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0年/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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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末，在一个座谈会上，我说了这样一番话——
     “记得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就说过：‘我们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作好准备：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这话不幸而言中：2009年就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的大恐慌。2010年中国更是进入一个内外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从年初的富士康‘大跳楼’开始，到连续发生的‘血洗幼儿园’的突发事件，以及接连不断的因种种原因引发的暴力事件，都表明底层社会民与官，民与商，弱势群体和既得利益的强势群体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临界点，随时都在爆发，还随时会有新的爆发。而这一年，处于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因为一再受到压制而和体制的矛盾日趋激化，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日趋严重，以至到了本来是既平常，也是正常的不同看法，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彼此水火不能相容。也就在这一年，高层的矛盾也到了必须公开化的地步。这就意味着，整个中国，从高层，到中层，到底层社会，都感觉到：‘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这是一个全社会的不安全感，全社会的情绪郁闷，不满，以至怨恨。一个社会危机的大爆发，正在向我们逼近。不知道哪一天，因为什么原因触发，就会突然降临”。 (博讯 boxun.com)

    此文在2011年年初，发表于《随笔》第1期，删去了关于“高层”的那一句，也删去了“社会危机的大爆发，正在向我们逼近”这一预测。这自然是编辑所为，却是经过我同意的：这是为保证杂志的安全和文章能够面世而必须作出的妥协与让步，这也是每一个中国的写作者必须面对的言说环境。
    但言说背后的事实，却是删不去的：这也是不准备在大陆发表的本文所要如实展现的。
   
