价上涨，黑煤窑遍地开花，矿难频频发生。山西省不停颁布措施关停非法煤矿，抬高开采门槛。减产的结果是供不应求，煤价进一步上涨。一轮又一轮的如此循环中，到了2008年，朱新宁觉得难以用语言描述那时的疯狂躁动。“煤价当时是按小时算的，前一小时和后一小时都不一样。”
为在这场财富的狂欢盛宴中多抢一杯羹，煤老板们忙于组织各种酒局疏通关系。当时组一桌酒席，单是酒水就要花掉八九万。朱新宁从年轻时就厌恶这一套，觉得推杯换盏间说的全是言不由衷的场面话。但他一边觉得荒唐，一边还得努力张罗。行业里人人如此，不做就得出局。“当时的社会风气就这副样子，你怎么办，你不随波逐流怎么办？我痛恨死了。”
那段时间，银行户头上的数字以每天几百万的速度往上跳，半年的收入超过了之前十几年的总和。他一次性偿清了所有债务，却反倒开始失眠，命运的突变让他感到恐惧。他觉得自己像是大海中的一只小船，轻飘飘的，被巨浪瞬间甩到了高处。潮水会在何时退去，会把自己甩向哪里，他心里没数。
命运的震荡比他想象的还要剧烈。随后一年间，敲诈、自杀、转让、逃离，接踵而至。“那个时候，你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做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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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老板因时代的潮水生发，也因时代的潮水消亡。轰轰烈烈的煤炭重组过后，煤老板作为一个群体性概念，已然不复存在。但作为个体的人生还在继续，煤老板们手握巨额财富，开始走进人生的下半场。
比起朱新宁，黄治华更早一步告别了煤炭生意，也更早一步开始尝试转型。朱新宁带着无奈来到北京时，黄治华已在这里生活了两三年。离开煤炭后，他先在上海做了一阵水处理生意，随后将业务发展到了北京。他将住处选在五道口华清嘉园，清华科技园的对面，想在这里多学习现代商业知识，跟上时代的步伐。回头望去，煤炭在他眼中变成了一门太依赖人情的简单生意，论起商业逻辑，粗糙到几乎不存在。
在清华附近住久了，他觉得这里规则简单透明，富有秩序，遍地都是充满激情与想法的年轻人，只要有才识，人人都有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与之相比，在山西做煤炭，是生活在一个血腥复杂的丛林社会里。
他想跟上时代的风潮，做一些“更高级的生意”。他泡在清华旁听与商业相关的课程、讲座，发现时代的风向变了，人们很少讨论传统实业，热衷的都是互联网项目。他所住的华清嘉园当时已经有了“民间硅谷”的称号，美团、快手、暴风影音等公司都诞生在几十平米的民宅里，卧室休息，客厅办公。在这个环境里呆久了，黄治华也跃跃欲试。
他当时感受到的另一大变化，是昔日的同行们告别煤炭之后开始大量涌入北京。他们接连买下房产，有时也会叫上黄治华帮忙参谋。
一次，一个陈姓煤老板叫他一同去看五道口的唐宁 one 小区。陈对小户型不感兴趣，只看三百八十平米4室3厅3卫的大房子。黄治华觉得他只是过过眼瘾，毕竟已在西城海淀买了好几套房。但他没想到，陈二话没说，付了钱。
这只是个开始。陈马不停蹄地又买下十几套房子。为了打理自己和其他煤老板朋友们的房产，他后来甚至专门开了一家房屋中介公司。
黄治华半是吃惊，半是理解。他觉得这是内心压抑太久后的一种报复性释放。“说白了，煤老板们过去有的是钱，但其实没什么尊严。都是跪着挣钱，九死一生过来的。现在解脱了，就想站着把钱花了。”
初到北京，煤老板们除了买房无所事事，总是找黄治华喝酒聊天。时间久了，黄治华察觉到他们对新环境的焦虑不适——在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里，他们骨子里还是缺乏自信，甚至有些自卑，不甘于无所事事，却又欠缺开启新生意的决心：大生意看不懂，没勇气尝试；小买卖看不起，觉得来钱太慢。
于是，只好一套接一套地买房。
