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只是他的自吹自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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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教科书里说康有为在甲午年，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但也有说法称，康有为没有领导过公车上书。哪种说法是真的？

　　文 | 谌旭彬

　　关于此事，茅海建教授已有极详尽的研究，本文略作一点介绍。

　　自晚清以来，谈到“公车上书”（公车，举子的代称），所用史料基本取材于康有为自撰《我史》。

　　其记述如下：

　　“……朝廷命李鸿章赴日求和，议定割让辽台并赔款二万万两。3月21日谈判电报抵达北京，我提前得知消息，马上让卓如（梁启超）去鼓动各省。先鼓动了广东举人上折子抵制和议，湖南举人随声附和，28日两省举人同时呈递奏折，广东80余人，湖南全省参与。我与卓如又分别拜托朝中官员进行鼓动，各省举人均极为愤慨，连日上奏，奏章堆满都察院……我认为士气可用，遂召集18个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商议，签名者达1200余人，我用一天两夜时间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变法三大项。卓如、孺博(麦孟华)连日抄写，传遍京城，士气愤涌。4月8日前去投递，都察院以皇上已在和约上用玺，事情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上书。”（为方便阅读，笔者对原文略做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康的这段记载，长期被视为关于“公车上书”事件最权威的表述。

　　考之史料，这番自述却有颇多作伪之处。

　　事实上，康有为组织的此次上书，并没有付诸实施，他们并没有去都察院递交万言书。

　　康有为一再声称上书未成，是因为都察院拒收。事实上，都察院在1895年的上书大潮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洪良品、余联沅、褚成博、王鹏运、丁立瀛、庞鸿书、刘心源、高燮曾等20余名都察院御史，都曾上奏极谏，有些甚至连上数折；当日实际主持都察院的三位堂官，裕德、沈恩嘉和寿昌，也都曾上奏反对和约，主张再战。说都察院“守旧顽固”、拒收康有为发起的上书，是难以置信的。

　　康有为还说，四月八日去投递时，都察院以和约已成、再上书于事无补为由，拒绝接受、代递自己组织的公车上书。这同样不符合史实。

　　据茅海建教授考证，就在四月八日当天，都察院还向朝廷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15件之多。这些奏折最晚递至都察院的时间是四月六日； 四月九日，都察院又代递了10件条陈，条陈上注明的投递日期，有三件正是四月八日；四月十一日、十五日，都察院再次代递了9件条陈。其中两件条陈注明投递日期为四月十日，一件注明投递日期为四月十四日。（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18~23页）

　　事情的真相是：康有为并没有去都察院递送上书。

　　1895年夏天，在上海出版的、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梁启超曾用过“哀时客”的笔名）的《公车上书记》一书，对此事有所交代：

　　“是夕（四月八日）议者既归散，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亦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盖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

　　所谓“议遂中寝”，意思就是众人觉得事情已成定局，遂四散而去，并没有前往都察院上书。



　　图：康党1895年在上海策划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封面及序言页

　　在《我史》里，康有为还虚构了一群阻碍自己上书的反对派。

　　康说：

　　“此前，举人们联名上奏，当权的孙毓汶已颇为忌恨，我组织的这次千余人的大行动，更是本朝从未有过之事。翰林院编修黄（注：原文缺）曾，是孙的心腹，举人们初六、初七两天在松筠庵大举集会，初七傍晚，黄前往各省会馆，阻挠此举，捏造飞言肆意恐吓，许多举人被他吓住了。初八日，街上已到处贴满大字报，对我们的诬蔑攻击无所不至，许多人于是退缩，甚至请求撤销签名。”

　　孙毓汶是主和派，对主战举子们的上书不满，自不然理解。但说孙能够恐吓士子，令他们心惊胆战，纷纷撤回签名，则非史实。茅海建教授详细查阅了军机处档案，结果发现：

　　“第一，反对和约的上奏、代奏及电报，已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其中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并不是进京应试的举人，而是各级官员。

