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胜之子：父亲没料到毛泽东下手这么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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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黄永胜之子：父亲没料到毛泽东下手这么狠

新三届  2017-12-06
作者 黄春光


作者简介
黄春光，湖北咸宁人，1943年出生于晋察冀根据地。文革前为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1968届毕业生。文革中曾担任西安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 的第一任司令。后入伍，先后任参谋、副科长、副团职副主任。其父黄永胜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调任总参谋长后，黄春光耳闻并接触了文革前期军队高层的一些情况。

         “九一三”事件后，黄春光被作为重大嫌疑人关押四年。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和视角，对人生和亲历、亲闻、亲见的一些历史片断做一回顾；同时参与访谈中的邱会作的儿子邱路光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文也作为插话收录其中，对研究那段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章摘录于米鹤都所著《光环与阴影——回忆与反思》，黄春光口述章节。


黄永胜上将


小时候，我跟在父亲身边生活了4年。当时都是父母带着，跟随部队行军打仗，从晋察冀到延安，从延安到东 北。战争年代，条件很不好，父母格外心疼我。再加上我上面的哥哥和下面的弟弟都夭折了，有次行军中我还差点被丢了，所以父母对我挺偏爱的。这事连周总理都知道。又因为我是长子，还经常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所以父母对我也很信任。

男孩子嘛，对政治也总是比较感兴趣，父亲也愿意跟我谈一些事情。即使父亲不说，母亲也跟我说一些。1980年代初，父亲在青岛期间，我又跟他核实了一些历史情况。父亲当年写给我的信，后来的谈话录音我都保留在身边。从我父亲进京任总参 谋长，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受到牵连，父亲及家庭的命运像被迎空抛起的一粒石子，划出一条直上直下的轨迹。

我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清楚地看到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实的真相。我将这段往事以我的见闻为主，谈谈那些年从部队这个角度发生了些什么。邱路光也了解不少这段时期的事，我们互相可以印证。

父亲进京任总长

1967年的7、8、9月，杨成武作为代总长陪着主席在南方巡视。在这期间，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当时，各地群众一般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对待军队和军管的关系上，造反派一般都反军，保守派一般都拥军。而毛泽东当时到武汉让陈再道调头，支持造反派。不支持拥护自己的，反而要支持反对自己的，陈再道转不过弯来。7月19号，王力、谢富治向“三钢”、“三新”等造反派又说了一堆支持的话，就把百万雄师这些所谓保守派群众给得罪了。他们强烈不满，于是把矛头指向王力等人。

毛泽东原本想的是，以我这么高的权威，亲自出马，抓一个典型，就把两派的矛盾给缓和了，实现大联合了，说明我毛泽东的权威。没想到，王力一煽乎，把百万雄师给惹火了。当群众运动真正起来以后，其实没有人能左右它。即便是江青到百万雄师那儿去讲话，百万雄师也一样反她。这时再骂陈再道，骂那个师长，群众和战士们也不听你的了。最后，陈再道说：我管不了了。其实，别说陈再道，就是毛泽东当时也管不了。最 后，陈再道等人被打倒。

就在主席巡视期间，8月17号，中央决定，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实际上，吴法宪很早就跟叶群、林彪走得很近，叶、林对吴法宪也很信任。所以，这个小组实际让吴法宪来负责。9月23号，杨成武跟着主席回到北京。9 月底，就成立了军委办事组，杨成武任组长。但是这个局面没能维持很久。

1968年3月22日深夜，父亲正在主持广州军区的常委会，总理亲自打电话来，让我父亲连夜去北京，并说已派了飞机去接，飞机一到立刻来京。母亲还想让父亲稍微睡一会，父亲说 飞夜航去北京，肯定有重要事，于是半夜就动身了。

23日上午8点多，我父母乘专机到了北京。一下飞机，他们看到了吴法宪和邱会作来接，感到很奇怪。之前都 是军委办公厅或总参服务处来个科长、处长接，这次怎么是吴、邱亲自来接呢？他们感觉不大正常。

接着，吴法宪就陪着我父亲去了人民大会堂，邱会作送我母亲去 京西宾馆。父亲到人民大会堂时，总理他们都在，就把杨成武带进来了。总理一脸严肃地对杨成武说：杨成武，你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工作了。你把你那一摊儿工作交给黄永胜，回去做检查。此时，父亲才知道杨成武出事儿了。

实际上，在罗瑞卿被打倒之后，杨成武已上升为军队的一颗 政治新星。为什么杨成武会成为军委办事组第一任组长呢？一方面，在军队的山头中，毛主席主要依赖的就是“双一”，即：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林彪曾是红一 军团的军团长。所以，长期以来红一军团的干部受到重用，就是因为这是毛最嫡系的人。另一方面，杨成武聪明、有能力，主席、林彪对他都很信任。

毛通过 7.20事件也感到，必须要保持军队稳定，才能保证文革的进行。因此，毛对杨成武保持军队不乱是满意的，对军委办事组是信任的。林就更不用说了。此后，军 委办事组替代了已经瘫痪的军委办公会议，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包括军事、政工及干部的任命等等。