黄治华懂得那种恐慌的心情——当人的心智发展跟不上财富增长的速度，钱对人反而构成了困扰，甚至会引发灾祸。那种滋味，他体会过。
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命运在朋友们身上重演。他生出一个想法，把煤老板的钱聚拢起来做些事。一次在五道口电影院旁边的饭馆一起喝酒时，他一开口，大家纷纷表示早有这个念头。
煤老板们对于投资方向只有一个要求，能很快赚钱。黄治华起初打算开几家烤鱼店，但总觉得有些无趣，缺乏兴奋感。但就在启动前，他在五道口的酒吧里听说王兴要再次创业做一个团购网站，登时来了兴趣。
2005年，王兴正是在华清嘉园创立了校内网，迅速蹿红，又迅速卖了出去，从此成了五道口创业圈子里众人关注的明星。黄治华打听了一下团购的业务模式，坚信这个项目能够激发股东们的热情——每成交一单，就收一单钱，简单直接，跟卖煤很像。
对团购产生兴趣之前，黄治华看过不少互联网创业项目。那时挂着投资人的名号在中关村的创业沙龙上发发名片，在清华北大的 BBS 上写几个帖子，商业计划书就会如雪片般飞到邮箱里。但他全部否决了，因为短期内赚不到钱，没法说动煤老板们注资。
但他觉得团购不一样，认为即使是王兴也未必是自己的对手：一是团购涉及实体贸易，与煤炭生意有类似之处；二是资金优势，王兴把校内网卖了多少钱，坊间说法不一，但黄治华觉得任何版本都跟煤老板能投入的钱不在一个量级。
然而煤老板们听不懂他的讲解，互联网离他们过去的生活太远了。黄治华连讲了三天，他们还是将信将疑，便请在北京参加国学培训班的县领导帮忙拿主意。
这是煤老板做事的典型心态：只要领导点头，事情就能做，哪怕事情跟领导没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一间酒店客房里，领导坐在床头，黄治华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床尾，四个煤老板站在一旁。黄治华讲了一个多小时，领导说，这事能行，弄吧，赔了就当玩了。
四个煤老板来自同一家族，年龄最大的名叫唐虎。领导一发话，唐虎带头表态，其他人跟着附和，事情就这样定了。
敲定资金的过程中，王兴的美团已经上线，其他类似项目也纷纷上马。黄治华最初的想法是挑选好项目纯做投资。他住在华清嘉园5号楼，跟6号楼的一支团队谈投资入股，对方开价三百万占15%股份。黄治华心里盘算一番，决定自己搭队伍干，成立了阿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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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治华
起步顺风顺水。黄治华当时的判断是，阿丫团不缺线下拓展能力，也不缺钱，唯一的短板是技术。但在中关村五道口一带，只要开得起高薪，招程序员从来不是问题。与潜规则密布、凡事都要依赖关系的煤炭行业相比，这一切让黄治华觉得简单、透明，富有效率。
黄治华亲自上阵，给线下拓展人员做培训。环五道口区域是各家团购网站相互较量的最前线，阿丫团一度占据上风，经常将对手已经谈成的订单抢过来。黄治华觉得这是做过煤炭带来的优势。“干这件事我们太信心爆棚了。线下谈生意签订单这种事情，搞过煤炭的人吃得特别透。公关能力、沟通能力、谈判能力，谁也没我们强。”
很快，阿丫团将办公地点从华清嘉园搬到了北三环华龙大厦，整个团队沉浸在乐观的情绪里。聚美优品当时也在这座写字楼里， 只有两三间办公室。而阿丫团占了整整一层楼，因为唐虎把这层楼买了下来。
上线半年后，有家传媒公司想以三千万的价格将阿丫团整体收购。黄治华问唐虎的意见。唐虎的反应是：我们难道缺这点钱吗？
新玩家纷至沓来，媒体上开始频繁出现“百团大战”的字眼。黄治华起初很是兴奋，感受到与煤炭风口来临时类似的快感。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当时不懂互联网竞争的逻辑：煤炭的竞争只是赚多赚少的区别，而互联网却是非生即死。玩家越多，竞争越惨烈。
