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保守派宣言：黄钟大吕还是狗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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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保守派宣言：黄钟大吕还是狗哨政治？｜上·域外视角
龚克/法学博士，旅法媒体人，欧罗万象团队成员
2017-11-08 10:10  来源：澎湃新闻
2017年10月上旬，十位欧洲学者联名发表题为《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的宣言，从鲜明的保守主义立场出发，对欧洲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时局表达强烈担忧、尤其对文化多元主义提出激烈批评。这份宣言迅速引起中国部分学者的注意，并在48小时内译为中文，在思想文化界引发一场波澜。

2017年10月7日，欧洲十位保守主义倾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以九种语言同时发布的联署宣言。（网页截图）
面对这份保守派宣言，中文世界的反应两极分化。赞同者认为这种声音不啻为黄钟大吕，敏锐且犀利，是关于欧洲前途真正清醒的声音。而批评者的理据往往是，这十位联署人虽然在中文版介绍中都以著名学者面目出现，但很难称得上是欧洲学界的第一流人物；迄今为止，这份宣言在欧洲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基本上是一群老古董在自说自话，而中文学界的重视则属于自作多情，反而人为炒热了一个不配谈论的话题，等等。
以作者名气和外部反响论作品价值，虽然解气，却很难说是一种正当的辩论方式。以边缘身份发黄钟大吕之声，在思想界也绝非罕见。当年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时，也不过是专利局的一名小职员，并没有一流科学家的身份——虽然我们已经很难期待这十位平均年龄在66岁的作者，能做出可堪类比的成绩。
在中文语境中，这份欧洲保守派宣言注定是个小众且速朽的话题，但它在中国激起的涟漪，本身是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构成了自199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进程中的又一个插曲。在这个意义上，宣言本身虽然很快归于沉寂，但此间折射的心态，却值得作为一个长期课题认真对待。
可疑的“我们”与隐蔽的狗哨
本文无意从学术理论或者历史考据角度对这份宣言做系统批评，但从旅居海外、身处两种文明之间的视角出发，一个直观心得是，当一篇华丽辞藻散发出充满异域风情的魅力时，最简单的解毒方式，就是在自身所熟悉的文化框架下，找到相似物和对应诉求作为参照系，来设想可能的后果。在一个能够切身体验的语境中，隐藏在词藻下的真实意图会逐渐浮现出来。很多情况下，这种魅惑会不攻自破。
而对于身处海外、但依然保持本国问题意识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视角更具有特别意义，因为这意味同时用两种“在地”心态进行评估：一方面，作为所在国少数族裔的一员，能够在切身的域外语境中，体会到类似表态带来的切身影响或者潜在冲击；另一方面，又可以回顾本国语境中的类似历史经验，作为一个可对勘的蓝本。
从前一种视角出发，这份保守派宣言最大的问题，是透过字面上的正大光明甚至言之谆谆，呈现出一种“狗哨政治”特征。
所谓“狗哨政治”，指的是政治文宣中的一种话术，即在表面上平淡无奇、中规中矩的宣传中，掺入某些特殊信息，只有目标群体能够心领神会，仿佛狗哨能够发出超出人耳接受频率的高频哨声，人虽然听不到，狗却能够听到。
在美国政治中，共和党经常被指为使用“狗哨政治”的典型，例如强调“减税”和“福利制度改革”，意在将利益分配向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倾斜、削减少数族裔的福利保障；而“法律与秩序”的口号，矛头也更多指向非裔和拉美裔；最近拉斯维加斯、德克萨斯等地连续发生枪击案，再次引发对持枪权的关注，而美国保守派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捍卫，某种程度上也有“狗哨政治”的色彩，正如一些观察人士指出，虽然宪法规定的持枪权平等，但由于社会结构特征，白人群体往往“枪口对外”，而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经常牵涉到帮派火并等内部冲突，是持枪权负面效应的最大受害者，因此震动全美的枪击案虽然往往由白人制造，但保守派对于控枪议题却始终敌视，强调捍卫宪法权利，从而维护既有阶层和族群分化。
同样，这份欧洲保守派发起的宣言中，也处处闪现“狗哨政治”的影子。
