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朝新：与王立军的那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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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年，仍不时有各种人士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找我，希望了解当年重庆发生的一些震惊世人的情况，只得把当年的旧文再次分享出来。
那几年包括现在，不断有各种我与王立军关系的善意猜测。李庄案，促成了我与王的相识。虽然他偶尔会给我打电话，或者痛快接听我的电话，但基本可以肯定，他不怎么喜欢我。工作性质和性格，决定了很多人不喜欢我。
2012年2月3日，最后一次与王通话。此后局势遽变，很多事情都超出了我的判断甚至想象，以至于即便过去数年有些事情仍不能写出来。
李庄被抓
2009年10月，受当时工作的报社委派奔赴重庆采访重庆系列打黑案的审判情况。前期的工作，乏善可陈，每日里只听庭审，写些常规稿。
案子听多了，信息慢慢也多了。12月5日，我发表了《重庆律师“辩黑”存三重压力》及《京城名律师赴渝辩护文强案》两文。第一文里，分别介绍了重庆辩黑律师遭遇的本土舆论压力，以及来自重庆官方的行政制约。行政的干预，表现为本土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司法局禁止他们接触媒体，要求他们顾大局等等。第二文里，介绍了多名北京律师将赴重庆代理涉黑案件，其中文强的辩护律师最引人注目。
两文单独成篇，没有用任何文字串联，但刊发在同一天同一版面上，期间的寓意不言自明。李庄被抓后，有同行跟我开玩笑，说是因为这篇文章惹怒了重庆，以至于害了律师李庄。玩笑话，当不得真。
此后几天，重庆空前平静。12月13日，留在重庆做打黑报道的外地媒体，只剩下5家了。此前的这天，重庆依旧雾蒙蒙。中午，又送走了一家媒体的同行。人走了，但留下一份重庆检方起诉龚刚模涉黑团伙的起诉书复印件。
上网搜索，找到了代理此案第一被告人龚刚模的辩护律师李庄和另一律师朱明勇的手机号。李庄，这个据说在全国百强律师中排名第二的律师，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
李庄的两个号都关机了。打通了律师朱明勇的手机，他聊了一下在重庆会见当事人遇到的诸多不顺。比如，被要求专案组警员陪同才能会见之类当事人。
下午6点左右，他突然来电话，说李庄被抓了。重庆打黑进行得如火如荼、群情汹汹时，涉黑者的辩护律师被抓，这无疑将重庆打黑推向另一个舆论高潮。
问清信息来源后，很快电话证实了这个消息。半小时后，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捕的消息出现在网络上。


写完稿子，又仔细琢磨重庆官方通报。“龚刚模本人主动检举”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按照起诉书，龚刚模简直是罪大恶极。如此一人，会去举报帮助他洗脱或减轻罪名的律师？
再次联系那位朱明勇律师。他回忆，因会见当事人时重庆方面要求专案组必须陪同，李庄多次与陪同人发生争执。最终，在警员的陪同下，李庄先后3次会见了龚刚模。最后一次，四名警员陪同，可能还有摄像。
当天，再没有更多信息了。
重庆警方约见我
14日，重庆警方通过媒体刊发了一篇近5000字的报道，用词多处带有明显的倾向，如“贪婪、李庄真能‘装’”之类。李庄，未被法院审判，已经被某种力量宣判戴上了“黑律师”的帽子。
这一天，找了好几位律师，北京的、重庆的。大多数人告诉我，律师去看守所会见涉黑当事人时，都有警员陪同。