没过多久，价格战来了。黄治华以为这是抢占市场份额的短期行为，不会太持久。但对手们的攻势比他想象的要凶狠得多。有一次他谈定了一笔单价78元的合同，准备原价上线，不赚钱，只走量。但临上线时商家突然撤单，过了几天，他看到别家以56元上线。 “当时觉得简直神经病。卖一单倒贴20多块钱，这不是自杀吗？”
黄治华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跟进。超过一万元的支出都由他签字批准，签一笔，赔一笔。每天对着成摞的申请单，他感到握笔的手指有点发软。唐虎给他打气，没关系，兄弟们有钱，玩得起。
但黄治华还是抑制不住地心慌。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战争升级的程度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想，对手的口袋里像是有着花不完的钱。过了一阵子他才了解到，他为手握煤老板的资本而高兴的时候，对手已经开始吸揽风险投资的支持。
他开始为有人出三千万收购没有及时出手感到后悔，和煤炭生意比起来，这种竞争实在太血腥。“简直是吃屎般的感觉”，“你有多少钱可烧？煤老板再有钱，能比华尔街更有钱吗？”
资本施展出冰冷残酷的力量，火热厮杀中，战局已渐渐明朗。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团购的冬天是不是已经到了。他想了想，回答说：现在是秋天，还没到冬天。“其实那会儿真的已经感觉到冷了。竞争已经到那种程度了，全国几千上万家，得烧多少钱进来？想都不敢想，害怕啊！”
2011年7月，他去参加一场互联网论坛。看着团购分会场里密密麻麻的三四百号人，有点透不过气。不一会儿，王兴走上台，高声宣布美团新拿了5000万美元投资，还打开笔记本电脑现场展示公司银行账户，现金储备超过6000万美元。
黄治华蒙了。在从会场回公司的路上，他心里不停默念：这游戏玩不起，不玩了。
他随即着手为关停阿丫团做铺垫，停止招聘、裁员、解散地方分站。有一天唐虎过来“视察战况”，却发现办公室变得空空荡荡，人数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
唐虎急了，一脚踢飞了脚边的垃圾桶。“人呢？我的人呢！”
黄治华说：不敢再烧了，烧不起。
唐虎说：有什么不敢的？我再给你备一个亿，够不够？
黄治华苦笑着，不说话了。
事到如今 ，黄治华觉得当初成立投资公司是正确的，但如果能重来一次，他会拿那笔钱老老实实去做餐饮生意，开几家烤鱼店，绝不会再打互联网的主意。
“有些生意，真不是你有钱想做，就能做得了的。说白了，没那个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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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北京的第一年，朱新宁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他为前些年精力全部耗在煤炭上感到懊恼，甚至发觉自己欠缺基本的生活技能，“原先下面一堆人什么都给你服务好了，几乎什么也不会干。”
他起初适应不了这种落差，雇了一个司机，后来觉得会跟社会愈发脱节，开始逼迫自己学着开车、加油、上网、购物。他主动在亚运村附近的一家心理咨询中心接受咨询，四十岁初来乍到一个巨大而陌生的城市，只有这种方式能让他释放内心苦闷。
当时煤老板们接二连三地来到北京，朱新宁虽不愿意跟人接触，但通过以往搭建的人脉关系，还是打听到不少人的状况。大部分人的选择，都是买房，不停买房。他理解这种选择：煤炭利润太高，赚钱太快，过惯了这种日子，看不懂也看不上别的生意。
