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辛亥革命”与“光荣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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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光荣革命”
——读李大立“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有感

文/荒原


“辛亥革命”与“光荣革命”

   一、“光荣革命”同样拥有暴力因子
   在各处频频看到有人在以英国的“光荣革命”说事，感觉英国的“光荣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有着某种天然的共通之处，有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东西，现不妨将二者做一些探讨。
   “一六八八年英国光荣革命而言，也是以议会选举的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才造成詹姆斯二世逃亡和革命成功的，虽然没有流血，但起码动用了军队和武力。之前的一二一五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和发表，也是因为英国贵族武装起义，披肩带甲进攻伦敦，才强迫约翰王签署的；其后，约翰王和他的继任人屡次反扑，国家陷入内战，经过多次战乱，君主立宪才初具雏形。又比如中国人常常奉为楷模的日本明治维新，从维新改良的开始，以及其后长达二十年的过程中，均发生过战争如乌羽、伏见之战、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等。就算是美国，也曾发生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不过他们这种革命，比之中国前后几次长达数年席卷南北的内战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李大立: 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下同)
   中国民间的中产阶级学人们所广泛歌颂和肯定的言论主流，较多认定英国的“光荣革命”是一场和平革命的典型，但诸位却忽略了“光荣革命”最终得以以和平的方式获得成功背后所实际拥有的暴力因子，即“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这个暴力威慑下所起到的巨大压迫作用，也无视其人所推崇的曼德拉、拉甘地、路德金的和平非暴力运动，是在民主和类民主国家取得成功，并且同样难免出现暴力行为这个事实。在现阶段尚处极权主义制度的中国，幻想着仅仅以“进谏、规劝”的书生文人手法，意图获取一个与“光荣革命”等同的民主果实，实在是自欺其人之举。 “吴某人的‘决不’宣言，无异给了现代改良派一记耳光，笔者希望这盆冷水泼下来，改良派应该清醒一些了。”
   世界各国经过暴力革命获得民主成功的例子还有不少，区别只在于“暴力”性质和成份多少。再以英国的“光荣革命”为例，其间也不一定一人未死一人未伤，一直是和风细雨温良谦躬让而得天下，其间种种处于暴力边缘的细节对抗和政治冷暖又有几人可知？
   后人如此认定一场曾经的革命，无非是躺在教科书上，用历史时空的宏观俯视视角轻掠而过的产物。

   二、“辛亥革命”暴力并不明显
   中国的“辛亥革命”，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武装暴动，也是一场几乎没有太多流血的“暴力革命”。在中国这个迷信于暴力的国度中取得立竿见影的成功，是在革命者前赴后继的争取和牺牲下，迫使后清统治者在压力面前不得不放弃权力而获得成功的。其背后所蕴藏着的巨大变革动力早已形成不可扭转的历史变量，其中“民心思变”是其成功的保证。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一件事情只能完成一件事情的使命。英国的“光荣革命”如此，“辛亥革命”中的武昌暴动和后清皇族退位，同样如此。
   在歌颂革命者的同时，也不得不为满清皇帝的“识时务”而折服。他们没有将一己私利与整个中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挑起哪怕是终将失败的一场垂死挣扎式的暴力抗争。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外来的边族竟然也能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好的那一部份的影响下，以“和”为贵地实行了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又一次政治禅让，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可能会从政权交替之时而产生的更早更大的全面战争和流血冲突。
   心存天下并识时务体大局，是一个好的专制统治者的必备素质。满清统治者虽然在国人眼中事事不如人，但仅就这个“禅让”动作，就足够现在的某些人学习和反省终生的了。

   三、天下大乱责任不在革命本身
   至于后来的天下大乱，不是出自于革命派与被革命派之间，而是出自满清皇族已经实行和平禅让之后的各地方军阀之间，不论其原因是源自于历史的影响还是现实的利害，但那只能说是满清之后的受权者们并没有把握好权力的秩序和规则，而引起的另一场秩序失秩时的天下纷争。但这场纷争与满清统治者无关，也与“辛亥革命”本身无关。
   “辛亥革命”打倒了旧势力，建立了新中国，却只是社会“硬件”的成功，但其“软件”建设却并没有跟上。而且在国门刚刚洞开的几十年时间内，也不可能将几千年的旧思想和旧传统改造到符合当时中国现实又能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这样一个双重高度，所以其在另一层面上的失败虽是必然的，却是无可厚非的。
   任何“革命”都有风险性和偶然性，包括和平改良，如果没有规则，同样难免会被专制者所左右。就连甘做奴才的中国人，几千年来也并不能保证自己在小心侍奉主子的同时一劳永逸安享终身。
   再拿中国当前所谓“和平时期”的国人意外死亡来看，如各种劫杀抢掠、自然灾害、政治打压和生产事故，其相对频率其绝对数量并不比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死人少，在专制暴政下所付出的社会综合代价也并不低，之所以不被人关注，仅仅就是因为一是有“主子”这根主心骨而好似不必担心会“天下大乱”，二是因为事不关己漠然处之罢了。

