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海禁两百年，目的在于控制民众、与民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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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海禁两百年，目的在于控制民众、与民争利 | 短史记
短史记 @ 2019/01/03

问：明代将“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制度实行了一百九十三年之久。请问编辑，明朝海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无论官船、民船皆禁，还是只禁民船？不是说郑和下西洋是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吗？



文 | 杨津涛



海禁是明太祖制定的国策，与明朝相始终，即使在“隆庆开海”后，也未废除。



明朝实行海禁，主要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



牺牲社会活力换取秩序稳固



明太祖实行海禁，短期目的是防范张士诚、方国珍余部来自海上的侵袭，及早期倭寇对沿海的骚扰。



长期目的，则是吸取了元代灭亡的教训，不欲民间百姓（也包括地方官员）通过海外贸易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作为造反者，朱元璋亲眼见证过发达的民间社会组织对元政权造成的冲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严苛的海禁政策——不仅私人海外贸易被禁止，甚至出海打渔都成为非法行为，只是朱元璋的“猛政”的一小部分。



与海禁政策同期实施的，还有“知丁法”与“路引制度”。前者要求百姓必须“互相知丁”，必须知道左邻右舍平日从事何种职业，家中几口人，几人务农，几人读书，几人从事手工或经商；读书者师从于谁，教书者收何人为学生；……后者规定，农民没有特别申请的“路引”，每日不得离开自家方圆一里。早上何时出门耕作，晚上何时回来，都须让邻居知晓。工匠出远门做工，须在路引上标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要让邻居知道具体所在。归来或早或迟，也要说与邻居知道。经商者本钱多少，货物轻重，所行远近，水路还是陆路，也要详细注明在“路引”当中。



包括海禁政策在内的这些“猛政”，其实质，是宁愿牺牲民间的社会活力，让民众维持在无组织的原子状态，来换取统治秩序的稳固。这也是整个明代的海禁政策，在政治上最基本的出发点。



《大明律》对海外贸易有很严厉的规定。比如，私自将牲畜、铁器、布匹等贩卖至海外，“杖一百”；如果向海外贩卖人口、军器，要被处绞刑。①与之配套的，还有许多临时性政策，如明宣宗即位后，重申海禁，制定了新规：



“尔宜申明前禁，榜谕沿海军民，有犯者许诸人首告，得实者给犯人家资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之弗禁者，一体治罪。”



意即，首先告发他人私自出海，并属实，可获得被告发者一半的家产。如果有人知情不报，或者有关部门不能严厉执行海禁政策，则和私自出海者同罪。





图：“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



朝廷虽有严刑酷法，沿海民众为求生存，还是会有铤而走险从事对外贸易者。比如，福建海商，每年聚集“大舶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广东民众也是“多挟峨舸入海与夷市”。这些海商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地主、官绅，也有逃犯、僧侣、书生等。②



这种铤而走险发展到极致，是海商们走向了联合，出现了以王直、徐海、叶宗满等人为首的武装海商集团。嘉靖年间所谓的“倭寇”，大多是这些亦商亦盗的中国人。



据《嘉靖实录》记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中律，则在奏折里对皇帝说：倭患的起源，是沿海“奸民”想要跟番邦作生意，虽称倭寇，“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参与剿倭的将领王忬，也向皇帝报告，据他调查，“倭寇”头领约有百余人，其中“雄狡著名”者，都是本国之人，如“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等。另一剿倭名将胡宗宪，根据实际调查编写了一本《筹海图编》，其中列出十四股势力最大的“倭寇”，其头目全部是中国人。



之所以出现这种与朱元璋的禁海目的大相径庭的结果，原因有二：



（1）海禁政策断绝沿海无地少地民众的生计，违背人性。

（2）嘉靖时代基层控制能力松弛，给了武装海商以生存空间。如大头目王直，在地方政府默许其对日通商时，曾一度积极参与抓捕真倭寇；而当地方政府改变态度后，王直又转做海贼，招募日本浪人打出了“倭寇”的旗帜。



对于海禁与“倭患”的关系，当时之人即已了解。如王世懋在《枢策》一书中写道：



“商货之不通者，海寇之所以不息也……货贩无路，终岁海中为寇，何能已也？”