后来我才知道，杨成武的倒台，是因为他和江青走得近了，说了一些让林彪伤心的话。据吴法宪回忆，杨在和他闹矛盾时，泄露了天机。杨说：如果咱们谈不拢，就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谈，到江青同志那儿去谈。军队的事儿，他不说到林彪那儿去谈，这话叫林彪知道了就犯了大忌。

在林彪的部下中，应该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比杨成武跟林彪的关系更近一些儿。解放战争三年，杨成武没有跟着林，黄、吴、李、邱是跟着林的，林对 这几个人更了解，对他们的工作能力也是认可的。另外，黄、吴、李、邱从小跟着毛、林，从瑞金一块儿走过来的，历史上也没有辫子可抓。所以，主席和林彪都对黄、吴、李、邱很信任，也放心使用。同时，这几个人没有罗瑞卿和杨成武那么高的地位，也没想到自己能到这么高的位置，对上面来说这可能也更可信一些。

那天杨成武被押走后，总理跟父亲谈，要调他来北京当总长。父亲表示不愿意，他说：第一，我能力不行；第二，我资历不行。总理却说：这事儿我说了不算，这是主 席、林副主席决定的。你是老同志，要懂得服从组织。父亲又去找林彪谈，说自己干不了。林说：这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改变不了，谁也改变不了。就这样，父亲勉强接受，当了总长，并接替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但他开始时不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如果涉及到部队文革的事儿，就叫他去一下。



争夺对部队的控制权

我父亲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副组长是吴法宪，相当于军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办事组往上就是林彪、主席了。九大时没有设军委常委，只有军委副主席。老帅们都是军委副主席，有朱老总、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1967年“二月逆流”以后，主席让老帅们靠边站，文件也不让发给他们，实际上都不管事了。

父亲刚来北京那会儿，也经常到主席那儿去。因为我时不时看到父亲回来，拿着小的便签纸，上面记着主席和他的一些谈话内容。主席言传身教，对他进行一些教育， 工作上给予一些指导启发。主席的特点是喜欢讲典故，让你回去翻书，自己去琢磨明白其中的政治意图，看你的悟性高不高。

这也是主席的高明所在，给自己留有余地。如果说错了，就当是讲个典故，开个玩笑。如果你没按照他的政治意图办，被整了，那是你自己不聪明。典故都告诉你了，你怎么还没明白？应该说，主席本来对黄永胜是抱以厚望的，但黄在文化大革命的考试中没有及格，是主席拉着他走。

文革中，林彪及军委领导，包括叶帅、聂 帅、陈老总等，他们有一个共识：中央文革不能插手军队，不能让江青他们把手伸进军队，不许搞乱军队。这是一条主线、一条红线，一直贯彻着。当时，林和这些老帅们看得很清楚，政府乱、省市党委乱都还好办，只要部队不乱就能撑得住。

文革刚开始时，中央文革提出，部队包括基层连队都要开展“四大”。那时叶帅是军委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坚决顶住了，后来变成军以上单位可以开展“四大”。真要是军队的军以上机关都开展“四大”，那也够呛呀！

实际上有一阵，总部和各 大军区都出现了乱的苗头，也出现了一些造反派。如广州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就支持机关干部造军区党委的反，沈阳、济南、福州等军区都有一些干部要起来造反。林彪、叶剑英等军委领导，坚决顶住，没有让这些人得逞；后来杨成武当办事组组长，也坚决维护了军队的稳定。父亲当总长后，也坚持着这一条红线。



当总长时期的父亲和我

父亲进京以前，中央文革插手军队已经很深了，军委的文件都要报中央文革圈阅。那时候，部队调动的命令，到了江青、中央文革那里，一个星期也签不下来。但部队又不能不调，怎么办呢？就把部队拆散调动，今天走半个班，明天再走半个班。后来，父亲终于借机向主席汇报：现在军队调动的文件，传阅的人太多，一不利于保 密，二应付不了突发情况，三影响部队工作安排和行动。如果打起仗来，将会上下不通气，影响战备。主席说：你写个报告吧。父亲向主席反映这个情况，一方面是怕耽误工作，但更主要的是不想让江青他们插手军队。结果，这个报告主席批了。以后军队的事情只报五个政治局常委：毛、林、周、陈、康。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因此江青也发了很大的火，说我父亲封锁她。军队的文件不是不送她了嘛，她就让秘书把她的军装退给了我父亲，表示不穿这套军装了，给你点颜色看。从这之后，江青和父亲的矛盾开始尖锐化。

之后，中央决定我父亲去阿尔巴尼亚访问，江青就是不让去。而且还停止了父亲和吴法宪参加中央碰头会。结果是总理到主席那儿说了这事，主席拍板说：还是黄永胜去，碰头会也要参加。江青他们就不敢吱声了。