朱新宁无所事事，也不想看着钱躺在账户上贬值，便也四处买房。北京、深圳、三亚、香港，别墅、会所、写字楼，一处接一处地买。时间久了，他觉得索然无味：“做实业赚一百万也算有意义，多少能创造些价值。买房就算赚几个亿又怎么样？不过是个数字。赚这个钱一点不值得高兴。”
那时他要解决的困境，说到底，是要找到后半生的活法。做了几次心理咨询，服用了抗抑郁的药物，情绪渐渐有了好转。他开始逼迫自己频繁参加社交活动，想先看看别人怎么活。最初接触的还是山西人的交际圈，混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很多人把自己局限在同乡圈子里，整天喝酒打牌消磨时间，久了感到空虚无聊，找不到存在感，不少人又回了山西。
但即使在山西，想要顺利转型新的事业，也并非易事。在距离山西大同市区70公里的乌龙峡风景区，我见到了50岁的冯学光。山西煤炭改制后，他将挣来的钱全部投在了这里，累计将近两亿。他强调自己不同于其他煤老板，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企业家。“煤老板除了挖煤和请客吃饭，还会干什么？人得做点高档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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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光
回到大同后，他尝试把在国学班上学到的“高层次思想”传播给周围的人，但收效甚微。“很失望，别人都理解不了，以为我神经病。”
煤改后第二年，冯学光偶然发现了乌龙峡。在旁人眼中，这里不过是乱石丛生的荒谷，但他却兴奋不已。建设景区的过程并不顺利，仅清理山谷中堆积的巨石就花了两千多万。为了阻止他，妻子先后两次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但他依然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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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乌龙峡不只是普通的旅游景区，而是他“展示学识思想的福地”。为此他在景区门口立起几十块印满名言警句的展板，还花费近百万元建起两座模仿上海世博会中国樽样式的雕塑，上面刻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诗句，中间夹着一个大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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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妻子已断绝关系七年，有人骂他是疯子，他也并不在乎。“价值观不一样的人，多说无益。你得靠思想潜移默化地去影响他们。”
而在北京的朱新宁，则渴望理解适应新的环境。他开始参加企业家俱乐部、上 MBA 班、学打高尔夫球，“融入一些比较精英的圈子”。他起初把姿态摆得很低，很少主动说话，觉得和别人见识能力不在一个层面上。渐渐地，他觉得开始能跟上别人的思路，有能力接上话，才慢慢活跃起来。
他很少主动跟人提起曾经做过煤老板，每逢有人问他做什么行业，他总说，做文化的。但接触次数多了，总会让人知道。别人通常的反应是：真没想到，那你一定很有钱。他的回应是，有钱算什么？北京有钱人太多了，关键要有思想。为了提升思想水平，他买了不少名人名言的书，一条一条地琢磨。“我就喜欢看这些有哲理的能触动人心灵的东西，特别有帮助。”