   四、革命之后的秩序重建
   “如果革命的目标正确，解体了旧有的专制秩序，迅速建立起民主新秩序，所谓「大乱之后必迎大治」，反而更利于迅速地实现民主宪政。中世纪以后欧美发生了很多革命，社会制度的急剧改变前所未有，但是革命的最终结果都不是独裁专制，而是民主宪政。即使有些暴力革命如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也远较中国为轻。最典型的是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美国1776年的「独立革命」，两者分属不流血和流血的革命，但都是英美两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起点。”
   “辛亥革命”引发的天下诸候划地而治，算得上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了。中国国土广阔，一旦集权消失，划地而治往往成为一种政治存在形式。所以，“辛亥革命”是因，诸候割据是果，却不是“辛亥革命”之责。也可以说，正是付出诸候割据的代价，才拥有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之后之所以出现天下大乱，一方面源自国人民主思想启蒙尚早，对民主和秩序缺乏必要的认同和遵守，另一方面则因为事发“突然”，没有能及时建立起一套合乎大众口味的民主规则，一时之间国家陷于政治真空和信仰迷雾，在更深层面的旧传统思想左右下，走向军阀割据和天下大乱，也就成为必然。决无必要和理由来否定“辛亥革命”本身的有限暴力及其积极意义，而是要反思之前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之后权力真空期的普世法则的构建与遵守。
   况且，当时中国也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已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影子政府来支撑社会危局，只是这个新政权与中国的旧传统和旧势力的权力衔接上，还缺乏一个能被众人所接受的方法和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时间过渡，在历史的文明断层中强行地进行人为嫁接，其后果自然是断裂和混乱。
   在战略层面的正确之下，战术层面的正确也同样是必要的，要不然极可能会产生反复。
   在任何革命之前、之中、之后建立必要的秩序规则，是一条必须的可行之路，只要有了秩序和规则，理性的暴力革命也并不是那么可怕。

   五、中国“天下大乱”的因子已经淡化
   中国社会经过了百多年的时间，其间有民主启蒙的种子，也有传统皇权的复辟和武阀们的纷争，但不能忘怀的却是中华民国这个从传统皇权走向现代民主社会的断代国家，虽然它在政权构建上并不成功，却不能忽略其在政治文明上对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引导和训识作用，这个过程，或许也是一种硬性的民主启蒙吧？
   这一百年最让人痛心的，是出乎国人意料之外的那一次极端思想的引进，并因此招致了中国正在萌发中的民主意识的全面大倒退和政权形态的全面复古，加之又融合了中国传统的一些糟粕，才使中国经历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文明大衰退。
   这次文明衰退，在一百年的小历史视角上看，是偶然性大于必然性，在更远的大历史视角上看，因其颇具前因后果之全，则是一种必然，也算是中国文明必须经受的一种涅槃和宿命。
   但是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民主意识已大大增强，世界的大环境已有利于民主的存在和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和保障也允许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美中不足的，只不过就是那个久居华夏故地的异教学说及其代理集团的独臂阻碍而已。
   如果有天下大乱之因，纠其根本所在，也只能是出自于此伙之手，而决无它人。令人兴奋的是，它们的暴力因子正随着其腐败的滋生和扩延，如同病毒一般，正无处不在地侵入其肌体，处在逐渐自我消磨的过程之中。在民意商失之后，做为生存依托的军队，其战斗力同步下降，虽然还可能会临死一搏，但大不了如奥运礼花般芸花一现而已，已不足以“令人生畏”了。
   社会变革是必须的，不论何种形式，皆是民间社会对执政者政绩的一个对等反应。但革命与改良究竟走什么路，早期取决于执政者，后期则呈递减趋势，其中烈度，同样如此。