从林彪到叶帅，到杨成武，再到黄永胜，军队不能乱是个大 局，不让江青一伙儿插手军队，军队里不能有江青的人，这一直都做得很好。而林彪倒台以后，张春桥管军队，部队成什么样了？思想工作怎么样，部队战斗力怎么 样，这是有目共睹的。

中央最大的政治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林彪主要管军队，和江青之前并不来往。林当了接班人后，由于工作关系，和江青的往来才逐渐增多。开始时，叶群往江青那儿跑得很勤，常把江 青的话当圣旨来听，认为江青的话代表主席的意思。林彪则始终坚持一点，只要你不插手部队，其他事都好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但是中央文革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直接插手军队的文革，支持军队的造反派，妄图把军队搞乱。江青也更加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林彪就开始对江青不满了。

邱路光插话：林彪不是不愿意和江青打交道，准确地说，他是不愿意和任何人打交道。林彪除了工作上的事儿，他愿意谈；至于其他的，像聊聊天、吃顿饭什么的，想都别想。罗瑞卿主持工作的时期，林彪就是这样。陈小鲁给我讲过一个事，很客观地反映了林彪的这种个性。陈毅原来是林彪的上级，有次他有事去林彪那，谈完话 林彪跟陈毅说：我这个地方可没有饭给你吃。林彪就是这么一个人，不善于与人交往。但他善于思考，言简意骇，善于抓纲。林彪曾对这几员大将说：怎么对付中央文革？就一句话，要支持总理的工作。一下就说到点儿上了。他从不会婆婆妈妈、儿女情长地去谈一些具体的事情。

应该说，当时知道林彪对江青不满这一情况的范围是非常小的。只有黄、叶、吴知道林的一些想法，开始邱和李都是不清楚的。因为黄、叶、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时， 对于全国的工作，他们会在一起议论。在探讨工作的过程中，他们难免要议论到江青。这样，林的一些想法，父亲他们就知道了。林彪也明确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

林彪与其“四大金刚”

文革前，我父亲和江青只是有很一般的接触，对她没有多少了解。父亲在广州时，江青去过几次。当时是中南局书记陶 铸负责接待，让她住在给主席准备的房子里。她嫌院子里树上的知了太吵，就对陶铸抱怨。陶铸跟我父亲说：怎么办呀？父亲说：好办，派警卫部队去粘。于是，就派了警卫战士拿着竹竿粘知了。粘了几天，多数都粘走了，不叫了。

但江青又提意见了。因为她住的那个小岛靠着珠江，晚上江面有船通行。有的船往来会鸣笛，江 青又嫌鸣笛吵。于是，赶紧通知所有航行的船，晚上不许鸣笛。可有的船是从广西过来的，不知道啊，又鸣了笛。结果，江青又找陶铸闹。最后，只要江青住在那 里，珠江干脆就禁航了。后来，一直到丁盛当司令员，江青去广州还是如此。

那时候，父亲就觉得，她的要求太过分了。那是航道呀，怎么连汽笛都不让拉呢？即便是主席的夫人，也不能这样呀！比主席还难伺候。父亲不高兴，就跟母亲说。母亲就跟我唠叨：江青这个人真难伺候，连船都不让人家走，多耽误人家运输呀！

那时候，父母对江青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人太特殊，太难侍候，其它的倒也没有什么接触。应该说，父亲对江青态度上是尊重 的，生活上是尽量照顾的。因为她毕竟是主席的夫人！父亲对主席特别崇敬，或者说特别拥戴，怎么说都不为过吧。正是看在主席的面子上，他对江青尊重，但是敬 而远之。

其实，我父亲那个层级的干部，跟主席的生活还是隔得太远，也不了解。父亲只有在开会的时候，像五一、十一上天安门，给主席敬个礼，主席问一问而已。下面的封疆大吏，不知道上面的情况，更不知道中南海里边的事情，也没人跟他们讲主席和江青关系这些事情。军队的人住在中南海里的，只有朱老总和陈老总两个人，军队的大部分干部、甚至包括林彪在内，对毛和江的日常生活也是不了解的，对于他们的政治关系就更不了解了。

所以，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父亲没有进入军委领导层之前，对江青出于礼貌是尊重的。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报纸上就开 始宣传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这个帽子是谁给戴的？肯定不是林彪给戴的，能够上中央的报纸，应该是中央的负责人。江青既然当了旗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第 一副组长，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又是主席夫人，人们对她就另眼相看了，觉得她不简单。

随着陶铸、王任重的问题出来后， 父亲就感觉不能理解了。出于对主席的热爱，他在文革中拼命想跟，却怎么也跟不上。对造反派冲击公检法、国防部、中南海，把老干部往死里整等等，父亲都看不 惯、不赞成。第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斗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时，几个老帅和杨成武、肖华等都出席了，也让我父亲一块去了。他回来对我说：太残酷了， 怎么能这样呢？！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了，犯了错误也不能这样啊！他看了之后心里很不舒服，以后再有这样的批斗会，他就拒绝出席了。