     （一）
   
    先看2010年的中国底层社会的现实。
    我的发言一开始就谈到的2010年1月至5月，富士康集团工人连续九人跳楼自杀； 2010年4月一个多月在福建南平、广东雷州、江苏泰兴、山东潍坊、广西合浦接连发生五起成年男子残杀校园学生、幼童案，5月12日陕西南郑又发生7名儿童被砍死，20多名被杀伤的事件 ——这两件血案，给2010年的中国，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感到了恐惧。在我看来，其惊心动魄之处有四。
    一，        请看这两组数字：富士康集团自1988年在中国深圳建厂以来，飞速发展，工厂已遍及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以及中西部地区，拥有六十余万员工，在大陆年销售额超过4000亿人民币，在深圳地区的年出口额占深圳出口总额的20%，并连续七年居中国大陆出口企业榜首。富士康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全球代工大王，世界五百强第109位。——这些辉煌的数字，是可以视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象征的。但同时存在着的却是充满血腥味的数字：“2009年公司财报显示，当年员工数量11.87万名，相比2008年增加了9.7%，但员工成本总额却从上年的6.72亿美元减少到4.82亿美元，同比减少28%”。还有这样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均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工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多出100个小时”。 ——这是一条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的发展之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代工者能赚取的就只是人力成本差，于是就导致了用员工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劳动追求利润，这样的“低人权”的发展，正是典型的“中国发展模式”。 这些年，包括2010年，总有些学者在那里高谈“中国模式”，用经济高速发展的辉煌数字来掩盖背后低人权的血腥。富士康大跳楼事件，正是一个警醒，一个当头棒喝。
    同样具有警醒意义的，还有2010年8月8 日凌晨发生的甘肃舟曲泥石流灾难。历史上有“陇上小江南”之称的舟曲竟遭此灭顶之灾，究其原因有二：一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开始的对森林毁灭性砍伐，导致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县国土总面积的42%；二是改革开放以后白龙江的梯级开发和过度开发水电项目，成为地质灾害的隐患。 ——这些年，包括2010年，总有学者在强调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也有大的发展，强调中国经济“六十年一贯”地高速发展，以此证明中国式集权体制的优越性；即使这是事实，但为什么要回避这样的发展，是以生态、资源的破坏为代价，并遗患后代这一更根本的事实呢？为什么不去追问：中国“六十年一贯”的“破坏性发展”的根源呢？
    二，        人们在富士康这里还发现了“社会企业化”的发展模式。这其实是源于毛泽东时代的“单位所有制”，国营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工人在工厂既享受基本福利，又和企业，特别是企业领导形成人格与人身的依附关系。而上世纪90 年代兴起的富士康之类的外资、合资企业，复制了这样的单元所有模式，延续了工人与老板之间的依附关系，却基本上没有企业内部的“小社会”，不但切断了工人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在工厂内部也没有建立任何社会关系，同一宿舍的工人之间都没有交往，把工人封闭在厂区内，进行半军事化的管理，便于最高效率地榨取其血汗，工人实际上成为失去（被剥夺了）社会性和精神性的纯粹的经济人，攒钱工具，大机器的附属物，以及企业主的榨取对象。而国家既分享利润，实际上是参与榨取，却完全放弃了对工人的社会服务，全面剥夺了这些外来农民工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权利，如研究者所说，像富士康这样的工业与外来人口聚集区，实际上“只有工厂，而没有城市；只有经济，而没有社会”， 这构成了前面所说的“低人权的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把社会成本压缩到最低限度，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秘密所在，也是其非人性的突出表现：可以说，正是这样的对工人作为人的社会性与精神性的剥夺，把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生命逼上了自尽之路。
    三，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九连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人们只有用这样的极端方式，才能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命运的关注：正是这一点，让所有良知尚存的各阶层的人们都为之惊骇不已。由此引发的是，对劳动者的利益诉求与表达权利的关注和追问。有人研究中国社会利益表达问题，发现每年“两会”（政协和人大）的所谓“民意表达”，相当一部分是应景的官样文章，即看准中央提倡什么，就做什么提案，以保持和中央的高度一致，这就是每年两会都有一个高度集中的“主题”的秘密所在：召开两会，与其说是要听取民意，不如说是要借此传达与贯彻党的领导意志与意图。此外，最主要的都是由各地政府牵头组织多名代表和委员署名，表达地方利益诉求的提案。这是由两会的构成所决定：“官僚精英、成功企业家、各路明星共同构成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主体”。而这些年被人们看好的互联网所表达的，也主要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的“民意”，他们的诉求固然也很重要，但还有更加广大的沉默的大多数，主要是普通工人、农民、农民工，他们利益表达通道，却是根本缺失的，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既无公开发言的自由，也无组织起来集体发声的权利，连上访之路也被堵塞，就只有用唯一属于自己的血肉之躯，来作拼死的抗争与表达。这些年不断发生的自焚事件，就已经铺就了民众的死亡呼救之路，2010年富士康的九连跳不过是将其推向了高潮。而最为尴尬的是，这样的死亡诉求确实“有效”，富士康事件之后，工人得到工资就有了提高。这都令人想起鲁迅当年说过的话：“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 但如果中国的每一步改革都要用劳动者、弱势群体的血来铺路，那这又是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而且鲁迅还有一句话：“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现在的问题正是如此：富士康工人的流血，并没有真正打通劳动者利益表达的通道。这也是让人们最感痛心的。
    四，        人们还注意到，“血洗幼儿园”的凶手，其实也是底层社会的弱者，被逼得没有出路的普通民众，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血洗”也是一种借此引起公众注意的利益表达的极端方式。但用杀害最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幼儿，向最弱者开刀的方式来向社会和强势阶层报复，就过了基本的道德底线，为人们所不容。由此而提出的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问题和危机”，这就是研究者所说的：“杀童血案是社会戾气的表现”。所谓“戾气”就是“‘乖张’的脾气，‘凶暴’的性格，是对道德的‘弯曲’，它‘违反’了法律，‘违逆’了天条’”，实际就是违背了基本伦理。 这里内含着对人的生命的漠视：不仅是对自我生命，更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和对幼者、最弱者生命的残害；这里还充斥着以暴易暴，不受任何法律与道德约束的报复社会的凶杀之气，其所引发的必然是一种被扭曲的反抗，也同样会给民族和社会带来灾难。这又使我想起了鲁迅1925年的一个警告。他说，“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这正是“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什么呢？”因此，鲁迅提出，在充满“怨愤”的社会情绪与氛围下，特别需要“注入深沉的勇气”，“启发明白的理性”，“从此继续训练许多年”，这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 鲁迅八十多年以前的警告，今天依然如此切中时弊，是不能不让我们感慨不已的。
    这样，2010年初的富士康连续自杀事件和血洗幼童事件，就触目惊心地向世人揭示了中国工人和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权利的全面缺失与被剥夺的状况，而且几乎到达了他们自身与社会所能容忍的临界线。
    这样，2010年，也就必然成为工人群体反抗的一个新的高潮年。据报道，从2010年5月以来，罢工潮席卷中国，广东、辽宁、上海、北京、重庆、江苏、湖北、甘肃、山西、河南等地都先后出现了较大的罢工潮，参加罢工的最少几百人，最多达几千人，并且显然具有了两个新的特点，一是与以往二千万以上三十五岁中年访民大军不同，这轮罢工潮以八0后农民工为主体，特别是十七至二十五岁初高中毕业的农民工占80%以上，其中有许多女工冲在第一线和警察对峙。二是不仅提出了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诉求，而且提出了建立独立工会的政治权利的要求。这都标志着中国劳工的新的觉醒。正如研究者所说，这“对这个民族而言，不是件坏事，将成为一种常态”，并必然“推动劳工政策的转型”，“各个阶层基于自身利益的维权斗争，正是一个民族和平和正义转型的动力”。 “在20世纪，劳工组织通常被认为是工业社会所固有的特征。所有先进国家都有大规模的组织良好的工人运动”，“职工没有罢工权就没有尊严”。
    但中国的执政者却不接受这样的现代民主理念与逻辑。早在1982年邓小平主持的修订宪法，就删除了罢工权利，理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不会出现罢工。而事实是，九十年代以来，劳资争议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长，远远快于CDP增速。 从2007年以来，中国每年发生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都超过九万起。 而当局则把这样的维权活动视为“不稳定因素”，而如临大敌，动员一切力量，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中。这在2010年有突出的表现。
    首先是对相关事件进行舆论封锁。年初中宣部即发布了新闻管制的禁令，规定：严格控制“灾难事故和极端事件”报道，不得进行异地采访监督；“稳妥把握”征地拆迁报道，对暴力拆迁及拆迁中发生的“自杀、自残、群体性”事件不报道；对一般群体性事件报道，中央和事发地以外媒体不报道，要加强对都市类媒体的“管理”，在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中防止把矛头和焦点引向党委和政府；不得讨论、争论、质疑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内容，不用“公民社会”的提法，“绝不允许”站在政府对立面；对用宅基地换户口、用承包地换社保，一律不报道。 在前述校园暴力事件发生以后，中宣部立即发布紧急通知，规定“一律不做任何形式的报道、评论，之前已经见报的关于福建、雷州的报道，一律从网上删除”。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全国各地都采取了所谓“预防性”措施，如贵州即以社区（村居）为单位拉网式排查本辖区“容易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长期缠访闹访人员、对社会严重不满人员”。 这里所透露的信息是更为严重的：一是中国的精神病问题，据说中国患精神病的人数已达到1600余万，其中有160万对社会治安构成危害。而中国精神分裂症治愈率仅为30%。 而将上访人员和对社会严重不满人员列为防控对象，则预示着新的更大规模的迫害。后来北京大学学工部将“思想偏激”的学生列为“会商对象”，就是这样的防控思维与准专政举措向大学里的延伸，因为事情发生在有着思想自由传统的北大，因而举国、举世瞩目，其实这样的防控早已遍布全中国。
    这就要说到2010年初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所作的“全力维稳”的部署，提出要“把握网上网下两个战场”，做好“大情报”工作，实行“严打”的方针，采取“先发制敌”的战略、策略。4月，中央综合治理办又下发《关于切实做好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纳入党政“一把手”工程，因瞒报重大矛盾纠纷和问题，导致发生严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地方，单位，可能被一票否决，问责罢官。这就意味着维稳机制的升级，即将综合治理、维稳、司法、信访、公安、调解、安全检查、反邪教、新居民事务、劳动保障等十大机构联合成立综合治理中心，并向基层延伸，以形成从中央到基层全覆盖的社会控制网络。
    这里有一个发表在四川内江政府网站上的报道：《内江市公安局狠抓网上重点管控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这是不可多得的材料，具有“立此存照”的历史价值，故作详细摘录：
    “近年来，内江市公安局积极行动，以公安网络信息系统为依托，把网上重点人物管控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放到突出地位来抓，不断创新‘网上技术战法’，深化网上重点人员预警信息应用，探索网上重点人员动态管控精细化、准确化战略，努力提升管控能力应用水平，取得了显著成效。”
    其主要做法有——
    “稳步推行系统建设。市局多次邀请承建商在我市进行项目建设调研，开发适合我市重点人头管控平台，强化情报收集、研判和应用”。
    “全警收集情报。确保对网上重点人员管控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不漏控、不失控、不形成危害。在公安内部方面，重点突出刑侦、治安等领域的治安形势、生产事故、医患纠纷、拆迁纠纷等日常情报信息，从中严密掌控重点人员动态行踪。在公安外部信息（即社会信息）方面，加强与卫生、城建、工商、税务等部门交流沟通，重点加强实有人口、行业场所、金融系统等社会动态信息搜集，落地查证虚拟身份，将重点人员纳入日常管理”。
    “狠抓分类管控。对A类网上重点人员，建立网上侦察或控制专案，全面采取各种侦察手段，长期控制，制约其网上活动空间；对B类网上控制人员，采取必要的侦控、监控措施，掌握动向，重点控制；对C类网上重点人员，采取网侦手段予以侦控，及时纳入视线，防止危害。”
    “充分利用落实网吧上网实名制的良好时机，结合电信宽带用户资料库，确保列控对象动态调整、控制措施动态实施、重点人活动轨迹动态定位、重点人活动内容动态掌控、情报信息动态反映。”
    “情报中心每周对高危人群分析进行分析研判，提出针对性防控建议，指导基层单位科学防范”。
    “市局将摸排网上重点人员的任务分配到监控、侦控案件、管理等民警身上，对各部门‘大情报’系统重点人员动态管控成效进行定期考核，建立月通报制度，纳入年终绩效考核项目”。
    “狠抓管控质量。市局在采集网上重点人员信息上讲究精确性和完善性。采集内容包括重点人的真实身份信息、上网信息、网上线索等，通过侦察、调查、比对、挖掘等环节，
    利用重点人员的身份证号码、使用的手机号码和本人的计算机MNA地址，在虚拟身份库中滚排相应的网络身份，确保其真实身份与虚拟身份能够完全重叠”。
    一位网民看了这篇文章，顿时“觉得背脊发凉：不知我等是否被纳入‘网上重点人员’名单？难道翻个墙、发几句牢骚，竟有牢狱之灾？”
    我看了也有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所想到的，首先是执政者对网络竟是如此之恐惧——许多人都谈到了网络民主在2010年的中国有了发展。有人还把2010年称为中国的“微博”元年。有研究者指出，网民对时政关切程度的急剧提升，以及网民的活动不再停留于娱乐、交际和信息互通的普通层面，而是从虚拟世界进入现实中，把网络与现实的力量合二为一。这都表明，中国民众通过网络，已经逐渐“转变为一个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权益的社会群体”。 这本来是为中国社会民主化开拓了新的途径，但在执政者的眼里，却成了心腹大患，为将其严控而不择手段。我由此而进一步想到，这样的严控并不局限于网络，而是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而且是利用现代技术的，更加精细、准确、完善的科学化的控制。这正是意味着中国社会控制的法西斯化，这自然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现实。但执政者却不以为忌，反而理直气壮地在政府网站上公开宣示和炫耀。一位高层互联网官员甚至宣称：“政府已经在所有层面布置了代理人，通过与宣传部门合作，已经逐渐建立起了引导公众舆论的机制”， 踌躇满志之意溢于言表：其让人惊骇不已之处即在于此。
    这样的全覆盖的维稳管控，就必然急剧提高压制成本，成为政府不堪忍受的财政负担。
    据2010年财政部向全国人大呈交的《09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今年预算草案》报告，2009年度全国公安支出达到4720亿元，今年将再增8.9%，增幅超过国防开支预算，将达到5140亿元，和国防开支相差无几。一些省份，如辽宁省，政府竟然要花费预算的15%来保持对局势的控制。据估计，中国约有2000万公安及100万武警，还有约400万各类保安。按照13亿人口计算，平均每十万人有1615名警察，警民比例为千分之16.1，远远超过了日本（千分之2,23）、朝鲜（千分之4.18）和以色列（千分之4.71），为世界之最。 这都说明，中国事实上是一个警察、特务统治的国家。由最高领导人直接掌控的国家安全部门抓人不需要任何程序，甚至也不通知上级领导机关，完全成了一个独立王国。而且这些年还出现了警察、安全部门黑社会化的倾向，雇用一大批黑社会打手和黑公司来对付维权者和不同意见者，“用下三烂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公民”，这也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正如网上一篇文章所说，事实上今天中国虽然民众有诸多不满，但政治局势并没有执政者想象的那么严峻，最高当局却在莫名其妙地升级对反对派的打压。利用迅速形成并膨胀的秘密警察，对一些不满的声音的压制已经超过了改革开放后的任何时期，甚至超过了“六四”以后。 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我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里，对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教训有这样的观察与总结：“八十年代初期、中期，由于顺应了民意，作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及时支持、引导了农民的改革实践，因此，在上下结合的努力下，找到了适合国情的以农村改革为支点的中国自己的改革和发展道路，从而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改革和发展。但在八十年代末，由于违背了民意，作出了错误的战略决策，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积极参与民主运动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私营企业家、工人和市民，血腥镇压下去，将政治体制改革扼杀于摇篮中，使中国的改革畸形化，造成了新的两极分化”。今天的中国，又面临着“向何处去”和“怎样走”的问题，“而中国的老百姓也以自己的实践作出了回应”：“方兴未艾的三大民间运动：维权运动，网络民主运动和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自组织”，已经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要求维护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发展权利，要求政治的参与权、监督权，要求宪法规定的思想、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罢工、集会自由，以此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今天的执政者正面临严峻的考验：是吸取1980年的经验，顺从民意，尊重群众实践，支持和引导民间运动提出的诉求，实实在在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还是重蹈1989年的覆辙，将动力视为阻力，借‘维护稳定’之名，对三大民间运动严加防范，对民间维权人士，网络积极分子和民间自组织的组织者（他们本应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依靠对象）进行围堵与镇压？战略决策的正确与错误，将决定中国的命运。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 ——现在看来，决策者完全无视历史的经验教训，正在作出错误的选择：这正是当下中国最令人担忧之处，真正的危机所在。
   