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宣言开篇第一句话以及折射的心态——“欧洲属于我们，我们属于欧洲”，其中便隐含着一个极大的似是而非概念——“我们”究竟是谁？对于身处万里之外中国（尤其是象牙塔中）的人，这可能不成为一个问题，但对于当地少数族裔来说，却无法回避。仅就华人而言，无论从种族、宗教、公民精神、历史情感、文化认同来说，都和主流社会迥然相异，即便到了第二、三代，依然有明显的混合特征。按照这份宣言言下之意，他们当然也属于败坏欧洲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一部分——只不过人家客气，火力对准穆斯林，没有点华人的名而已。但从原则上说，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整体批判，并没有单独为亚裔网开一面。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当年怀着极大的忧虑，写下《我们是谁》，探讨美利坚民族在拉美裔移民冲击下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变化。纵然立论保守，但亨廷顿敏锐地意识到“我们是谁”已经从根本上成为一个问题。但这些欧洲保守派似乎根本没有意识、或者没有耐心去论证“我们是谁”，对他们而言，“我们”仿佛是一个天启般的、不证自明的概念，不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更是刻意放在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显著位置。如果说宣言尚耻于赤裸裸地以种族划线的话，它不忌惮将基督教信仰置于欧洲认同的核心要素位置，同时明确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就这样，用隐蔽的方式吹响狗哨。
这种论证手法并不新鲜，本质上说仍然是“文明冲突论”的延伸形式。而作为亨廷顿的论战对手，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中已经对这种以种族/宗教为核心的粗糙单一分类进行了驳斥。森认为，“以文明画线是一种极富攻击性的做法，它窒息了其他的理解人类的方式。甚至在吹响文明冲突的号角之前，它便为误解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人埋下了伏笔”，虽然身份认同是人类生活丰富性和友情的源泉，但有组织实施的身份归类往往是各种迫害和扼杀的前奏，身份认同可以杀人——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杀人。
从这十位联署者的学术背景来看，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依恋无可厚非，主观上恐怕也并没有多大的杀人恶意，但这种言说的真正危险性在于，刻意模糊处理的“我们”本身构成了一种狗哨，在它的刺激下，一些原本被“政治正确”（这个充满争议的名词在中文语境中更被进一步污名化）抑制的极端思潮和言论，可能显示出一种“鞭梢效应”：学院派或政治人物一篇文章、一次发言的小幅动作，传递到基层，可能演变成赤裸裸的仇恨和攻击言论。正如英国脱欧之后的数月时间里，种族和仇外言论一度急剧上升；而在法国大选期间，支持极右派的排外言论也显著增加，至于特朗普上台之后，白人至上主义的兴起以及激发的反弹，更是近数十年来罕有的现象。
事实上，以法国为例，旅法华人（甚至第二、三代的华裔）日常生活中遭遇最多的排外言论就是类似“滚回你们自己国家去”。对于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同潜在的种族主义共存的人来说，如何界定谁是“我们”，如何确认归属感，并不是随便说说，实在是一个兹事体大的问题。这种“在地”的深度参与感，以及由此而来对“狗哨政治”的敏感性，构成了海外华人和本土看客（当然二者都不能一概而论）的一个重要区别。因为无论狗哨如何吹，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看客，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但对于在地生活的华人，却利益攸关。这就是面对这份保守派宣言，作为旅居海外的华人，可以嘲笑它、却不能真正无视它的原因所在。