和各个行业的人接触多了，他开始尝试投资一些生意。起初没有明确的目标，大江南北各行各业地看，差旅费就花了几百万。在北京的富人圈子里混久了，他觉得鱼龙混杂，并不全是他预想的“高层次”：有人真心实意地经营企业创造价值，有人炒概念混圈子虚有其表，有人属于高端精致的江湖骗子。“有人说北京集合了全世界最密集的骗子，这话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就总结出一个规律，越是办公室富丽堂皇，开好车，戴好表的，这种人越不可信。”
考察过的项目里面，有些他一看就觉得荒谬，例如一个连锁餐饮项目，骑着独轮车表演削刀削面。有些他觉得前景诱人，但又担心受骗，想努力摸清门道，但总觉得只能了解个皮毛。他觉得归根结底是因为煤炭行业的门道太简单传统，过去十几年的经验都局限在里面，对新事物心里没底。
他尝试过与人合作在天津开发房地产项目，去俄罗斯开采金矿，但都不顺利，或是因为理念不合，或是觉得对方不可靠。后来他决定不再与人合伙投资。“好几次差点掉进他们设给我的陷阱。说真的，这个社会不能轻易去相信别人，一些东西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摸索了四五年，各种开拓新事业的尝试都没能赚到钱。反倒是刚来北京时买下的房产一直在不停增值，“也不太多，现在市值大概四五个亿。”两相对比，他有些无奈：“这种钱赚起来，脸上实在没有骄傲的资本。你做一个实际的生意，就算只赚一千万，也是个有意思的事。买房就算赚几个亿，又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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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阿丫团关闭下线，已经过去了六年。但黄治华仍然保持着一个习惯，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就会拿起手机浏览互联网新闻。对于时下最火热的共享单车大战的种种细节，他如数家珍。今年年初，一篇创业者妻子哭诉丈夫辛苦创业七年却没有拿到股份的文章广为传播，黄治华边看边哭。“虽然后来剧情又有反转，但她描述的创业的那种艰辛，我一下子就感同身受了。太苦了，真的太苦了”，他指向自己的鬓角，“你看到了吗？我的头发就是那年开始白的。”
阿丫团运营了14个月，人去楼空，共计消耗了两千五百万。黄治华为此消沉了将近一年。他感叹互联网生意看上去很美，真正投身其中，方才理解其血腥残酷。“煤炭赔了，起码还能留下些固定资产 。互联网玩输了，除了一堆服务器，啥都没剩下。”
无奈之中，生活还得继续。那一年他一本接一本地读哲学书，读尼采，读安·兰德，读王阳明，“想弄明白以后的人生该怎么活”。思考宏大命题的同时，他也必须应对日常生计。他提不起精神再启动需要很多心力的营生，正好朋友找他做几笔煤炭运销的买卖，他觉得轻车熟路，便上手做了。
起初，他每月只需花一周在临汾处理生意，其余时间都在北京。后来订单越来越多，到了近一两年，每月在北京只有两三天。一步步地，他从北京又退回了山西，重新成了煤炭商人。
时隔十年后重返煤炭行业，黄治华已人至中年，心境与当年截然不同。那时他为此主动放弃公职，此时却是迫不得已。回到临汾的第一年，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酒局上麻醉自己。
做过互联网之后，他觉得煤炭生意“实在太简单了，小儿科一样的东西”。阿丫团曾在北京北四环占据了一整层写字楼，全国近十家分公司，员工近千人。而现在，一个助理，一名会计，便足以帮他处理所有的业务。
命运的落差让他焦虑不安。刚回临汾时，他总感到气恼：“回来看哪都不顺眼。在北京那么遭罪，最后不一定能挣多少钱，回来跟以前做煤炭的人一打交道，觉得就你这个水平的人一年都能挣几千万？心里生气。”
煤炭行业的光景，与当年已然大不一样。开采环节已被国有企业占据，民营公司只能涉足加工贸易等产业链下游环节。而在2008年的暴涨过后，市场盛极而衰，陷入产能过剩，煤价连年在低谷徘徊。临汾下辖的一个县最多时有一百多家洗煤厂，后来关的关，停的停，保持经营的只有十几家。