“四大金刚”在城楼上

父亲是军人，性格比较直，面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有时他敢于顶撞。“二月逆流”前，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江青也在会上讲了话。会上，各总部、各大军区 和军兵种的高级干部对文革依然很不理解，对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冲击军队的做法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父亲就说了：江青同志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中央文革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甚至为此还拍了桌子。

邱路光插话：黄永胜刚当总长的时候，我从部队回来去看他。那次他刚起床，在院子里做操。我的小名叫胖子，他突然对我来了一句：胖子，你反不反对中央文革呀？总长那么严肃的人，军队的领导人，冒出这么一句话，我就不敢回答了。你知道黄永胜怎么说？他说：反也不要紧嘛。然后，他自己就在那儿笑。

父亲之所以敢顶撞江青，是因为他有自信。他16岁就跟毛主席 上井冈山，就像项羽的三千江东子弟一样，是铁杆兵。况且，毛主席当时还没3000人呢。多年来，他对毛主席一直忠心耿耿，毛交办的任务，都是认认真真、勤 勤恳恳地完成。而且，父亲不仅忠于主席，对主席的感情也很深。1945年主席去重庆谈判，因为担心主席的安全，父亲到延安机场送主席登机时，还流下了担忧的眼泪。主席对他当然也是了解的。

而江青，刚进城时没那样，后来变成这样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江青为什么在党内、在文革中能变成这样，是值得深思的。文革中，江青这个人不管不顾，管你是周恩来还是谁，说翻脸就翻脸，总理的工作被她搅得一塌糊涂。父亲对江青的一些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意，也非常不耻。在父亲看来，你江青不就是毛的一个老婆嘛，和这个党、和中央，以至和毛泽东是两回事啊。

其实，对于毛和江，外人只知道他们是夫妻，没人知道他们感情的好坏，对毛泽东和江青的政治关系更缺乏了解。我父亲，甚至包括林彪、杨成武这些人，我觉得都没看清楚。对于江青霸道的禀性，至少主席是早就知道的。让陈伯达当中央文革的组长，明知道江青不会听陈的，那不就是将大权交给江青嘛！是不是觉得她这个角色是必须的，能起到别人起不到的先锋作用？

江青到处打击干部，到处搞特殊化，主席是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也不说？有时批评江青几句，甚至让她检讨，是真心批评 她，还是她闹得太不像话了，不得已而为之呢？主席又是怎么想的呢？在我看来，主席就是利用江青在文革发动时冲锋陷阵，自己在后面。

据说陶铸文革初期调到中央，也不了解中央情况，就问总理：中央高层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注意什么？周恩来说：正确对待江青同志，就是最大的政治。他的潜台词是，对待江青的态度，就是对待毛的态度，就是对待文革的态度。陶铸没悟透，多次和江青对抗，得罪了江青，导致自己倒台。这和后来总理跟黄、吴、李、邱讲的，处理好毛、林、江的关系就是“中央政治”是相一致的。应该说，对于毛和江之间的关系，总理还是比较明白的，中南海外边的人就不清楚了，总觉得主席和江青不是一回事。

后来，军委办事组和江青的矛盾不断加深，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汪东兴的误导。因为汪是毛泽东身边的大总管，他传过来毛和江的关系和一些事，并曾说：“毛和江是两回事”。林彪、叶群包括我父亲他们都很相信他，实际受了他的骗。可以说，对江青和毛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的判断，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政治命运。

父亲被公审后，他才真正明白了江青和主席的关系。他说：主席是用江青的，不是用我们的。

叶群与“四大金刚”

九大名单之谜

我当兵之后，去了云南的蒙自机场。按照规定，大学毕业生到部队应先下放锻炼一年，参加过四清的学生，可以减少半年。这样到1969年3月，我就完成了下放的要求，回北京到空军报到。吴法宪说：现在太忙，要开九大，你先回家休息一下，开完九大再说。

这段期间，我几乎天天在我爸起床之前，溜到他办公室翻看他公文包的文件，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他办公室没人去。其实我上初中以后，就常带着好奇心，有机会就翻看 父亲的文件。父亲属于比较粗心的那种人，他打开保险柜拿了文件，有时就忘记关了，保险柜的门虚掩着。我的智商还算可以，看到那个数字后，就开始琢磨，正转 几圈，反转几圈，很快就把密码琢磨出来了。

所以，父亲的保险柜对我来说根本不保险。我还翻看过他的内部参考。那时内部参考传阅的范围很窄，一个大军区好像就一份。有次，父亲发现我在翻看他的文件，说了一句：小孩子胡看什么？！你是怎么拿出来的？我说：你自己放在桌子上的呀。其实，那次是我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

这样，我当时看到了一份让我印象极深的文件，就是关于九大中央委员的酝酿名单。当时筹备组组长是总理，筹备组写 了一份对张春桥历史问题和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历史问题的报告。在九大预备会议期间，这报告给主席报送过三次，内容是向主席反映：张春桥有叛变、反鲁迅的历史问题，姚文元的父亲是托派、叛徒、汉奸，他们是否适合进中央委员会？主席三次都没有表态，而且压住不发。那三次的报告，内容一样，我都见过。我还想呢，这 个报过了呀，怎么又报上来了？后来发现，每次的信封不一样，信封上划了圈和没划圈也不一样。