他说，海外贸易被禁止，是海寇不能平息的主要原因。只要海禁还在，人们不能自由贸易，海寇就会一直存在，不会休止。



事实也的确如王世懋所言。明世宗厉行海禁，本是要消灭倭寇，谁知反让“倭患”愈演愈烈。明穆宗即位后，为平息“倭患”，不得不放松海禁，开放福建漳州的月港，是为“隆庆开海”。③





图：明人仇英所绘的《倭寇图卷》



垄断海上贸易与民争利



明朝实行禁海，所谓“片板不许下海”，禁止的只是私人海外贸易，官方控制的朝贡贸易不受限制。



明朝廷试图以此垄断获取海外商品的渠道。



所谓“朝贡贸易”，即是和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各国，使团在按期“纳贡”的同时，允许携带一些货物，在市舶司（广州、泉州、宁波有设）及北京“会同馆”出售。



使团所带货物的数量，远远多于贡物。1485年，日本进贡刀3610把，而使团所带用于贩卖的刀，则有35000多把，几乎是贡物的10倍。对于这些货物，使团不能随意出售，中国人私下购买“番货”超过10斤，罪同出海走私，要罚往边关充军。④



通过垄断贸易，明朝廷获得了马匹、铜、硫磺等战略物资，及香料、胡椒等日常消费品。古代中国常年铸造铜钱，导致极度缺铜，而日本历次朝贡，都将铜作为待售货物。明朝军中使用的硫磺，多来自日本和琉球，日本1453年朝贡，所带硫磺达34.6万斤。



胡椒、苏木是朝贡贸易中的另外两项重要商品。明朝廷在收购这些货物时，给出的价格虽然常常高于实际价格，但也掌握了这些商品在国内的定价权。



胡椒在元代被用于防腐剂或调味料，至明代已成为一种日用消费品。明朝廷时常将从外国购买的胡椒，提价数十倍，作为薪俸或赏赐的替代品，发给亲王、官员，乃至士兵和民工。苏木也是如此，日本使团1433年带来的苏木，明朝廷的收购价是钞1贯，而作为薪水发给京师官员时，则是每斤折算钞50贯。⑤



图：明朝廷用苏木、胡椒折俸表，见于戚畅：《海禁与朝贡：明朝官方海外贸易研究（1368—1567）》



海禁政策不仅使海外各国只能和明朝廷做生意，还让沿海的地方官员大获其利。在沿海地区，官员往往接受海商贿赂，默许他们的出海行为。时人沈德符说：



“我朝书生辈，不知军国大计，动云禁绝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闽、广大家，正利官府之禁，为私占之地。”



因此，在明朝中后期，海禁政策在很多地方名存实亡。⑥



如果仅从经济角度着眼，这笔账其实并不难算：



（1）朝贡贸易与民争利，确实能给朝廷带来好处，但它同时还是一种政治行为，往往需要额外负担朝贡使团的诸多费用，这大大摊薄了朝廷所获得实际利润，甚至导致亏损，进而使得财政上不堪重负。



（2）民间私下进行的海外贸易，不向明朝廷纳税，获利的是地方官员。而地方官员与王直这些武装海商集团的合作，实际上又让消灭民间有组织力量的政治目的落了空。



显然，朝廷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放松海禁。



嘉靖年间，任两广巡抚的林富曾在奏疏中说： “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这说明，来自市舶司的收入，在广东财政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崇祯年间，泉州民众在上书中，同样指出：“为今之计，莫若弛禁开洋，给引通商，庶可戢其敝而获安仓。”他们也建议朝廷放松海禁，给海商发放许可证，如此一来，既能改善民生，又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晚明时期，明朝廷的海禁政策，有过多次变化，时禁时弛，但随着海禁的弊端和开海的益处日益显露，开海可谓大势所趋。只不过，此时的明朝廷，已无力控制海疆，归顺而来的郑芝龙，成了海上贸易的实际管理者。⑦





图：明人所绘《瑞应麒麟图》，表现外国进贡的长颈鹿




①③晁中辰：《论明代的海禁》，《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②程方：《明代民间海外贸易述论》，云南师范大学2007年。

④李金明：《试论明代外朝贡贸易的内容与实质》，《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⑤戚畅：《海禁与朝贡：明朝官方海外贸易研究（1368—1567）》，暨南大学2012年。

⑥张柳、潘洪岩：《从海商利益集团兴起的角度分析明代海禁制度》，《兰台世界》2018年第2期。

⑦刘璐璐：《晚明东南海洋政策频繁变更与海域秩序》，《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