     （二）
   
    处于中国社会中间层的知识分子，在2010年，也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如前文所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以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向何处去”和“怎样走”的问题。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口，各个利益群体都会提出自己的要求。在这样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发生大分化，乃是必然的。
     仔细考察2010年各类知识分子的言行，可以发现以下不同的倾向。
   
     一，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刘晓波因为发起和推动零八宪章而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自然是一次向国内及国际社会显示自己的存在与力量的时机。而像我这样的未参与签署，却对中国的专制体制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对此也是持欢迎态度的。尽管我并不赞成放大刘晓波获奖一事的意义与作用，在我看来，中国的民主运动主要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我对中国政府对签署者近乎疯狂的围追堵截、严控，也依然极为惊诧与愤怒。而他们所作出的回应也是自显其丑：新华社所发表的署名文章宣布他们的“民意调查”：据说有“77.1%的受访者不知道刘晓波何许人也。近75%的受访者认为诺委会是‘向中国施压，试图让中国接受西方的政治体制’”。 既不知道刘晓波（由于中国政府一贯的封锁、打压，这是可能的），但又怎么会把刘晓波与西方政治体制牵连在一起呢？这不过是专制体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意的惯技重施而已。
    但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要面对海外异见人士的批判与压力。于是，就有了《反对刘晓波获诺贝尔奖的公开信》，宣称中国异见人士中分为“抗争派”与“合作派”，“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极权专制统治？”《公开信》因此批判刘晓波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里对“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和大陆监狱“柔性化的管理”的肯定，认为“刘晓波的被捕再次说明，认为中共会自行改良、和平转型成为民主制度的幻想彻底破灭，也说明了刘晓波的劝说和谏言之路是完全走不通的”。
    以后，又有由波兰转型时期的代表人物、“自我克制的革命”理论的倡导人米奇尼克来中国和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维权人士对话，而引发的一场争论。据说北京对话的主题是“分享波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联合、非暴力与和解”，米奇尼克介绍的波兰经验，最主要的是：“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实现非暴力转型”。应该说，这也是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观愿望与追求。徐友渔在代表零八宪章签署人领取捷克人权奖时，曾明确表示：“《零八宪章》不是政治反对派的宣言”，“我们极尽全力争取和政府对话。在这方面，等待和劝诫是必要的，我们既不缺乏勇气，也不缺乏耐心”。徐友渔在《回到政治协商》里，对刘晓波的言行作了这样的辩解和说明：“刘晓波博士始终生活在严密的监视之中，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人们读到的刘晓波的大量文章，实际上也是经过了某种放行，是被允许和得到容纳的。因此完全可以说，他的言行不可能违反现有法律，必定是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否则他的写作早就中断了”。 徐友渔的这一分析，是可以用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宣言，以及他寻找与肯定现政权的每一个“进步”的努力，来证明的。这都显示了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意图：希望自己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并得到党内改革派的支持，以便和政府进行对话，协商，以至谈判。《零八宪章》的发起与签署，就是建立独立政治派别的关键步骤，刘晓波的获奖，就意味着一种国际承认，意义自然重大。但他们同时又一再宣称自己并非“政治反对派”，实际上是希望扮演“诤友”的角色，这也是一直被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视为“精神导师”的胡适当年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下的选择。既希望成为独立的政治派别，又想充当诤友，这样的选择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而且必然要承受两个方面的压力和反对。执政者的一党专政的逻辑是党必须是唯一者，是绝不允许独立的政治派别的存在的，这就是不管刘晓波和他的同志怎样宣称“没有敌人”，当局却是实实在在地将他们视为敌人，而予以无情镇压的。另一方面，他们的“诤友”立场，也就必然遭到明白宣示自己是“政治反动派”的“异见者”的尖锐批判。于是就有了何清涟的《他人的经验和我们的现实——有关米奇尼克中国对话的几点思考》。她首先指出：“正是在知识界、工人和天主教这三者的合力推动之下，波兰最早实现了由共产极权转入自由民主的伟大变革。但这些因素在当今中国全数缺位。中国没有能影响大部分社会成员的宗教，知识界的主流已成为政权的同谋，现阶段的工人‘运动’只是为了加薪等有限的经济目的聚集抗争”，“中国民间社会如此弱小，根本无法凝聚成任何让政府感到威慑的力量”。而在她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权力阶层是最自私，最没有人类意识、最无现代政治理念、最无能，因而最喜欢用嘴凶残、最简单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群。因而对他们不可抱有希望”。她因此提出警告：不顾中国现实，简单搬用东欧经验，“在亚洲很容易变成犬儒主义”。 在随后发表的刘荻的《如何理解中共》里，对何清涟的意见作出了回应。她指出，如果“把中共当成一种不受客观规律制约，不受环境影响、全知全能而且邪恶的超自然力量。在这种超自然力量对策淫威下，个人无论怎样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那就只有两种选择：或“等死”，或“指望另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拯救自己”。这样的表达或许并不准确，但也是说出了大陆专制体制的反抗者的某种困境的。她强调，“中共内部的实用主义者虽然没有理由追求民主，但出于实用主义考虑，却有理由与民主反动派达成妥协”，“我们要做的就不是要痛骂对手，而是努力创造条件，迫使对手和我们妥协，而不是进行镇压”。她的结论是：“有没有党内改革派并不重要，有没有党外反动派才重要。或者说，有了党外反对派，自然就有党内改革派。党外反动派是党内改革派出现的前提，而不是相反”。 ——这场争论，至少揭示了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体制反抗者的某种困境，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争论中却掺杂着争夺话语权和道德制高点的因素，并多有意气用事，人身攻击的言词，这倒是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共同的积弊，下文还会有讨论。
   