   六、结语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杯用各种坏掉的原料调制出来的变味鸡尾酒，这杯酒实质上已变成一杯不能饮用的毒药。
   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很明白，他说：我们必须以专制对抗专制。
   国人虽然不再衷情于暴力革命，但不应当惧怕由专制者挑起的暴力打压。虽然不会用全面的暴力革命来换取一个没有保证的和平民主，但也不能只求“专制者自己的和平”而甘愿充当永远的奴才。有限的暴力革命并不是和平民主的猛虎，长久的暴政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
   英国的“光荣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都是以不流血和少流血为代价的“光荣”革命，一个在英国，一个在中国，它们都是被历史所永久记忆的追求自由的“光荣”。要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自由，为何不能再一次将这种最低限度的暴力革命重新“复制”，成为我们当代的“光荣使命”呢？

2009-5-3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附一：李大立：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

   今（3月21日）阅贵刋黑白先生“胡锦涛的眼泪”（以下简称该文，全文附后供读者查阅），作者提出一整套“革命是魔鬼”的理论。虽然笔者揣测作者的原意是规劝胡锦涛和中共不要错失改革良机，以免招致革命被推翻，但是如此站在独裁专制者的立场上说话实属不智。包括一些《零八宪章》发起人和签署者，且不问客观情势是否容许？执政者是否愿意改良？就一味独尊改良反对革命，近期已成一种思潮。笔者觉得有必要请全体关心中国民主化的仁人志士讨论一下，汲取历史教训少走弯路，共同探索民族民主复兴的道路。在此不辞拙劣，发表一孔之见以期抛砖引玉，请黑白先生以及广大读者指教。

   一、满清灭亡非因延误改革时机，实因死抱权力不放。
   该文中心意思是说慈禧太后反对戊戌变法，“延误了君主立宪大好时机”，“宪政追不上革命”，“迟到的改良反而会助推革命的颠覆”，“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辛亥革命”。窃以为大谬不然！笔者在讨论中国民主化道路的几篇文章中说过，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慈禧太后延误了君主立宪，而是因为满清王朝的“君主立宪”不符合人民大众强烈的民主共和要求。就拿该文提到的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来说，只要细心阅读一下它的全文，就可明白其本质不过是死抱权力不放的“假宪政、真独裁”的“延命之策”：
   清廷1908年秋公佈的《钦定宪法大纲》“君上大权”十四条：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二、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三、钦定颁布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四、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议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五、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六、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将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涉。七、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八、宣佈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九、爵赏及恩赦之权。恩出自上，非臣下所得擅专。十、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自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行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分歧。十一、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讚，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十二、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十三、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决定，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十四、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
   笔者将其归纳成：君权神授、至高无上、拥立法权、解散议会权、人事任命权、军权、外交权、戒严权、赏赐权、司法权、行政权、诏令权、自定皇室费用权、自办皇室大典权。而所谓“议会”则只有个别的“协议权”，形同虚设。
   据学者分析，当其时与欧洲各国君主立宪相比，明治宪法为日本天皇所保留的权力是最多的，共达十二项大权。满清的《钦定宪法大纲》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蓝本，但是其君权大大超过日皇。比如明治宪法规定，在议会闭会期间，天皇所发佈的紧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议会重开后若得不到议会的批准，则政府须公佈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则改为“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即议会无否决权；又比如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宣告戒严，戒严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规定之。”《钦定宪法大纲》则明确改为皇上有“宣佈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等等。
   而对於“臣民权利义务”，明治宪法共列有十五条，而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却根本未将其作为正式宪法条文，仅将其作为“附录”。还简化为九条，删去了明治宪法中臣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由”、“遵守相当之礼貌并遵照所定规程，得实行请愿”等条款。
   在这种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立宪”实际步骤一拖再拖，连以士绅为主的立宪派都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更不要说广大民众和革命派的反应了。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取信於社会各界。当年改良派所有的理论基础都建基於清政府“终必出於让步之一途”（梁启超语），可是他们的主子却令他们大失所望。梁启超1906年在日本给乃师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佔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於此间，而蔓延于内地……。”梁此信讲得很清楚，清廷刚宣佈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其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託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1907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更是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梁氏一向反对激进革命，反覆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但是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不得不修正自己的主张，因此，此话格外值得所有现今的“改良派”借鑑和重视。
   其后，虽然清廷宣佈将立宪预备期从九年改为六年，承诺提前於1912年颁佈宪法，1913年召开国会，并且公布“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时间表和路线图不可谓不详尽矣！可是，历史已经不愿意给清廷这一缓冲时间了。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违背满汉对等的原则，成立以皇族为主的贵族内阁，激怒了全国人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3日清廷公佈《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实为临时宪法），大幅削减君权，增加民权。史家评论该法已大大超越日本明治宪法，而接近英国的虚君立宪了。但是为时已晚，愤怒的中国人已不再接受，他们要求实现民主共和。
   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辛亥革命的爆发，满清的灭亡并非因为“错过了改革立宪的时机”，而是因为统治者从来就没有打算过真行民主宪政，真的还政於民。即使在国内外巨大的压力下，仍然採取拖延时间偷换内容等手法来延续其君主政体和专制统治，与强烈要求民主共和的人民大众为敌。革命者如孙中山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要革命的，他是在求见李鸿章上书进言要求民主失败，在尝试各种改良手段失败后，才转而倡导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未经人民授权，用不合法手段取得政权的统治者，他们都绝不可能主动放弃权力还政於民。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满清王朝一早就提出“十九条”，中国历史是否因此改写？笔者认为，历史不容假设。辛亥革命爆发前清廷绝不可能提出“十九条”，因为统治者所做的一切无非都是为保政权，除非万不得已（广东人说的“杀到埋身”），他们绝不会投降，绝不会放弃任何一点权力。在这一点上，中共始祖毛泽东反而有清楚的认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之不过今天的中共自己已经变成“灰尘”变成“反动的东西”、而仍然对其充满幻想的所谓“改良派”忘记了他的真言而已。