这份材料和打倒四人帮时公布的那份材料一样。这样的处理说明了些什么？

还有就是关于政治局的名单，开始有江青，没有叶群。报到主席那儿，主席划掉了江青，加上了叶群。文件到林彪那儿，林彪划掉了叶群，但没有加上江青。过了一 天，又看到新的名单，有江青也有叶群，但主席又划掉了江青，林彪则又划掉了叶群。最后的政治局名单，是既有江青也有叶群。不过，名单上的张春桥和姚文元， 主席却一直没有划掉过。

我很不理解，主席为何三次对上报的材料都不表态？！


“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应该说，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的关系是很融洽的。周的行政能力很强，在党内威信高，很善于梳理人际间的关系，而且长期在中央核心位居高位，很明白中央的权力架构。我父亲一直对周很尊重，很信任。对于军委办事组来说，因为林彪给我父亲有过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有事你们要多向总理请示，多汇报。因此，他们非常 坚定地支持总理。

另外从办事组这几个人的心理来讲，从中央苏区一直到解放后，他们都是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而周是中央的核心领导。他们跟总理差了很多级，现在能跟总理同桌办公，那肯定以总理马首是瞻，非常敬重。总理交代的问题，都认真去办。同时，他们到总理那儿请示军队的一些工作，总理也都是给予支持的。特别是江青对我父亲和办事组的几次发难，都是总理从中转圜或报告主席而解决的。

从总理的角度，一方面他对这几个人的历史了解，对他们也比较信任。另一方面文革中他也只能依靠以军委办事组为代表的军队这根支柱，支持了军队就是支撑住了全国。在很多问题上，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后来的政治局会议之前，总理都和我父亲碰一下，以取得一致意见。总之，总理对办事组是倚重的。有的时候总理不好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就让办事组出面把他们顶回去。

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一些斗争，也向总理汇报，总理很清楚这些情况。一般来说，总理对于办事组和文革小组之间的矛盾，总是从中调和，但从没有偏向文革小组的意思。特别是当办事组被江青整得灰头土脸的时候，总理会主动向主席反映情况来转圜。只要黄、吴、李、邱不和文革小组针尖对麦芒，总理的稀泥总是和得很好的。用我父亲的话讲就是：周恩来就是八级泥瓦匠。不过，有时父亲对总理和稀泥也不太满意。

说起总理的为人， 那时还有这样一件事。九大前后，总理私下对父亲说：你们军队是否能把毛岸青的生活管起来。他在中央编译局，有人要做他的文章。他的身体也不好，军队管起来简单一些，也分担我的一点担子。父亲感觉总理开了口，又是主席后代，军队管起来也不是难事。

于是，他同意了，找来军委办公厅、总参管理局的领导一起商量， 把毛岸青一家安排在了西山原来一位副总长住过的大院子里，一直住到现在。把他的医疗关系转到了301医院，让他从此享受了军级干部的待遇。不久，总理又让父亲把毛岸青的所有关系都转到了部队，也等于是让他参了军。

又过了不久，因为毛岸青的医疗关系已经转到了301医 院，总理又跟父亲说：能否让301医院想想办法，让邵华怀孕，让毛主席后继有人。父亲对主席感情很深，感觉这是个好事。于是，他亲自找来301医院的领导布置任务，让他们把这件事当作光荣的政治任务，提高到忠于毛主席的高度对待。

301医院曹根慧副院长负责牵头，由妇 产科、神经科、泌尿科、内科的顶级专家和护士组成了专门小组。他们首先对毛岸青和邵华进行了全面体检，由于要准确掌握邵华的排卵期，所以把邵华安排住进了 301医院妇产科。这一切对外都严格保密。

由于那时中国还不掌握现代的试管婴儿技术，采取的就是人工授精。那时期，每天两人的身体情况，诸如体温、血压之 类的简报，都要送到总长的办公桌上。我回家时经常都能看到。印象中，取精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而且第一次人工授精也没有成功。不过，好歹第二次成功了。

1970 年初，孩子生下来后，办事组的人当成是一个大喜讯。这件事，也反映出周恩来的一片用心。然而，不知为什么主席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孙子并不感兴趣，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报告，毛就没搭理。第二次又换了一个护士去报告，毛停下来手中在读的书，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噢，世界上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在他生命最后这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也一次都没见这个唯一的孙子。总理和父亲知道这一情况后，甚感无趣。

毛泽东与林立衡

夫子和“宦官”

在 那个时期，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开始虽有沟通，但不多。比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类比，认为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江青就胡搅蛮缠，认为林彪没立场，贬低毛泽东，贬低文革。她说，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欧洲的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的。 同时，江青大概还觉得，文化艺术是我的领域，你凭什么涉足？于是，她还想批林彪的讲话。事先，陈伯达给林、叶通了气，所以，林彪也算早有防备。最后，总理 也没把江青的文件拿到政治局讨论。