    二，2010年4月，被认为是所谓“新左派”领军人物和理论家的汪晖发表了《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汪晖是2010年的舆论焦点人物，但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所谓“抄袭门”上，对他更具实质性的言论、观点却少有关注，更无讨论与论争，这也是反映了中国思想界、舆论界的某些问题的。汪晖的文章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对“中国20世纪最为独特的经验”的总结。他总结了四条：1，中国具有“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发展道路，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的主权地位”；2，中国共产党具有“路线纠错机制”，“理论论辩，尤其是公开的理论论辩，在政党和国家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中国革命和建设使“农民阶层获得强烈的政治意识”，并具有“新的社会主体性”；4，“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致力于缔造一个代表大多数和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国家”，“在市场条件下，它反而比其他国家形式更加脱离利益集团的关系”，基于这样的判断，汪晖基本认同北大教授姚洋的观点：“中性政府或中性国家”是“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前提”。——以上四个方面，在我看来，除中国的独立自主性这一点，大体有事实的支持，其余三条都与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以及真实地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普通人的实际感受，相距甚远。中国共产党真的具有“纠错机制”吗?1959年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后期，1989年“六四”，大多数民众，党员，干部，以至党的高级干部，都认识到了决策的错误，为什么得不到纠正，像“六四”的问题至今也没有纠正？中国的农民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中国，以及改革开放的中国，以至今天的中国社会里，真的具有“社会主体性”吗？为什么要回避中国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是付出最多，获利最小，处于被掠夺的地位这一基本事实？中国的国家和政府真的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吗？这是一个欺骗性的宣传，还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中国的党和政府真的是“中性”的，和利益集团脱离的吗？其实这些不顾事实的粉饰之语，汪晖自己也未必相信。他在下文就承认：“如何让国家及其公共政策代表广泛的利益，而不是被极少数利益集团所操控，已经成为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那么，什么国家“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是“中性”政府的大言、谎言，就不攻自破了。为了弥补理论与事实分裂的漏洞，汪晖又提出了他的“政党国家化”论，据说“在市场社会条件下，国家机器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就必然“与特定利益关系相互纠缠”；而“由于政党相对远离经济活动，反而能够相对自主地和‘中性’地表达社会的意志，例如反腐败就主要依赖政党机制的有效实施”。如此离奇地将中国的现行国家体制与中国共产党分离开来，就完全遮蔽了中国的“党国”体制（党即国家，党对国家不受监督与制约的绝对控制）的一党专政的本质。汪晖也谈到了“民主”，他强调的是“政党体制的民主”与“新时代的群众路线和大众民主”，他也承认，当下中国“工人、农民和普通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参与没有足够的空间和保障”（这和他所说的中国农民的“社会主体性”恰恰又是矛盾的）， 但他却回避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这样的参与公共生活的民主权利的缺失阻力在哪里？难道和他竭力赞扬的“政党国家化”、党即国家的体制，没有关系吗？于是，我们发现，在汪晖所有的论述里，都回避了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权贵资本阶层？有没有两极分化？权贵资本阶层的形成与膨胀，两极分化，和中国历史（毛泽东时代）与现行国家体制、党的体制有没有关系？汪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要为所谓“中国成功模式”提供历史与理论的依据，但他所概括的“具有纠错机制”，并能“有效”地“反腐败”的党的体制，“中性”而又保障了农民“社会主体性”的国家体制，不但没有事实支持，而且还形成了对当下中国现实的一些最基本问题的遮蔽。
     2010年，“中国模式”始终是一个言说的热点，汪晖的理论之外，最受热捧的是被称为“海外著名学者”的张维为的高论。媒体对他的介绍就很有意思：“19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翻译，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所说两点都极具新闻性。据说他的观点最“有力”之处，在于他走访一百多国家得出的结论：中国发展中最受质疑的腐败、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差距大这三大问题，西方国家发展中也遇到过，相比之下，中国还算好的呢。这样的腐败、污染、贫富差距“必然论”，多年来就是主流经济学家为现行体制的辩护词；而这一回“外国也有”的逻辑则颇有些滑稽。其总结的“中国模式”也并无新鲜之处，无非是中国党“代表人民总体利益”，中国政府是个“强势政府”，也即这些年所谓“新左派”一直在讲的“强权为民”。
    2010年，中国一部分“新左派”的一个新动向，则是自觉地要充当执政者的“智库”，这是他们越来越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结的一个必然选择。其实早已有了动作，不过2010年又有了“中国智库要提升国际对话能力”的新话题。这自然是要向国际“输出中国经验”，以“引领世界新潮流”的冲动所致。据说“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在‘言’和‘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卓越，但却往往表述不出来，这就需要提升中国智库和国际对话的能力，能够把自己的行动转化为科学语言和外交语言，并通过学者宣讲出去，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也会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这样，这些学者就终于找到了国家意志“宣讲者”的新角色。在随后的中国学者与欧洲学者的高层对话里，一位著名的“新左派”学者公开为“六四”屠杀辩护，其“理由”也是“西方也有”，就是一次出色的表演。前文讲到中国的某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谋求“诤友”地位；现在我们又看到某些“新左派”知识分子又在起劲地扮演国家“智库”和国家意志宣讲者的角色：这都是很值得注意的新趋向。
   
    三，毛派这些年一直都很活跃，2010年又有新的表现。
    首先是宣称成立于2009年8月的中国工人（共产）党，于2010年5月宣称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再一次重申他们的“无产阶级两党制”的主张：“无产阶级两党制不同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多党制的轮流做庄。无产阶级两党制具体表现在无产阶级两个兄弟党之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决不以执政参政为目的的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性质”，据说这样就一举解决了“一党独裁”与多党制混乱的矛盾，可以由此建立“人民群众有序、法制、组织化地对无产阶级执政党的监督机制”。为此，会议重申“坚强团结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创新，努力帮助兄弟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为建设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宗旨，同时又坚持自己的批评立场，强调“毛泽东思想是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目。只有纲举才能目张；如果纲目并举，甚至目举得比纲还高，就会思想混乱；如果废弃了纲，就会亡党亡国。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因此，对当局不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而表示强烈不满，为此还因胡锦涛在新年致辞中未突出毛泽东思想，违反了宪法而上告法院。他们的另外两个批评重点，是强调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要区分“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单纯从提高社会生产力方面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往往容易滑入‘唯生产力论’的泥潭而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相混淆。这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最大误区，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众多错误、失误和缺点的根本原因所在”。——我自己在阅读中国工人（共产）党的文件时，很为他们的虚张声势而吃惊，例如断言自己的《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论》是“一篇目前国内不可多得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必将会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宣称他们的主张“受到了国内外及各阶层大多数老百姓的普遍欢迎”等等。 这都有文革遗风。我甚至怀疑这个党也并非实体，是网上虚拟体；不过，也是反映了一种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潮，故作摘录。
    另一些毛派，在2010年的一个大动作是猛批温家宝。在一篇《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里，指责温家宝令“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产生更大影响”，“庸俗发展观造成更大危害”，“卖国求荣的犯罪行为更严重地发生”，“赵紫阳集团的气焰更加嚣张”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更大损害”。 显然是将温家宝视为毛派心目中的党内外的“右派”总代表，总后台；而他们加于“右派”的罪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外，又加上了“卖国求荣”，而且依然是打着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旗号：这都是“老左派”的旧话重提。比较吸引眼球的，是这些年非常活跃的新毛派张宏良提出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论，但已经很难说是认真的批判，不过是文革中的“影射史学”的再现罢了。
     值得注意的，倒是张宏良2010年10月16日在乌有之乡的演讲：《当前政治形势分析》。其引人注目之处有四。其一，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判断：“世界进入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的历史转型期”，“大众政治革命大潮正在兴起”，“今天是大众民主与精英民主之间的斗争，指导这一斗争的，只能是毛泽东思想，并且主要是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只有中国能够带领世界人民走向大众政治时代。中国在客观上成为全世界大众政治文明的革命中心”。其二，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中国已经进入巨变前夜”。据说有三种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稳定派”，“只要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稳定发展，不管姓‘资’姓‘社’，可以选择任何航道”；“改航派”，“要求改变航道，走共同富裕和自主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沉船派”，要“推翻共产党和解体共和国，尽快沉掉中国这艘大船，实现建立‘中美国’的最终目标和家族资本的永久安全”。在张宏良看来，“普世价值派”就是“改航派”( ?“沉船派”)，是“中国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治势力”和主要危险，他们配合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包围，企图在政治上瓦解中国，建立“中美共治”中国与世界的政治体制，不仅是出卖民族利益，而且要“灭绝中华民族”，中国的“精英集团”已经成了投靠帝国主义的“汉奸集团”。因此，现在的中国，“矛盾的总爆发和政治大决战已不可避免”。——可以看出，张宏良所确立的国内目标：打倒投靠帝国主义的精英集团（普世价值派），国际目标：使中国成为“全世界大众政治文明的革命中心”，都是当年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再版，他所说的“政治大决战”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演讲结尾，就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召唤：“一旦美国支持中国普世派发动街头政变，立即夺取普世价值派控制的所有领域”。据张宏良描述，普世价值派已经控制了中国的媒体资源、金融资源和行政资源；那么，他所谓“立即夺权”也就意味着全面夺权。而且说：“不要怕街头革命，中国人民是街头革命的老祖宗。世界进入街头革命的时代，是由中国文化大革命开辟的”。
    张宏良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有二：一是“三结合”：“把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运动结合起来”；“把中国共产党的新生和中国人民大众的新生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绝不能丢，中国共产党已经和中华民族的理想主义、奋发向上等积极因素融为一体”；“把思想解放运动和东方文化复兴结合起来”。二是“大众民主”：“什么是人权？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是当今中国最基本的人权！什么是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就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自由！什么是民主？造反有理就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民主！什么平等？废除权力世袭制和资本世袭制，就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平等！” ——这依然是文化大革命的呼唤。不可忽视的是，这样的呼唤对一部分不满意现状的年轻人，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的。
    但张宏良在原教旨主义者的眼里，却是地道的“修正主义者”。于是就有了署名“马门列夫”的《张宏良先生在修正主义路线上越走越远》的檄文。批判者的基本立场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这样的观念出发，张宏良大谈“人民社会”、“大众民主”，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断言世界进入“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的时代”，就是否认“中国兴起的是二次社会主义革命，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兴起的是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否定暴力革命是典型的修正主义”；鼓吹“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否认“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生产方式”，“核心是哪个阶级的所有制，离开生产关系、生产方式讲‘经济中心’‘民生重点’，不过是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和唯分配论的骗人伎俩”；“对‘共产党’必须进行分析：是毛主义共产党还是修正主义‘共产党’”，张宏良所要维护的“修正主义‘中央’就是中国汉奸势力的司令部”，张宏良的“官民联合”反“富人”和“洋人”，“党群一体化”，就是“只反贪官，不反修正主义”。结论是：“对‘毛派’也必须进行阶级分析”，“毛主义对修正主义的胜利逼着修正主义也装扮成毛主义”，张宏良“越来越背离毛主席路线，在修正主义路线上越陷越深”。而真正的毛主义者的任务则是“结束修正主义路线，回归毛主义路线，重建毛主义共产党，重建无产阶级专政，把中国推进到成熟的公有制的知识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
    张宏良则回应以“反革命托派”和“反革命汉奸”两顶帽子，加上两大罪名：一是“打着诸如‘反对修正主义’等抽象旗号，在客观上配合美国国家恐怖主义和买办汉奸势力”，“左右合流,推翻共产党”，“从事肢解中国和灭绝中华民族的罪恶活动”；二是“假借‘反皇帝，反复辟’的口号，叫嚣要恢复苏联式社会主义”，“从另一个极端，配合普世价值派妖魔化社会主义”。
   