在警员陪同下，李庄如何能当着警察的面唆使龚刚模翻供、编造刑讯逼供的谎言呢？但有着强大智囊团的重庆警方，会在缺乏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抓辩护律师吗？
这两个疑问让我清晰地意识到：显然不能全信那5000字，也不能完全不信。但当日这个报道，引起了新闻行业的巨大争议，不少同行甚至动了粗口。
14日下午，我在重庆市大渡口区区委宣传部，试图就王天伦案采访该区官员。中途，接到了部门主编的电话，称重庆市公安局主动联系希望面谈。
这是第一次，重庆警方主动联系我们。我当即打出租车赶往重庆市公安局，与该局政治部副主任H见面。
在H的办公室，他先问我工作多久、北京来了几家媒体等等。听起来，好像是政治审查。我感觉话题会有些敏感，为了自己的安全，我悄悄按下了录音笔。
H还问我到重庆多久了，我告诉他，前后呆了1个多月了。他问我，为什么此前没有联系他们。于是，我把此前自己试图联系该局遭到拒绝的遭遇讲了一遍。
闲聊了一会，H终于说到正题：打黑以来，我们找了几家媒体合作，但是还是有杂音，有些媒体表现得很不好。而这次联系XX报，是因为XX报影响很大，“我们是高看你们一等的”。
“不允许有杂音，这种心态有点可怕。”我心里这么感叹，但当场也“滑头”地表示，如果能良性合作对双方的工作都会有利。
H随即提出，“李庄的这个事情，我们写了两个版本，一会我把两个稿子都给你，你可以综合参考。可以删减，但是必须单独发，你自己采访的内容我们不管，但是不能参进来。”
我问了一下，某报14日刊发的报道，跟其中一个版本一摸一样，看来就是公安局写的。H没有否认，还告诉我，另一个版本也是大同小异，主要内容都是依据龚刚模的口供写的。
看到龚钢模的口供笔录复印件
我必须庆幸当时提出了要看龚刚模的口供笔录。H出去打了个电话，可能是向领导请示了。一小会，H回来后继续打电话，听得出是找另外一个警员找笔录。
“我自己翻，要是翻出别的东西来怎么办啊？哈哈。”H还跟对方开玩笑。
挂了电话，H说去拿笔录。很快返回，拿着几页笔录材料看了一会，撕下部分将其中的6页给我了。
这6页，除了一张是龚刚模写给警方的一份申请书以外，另外的都是其举报李庄后的笔录内容。申请书里，写到要求举报李庄，追回李庄让他签的空白委托书。
翻看笔录材料的时候，H坐在我跟前。问他能不能给我复印，他说不行，我又问能不能拿笔记一下，他也说不行。
我仔细地看，但内容很多，心里很急，越是急越记不住。
正好，H说把两个稿子拷贝给我。于是我拿出自己可以当U盘用的录音笔，关掉了录音，让他把稿子拷进我的录音笔。
在H去电脑边拷稿子时，我拿出手机将笔录材料拍了下来。有些紧张，有一半图片事后发现拍得并不十分清晰，只能模糊辨别。


H没能把文章拷进我的录音笔，安排了宣传处一个警察给我弄好，把录音笔还给了我。这支录音笔，只好再次发挥它本来的功能。
我开始就一些疑问向H发问。怕刺激对方，问题问得很委婉。比如，在警员的陪同下，李庄是如何有空间去操作那些唆使编造谎言的事情的？其实，言下之意就是你们警察陪着人家会见，李庄怎么可能唆使龚刚模编造刑讯逼供的谎言呢？
我还问，目前只有龚刚模的口供，还有没有别的证据，李庄有没有认罪，能不能提供李庄的口供？
H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只是说李庄正在审讯，估计晚一点会有笔录，到时候可以把他的笔录内容送到我住的酒店。
前后一共谈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决定回酒店，离开前，我提出去看守所采访李庄和龚刚模。H表示，随后向领导请示安排。
如何处理这些警方提供的信息？随后我撰写的系列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场巨大的考验与抉择
回到酒店，我开始看两份通稿。
其中一份与当日某报刊发的基本一致，标题是《重庆打黑惊曝“律师造假门”—律师李庄、马晓军重庆“捞人”被捕记》。另一份没有公开见报过，标题是《儿戏法律伪造证据/无良律师折戟山城》。不过，当晚，重庆官方网站华龙网刊登了这一份5000余字的通稿。