在我的印象中，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往来的增多，是在准备开九大的时候。之前我父母 很少讲到陈伯达的事情，九大筹备期间，我听母亲说：昨天，老夫子（指陈伯达）又来诉苦，哭鼻子了。你想，陈伯达一个文人，又没有几个朋友，受了江青的气， 他跟谁说去？跟总理说，总理那么忙，显得他太不懂事了；跟康生说，他知道康生是江青的后台。他没地儿说啊，只能跟林这边儿的人说，跟叶群说。陈伯达和叶群又是老乡，都是福建人。因此，陈和军委办事组交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受了江青一伙人的气无处诉说。

从办事组这边来看，我父亲他们对张春桥哪里看得起呀？说我们出生入死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还有历史问题，算什么东西嘛？而陈不一样了，他不仅资格老，还是党的理论权 威，看了那么多的书，人称“夫子”。他马列水平高，字写得好，诗又做得好，什么青铜器、瓷器、字画等都懂，咱们跟他一比，就是小学生啊。所以，办事组的人 对陈伯达很尊重，从来不会跟陈发脾气，甩脸子。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期间及以后，大家还经常在一起聊聊天，吃个夜餐什么的。陈就觉得，办事组这边比较亲切， 能得到尊重。

陈伯达和办事组的关系近了之后，大家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总是给总理出难题的做法，就有共同语言了。另 外，陈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他对毛和江的关系也是比较清楚的。陈给办事组这边说了一些情况，他私下议论江青，这边也愿意听。应该说，更主要的是在处理 党、政、军的一些具体事情上，大家的意见是相同的。这期间，在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有分歧的时候，陈伯达是站在办事组一边的。

汪东兴与办事组的关系，和陈伯达有些类似。汪东兴这个人，父亲的评价，“他就是一个宦官”。据我了解，汪和林彪、叶群及军委办事组开始走得比较近，是在1969年春节之后。九大之前，汪东兴住院做手术，好像是胃部切除，当时也没人去看他、关心他。毛泽东身边的人，像康生、陈伯达，都是毛泽东的大秘、二 秘，是毛泽东的重臣近臣，怎么会去看宦官呢？江青对汪东兴就更不用说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叶群去看了他。去看了以后，她觉得汪挺悲惨凄凉的，就招呼我父亲 和吴法宪，我不知道有没有邱会作，让他们经常去看看汪东兴。

叶群在做人方面，还是远远胜过江青。按照叶群的吩咐，黄和吴时常带了水果去医院看汪，汪东兴很是感动啊！办事组还帮助安排汪东兴的孩子当了兵，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从资历和职务上来讲，我父亲和吴、李、邱都比他高。他觉得，办事组的人能来看我， 真把我当个人。所以，他很感激。

1969年3月份，我从蒙自回到北京时，九大代表已经集中了，但等了好长时间没开 会。我就问母亲：九大代表不是早集中了吗？怎么这么久还不开会呀？我妈说：汪东兴动大手术了，不能开。如果开了，江青会封锁主席，消息就传不到主席那儿。 所以要等汪东兴病好以后才开，说这是主席的意思。母亲说的情况后来得到了证实，九大的确是在汪东兴出院以后才开的。当然，这一说法表明汪东兴在上传下达方 面的作用是很大的。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汪东兴和办事组的交往逐渐增多了。但汪和办事组关系变密切，还有一个过程。一方面，大家说到江青，有共同语言；汪受了江青的气，也想找一个倾诉者，找一个同盟者。不然，汪东兴就得和江青单打独斗。另一方面，在工作上，办事组也需要汪东兴的支持。比如说，黄要见主席，跟汪东兴一说，汪马上跟主席说。也就是说，军委办事组跟汪搞好关系，是接近毛泽东的一条捷径。随着汪和办事组交好，汪东兴主动向办事组提供了不少新鲜的东西。

到九届二中全会前，汪东兴绝对跟办事组弄在一起了。1970年3月8 日，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毛主席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会开完后，汪觉得意犹未尽，当天夜里12点多，又拉上黄、吴、叶、李、邱，跑到军委三座门那里接着聊，还把这些人的老婆、孩子也叫去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们都睡觉了，是被从被窝里拉起来去的。大家坐了两桌，大人们一桌，孩子们一桌。我们听到汪东兴说：这是好消息呀！主席让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主席说：若设国家主席的话，那就只有请林彪同志来当，我不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要当主席了，当然是好 事，大家都很高兴。那天晚上，叶群兴奋得很，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来，一看就很高兴。这次，大概谈了一个多小时。

邱路光插话：当时，汪东兴是诚心诚意要传达这个消息的。但是，主席是不是真有这个想法？实际汪东兴并没有完全看透。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主席不知道变了多少次。一会儿说让董老当，陈永贵也可以当；一会儿说，工农兵可以当；一会儿又不同意设国家主席，说让他当国家主席，是把他放在火炉子上烤等等。