如果这样说还过于玄妙，那么以中国经验为框架找到对应形式，或许更好理解，这种体会好比一个来自相对贫困省份、漂在北上广的打工者，看到街上挂出诸如“清理低端人口、杜绝治安隐患、创建和谐小区”的横幅，以及红袖章大妈虎视眈眈的眼神，自然明白这种“狗哨”的矛头所指——虽然横幅内容完美到挑不出任何毛病。再进一步而言，如果今天有一群人理直气壮地声称“北京属于我们，我们属于北京”，愤愤宣称外地流动人口太多，导致老北京传统被破坏殆尽，痛斥“虚假的北京”，要求恢复一个“真实的北京”，其中的荒谬感恐怕会令大多人哑然失笑——虽然抱这种心态的土著居民事实上大有人在。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利益种种关系，旅居海外的华人并不竭力试图同保守一翼拉开距离，这构成了其间的吊诡现象。以法国为例，旅法华侨传统上并不支持左翼政治派别，更支持中右派，但同时也绝少有人去支持“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派，因为对后者来说，以种族、宗教和文化为基础的身份认同，是一个极难跨越的障碍。同样在美国，虽然华侨传统上更支持民主党，但在2016年大选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华人倒戈归附特朗普，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要分析其中原因，无疑已经超出本文范围，但从华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刚挤上公交就催司机关门”的功利心态、以及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心理（程映红教授在这一问题上有精辟分析）来说，面对来自右翼的狗哨声，华人群体经常采取一种“选择性接受”的态度，至于狗哨究竟是吹给他们听的，还是吹给右翼基本盘选民听的，就在所不论了。
宗教情怀与身份认同
这份宣言的中文版翻译问题很多（下篇详述），但最传神得体的一处，是将标题中的“BELIEVE IN”翻译为“信靠”，在基督教神学中，“信靠”后面接续的宾语，几乎只能是“主”或者“上帝”，这也在不经意间显示出宣言者的宗教底色。在十位联署人中，除个别人外几乎都有哲学或者政治哲学背景，在这一领域中浸淫日久，宣言也就显示出浓厚的宗教意味，在宗教改革500周年之际，用一种戏谑的方式说，这份分为36节的宣言，不妨视之为马丁·路德式的“36条论纲”。
正如许多批评者已经指出的，这份“36条论纲”中不乏自相矛盾、似是而非之处，例如第八节中所谓“欧洲文化的统一性”很大程度上是个神话，从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民族，到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伊比利亚半岛，很难说存在一个统一的欧洲文化，更遑论“从来没有受到伤害”，相反，从十字军东征演变成欧洲内战、到横亘全欧的宗教战争、再到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国家彼此视若仇雠、相互征伐的历史从未断绝，几乎彼此置于毁灭境地。
正是鉴于这种惨痛教训——保守派宣言也不否认这一点，甚至心安理得地提出“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杀戮之后，我们以更强大的决心去光耀我们共同的遗产”，而这种“更强大的决心”是什么？最基本的表现之一，正是从1950年煤钢联营体以来循序渐进的欧洲整合进程，以及人员、资本、技术与文化的充分流动，而今天的保守派一方面坐享红利，视“更强大的决心”所取得的成就为理所当然，另一方面又极力抗拒这种“更强大的决心”进一步延伸，以“帝国”来指控他们眼中的统一进程。
宣言指控“随着欧洲基督教信仰的衰落伴随而来的是建构政治统一的重新尝试——一个金钱和律法的帝国”，仿佛战后的欧洲建设红利原本可以不依靠“金钱和律法（这个翻译用语也极具圣经意味，原文用词是regulations，实际指的是欧盟的各项规制措施）”，主要依靠信仰就可以建构政治统一一样。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著名的争论：面对中西碰撞产生的危机，清代大学士倭仁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而李鸿章则反唇相讥称“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无益于自强实际”。从某种意义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便是一个基督教版本的“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在欧洲统一进程带来七十年安宁与繁荣之后，卫道士们仍然念兹在兹“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对“虚假的自由”、“败坏的良心”、“技术专家的暴政”发起猛烈的攻击。
宣言中使用的核心措辞——“真实的欧洲”vs."虚假的欧洲"——也极具误导性，因为它刻意混淆了应然和实然的分界线。这些保守派眼中的“真实的欧洲”，或者说基督教文明主导下、人口构成单一均质的欧洲，已经是昨日往事，今日之欧洲的真实现状，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已经是多元主义的，他们所谓的“真实的欧洲”，不过是心目中“应当”有的样子，或者说是过去曾经有过的样子，但恰恰不是眼下的实相。与此相应，所谓“虚假的欧洲”，也只是他们眼中“不应有”的面貌而已。此间一个吊诡悖论是，就保守主义的精神内核来说，应当反对激进革命、强调渐进变革，但按照这份保守派宣言调门透露出来的，要复归到他们心目中的“真实的欧洲”，倒非要一场激进革命不可。