在黄治华眼中，这注定是一门终将消亡的生意，对他而言的意义仅限于谋生。“煤不可再生，总有挖完的时候。以前红火时这楼底下全是路虎、宝马、奔驰，连路边修车的都能赚大钱。”他伸手指向窗外，“你再看看现在什么样子？一片萧条。”
2016年，因为国家颁布政策化解过剩产能，要求煤炭减产，供需关系的改变使得煤价迎来一波久违的上涨。黄治华因此收益颇丰，但他并无早年间的兴奋。煤老板的时代，终究已经过去了，置身于产业链的下游，无论如何，也难以再现往日的疯狂。
煤价的起落，反倒让他有些不安。他觉得这终究是一门难以掌控的生意，太依赖于外界变化，今天可能一夜暴富，明天可能一无所有。煤对人的心性施以诱惑的同时，也抛出了无法回避的考验。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掌控二者间的平衡。
在他的视野范围内，有能力掌握平衡的人，寥寥无几。有人去澳门豪赌背上巨额债务，还被人挑断脚筋，有人花几千万投资珍稀木材，后来才发现其实一文不值。有人沉迷女色，换了三个老婆。有人在家中遭遇入室抢劫，颈部被铁链勒住窒息而死。阿丫团曾经的金主唐虎后来不习惯在北京的生活，回临汾办起了私立中学，算是其中少有的能把控命运的人。“说到底，除了当初那些在北京买了大批房产的人，有能力把手头的钱保值增值的，真的不多。”
我在襄汾县见到一位黄治华做煤炭运输的朋友。煤改之后行情低迷，他有几年无事可做，建了一座水泥厂，赔了两千多万。我问他失败的原因，他无奈地笑笑：“煤以外的生意，我们搞不懂。如果我知道为什么会赔钱的话，我不就不会赔了吗？”
在北京待习惯了，黄治华在临汾总是感到孤独。虽然成天跟人吃饭喝酒，但能在精神上碰撞沟通的没有几个。少数能和他意气相投的人里，有一位名叫郑强，比他小10岁，父亲在太原做工程生意，郑强16岁时便去了英国留学。
2008年大学毕业回国时，郑强本有机会和他的同学们一样，在北京上海的跨国企业赚取高薪。但现在的他在离临汾市区60公里的山上经营着一家洗煤厂，皮肤晒得黝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郑强在英国读的是信息工程专业，2008年回国时他本想发挥所学，去深圳开一家生产车载导航仪的工厂。他不想向父亲讨要启动资金，想赚一两年“快钱”再去深圳，便跟朋友借了几百万元建起了洗煤厂。但他没料到，刚一入行便赶上煤炭市场萧条，直到2016年底才刚刚回本。
我与郑强聊着近几年的经历，黄治华在一旁插话说：“他和我状况有点像，都不甘心蹲着赚钱，总想着有朝一日还是得站起来。”
“对”，郑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本来以为蹲一两年就行，没想到一直蹲到了现在。”
回国六七年，功能丰富的智能车载导航成了出厂标配，郑强昔日的梦想已经跟不上科技升级的脚步。对于当年的目标，他已不再抱有期待。“煤炭这行业，挖出来洗洗就卖了，每天都在重复，人没什么长进。不像你们在北上广这种大地方，只要自己肯努力，人可以不停地学习新东西。”
“那你将来赚够了钱，还想去深圳吗？”“不去，肯定不去。”他不停摇头。
“为什么？你说过，那边的机会多。”“外面的世界是很精彩，但已经不属于我了。我现在没那么多野心，多挣点钱，生活好点就行。”
黄治华能够理解郑强的想法——背了六七年债务，趁着这波行情先赶紧赚钱是当务之急。而对他自己而言，赚钱无法消解人至中年的焦虑。“我现在很困惑自己应该怎么活，你能理解吗？”他说，“我希望你能把我的困惑写到文章里去。大家都应该思考一下，究竟该怎么活？”
今年夏天，儿子中考结束，黄治华决定把他接回临汾读高中，这意味着他把生活重心彻底迁回了山西。但他仍会习惯性地每隔一阵到五道口住上几天，他仍然觉得那里是全中国最迷人的地方，汇集了最有活力和想法的年轻人，从不缺乏激动人心的新事物新思想。但过了这么多年，他终究觉得在那儿可以生活，却不适合生存。“人是有基因的，煤老板有煤老板的基因，互联网有互联网的基因。想蜕变成另外一种基因，太难太难了。”