二中全会的风波

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从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之前的常委会可以看出一点儿问题。8月22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主席处开会，谈到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除毛之外的四个常委都表示同意设国家主席，并不是林彪一个人持这个意见

。四个常委是从国家体制考虑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 是从这点上考虑希望设国家主席的。毛说：“反正我不当，可以让董老当，也可以让陈永贵当，还可以选工农兵来当。”不过他再没有说过汪东兴第一次吹风说的： “若设国家主席的话，那就只有请林彪同志来当”的话了。

毛既然这么说，那只是个人选问题，而不是设不设的问题。所以四个那么老到的政治家，还是一致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这样，才有第二天开幕式上康生讲了一大段关于设国家主席的话。如果毛真是像后来说的，先后四次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且不说林、周、陈，康生是宪法修改小组的组长，他也不会准备了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两套修改草案。而且这次常委会后，总理还让张春桥准备好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条文，张说是现成的。

可见8 月22日的常委会上，对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仍无定论，所以才会有周、康的安排和之后汪东兴在小组会上大谈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所以，后来把设国家主席作为 林彪、黄、吴、李、邱的反党纲领，实在是无稽之谈。

1970年8月下旬，九届二中全会开始的时候，父亲没有上山，留 在北京值班。8月31日，主席突然通知，让父亲上山开会。父亲上山以后，总理和康生和他谈了很长时间，晚饭后三人一起去了主席的住处，又谈了很长时间。但 一提到张春桥，父亲就说：张春桥是叛徒，跟主席汇报过多次了，他看不起我们这些大老粗。他没有说张的好话。从这儿也看出，对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父亲是从心底反对他们的。

当时，主席对军委办事组、对父亲的批评也很严厉，但父亲并未察觉到毛、林有分歧，以及主席对林彪、对军队有不满的感觉。当时，如果父亲被拉过去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席给林彪加的码就要重得多，就不仅仅批陈伯达了，主席可能就要揭林彪的伤疤，算他的历史老账了。结果，父亲不为所动， 没有对文革表示坚决支持，主席才最终抛弃了他。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确实把矛头对向了张春桥。其实，当时也只能对着张春桥，对康生不可以，对江青更不可以，而张春桥又有历史上的辫子。当林彪在开幕式前向毛讲了准备讲的几个问题，毛也同意了，只是说不要点名。两人交谈 了半个多小时，为此开幕式就拖后了，为了防止江青干扰，叶群还在毛、林谈话的门外守着。刚开始，可能毛没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但是，当会场群情激奋、大家都开始攻击张春桥时，毛愤怒了！

好家伙，200多个中央委员，大多数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这才真正引起他的愤怒。他 之所以愤怒，就在于大家借着攻击张春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而且是这么大的一股势力和潮流，还是以林彪为首的。毛是不容否定文革的。所以，为了保卫文革，他 保了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舍弃了部队这些跟着他打江山的人，也否定了政治局的大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客观地讲，黄、吴、李、邱的确对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并不是对主席不满。在他们的眼里，主席永远是伟人，是领袖，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是不可违背的。自己再怎么委屈，也要顾全大局，委曲求全。

九届二中全会后，父亲一直想不通，认为自己没错，拒绝检讨。总理做他的工作，做不通；毛泽东批评了他几次，他仍然不通；最后，总理让邱会作找跟他谈了一次话，他才通了。邱跟他说：我们反宗派主义，现在我们不检讨，不也成了一个宗派了吗？别人不也抓住我们的把柄吗？父亲实在没什么可检讨的，就把向主席反映江青骂总理的事情，作为自己的错误来检讨，说自己干扰了主席。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违心的。

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前，林彪跟毛说他要检讨。毛说：主要是陈伯达的事，你不用检讨。林彪后来对毛的翻云覆雨很不满意，一直软抗，或不在北京，或不参加会议，拒绝检讨。黄、吴、李、邱这些人对文革也没有一个明确支持的态度。毛很不满，所以，他要倒林了。


受审时的黄永胜

九一三之前的我

九 一三之前，我曾在父亲的公文包里看到过几页主席在南巡时的讲话纪要。那个讲话是铅印的，大号字，一看就是中央办公厅印的。毛主要讲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 最后说：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为首的，改也难。这句话一下把我给惊倒，这不是说林彪吗？我当时浑身的汗毛孔都张开了。

9月12号是星期天，我父亲在家里理发，散步。我抱着五个月大的儿子到他那儿去，他挺高兴地逗了半天孙子。下午吃完晚饭，他就去开政治局会议了，那时候正在大会堂讨论四届人大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定稿。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

13号那天一上班，还没感觉到什么。12号晚在地下指挥所担任战备值班的是林参谋。八点半左右，他交了班上来就汇报说：哎呀，项主任，不好了，出大事儿了！昨天一架飞机飞出境外，到蒙古那边去了。这是一架按照一等专机保障的三叉戟，从秦皇岛海军机场起飞的。我第一个反应是叶群还是林立果出事儿了，可我绝没想到林彪也在飞机上。然后我就问：为什么没打？为什么不打？他说：没有接到要拦截的命令，接到的命令是坚决要把直升机拦截下来，就是击落。

