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向谦：普京的政党为何曾经经历支持率显著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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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的政党为何曾经经历支持率显著下滑？ | 政见CNPolitics

原创： 易向谦  政见CNPolitics  3月19日


图片来源：YURI KADOBNOV/AP
“信息雪崩”和“社会声誉雪崩”这两种微观机制在发生作用。
易向谦/政见特约撰稿

在3月18日举行的俄罗斯大选中，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赢得了第四个任期。

虽然大选赢得轻而易举，不过在2011-2012年间，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曾经经历过支持率显著下滑。来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Henry Hale和来自哈佛大学的Timothy Colton两位学者研究了其中的原因。

抛弃了普京的是些什么人？
对于非民主国家而言，执政党在民众间的支持率对于政权稳定至关重要。现有研究表明，当执政党的支持率有所下滑时，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大量选民转投他党的政治“雪崩”（cascade）。然而，对于这种执政基础迅速瓦解的现象，学界始终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特别是，在曾经的支持者中，什么样的人会更容易背离执政党，甚至转而拥护其他政党呢？

两位学者的研究发现：首先，最早抛弃统俄党的人一般来说较为年轻，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居住在较大的社区。政治观点方面，这部分人更倾向于相信在野党有赢得选举的可能，并认为普京并未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

其次，从整体上看，统俄党在11-12年间支持率的下滑主要并非源于当时民主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转投其他政党的，反而是统俄党中对威权政体最有好感的那部分选民。而他们转向的政党在独裁倾向上并不一定低于统俄党。

最后，大众传媒在这一过程中并未发挥任何作用。

信息vs声誉
两位研究者认为，上述所有发现都能归结为“信息雪崩”（information cascade）和“社会声誉雪崩”（reputational cascade）这两种微观机制的作用。

所谓“信息雪崩”，即指每个人都把别人是否反对统俄党当成评判政府是好是坏的一种信号。在这一机制下，一个人越了解本国政府的真实情况，就会越少会依赖于来自他人的信号来评价政府，也就越不容易随大流反对执政党。而“社会声誉雪崩”则是指个体通过了解他人对于统俄党的态度，来判断公开表达异议是否会影响自己的社会声誉。如果这一机制成立，那么在全社会的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对民意的把握较为准确的人会更有可能背弃执政党。

基于这两种不同的解释，作者提出了14个研究假说，每个假说只在特定的“雪崩”机制下才能成立。倘若“信息雪崩”机制占主导地位，那么受教育程度更低、来自更大社区的个体有更高概率变换政党。反之，假如“社会声誉雪崩”机制更加重要，那么受教育程度更低、来自更大社区的个体变换政党的概率反而更低。此外，“信息雪崩”机制还意味着，一个人对当前政府的印象越负面/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频率越高/所接触的媒体报道越负面/对当前制度的稳定程度估计越低/对政府支持率的估计越低，ta就越可能反对统俄党。而由“社会声誉雪崩”机制则能推断出，年龄越大的人/政府或国企雇员/少数族裔/宗教少数派/女性更加倾向支持统俄党。

为了检验这两种“雪崩”机制的相对重要性，两位研究者先后于2008年和2011-12年对同一受访人群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利用所得到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统俄党支持率下滑的过程中，两种机制都发挥了作用。这为他们的主要发现提供了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的解释，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威权政体下民众政治行为的微观机制”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研究的不足之处
然而，这项研究在诸多方面还是存在着不足。首先，如前所述，研究者假设在不同机制下，受教育程度和所在社区规模这两个因素会造成迥异的后果。但研究者对于这一假说的阐释只基于个别文献，未能进行足够充分的论证。而对于其余10个假说所涉及的影响因素（对当前政府的印象、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使用、所接触的媒体报道、对当今政府稳定程度的估计，对政府支持率的估计、年龄、单位所有制、族裔、宗教、性别），研究者根本未能说明它们为何只通过某一种机制产生影响。换言之，这项研究在假说构建方面的努力并不让人信服。

同时，研究者们所采用的因果识别方法也有失严谨。论文的实证部分并未采用任何基于“反事实”思想的因果识别方法，而仅仅使用了普通的逻辑斯蒂（logit）回归分析，辅以研究者的主观推断。考虑到他们所检视的假设数量之多（14个），任何主观随意性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估计偏误。

最后，本文的主要结论之一是大众传媒在降低统俄党支持率的过程中作用不大。但这一结论的得出，颇有浮于表面之嫌，跟威权政体下传媒、民意和社会动员相互关联的复杂图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关综述可参见参考文献2和3）。尤其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他们反复论及的两种“雪崩机制”都与政治信息的人际传递紧密相关，研究者却未能深入探究公民政治态度互相影响的渠道，更没有考察威权政府在此过程中可能实施的种种干预措施。因此，在“媒体如何影响民意”这一问题上，这篇论文并未提供新的洞见。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虽然试图去对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解答，但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诸多不足削弱了其贡献的显著性。这似乎说明，即便是发表在学科顶级期刊上的研究成果，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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