看了通稿，我就给部门主编打电话，觉得这两个稿子都无法用。主编让我仔细琢磨一下，看怎么弄，一定不能完全站到重庆公安的立场，要把握好平衡。
拿着两份通稿看了大约一个多小时，还是觉得这稿子很难用，又在MSN上给部门主编留言，他说马上要去开会，让我再想想。
最后，我痛苦万分地把两篇逾万字的稿子，删改剩下2000多字，把各种定语、形容词全部删掉，尤其是给李庄定性的部分，全部删除，仅保留了龚钢模举报李庄的相关情况，且所有信息都加上了消息源——“重庆警方”。
为达到平衡，整理了前期采访的几位律师的内容，大约2000字左右，通过他们会见均有警员陪同的遭遇，明确指出了代理律师会见当事人有警员陪同、李庄是如何唆使龚刚模这样一个疑问。
此外，文内还简单提及警方当日提供给我指控李庄的证据只有龚刚模的口供，对证据是否充分表达了质疑。笔录的内容，没有过多涉及，希望能争取到机会进看守所采访李庄。
当晚10点，H电话我，按照重庆相关主要领导的意思，提供给我的官方内容不能刊发。报社决定，做大北京律协的态度和律师们的质疑。在北京的同事还采访了李庄的同事，简单勾勒了李庄的形象。
报道，次日刊出，各大网站新闻中心首页均有，大量被转载。
揭露李庄被抓通稿真相
15日，H没有联系我，我去了重庆市政法委，请求见该委主要官员。该委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说领导忙、没时间。这一天，相安无事。
我抽空见了北京律师宣东，他是陈明亮涉黑团伙中第二被告人马当的辩护人。在东北采访打黑案时，认识了宣东律师。他年过五旬，曾在法检部门工作过多年，是资深刑辩律师。
李庄被抓，让宣东律师异常谨慎，电话里他不敢告诉我住的酒店，只告诉我在重庆最知名的景点解放碑下见。见面后，他讲述了自己住店时对究竟用不用自己的身份证登记的慎重斟酌，以及赴重庆当天几十个亲朋好友的劝阻，让他不要到重庆代理涉黑案。
不管李庄有没有罪，这个案子已经给律师们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更加坚定了我深入了解报道李庄案的决心。
16日，某报刊登了到看守所采访李庄案相关涉案人的报道。我给H打电话，明确提出要去看守所采访李庄和龚刚模。
H说：“你自己做了什么，你心里应该清楚”。我明白，他指的是15日见报的报道质疑警方的内容太多。我说，“这些都不说了，你只说能不能安排见李庄吧？”H说，“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了，要采访你去找市委宣传部吧。”
当即电话重庆市新闻办副主任W，提出采访申请。W说，“你还是去找公安局或者法院吧。”我说，“公安局的H说要采访，必须得宣传部批准才行。”W表现得有些无奈，“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我们也不好介入了啊，”
这是踢皮球，通过重庆官方采访李庄进而通过李庄接近此案真相的可能，基本没有了。
回到酒店，我打开电脑，把手机拍的龚钢模笔录材料照片下载下来，仔细与警方此前的两份通稿对比，发现多处有出入。我当即电话报社相关负责人，是不是能够对比警方的通稿和龚刚模的笔录，指出其中的诸多漏洞，并披露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H的试图操控媒体的一些言论和做法。
我的建议，被报社领导采纳。他们的魄力与胆量，让人敬服。
17日，报道按计划见报了，重庆震惊了。此报道，得到了业内同行的高度关注，不少媒体同行看完报道纷纷向新京报表示敬意，还有多位同行嘱咐我注意安全。当日，也有多名律师电话或者短信我，让我注意安全。
部门主编问我，怕不怕？我说，这有什么可怕的。编辑听说了这段对话，开玩笑说，“你至少应该跟主编说，‘我要是被抓了，你们要赶紧想办法把我捞出来’。”当时，重庆警方发布的一些黑律师专干捞人活的段子已传得沸沸扬扬，我被编辑的幽默逗得哈哈大笑。
也就是在这天下午，我在一家小饭馆里接到了王立军打来的的电话。
王立军主动打来了电话