　　“第二，当我阅读这一批关于和约的上奏、代奏与电奏中，听到的只是一边倒的反对议和的声音。众声喧哗之中，只有一人同意与日本签订和约。此人是帮办军务、四川提督宋庆。”（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15~16页）

　　可见，当时的舆论气氛完全倒向主战派，公开出来支持和谈，虽无政治风险，却要冒很大的舆论压力。康有为所谓的“飞言恐吓”，其实并不存在。

　　退而言之，即便孙毓汶甘冒众怒，真对举子们实施威胁恐吓，他能吓住举子们吗？

　　并不能。

　　朝中身居枢要的军机章京，如兵部主事张嘉猷、户部郎中林开章，也在签名、上奏，反对议和。上奏反对和议有没有政治风险，谁会比他们更清楚呢？他们的行为，对举子们而言，实可谓最有力的榜样。再如，翰林院编修王荣商三月二十九日签字反对议和，四月三日又单独上书，还是反对议和，四月十五日，王升任为翰林院侍讲，反对议和并未影响他的仕途，这对举子们而言，也是很有力的榜样。

　　显然，康有为对当日政治氛围的描述，是失真的。他所说的反对派，从都察院这类机构，到孙毓汶这类个体，并不存在。



　　图：曾任四川提督的宋庆，宋庆是1895年上书赞同和议的极少数人

　　在《我史》中，康有为还说，自己是此次公车上书的领导者。

　　据康的描述，上书高潮的掀起，始于康命令梁启超鼓动广东举人，湖南举人随后响应，康、梁又进一步联络朝中官员，最终有了18省举人发愤联名上书的结果。

　　这同样不是史实。

　　康有为及康党，日后撰写了大量有关公车上书的文章，但对当年具体如何鼓动各省举人、具体如何联络朝中官员、具体联络了哪些官员，并无说明。并无说明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史实是夸大的。康有为在当时，并不具备领袖18省举人上书的声望。

　　这一点，略作对比即不难看出。

　　康有为曾命令梁启超出面组织广东举人联名上书，此次上书，有广东举人80余人签名，梁启超领衔，康门弟子麦孟华签名第5位。虽然康本人没有签名，但说康有为策划领导了这次联名上书，是不为过的，这也是1895年唯一一次可以被确切证实的康党所组织的联名上书。

　　大略同期，广东举人还在陈景华的领导下，组织了另一次联名上书，签名的广东举人共有289名，四月初七日由都察院代递给了朝廷，在本次上书中，麦孟华签名排在第63位，梁启超排在第284位，康有为同样没有签字，从签名来看，此次活动与康党的领导显然没有什么关系。

　　康有为、梁启超等均是广东人。康党组织的上书，只能获得80人签名；陈景华则有能力鼓动一场多达289人的联名上书。

　　1895年，各省举人均在联名上书，有些省份甚至举行过多次。如果康有为真是本年上书的领袖，本年的上书大潮真是由他鼓动、联络朝中官员发起，那么，这些在各省联名上书的举子，肯定也会乐意参与康有为亲自组织的在松筠庵的上书。但是，在康有为自己刊布的松筠庵签名名单里，只有湖南举人4人，而在没有康有为领导的情况下，湖南举人前后3次、共121人参与上书。（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24~27页）

　　这样的数据，如何体现康有为的领袖地位呢？

　　1895年夏天，康门弟子运作出版了《公车上书记》，书后附有署名为“哀时老人未还氏”（梁启超曾用过“哀时客”的笔名）的《序文》。序文没有提及康、梁是公车上书的领导者，这大概才是事实的真相——本书出版时，距离事件的发生不过短短一两个月而已，当事人众多，忌惮于舆论，康党尚不敢过分歪曲事实。多年后撰写《我史》时，则另当别论了。



　　图：表现松筠庵“公车聚会”的绘画

　　（参考资料：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华书局；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一集、二集），三联书局；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华书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