    四，党内民主派。
    党内民主派在2010年的主要动作，是由李锐（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杜导正（原新闻总署署长）、李普（原新华社副社长）等领衔，发动《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签名运动，其主要诉求是要求落实宪法35条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自由。其一，是制度上的落实：“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由主办单位独立负责；真正落实出版单位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从中宣部直接控制媒体相对独立，从‘党的喉舌’转变为‘社会公器’”；其二，从法律上落实：“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取消（由党政机关）预审制，改行追惩制”；其三，从经济上落实，逐渐实行“报刊民营化”；其四，在政策上落实：“取消限制媒体跨省进行舆论监督的禁令”，“网络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删除网贴和跟贴，取消网特，取消‘五毛党’，取消对‘翻墙’的技术限制”，“允许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澳门的书籍、报刊在大陆公开发行”。最后是“转变各级宣传部门的职能：由制定多少个‘不准’，转变为保障信息准确、及时、畅通；由帮助贪官污吏压制封锁批评揭露的稿件，转变为支持媒体对党政机关发挥监督作用；由封报刊、撤主编、抓记者，转变为对抗强权，保护媒体和记者”。——应该说，这是真正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制宪民主的关键一步。当局当然不会接受，但民间的动员毕竟已经开始了。
     被视为党内民主派的喉舌的《炎黄春秋》2010年9期发表了刚刚去世的原中宣部长朱厚泽的遗稿《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文中谈到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说“我们一些老同志一起议论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改革开放就是要回归人类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朱厚泽文章最后提出了他的“五个一般”：“现代市场经济一般”，“民主法治国家一般”，“公民社会一般”，“现代科学技术一般”，“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荣的人文精神一般”，这大概也就是党内民主派对具有“一般”意义的普世价值的一个共识吧。
    2010年7月，这些年颇为活跃的杜光，发表了一篇文章，大体可以代表党内民主派对当下中国政治形势的一些基本分析和基本立场。文章引述了杜导正的一个分析：“我认为中南海是两种主张，两个力量在那里较量”。杜光分析，一个是“主张保持现状、腐败透顶的权贵集团”，“目前正主导着大政方针的决策权”，一方面和“遍布各个层面的大小权贵”，狼狈为奸，另一面又和力图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毛左派靠拢、合流，构成了当下中国的主要危险。但党内又存在“主张改革开放、开明健康的进步力量”，温家宝就是这样的健康力量在最高层的代表。尽管进步力量被排挤而日益边缘化，但毕竟表明“这个政党不是铁板一块，也绝不是没有完善化、民主化的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摧毁、代替共产党”的情况下，“期待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不能不承认这个政党的领导”。“真正忧国忧民的人士，应该超越反共情结，正视当前的中国现实”，团结“在朝在野的所有主张改革和民主的人士”。 ——这样的挺温立场，自然为激进派所不能接受，称他们为“救党派”。但更多的人是把他们尊称为“两头真”的老人。
   
    五、        关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古典主义（保守主义）思潮，在2010年也有新的发展。由于手头没有具体材料，不能作详细引证，只能引述许纪霖先生的概括性分析。在《矛盾体——<另一种理想主义>自序》里，许纪霖首先提到王晓明的一个观察：“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时候，大家都在谈‘人’，关键词是‘个人’；九十年代随着阶级的重组和分化，核心词变为‘阶层’；这几年则转移到了‘国家’”。2010年摩罗因《中国站起来》一书而引起争议，就是因为他从八十年代的“个人主义”转到今天的“国家主义”，人们觉得转得太快、太陡，难以理解和接受，其实这样的转变是自有逻辑的（许纪霖先生对此也有精彩的解读），而且是反映了时代思潮的一个变化的。摩罗一书的核心就是要推出“一批维护国家利益，谋求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发言权和主导权的知识分子”，以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未来的。正如许纪霖先生所说，“民族主义要求民族的崛起，这无可非议”，但“国家主义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的强盛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目标”，“把国家作为自身的目的”，这就有了问题。特别是把这样的国家主义观念，置于现实中国的政治环境下考察（这正是摩罗忽略以至回避的），就不难看出，所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就会成为对执政者要求牺牲个人的利益以服从国家的利益（如各地不断发生的强行拆迁事件），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迫害不同意见者（如对刘晓波的判刑等等）这样一些国家恶行的辩护，至少是一种遮蔽。而要求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权”，则表现了2010年代中国新国家主义的对外扩张性，即是说，不仅要维护国家利益，而且要引领全世界。摩罗在他的书里，就毫不隐晦地表示赞同《中国不高兴》的意图：“中国必须成为世界老大”，要以中国的原则“负责全球资源的管理和合理分配”，据说只有以中国的“主导”代替西方的“主导”，“地球及其人类才有远大前程”。 ——正如许纪霖先生所分析，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反映了从“被动反抗”到“积极崛起”（其实是一种“主动进攻”）的心理和态度的变化。
    这也是近年兴起的古典主义（保守主义）思潮的新特点。如许纪霖先生所说，九十年代初的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家“并没有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而是寻找两者的接榫点。他们与激进的启蒙者一样，认同现代性的普世目标，只是要寻求普世现代性中的中国特色。而这一特色在他们看来正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提供的”。而“今天所出现的古典主义，完全不同。他们不再承认现代社会的正当性基础，古典传统对于现代性而言，也不再是实现特殊现代性的本土资源，而是倒过来，试图用回到古典的方式重新奠定现代社会的正当性，创造反现代性的另类现代性”，而且要以此对抗以至取代西方现代性，成为新的世界普世价值。这样，就必然导致“古典主义（保守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结盟”。而如前所说，当今中国的一部分“新左派”是以作为国家智库与国家意志宣讲者作为自己的追求与新定位的；那么，“激进的新左派思潮与保守的国家主义思潮其部分代表人物有结盟的趋势”，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这里所说的“新国家主义”、“新古典主义（保守主义）”和“新左派”三者的结盟，是很值得注意的。所谓“结盟”，更准确地说，是新古典主义（保守主义）和新左派向国家主义靠拢，越来越具有国家主义的色彩。如果联系前文所分析的毛派或与执政党“肝胆相照”，或鼓吹“官民结合反富人和洋人”，以至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充当执政党“诤友”的主观愿望，等等，都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向国家和执政党靠拢的趋向，国家主义逐渐成为主导性倾向和主要危险，绝非偶然。
    这背后的背景与原因是复杂的，需要作更具体的分析与讨论。我想到的有三点。这首先和中国的“崛起”，即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有人认为是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似乎“一枝独秀”这样一个大环境、大背景有关。本来，由此而激发起民族自信力，是自然的，而且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有着根深蒂固的“中华中心主义”传统的中国，却极容易导致国家和国人心理的自我膨胀，问题是本应起到清醒剂作用的知识分子却在其中起着“助其焰以求私利”的作用。在所谓“中国崛起”的同时，从2008年举办奥运会开始，中国党和政府建立与强化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政府越来越强势，对社会的控制，民间组织力量的打压，以及对独立知识分子的迫害，越来越肆无忌惮，在这样的日趋严峻的政治、社会生态下，相当部分知识分子按照“趋利避害”的本能，趋向党、国家与政府，是可以想见的选择。这里还有一个“趋利”的问题。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执政者越来越自觉与有效地对知识分子实行“收编”的政策。在中国的条件下，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化并没有像许多人预计的那样，加强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和对专制体制的反抗，反而安于在专制体制下分得一杯羹的现状。这些年，知识分子中实际弥漫着一股虚无主义、市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潮与风气，都需要国家、政府、执政党的庇护与支撑。知识分子的主流和国家、政府、执政党越来越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
    问题的严重还在于，即使是依然坚持反抗立场和行动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在极权体制的越来越严密的控制，越来越严厉的打压下，基本上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的，有组织的力量，面对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唯一者”的执政党，就只能寄希望于党内的改革力量。于是，我们又发现，在2010年的知识分子的分化和意见纷纭的论争中，其实都有党内斗争的背景，或者说，有一个对党内斗争前景的想象与期待，具体地说，实际上是围绕着两年后中共十八大要实行的领导人的换班来展开的，径直说，知识分子中的各个派别都期待在党的最高领导层找到代表，以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如部分自由主义者和党内民主派都支持温家宝，希望出现像他那样的开明的政治领导人；而新左派中的某些人，以及某些毛派，则力挺薄熙来，等等。这大概也是异中之同吧。
    另一个异中之同，是几乎每一个派别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思想观念，绝对化，唯一化，仿佛真理在握，而将一切不同于己的观念、主张妖魔化，视为最主要的危险和敌人，动辄以“反革命”、“托派”、“汉奸”、“鼠辈”、“走狗”-------等等恶名相加，必置之死地而后快。这背后的思维，是非此即彼，非对即错，非革命即反革命，自己党同伐异不说，也要求别人跟着站队。面对这样一些气壮如牛的言说，我常常感到困惑不解：中国的问题本就极端复杂，又与更加复杂的世界的问题纠结一起，难道真的有人手里有一个现成的，完美的解决之策吗？如果承认一切都还在探求、摸索之中，就应该对自己的想法、做法，有所质疑，更欢迎他人提出批评，对他人的不同于己的想法、做法，在提出批评、商榷的同时，也还要有所吸取，借鉴和兼容，习惯于在对立物相互渗透、补充中得到发展，这才是科学的理性的态度。记得在1989年3月，我在一篇文章里表达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现在又处于历史的转折、过渡时期，各种选择相互争论已经到处可以听到了。我们或隐或显地看到了独尊自我，罢黜异己的阴影在晃动，也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隐忧：会不会有一种或几种力量突然宣布自己的选择‘百分之百正确’，其余的选择都不允许存在呢？尤其是掌握了权力的知识分子，会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将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实际解决’呢？知识分子相互残杀的历史会不会重演呢？”这些话不幸而言中：三个月后，发生了“六四”大屠杀，一些知识分子也参与其间，对自己的争论对手大打出手。而我在今天的中国，仿佛又感受到了当年的某些气氛，不免产生“杞人之忧”。而且我在那篇文章里发出的警告：要警惕某些知识分子的“好独断，喜定于一”的“酋长思想”和“嗜杀”对手的“帝王气”与“流氓气”，恐怕还没有过时。
   