2009年12月17日，我披露了上述信息。
稿子刊发后，不少读者和朋友联系我，表达某种情感。坦率来讲，2009年12月17日，这一天我都忐忑不安。不断有同行和朋友打电话发短信，提醒我注意安全。甚至有同行直接跟我说，如果重庆公安当时要抓记者，可能第一个抓的就是我。这种说法，从最初只是一个轻松的玩笑，变得渐渐不再那么轻松。
下午，《重庆晨报》的兄弟裘晋弈请我吃饭。我与晋弈，是在数年前的一次采访中相识。天快黑的样子，我们俩在重庆凯旋路复旦中学对面一家小饭馆吃饭。那段时间，在这家小饭馆和附近一家叫钟鲫鱼的小饭馆里，经常能看到各路媒体人出入。小饭馆对面的一家连锁快捷酒店里，驻扎着大量的媒体记者。附近，是重庆市五中院，大量的涉黑案件的审理，都在那里进行。
饭吃到一半，电话响了。来电显示：王立军。当时，王的手机号在各媒体记者之间早已广泛流传，此前也拨打过几次、发过几次短息，但从没接通过，也从没有收到过回信。但这个号码，就存在了手机里备用。
这，是一种职业习惯，尽可能多地获得并保存与采访相关的各种官员的信息。不管用不用得上、对方接不接听，一些官员的电话必须设法拿到手。
我有些不太相信，把手机拿给晋奕看，他也有些惊讶，催我快接。我按下了接听键，对方操有些东北味的普通话称呼我为：朝新。我是重庆市公安局的WLJ。我说：哦，我知道，王局。
王最后一次与我通电话，是在2012年2月3日下午，普通话里已经没有了明显的东北味。当然，这是后话，以后再说。
小饭店里有些嘈杂，我只好到小饭店外面去接。电话里，王问我什么时候到的重庆。寒暄了几句，他说当天的报道他看了，公安部的领导批评了他。不过没事，他很理解媒体的工作。
电话里，他好像还问了我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到的新京报，然后突然说，“我有个亲戚在新京报工作”。我一惊，问他是谁。他又转换了话题，“这个就不说了，以后你在重庆有什么需要，尽管直接跟我说。”我说，“好啊，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见李庄。”王在电话里满口答应，他去安排。但此后，直到李庄案一审开庭我才在法庭上见到李庄。
通话内容，大概就这么多了，但王的态度很热情，一直称呼我为“朝新”，如同熟人一般。挂了他的电话，我立即向报社有关领导打电话通报了王来电话的事情，随后继续和晋弈吃饭。
现在无法知道，这顿饭是否被一双或几双眼睛暗里地注视着。大约半年后，重庆晨报有三名员工遭到重庆警方的调查，晋弈是其中一个。我获知此事后，立即介入刊发了相关报道，不久传来消息，针对三人的调查很快都结束了。
数月后我获知，其中一人接受完调查回到报社时是头光。写这篇文章前，我电话问晋弈，作为见证者，我希望在这篇回忆录里写到他，能否写出他的名字。晋弈说，可以啊。真的很感谢诸多同行和老师，他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和支持。
三年后，我再去重庆时那家小饭馆已经被拆迁，“钟鲫鱼”当时也还在，据说后来也拆了。2012年，和几个朋友又去吃了一顿，味道依然鲜美，只是吃的人不再像当年那么多了，店子里冷冷清清。附近拆迁，人流量大量减少。从当时媒体云集的连锁酒店到重庆五中院沿途大量的站街妇女，也不见了。
与王立军的最后一次通话
因接到通知，我被禁止参加李庄案的报道，被迫转为报道文强案。


2010年2月2日，文强案开庭。起诉书上面的内容，已被各种媒体以各种形式先后多次反复报道。如何写出新的东西，成为一种挑战。烦恼中，想起了王立军。在王成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之后，文强曾与他共事一年多，王眼中的文强是什么样子，无疑还没有媒体去发掘过。
更重要的是，W还没有正儿八经接受外围媒体的采访。重庆官方的意思，大多数通过重庆日报、中国青年报、华龙网这几家媒体发布。此刻，能采访到他，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突破。