这份“36条论纲”中，有将近三分之一内容都同基督教有直接或间接关联，例如“基督教促进了文化的统一”、“基督教根基滋养着欧洲”、“多元文化主义不靠谱”、“败坏的良心在滋长”、“我们必须抵御假造的宗教”、“恰当的等级制滋养社会福祉”、“我们必须恢复道德文化”、“教育需要改革”、“婚姻和家庭必不可少”等等，就其本意而言，这些哲学家们对基督教的钟爱并无不妥，甚至令人动容，但在这篇宣言的语境中，基督教是作为重建身份认同的枢纽出现的，它必然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是即便在欧洲传统的白人基督徒群体中，宗教情怀也已经日渐淡薄，现代性的冲击在世俗化面相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二是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以宗教画线的单一分类，抹杀了社会生活中原本丰富的多重维度。以是否皈依基督教作为外来民族能否融入欧洲、能否建立身份认同的标准，几乎是一项注定失败的努力。
诚然，对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言，“身份”都是自然而然的存在，正如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国籍和省籍都天然地同时融合在他身上一样（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就幅员和体量而言，中国和欧洲可堪对应，欧洲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更近似中国一省而不是一国）。虽然中国历史上的确呈现出如白鲁恂所言的“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之特征，但放在今天，试想一个中国人对身份认同的强调，如果始终以孔孟之道为标准，甚至以“皇汉”或省籍划界，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与其说是现实主义，不如说是沙文主义。
在保守派及其拥趸眼中，不敢直面欧洲的身份认同问题，是“白左”丧失道义勇气和思辨能力的表现，但现实是，今天最热衷操弄身份问题的，正是（仍以法国为例）国民阵线式的极右党派、以及更具有暴力色彩的极右团体，尤其是被称之为“身份论者”（identitaires）的小群体。这种“身份论者”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白人基督徒，口号是“身份，我们为之奋斗，我们为之捍卫”（例如一个名为“身份世代”的组织，2012年曾经发动成员强占并破坏法国中部城市普瓦捷的一个在建清真寺，负责人刚刚被判刑。）这种对“我们”概念的模糊化，以及对宗教问题的标签式手法，和保守派宣言有明显同构性。而这份宣言所吹响的狗哨，反响最热烈、鞭梢效应最强的，恐怕就是这部分对身份认同最敏感的激进团体。
此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身份、移民、安全、文化认同等议题虽然是欧洲保守派的最爱，但保守派并没有垄断议题本身，换句话说，并非只有他们才承认问题的存在，其他各个政治、文化派别大多承认，区别只是各自对策不同。在阿马蒂亚·森指出的缺乏现实感的“身份无关论”（也就是保守派攻击“白左”的乌托邦幻想）、和僵化的“单一归属论”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更富弹性的身份认同塑造方案，如何找到最恰当的方案，是严肃争论的真正战场。近年来欧洲外部形势的恶化，无疑对这项事业提出来新的挑战，但同样如森所言，如果犹太人在遭受磨难之后只把犹太人身份作为唯一标签，别无其他，那才是希特勒的永久胜利。
作为现实政治的敌友之辨，在光谱的向右递进中，欧洲存在着一道区分本质的深刻裂痕。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是法国总统大选之前，前总统萨科齐曾经试图在中右派初选打右倾牌，用“身份认同”作为竞选主轴来吸引极右选民票源，却激起极大争议。同属中右阵营的温和派指出，中左-中右之争只是意见分歧，而中右-极右之争却是敌我关系，因为其间涉及到对协商对话、民主体制和宪政共识的根本不同态度。可见，面对身份认同问题，欧洲多元政治体制中的不同派别，构成了对极端思潮的多重限制，并非只有“幼稚的白左”vs“睿智的保守派”这种想当然的二元对立格局——而这却恰恰是这份宣言试图传递的信息，同时也迎合了许多中国看客头脑中既有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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