     （三）
   
    终于要说到2010年的中国上层斗争。——尽管中国的上层，尤其是最高领导层，依然处于不透明状态，这是极权体制的最大特点；但2010年的某些迹象，却让世人对上层的矛盾与斗争有所窥见，可以说是“偶尔露峥嵘”吧。
    首先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几次大谈“政治体制改革”。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在深圳发表《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演讲，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他强调：“停滞和后退不仅会葬送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
    ——作为了解并总揽全局的国家总理，提出这样的没有政治改革的保障，经济改革成果可能“得而复失”，最后“死路一条”的警告，是极有分量的，因此，此言一出，举国举世瞩目。以后，温家宝又在8月27日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强调“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人亡政息’”。温家宝还具体指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腐败；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接着温家宝在接受CNN专访时又大谈“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特征”，并表示：“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信念，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国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是可以想见的。民间的反应也极强烈，北京等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还召开座谈会，倡导全国范围内的“学习”。相反，官方控制的媒体则严加封锁。8月21日温家宝在深圳讲话，新华社发通稿时，竟然把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全部删去。2010年9月22日，温家宝在纽约和华文媒体及港澳媒体负责人座谈时，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与新华社通稿中再次将其过滤。有人因此提出质问：“中宣部有什么权力封锁总理的声音？有什么权力剥夺全国人民对总理讲话的知情权？”
    而且很快就有了官方媒体的有组织的争锋相对的反击。其实这样的反击在批判所谓“普世价值派”时即已开始。8月16日新华社发表讯，公布了《求是》杂志的署名文章《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宣称“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反过来证明了中国政治的成功”，用典型的“经济决定论”来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无须改革，而急需坚持。坚持什么呢？“稳定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优势”，即要坚持一党专政，以达到统治的稳定：这样，党内的权贵集团就通过党的喉舌，将自己的意图和盘托出。
    在温家宝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发表以后，《人民日报》从10月21日到11月2 日连续发表五篇文章，署名“郑青原”，即“正本清源”的意思。这是文革御用文人惯用的手法，如张春桥控制的“上海写作小组”署名“罗思鼎”就是“螺丝钉”的意思。现在旧技重演，就很耐寻味。其中《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文，是公开和温家宝唱对台戏。文章首先强调：“围绕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这就根本否认了温家宝发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整个改革有“停滞与后退”的危险的警告。其次，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三个“必须坚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其言外之意自然是温家宝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或有可能背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其三，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与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我国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适应，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决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这就简直矛盾直指温家宝了。 ——党的刊物和在任党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这样公开叫板，在中共历史和共和国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
    在此之前，10月1 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题为《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文章，提出“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主要是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看来似乎和温家宝的呼吁无关，但强调要“坚定不移”地维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也即坚持集权体制，也就实际上消解了政治体制改革。直到第二年即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里，吴邦国才公开了他的一贯的政治主张：“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说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这里，引人注目地和温家宝一样提出了“发展成果会失去”的危险，但他认为危险在于“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动摇”。那么，所要坚守的“国家根本制度”是什么呢？吴邦国也有明确的说明，这就是五个“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并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吴邦国的讲话，看作是对其政治对手发出的警告，“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这样的话，是十分严重的。这实际已经表明，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由此导致的后果是：“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的态度，就格外引人注目。人们首先注意到，温家宝和吴邦国这样公开发表不同意见，都得到某种默认，没有影响其领导地位，这在中共历史和共和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这固然表明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绝对权威的强人政治不复存在，这样的默认有其不得已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认胡锦涛本人的态度的作用。在此之前，在党内民主派和毛派的激烈论争中，胡锦涛就已经采取了“不支持，不禁止，不宣传”的对策，这一次最高领导层的争论，看来似乎也是这个对策。有人因此认为这或许是党内民主的一个新的推进；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早了一点，还需作进一步的观察。
    更重要的是，胡锦涛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回应。于是，就注意到2010年8月27日在和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会谈中，胡锦涛的一段讲话：“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不断保证和改善民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一条基本经验”。 ——把“保证与改善民生”放在突出地位，这其实是大有深意的。
    我们在前文一再提到的张宏良在一篇文章里，将温家宝的主张和胡锦涛的主张作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解读与分析。他认为，“普世价值派”（他显然把温家宝视为其代表与总头目，但未点名）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保卫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其实质是要维护“富人和精英”在美国支持下进行的私有化改革的既得利益；而“胡锦涛、习近平、薄熙来等党内领导人”则提出了“让全体中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新政目标”，“保证与改善民生”即体现了这样的目标。 ——张宏良的分析或有一厢情愿之处，但他看出了胡锦涛和温家宝对中国当下问题的对应之策的不同重点，还是有道理的。
    在我看来，这或许更是胡锦涛在寻找领导集团新的共识的一种努力。而且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他的努力似乎还是有效的。这就是酝酿很久，在2010年10月出台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草案。据说“‘十二五’改革，有‘三条主线’，即：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公共需求变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这里，温家宝认为不能再拖延的政治体制改革引人注目地又一次被搁置了。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被推到了前台，而这三大改革的核心就是改善民生。最近高干子弟张木生在接受网易记者采访时，透露了一个消息，说中央常委有一次关于如何应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讨论，“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说，改革可以缓一缓，要把解决和群众的矛盾问题，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据说吴邦国在两会上已经公开说了这样的话，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也几乎80%的重心都放在了民生问题上。 虽然这一消息还有待证实，但我以为还是有相当大的可信度的，最主要的是，它符合中国领导层的思维逻辑。对他们来说，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始终是第一位的，在这一根本利益上，党内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温家宝与吴邦国之间，是没有分歧的。作为中国的统治者，“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古训，他们是懂得的，不会忘记。这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国的经济问题。2009年官方就承认存在“通胀预期”，到2010年，就不断出现煤电油涨价，玉米、绿豆、大蒜，蔬菜、肉食品、奶制品涨价，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温家宝在年中就承认，中国“经济复苏曲折性超过预期”。 通胀危机直接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再加上官与民，商与民的矛盾日趋严重，经济、社会问题的纠结，如果不及时解决，就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信任危机。到2011年两会，温家宝更公开承认：腐败与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可能导致政权和社会崩溃的两大致命因素。而后者又是更加具有迫切性的；作为国家总理，也更难卸其责。我以为，正是这样的经济压力，迫使温家宝，以及许多高层领导最后同意将民生问题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将政治体制改革再度搁置。在某种程度上，这依然是一种“救火”，事实上，搁置政治体制改革，不从根本上以权利制约权力，触动“公权私有化”，切断背后的利益链条，民生问题也不可能解决，甚至会成为权势者在“改善民生”名义下对民众新一轮的掠夺。
    这样，“改善民生”就终于成为党内，包括党的高层各种政治派别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而且现在看来，新的两手都要硬：一面改善民生，以缓和社会矛盾；一面极度强化思想、舆论和社会控制，以维持社会稳定，很可能成为胡锦涛最后两年统治的基本国策。
    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决定任命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标志着习近平成为下一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这样，人们的注意力，就开始转向“习近平时代”。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 而且他们在这三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
    但2010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高调拾起”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 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 ——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2010年2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 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 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2010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三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这些年我在观察中国政局时，始终觉得军队情况不明是一个隐患；现在，2010年由刘亚洲等高级将领公开亮相，就让我们看到了“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说，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坏方式”。而且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军队一直是高干子弟的聚集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太子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时代，军队少壮派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军队干政的危险性将大大提高。而军人们永远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并永远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都会随着军队干政而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军国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基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中国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等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
     太子党在2011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2011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2011年4月24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而在2011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三。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三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70%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三，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1957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反右运动”，聚而歼之。
    但是，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 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
    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三十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其二，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 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100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100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 “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
    员。 或许是这样吧。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四）
   