2月1日下午，拨通了王的号码。先是闲聊，我提到了他成为某高校刑法学博导的事，他则主动介绍了最新的“科研成果”。不过，他反复嘱咐我，“刚刚跟你说的，是朋友聊天，不做报道啊。”我一口答应，随后向他明确提出了采访，希望他谈谈文强。
王那天心情不错，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之间关于文强的谈话，是从文强破案的业务能力开始的。我问王立军，“都说文强破案子挺有一手，他的业务能力在重庆公安究竟怎么样？”王说，文强的业务能力谈不上非常优秀，但是，“文强这个人长处很多，是一个很熟悉业务的干部，而且这些年做了很多贡献。”
电话里，他告诉我，当时重庆市公安局内部办了一个刑侦文化沙龙，他去观看图片展的时候发现没有文强的照片。
“我问为什么没有，政治部的同志没有人敢回答我。我说，文强，必须要有，重庆警局成立以来，他是管过刑侦的。不能因为他人生中有缺失，就把过去人家的历史全否定了，这本身就不是实事求是。”
他还说，后来挑了一张最好的文强照片贴出来，尺寸大小也跟其他领导一样。“后来在干警中影响很大，我就说，什么叫和谐啊，包容和承受是和谐的前提。”
谈及文强部分，他的最后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时下有些人善于跟形势，不能把历史和现实结合，是文化承载力不足的表现。”
电话中途断了三次，他主动打过来或我又主动打过去，通话断断续续持续了20多分钟。其中一次他主动打过来后告诉我，“刚刚进了隧道，信号断了”。20分钟里，除了聊文强，我还问到了当时几个舆论比较关注的问题，如黎强案等。
王立军在电话里肯定了赵长青在黎强案中的表现，认为赵长青的表现体现了司法公正。“赵长青教授心知肚明，也了然于胸，公诉人和审判长都是他的学生，所以他辩护的时候多给了一些时间，这是对老先生的尊重。他也很公正，很尽责。这是一件好事。”
我问他，这是不是给办案的民警很大的压力，WLJ对此予以否认。他告诉我，黎强案休庭后有关人员向他书面陈述了庭审的情况，他做出了以下批示：这才能叫辩则明，这才有公正性。“重案组的同志一看我这么批，就完事了，没什么。”
在2009年下半年的打黑案庭审采访中，旁听黎强案的庭审，给我个人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个案子，让我开始审视重庆打黑，并开始提出一些关于程序的质疑。黎强案中，检方指控涉黑的24人中，只有15人被判决涉黑，9人涉黑证据不足被摘掉“黑帽”。这是重庆打黑审判开始以来，首次出现摘黑帽的判决结果。过去开庭审理的涉黑案，被指控者无一例外最终都被判定涉黑罪名成立。
电话里，我问他：这个案子判决后，有舆论认为这种判决结果对办案的公安机关是一个打击。WLJ在电话里笑了笑，“这种判决结果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不存在是对公安机关的打击。”
他解释说：有些团伙里，有的人只参与了一个案子，够不上黑社会，必须实事求是。比如3个人一起做事，其中有1个人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前后联系，干了一个单向的事，就不能非说他是一个涉黑团伙的成员。
他还在电话里说：有些基层民警办理这些涉黑团伙时，可能很痛恨这些人，想严肃处理，但到了法律层面就得实事求是，以平常心态对待。大胆推进，小心求证，实事求是。大胆推进，就是目标锁定了警察的工作就是执法和打击犯罪；小心求证，就是一定要有如履薄冰之感；最后的底线还是实事求是，不拔高不降低不扩大不缩小，不提“严打”这些左的东西，理性思考。
事后证明，王所说与所做相差太远。但在这次对话中，他给我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这一次的经历，再次说明一个道理：一个官员怎么样，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而要看他做了什么。