因为是夜间，当时不是所有飞行员都可以飞夜航的，通常机场只有两架飞机值夜班。张家口的两架值班飞机就起飞拦截，但没有发现目标。现在部队在检查原因，为什么引导了四次进入，都没发现目标。其实，我们搞作战的都清楚，夜航，又是低空，直升机和歼击机速度差过大，并不容易发现目标。

林参谋还对我说：纪登奎昨天晚上就在我们北空指挥所。今早，纪登奎还让他拿望远镜到山上去观察西郊机场有什么动静。他以为我消息灵通，接着问我：主任，到底出 什么事儿了？我说：没听说啊。我昨天晚上九点多钟就睡觉了，一大早就上班来了。接着，参谋长就把我叫去问话：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回家去问问。

我赶紧回家，问了问我爸的秘书，他知道的情况和我一样。他还问：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北空的，我怎么能不知道，所有的雷达都是我们管辖 的。他说：现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作战部报过来，秦皇岛起飞了一架三叉戟飞机，昨天飞出了境外。别的什么也没报。我没有见到父亲，秘书说我爸从昨天晚上离开家去开会，一直到现在没回来。午饭前，我告诉老婆说：跑了架飞机，不知道林家什么人出了事，情况不好。

下午，我回到单位后不久，技侦团的报告来了。技侦团是归北空管辖，它的报告是送给司令部首长、作战处、情报处和我们防突办，另外还送空军作战部、总参作战部、总参情报部、空军情报部等，文件印数并不多。

从空军技侦团的监听情报看，当时蒙古方面是炸了营，惊慌失措。他们从雷达探测到一架大型机侵入。有的说：不好了，不好了，中国大型机入侵！有的问：怎么办？ 怎么办？有的说：赶快去报告XX顾问，说了个苏联人的名字。又有人说：XX顾问休假，不在营房，找不到人。

三叉戟速度多快呀，他们惊慌失措的劲儿还没缓过 来，飞机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是那么几十秒。他们一时找不到头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实施高炮进入一等应该采取的任何措施。还有一个原因是，蒙古那边有好多设施，比如说地对空导弹，但都是苏联部队在那儿驻守，蒙古方面没权使用调动。

到了下午，时间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又有一份报告送来。内容是：蒙古那边说入侵的那个目标坠落了，着火坠毁了。它给中央提供了飞机坠毁的第一个情报。提供这份报告的那个台立功了。

当时我们作战处有一个副处长，那天正在下面一个高炮部队检查战备，那架三叉戟飞机就从那个高炮阵地上空飞过去。如果要下命令击落，刚好在阵地上头，而且9月13号那天是明月晴空，夜视线很好。那个处长回来后还跟我们说：哎呦，那个飞机那个大呀，飞得很低，如果当时要打，几炮就打下来了。

14日下午，邱路光给我打电话说：你快回来，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我说：不就是跑了架飞机嘛。他说：林子着火了，树叶也烧光了，你快回来吧。我就明白了，那是说林和叶都出事了。回去后他跟我说，他爸爸回来了，说林和叶都摔死了。

我爸还是没有回来，我就又回去上班去了。到16号傍晚，路光又给我打电话：你爸回来了，赶快回家吧。

我爸是12号晚饭后离家，一直到16号下午才回来。

那天，我晚上十点多回到家。回家以后，我去爸爸的房间，看到他正在从保险柜里边往外清东西。我就问：爸，听说林彪他们跑到国外摔死了？他说：你们都知道了？我说：知道了。他大声喊着：跑什么跑，害死人！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他说：我哪知道啊？

他告诉我：12号晚上政治局正开会，开到半截总理接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把他从会议室叫出来。总理问：你听说北戴河最近出什么事儿了吗？他们（指林彪）家里闹什么矛盾了吗？因为中央的领导都知道叶群和豆豆关系紧张，常常闹出些矛盾。我爸说：不知道啊，没听说他们家里出什么事儿啊。总理就没再多说，叫他回去继续研究政府工作报告，而总理自己离开了会场。我父亲就根本不知道生了什么。

邱路光插话：直到9月17号那天，总理往我家里打来电话。电话就放到小茶几上，那时候的电话没有免提功能，我父亲一接电话，我和母亲都凑在电话旁边听。我父亲接完电话，显得挺激动，嘴里不停地 说：总理保我了，总理保我了！饭后，我父亲跟我说：去看看你黄伯伯在不在？这样，我们就上了西山。我父亲到了以后，对黄说：总理保我们了！黄当时很冷静， 沉思了一下，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

9月18日是个周六，父亲回家说：看来没事了，主席还是信任我的，总理让邱带话过来了。其实这是父亲在宽我的心。他对邱会作当时是这么说的：话是这么说，文章并不一定这么做哟！父亲心里有数，但他确实还没想到主席对他下手会这么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