    终于可以谈到2010年的“我自己”了。
    也还是在本文一开始就能谈到的那个座谈会上，在说了“外部的危机”以后，紧接着就讲到“内心的骚乱与危机”，说在2010年“产生了对‘面孔’的恐惧：有的原先的朋友，突然变得不认识了。在这大动荡的年代，观点的分歧竟会发展到如此地步。还有的朋友，就因为某个具体观点不同，而突然翻脸，变得那么凶恶，那么‘你死我活’。还从许多熟悉的朋友脸上，发现了让我无法理解的变形。或因背靠国家权势而趾高气昂，或以为‘真理在握，正义在身’而洋洋自得，等等等等。‘平常脸’、‘正常脸’越来越少见了，这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的不正常，导致的人心的不正常，知识分子心态的不正常。我为此而感到恐惧。我越来越害怕出现在人群中。正是在这一年，我基本拒绝外出，也尽可能减少社会活动，关在家里，做自己的事。当然，我的本性决定了，我依然紧张地关注、思考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社会的，学术的，政治的一切，我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但我确实越来越不合群了------”。
    这里所说的和“原先的朋友”的分歧，以至有“变得不认识了”的感觉，其中就包括了摩罗与汪晖。他们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可以说是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战友”。而现在摩罗从一个启蒙主义者变成国家主义者，并对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大加讨伐；汪晖对所谓“中国模式”的概括与总结，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形成对当下中国体制问题的遮蔽，也表现出某种国家主义的倾向，这都让我吃惊，由此而真切地感觉到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大分化的严重性，而更加坚定了自己“既坚持启蒙主义，又质疑启蒙主义”的立场，而和当年的老朋友分道扬镳。但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因为推荐摩罗的书，并在所谓“汪晖抄袭门”的开始阶段为其辩护，而被许多人视为摩罗与汪晖的“同谋”，这样，就出现了我的实际立场与公众印象之间的巨大反差，这正是我深感痛苦的。
    其实，我对于摩罗的书，只是推荐，并没有发表过任何称赞的言语，并且也当面向摩罗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摩罗也因为我没有出席书的新闻发布会，而当众宣布我并不认同他的看法，我和摩罗都认为朋友间出现分歧是正常的。而我之所以又推荐他的书，除了确实有朋友之间的情感因素之外，主要是因为我认为他所提出与涉及的问题，如如何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民众与精英的关系，如何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如何评价“五四”和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等，都是当下最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我期待对摩罗书的争论，学理的而非情绪化的批判，引发深入的思考。至于我在第一时间为汪晖辩护，则是我从王彬彬的文章里，感到有一种根本否定汪晖八十年代的鲁迅研究著作的倾向，而我认为汪著正是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代表作。我从一开始，就表示汪晖并不是没有问题，只是对问题的性质，有不同于王彬彬的看法，而且表示我的看法也是可以讨论的。以后又揭示出汪晖的新问题，又有人公开辱骂我，我就再没有发言了。
    仔细想想，我的这些态度，是有我自己更深层次的考虑的。主要有二。一是我充分认识到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出现各种分歧是正常的，是需要通过理性的讨论来相互辩驳和彼此沟通的。在这样的讨论里，任何一方都不能自认为真理在握，而对方只是谬误。当然，这并不是不问是非的相对主义和折中主义，每一方都必得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批驳对方，但也要善于从对方的思考中吸取可能的积极因素，在某些方面寻找共同点，或从对方的诘难中发现自己可能存在的片面性。就摩罗和汪晖的观点而言，就其总体，至少我认为是错误的，但并不等于他们所有的分析，都是谬误的，比如我认为汪晖对中国的独立自主性的分析，就有一定道理；摩罗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批判，西方霸权主义的警惕，就并非完全谬误，他的失误在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而且尽管总体方向上彼此分道扬镳，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然可以找到某些共同点，我在汪晖的文章里，就发现了他的矛盾，比如尽管他在总体论述上强调“中国模式”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但他也承认，现实中中国工农的弱势地位，这就有了可以讨论与交流的余地。总之，在和摩罗与汪晖的分歧里，我自然会坚持我的立场，但绝不以真理的掌握者自居，更不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而愿意与之进行平等的，朋友间的讨论，以至尖锐的彼此批判。我坚信，相对正确的认识是在对立面的相互辩驳、制约、吸取中逐渐形成的，而不能由任何一方垄断。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总体而言，任何社会思潮都是反映了某个利益群体的意志，比如我就认为当下中国的国家主义是有利于独掌国家权力的权贵资本阶级的利益的，这是我要竭力批判的原因所在。但具体到个人，就绝不能简单地认为，持国家主义观点的人都是“御用学者”，“资本家走狗”；反过来也不能认为批判国家主义者，都是“汉奸”，“洋奴”，“帝国主义走狗”。在对摩罗的书的批判，以至摩罗自己的书里，就充斥着这样的彼此攻击，都是我不同意，不能接受，而要竭力避免的。我历来主张“对事不对人”，在我的公开发表的文章、著述里，一般只谈社会思潮，批判非常犀利，但尽可能避免具体点名批判。在必须注明出处时，也有意删去作者的名字。因为个体的人都是复杂的，绝不能简单地和社会思潮等同。既要坚持社会、思想、文化批判的尖锐性，又不要形成，至少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个人的伤害：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像本文这样点名辩驳，也是因为不准备公开发表。在一些人眼里，我就是立场不鲜明，甚至是与对方“同流合污”了。连我主张“讨论”也成了一个罪名了。
    这里谈到了“朋友之间的平等讨论”。这是2010年我一直紧张思考的问题：朋友之间，一旦发生原则性分歧，是不是必须绝交，视若敌人？我经常想起，周氏兄弟在和其老师章太炎发生思想冲突时，一向被认为“最温和，最宽容”的周作人写了《谢本师》；而被指为“最激进，不容人”的鲁迅，却保持了沉默。在2010年，摩罗的书一出，骂声四起，其中最激烈者，就是他昔日的“兄弟”，宣布绝交不说，还发表了严厉的讨伐檄文，说理不多，却安上许多吓人的罪名，摩罗因此受到了极大伤害。坦白地说，尽管在观点上，我可能接近摩罗的批判者，可是我的同情却在摩罗这一边。以伤害他人，特别是自己的朋友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政治正确”，是我所不取的。但这恐怕也正是我的不合时宜之处：在当今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界，“政治正确”（不管是官方的政治正确，还是民间反对派的政治正确）都是第一位的，总是要求政治、观点站队：你站在哪一边：“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以至“挺汪晖（摩罗），还是反汪晖（摩罗）？”以此决定政治正确与否，并进而作出道德判决。
    2010年，我正是在这样的站队逻辑下，突然遭遇到也是原来的朋友的“凶恶”面孔的。王彬彬（他本来也是我的青年朋友，我给他的书的出版，他的文章的评奖，都写过推荐语）公开辱骂之外，还要公开造谣，说我是汪晖一书的“责任编辑”，自然应对汪晖的“抄袭”负责，也就无权参与讨论，其实只要到出版社查问一句，就不难弄清楚，但谁也不去查证，因为已经断定我“政治不正确”了。一时间，我在许多自由主义朋友眼里，都成了“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的“历史罪人”了。——简单地将这次汪晖“抄袭门”的争论，说成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当然不符合事实，因为指责汪晖的许多学者都不是自由主义者，只是出于对“抄袭”的不满；但同样不可否认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批汪”或“挺汪”主要原因是反对或支持他的立场与观点。最后闹得势不两立，原因也在于此。王彬彬也不讳言，他之所以辱骂我，是因为我已经是“新左派”，不是“自己人”，就不值得尊重了。不认真作学理的辩驳，而企图在道德上搞臭对方，这正是我所不以为然的。我本来期待在2010年能够通过对摩罗与汪晖理论上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学理讨论，以促进对当下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但这只是证明了我的书生气：当代中国，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对重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问题进行认真的学理的研究、讨论和争辩呢？不少学者都已经帮派化了，都忙着宣示自己的“政治正确”，党同伐异已成为学界常态了。
    因此，当听到一些新左派的朋友称赞我“仗义执言”时，我也感到悲哀。由此想起在2009年我因为出席了“六四讨论会”，大受自由主义的朋友的赞赏，而新左派的朋友则颇不以为然，有的还提醒我不要成为“不同政见者”。看来，两派都把我当作统战对象，既打又骂，一切以是否符合他们各自的立场和要求而定。而这正是我深恶痛绝的：我只是我自己，不属于任何帮派。正是通过2010年的这些不愉快的经历，我进一步确立了两个基本立足点。其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立场。也就在岁末的那个座谈会上，我公开宣称，要“自觉地和一切社会的，学术的，政治的群体，保持距离。更准确地说，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保持个人思考和言说的独立性，以及随时可以介入，又随时可以退出的自由”。 其二，对自己的观点与行为，始终保持一种“反省”的态度，在坚持自己的基本立场与观点，绝不屈从权势，也不跟风的前提下，又不断质疑自己，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修正，认定自己只是真理的探索者，绝不是真理的掌握者，宣示者。因此，我对自己在2010年在摩罗、汪晖事件上也有反省：或许我不应该介入，中国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学界的问题太复杂，除了重大的原则问题非表态不可，对许多问题都是可以沉默对之，作更为冷静的长时段的观察与思考的。
    但我还是要谈谈对汪晖事件的看法。我在事件一开始就谈到要考虑八十年代的背景。随着事件的发展，特别是朱学勤问题出来以后，就更加看出，这绝不是个别人的道德问题（尽管当事人并非没有自己的责任，因为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而是存在着更深层面的问题。我对此作了观察与思考，也是在2010年年底的一个座谈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特地收在2011年年初出版的《幸存者言》一书里，这里作一个简述。我自己这一代人和五十岁上下的这一代人（文章没有点名，应该是包括汪晖和朱学勤在内的）都成长于毛泽东批判“封资修”的教育路线造成的文化断裂的时代，在知识结构上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历史要求我们和世界进行对话，回应新时代所提出的一系列的重大的问题，但我们自身知识准备却严重不足。面对这样的巨大反差，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多数已经不可能进行知识结构的全面更新，只能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内对时代提出的问题作出有限的回应。我也因此而不断反省自己的这一局限。而当时像汪晖、朱学勤这样的二、三十岁的年轻学者，却及时作了知识的更新，对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思想、文化、学术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像汪晖还进一步和国际思想、文化界对话，构建自己的体系。这都是我们这一代做不到的，他们也因此很快、很早地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权力。自命为“历史中间物”的我和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学者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应该客观地说，这一代人知识的更新，还是一种“补课”，他们对新补的西学和中学的理解与把握，许多人实际上是处于半生不熟的状态，这和他们所要担负的历史使命，以及他们的自我期许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学力与学术准备不足，学术雄心又很大，在急功近利的驱动下，就出现了今天为人诟病的曲解，套用，沿袭前人、西方学者、他学科的学者的研究成果的问题，如果不加说明，问题就更大，就有了个人的责任。但我仍然要强调，绝不能因此否定这一代学人学术上的贡献和历史作用，在当下中国学术界的重要地位。但如果他们自己对学术上的不足缺乏自省，又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学术地位和权力，就会和受到比较好的西方和传统教育的更年轻一代之间，发生冲突。前些年我在网上看见青年学者应星的文章，就十分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一次，一些击中要害的批评文章，都出自更年轻的学人之手，就绝非偶然。本来对汪晖和朱学勤来说，正是反省自己的机会。但汪晖从一开始就断定这是自由主义学者和媒体联合对自己的迫害，而沉默对抗；他的一些朋友不但不借此提醒他，反而竭力强调他的“学术贡献”，这其实都是在帮倒忙。朱学勤最初姿态很高，但当复旦学术委员会作出对他有利的判决，他又反过来要追究揭发他的年轻学者。这都反映了自我感觉过分良好，过于看重个人的地位，是一种不清醒的表现。而这样的问题又不仅出现在他们两位身上，我因此在讲话的结尾表示：“我想呼唤学术界的清醒和自觉，自我质疑和自我反省。唯有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才会有新的努力，新的开始”。 这样的呼吁也是针对年轻一代的。他们在具有胜过前代人的某些优势的同时，也是自有弱点的，但真有清醒地自觉反省的，也很少见。——顺便说一点，我的这篇讲话在南方某报纸上发表时，将我对“五十岁上下”这一代的上述提醒，作了不少删削：大概是不想过于刺激和得罪这一代当下中国学术权力的执掌者吧。
   