挂电话前，王突然跟我说：朝新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要对外说，“三一九哨兵枪案”最近有重大进展，经营得很不错，案子破了请你来报道报道。
我一惊，重庆哨兵枪案案是震惊全国的案子。2009年3月19日，重庆市高新区石桥铺的某驻渝部队营房，一名歹徒蒙面持枪袭击致1名哨兵身亡，随后抢走步枪1支，此案一直未破。
我在电话里跟他开玩笑，“你们信息封锁那么严，案子将来破了我也不知道啊。”WLJ说，“放心，案子一破我马上通知你。”我又跟他开了句玩笑，“这个案子要是破了，你和薄书记可以过个好年了。”他说，“是啊是啊”。
2012年12月，我在重庆与重庆一名警界高层聊天。该警官告诉我，当时很多人为了立功，乱编故事哄王。王当时告诉我的所谓进展，是一个警察编的一个线索，报给王后王很兴奋，连该局几个副局长都被瞒着事后才知道。
挂电话前，王再三嘱咐我不要报道“319案”的进展，我则明确告诉他我要报道他对文强的评价和对黎强案的看法。他说，“你看着处理吧”。
该案一直未破，直到王被“休假式治疗”，他都没有能给我打电话报捷。2012年夏天，该案被认定是周克华所为，周克华在于警察的枪战中中弹身亡。重庆警方宣告哨兵枪案告破。
此后，与王几乎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偶尔给他发个短信，他从来没回。事后才知道，他只会看短信根本不会发短信。
2012年2月2日，王立军被调整分工的消息传出。不断有媒体同行电话或短信我，询问他的手机号，想采访他。
2月3日，我一进办公室就打开电脑查找与相关的新闻，却没有看到有人发表采访他的报道，于是打电话问了一位广州的媒体同行。这位同行告诉我，王没接电话。
怎么回事呢？我拿出电话给王拨了过去。他接了，与三年前比东北口音淡了很多。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正常的工作调整”。我说，“外界传闻很多，有人说组织部宣布调整你的分工的时候，你把枪都掏出来拍到桌子上了，跟薄熙来公开破裂了。”
他笑了一下，问我：“你在哪里看到的这些消息？”我说，“就在微博上啊”。一边通着电话，我一边翻出相关的微博，一句句念给他听。他仍是淡淡地笑，未置一词，仍是说“正常工作调整”。最后，他问我，“什么时候来重庆啊，来了给我打电话。”
整个通话不过几分钟，就此结束了。这里解释一下，出于工作安全的考虑，我当时有一个号码并未对外公开。当时与王的联系没用公开印在名片上的那个号码，而是用的一个未公开的号码。
2月5日下午4点多，我从超市买菜回到北京的居所，发现与王立军通话的手机号码上有一个重庆号码未接。相隔不过一两个小时，回过去居然语音提示是空号。2月6日，他进入了成都美领馆。后来，有朋友开玩笑说，我可能错过了一个重要的电话。
2月11日，在重庆出差，重庆一个区公安分局的局长告诉我，王的手机开机了。我当即试着拨了一下，果然开机了，但无人接听。
2月15日凌晨5点，与王联系的那个手机上收到了一条短信：英国人尼尔伍德在渝被害，立军破案剑指谷开来，被休假，奇入美领馆，被消失。薄、谷要取信党、政、国、民、世界和十八大。


看了这条短信，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谷开来怎么可能杀人。这条短信被我闲置在手机里，一直到2012年3月24日晚上10:26分。当时，杨海鹏在微博上说，薄瓜瓜的英国保姆死在重庆了，我一下子想起了那条短信，于是在微博上公布了短信大概内容。
一个多月后，有便衣深夜找到了我北京的居所，要求核实我的IP。当晚，因此引发了一场风波。次日，有媒体报道称我因披露尼尔伍德被杀的消息被北京警方带走调查。事实上，我当时人在湖北，根本不在北京。
与王立军的直接关联，大概就到此为止了。与李庄，我则至今不曾见过面。
褚朝新
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