人至中年，曾经反复念想的“做更高级的生意”的心愿，已经很难实现。一天晚上，他在 KTV 一瓶接一瓶地喝着啤酒，点了一首《追梦赤子心》，嘶吼着唱了一半，突然停了下来，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他拿着酒瓶半醉着对我说道：“你说我现在这么活着有意思吗？蹲着赚钱肯定不如站着舒服，但你不这样怎么办？你不蹲着，那就得跪着了。”
而如今的朱新宁，在“走了几年弯路之后”，终于感到渐渐适应了在北京的生活。几次不成功的合作投资经历让他意识到，如果无法自己主导事情的走向，便只是在重演经营煤炭时身不由己的感觉。
别人找他商谈合作，很多时候他只是听听，并不多说话，有时会直接拒绝。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只是为了赚钱。“很多人只要开口聊几句，就能听出来他只冲着钱，我现在一点兴趣都没有。人到了这个年纪，没必要再为了钱，和价值观不一样的人搅在一起。”
他渴望实现一直期待的两个心愿，被需要，被尊重。为此他开始调整管理财富的方式，不再与人合伙投资，开始寻找一些自己觉得有价值并且能独立投资的项目。最近一年多，他开始与一家高校的校办企业合作，共同组建一家生物医学公司，他出资金，对方出技术科研团队。尽管不懂得具体技术，但他觉得找到了渴望已久的意气相投的感觉，感受到久违了的兴奋。“这些年见了这么多人，他到底是真的跟你志同道合尊重你，还是只是冲着你的钱，是很容易感觉到的。”
从此以后，他开始从各类社交圈子里渐渐淡出。只要听到八九个人以上的饭局，他都会尽量找借口拒绝，觉得只是浪费时间，说一些大而无当的场面话。曾经的频繁社交是为了找寻存在感填补内心的失落，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他开始渐渐感受到人生前四十年无法体会到的放松自由。反倒是偶尔回山西时，面对相互缠绕过于紧密的人际关系，他会感到紧张不适，住不了几天就想离开。最近，他开始学唱歌，学弹钢琴。他对效果没有预期，过够了费尽心力摆平各方利益的日子，现在，他只想多留一点跟自己内心相处的时间。
7月末的北京，黄治华约朱新宁一起吃饭。连续好几天，北京都是往年难得一见的凉爽天气，两人在高尔夫球场旁边的草坪吃起了露天烧烤。天南海北地聊了很多，话题最终又回到了煤上。
朱新宁感叹道，煤炭看似成就了山西，但也制约了山西。“成于此，但也败于此。靠煤赚钱太容易了，长期处在顺境里面很容易忽略掉其他的问题。可是煤迟早会挖完，将来的路该怎么走？”他顿了顿，接着说道：“其实人生也是一样。”
一同在场的，还有一位是朱新宁的连襟，如今仍在做煤炭生意。黄治华与他聊得投机，商议随后找机会一起合作。黄治华问朱新宁，有没有兴趣也一同参与。朱新宁笑着摇摇头：“我对煤炭已经彻底没兴趣了，多少钱我也不赚。”
言谈间，黄治华聊起近几年内心的焦虑。他谈起在临汾的生活看上去其实安稳惬意，生意很稳定，与员工的关系也简单融洽有人情味，但他总是觉得心里有股力量无处施展。“到这个年纪了，赚钱不是难事，但总想着能开心一点赚钱，创造点价值。”
朱新宁笑着举起啤酒杯，劝他放松一点，不要想那么多，享受当下的生活。“四十岁的时候想这些很正常，再过两三年，你的心境又会不一样。”
聚会结束后，我与黄治华一同乘车离开。窗外下起了雨，他的心情有些低落。“朱总这个人，经历了这么多复杂的事情，但说到底还是幸运的，算得上时代的宠儿。”他停顿了一下，“可是，你说他现在每天过得真的开心吗？”
朱新宁理解黄治华焦灼失落的心境。过去二十多年里，他见过了太多煤炭造就的命运浮沉。在他眼中，这黑色的矿石是上天派来考验人心成色的工具，它能让人迅速改写人生拥有财富，也能让人迷失自我，坠入命运的沼泽。经历了起起落落，他觉得自己终究找到了内心的平静，算是一个幸运过关的人。
偶尔，这种平静也会被打破。一个人在家时，朱新宁会坐在电视前消磨时间。他很难坚持看完一些在别人看来“温暖”、“正能量”的节目。看到屏幕上单纯灿烂的笑脸，他总会习惯性联想起自己压抑凶险的往事。看几分钟，他就会忍不住流下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