    最后，还是要谈谈2010年我的另外两个困惑。
    11月在台湾金门的一次会议上，我谈到一个“最大困惑”：“一方面，我的反对国家主义、中华中心主义的立场，自是坚定不移的；但另一方面，作为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又不能没有民族的，国家的立场”。我还谈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理论上的界限，似乎并不难区分；但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面对国家利益问题时，应采取什么立场，态度，就相当困难”。我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在2010年，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都出现了紧张局面。记得在2008年奥巴马上台，曾强调中美“同舟共济”的关系，美国要员纷纷来华访问，很热闹了一阵子。我在当年的总结中，就谈到了中美关系如何发展，还有待持续观察。2010年中美关系的突然紧张，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方国家一直有一个幻想，以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必然要走向自由化的道路。但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中国经济越发展，对国内的控制越严，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强硬，并有向国际输出“中国模式”和中国软实力的意图。最近几年，“中国威胁论”被普遍接受，并非偶然，自然也就会出现遏制中国的潮流。这又反过来刺激了中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2010年，国家主义思潮在中国民众与知识界里的膨胀，前文已有分析。问题是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我早在八十年代，就宣布自己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东方专制主义和中华中心主义；在我看来，2010年受到当局鼓励的国家主义正是东方专制主义和中华中心主义的集中表现，我对之是极为警惕的。但在钓鱼岛事件发生时，我就陷入了矛盾：一方面，我依然对事件中的反日浪潮，怀有警惕；但我又显然支持中国政府关于钓鱼岛归宿的基本立场，对民间的抗议，也怀有某种同情。而面对美国插手南海问题，在黄海对中国示威所表现出来的霸权主义，我也同样反感，并激发起自己内心的民族情绪，同时又不断提醒自己：不要为政府所利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只有沉默了。在2011年的中东事变中，我也是这样：既反对穆巴拉克和卡扎菲的专制独裁，镇压民众，又反对西方干预，最后也只能沉默。这大概是反映了我的既反东方专制主义，中华中心主义，又反西方霸权主义的立场吧。这样的立场，在理念的层面，是一致的，都是基于反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人的奴役和对平民生命的摧残的人道主义；但在现实政治的层面，就往往是矛盾的，因而常常无所适从。
    我过去多次说过“思想逻辑的彻底批判性”与“实践逻辑的妥协性”之间的矛盾。在2010年这样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在对执政党的态度问题上。前文谈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各派别在2010年实际上都有向执政党靠拢的趋势，对此，我在思想上是怀有警惕，持批判态度的；但在现实政治操作的层面，却又有某种理解的同情。这是因为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在中国，执政党几乎是“唯一者”，没有任何可以取代的力量。这自然是集中体现了中国体制的极权本质的，我对此曾作了持续的批判；但我们又必须正视其实际后果：如果我们期待在中国的改革中保持社会稳定，不发生巨大动荡（这是我们自己的，恐怕也是大多数老百姓的愿望），那就只有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改革。前文提到的某些自由主义者希望当诤友，一些新左派争作幕僚，都是出于这样的实际政治的考虑。2010年温家宝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自由主义者与党内民主派都立即力挺，也是出于政治家的思维与策略。我对此是理解的，但又确实担心因此会失去独立性，并有被收编的危险，我也选择了沉默静观的态度。至于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以此作为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证明，其内在的强权逻辑就更是我不能接受的。我最后选择和一切政治力量保持距离，是包含了一个自我定位的，即我只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而不是一个政治实践家。我可以理解政治实践中的妥协，但却要保持思想批判的彻底性。我也会参加一定的政治实践活动，比如2010年我就在党内民主派发起的“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宣言书上签了名，因为它符合我的理念和想法：我认为这应该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但我不归属于任何政治群体，要坚守自己思想与行动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我选择做一个永远的思想批判者，就注定了我和所有的政治实践家的关系：在反对当下中国一党专政体制上，可能会有一定范围内的合作：但一旦他们的政治理想实现，掌握了国家权力之日，即是我和他们分道扬镳之时。永远的边缘位置，即是我的宿命，也是我的生命价值与乐趣所在：想通了这一切，我反而心安理得了。
    这篇《回顾》写得实在太长，就此打住了！
   
     2011年5月1日——22日，断断续续写成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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