   二、中国百年来的灾难非由革命引起，实因独裁专制而致
   该文（以及余傑先生文章）另一中心意思是说，百年前由於中国人民没有“走康有为的道路”，错误地选择了革命，导致了后来的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国共内战以及中共暴政，招致数千万人死亡的连番悲剧。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因为革命推倒了清廷的中央集权，导致权力失衡秩序大乱，内忧外患乘势而起，造成巨大的民族灾难。窃以为这样从表面看问题，未免流於肤浅，革命和独裁专制以至民族灾难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如果革命的目标正确，解体了旧有的专制秩序，迅速建立起民主新秩序，所谓“大乱之后必迎大治”，反而更利於迅速地实现民主宪政。中世纪以后欧美发生了很多革命，社会制度的急剧改变前所未有，但是革命的最终结果都不是独裁专制，而是民主宪政。即使有些暴力革命如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也远较中国为轻。最典型的是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美国1776年的“独立革命”，两者分属不流血和流血的革命，但都是英美两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起点。中国近百年来的连场灾难，并非因为辛亥革命而起，实是因为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传统，造就了根深蒂固的专制文化，反而是一场软弱的民主共和（辛亥）革命无力扭转它。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辛亥革命后处强势一方的袁世凯，是一个像孙中山先生一样受过西方教育，有强烈的民主共和理念的革命者，而不是相反发皇帝梦的封建余孽，引领民众实现辛亥革命建立亚洲第一共和国的理想，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早就改写了，中国民主化就是由革命实现而不是改良实现了。
   笔者揣测，黑白先生和余傑先生们之所以得出“革命必然导致暴政，民主只有依靠改良”的结论，恐怕是只看革命在东方的结果。确实苏俄的十月革命和他的余波曾经在苏联、东欧、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和柬埔寨等贫穷落后国家做成了前所未有的暴政和灾难，但这只能说明革命在缺乏民主基础和经济落后国家所产生的结果，并不能说明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如上所述，革命在西方国家往往是达到民主宪政的捷径。笔者认为，凡是与人性相悖、倚靠武力强行改造社会、违反社会自然发展规律的革命最终都必然失败。正如戈阳女士所说：“二十世纪人类历史最大的遗产是共产主义试验及其失败。”在这个广大的试验场所中，相对比较接近西方文明的国家如苏联和东欧都已经摆脱了革命的桎梏，而更封建落后的东方国家中国等仍在挣扎之中。但是，如果革命的目标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革命就会促成社会的良性跃变。

   不久前，香港政评家张三一言先生提出一个新的看法，认为“可以不可以建立一个民主社会制度，问题不在是不是使用暴力？而在於使用暴力过程中是否出现唯一独大的势力，以及这一势力对民主的认知和认同，是否立志於建立民主社会制度？”张先生举出美国华盛顿为例，他领导独立战争取胜后，既不愿当国王也不愿当终身总统，以身作则为美国奠定了民主宪政的基础。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看，前后主宰过中国政坛的几代人物如：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蒋经国和李登辉中，也不是完全没有华盛顿这样的人物。李登辉先生就是其中的表表者，是他在总统任上，在大权在握的情况下放弃权力，开放普选还政於民的；其他如孙中山、蒋介石父子都是具有民主共和理念的人，只不过客观环境所限未能实现理想而已；其中最不堪的一个是毛泽东，他连袁世凯都不如，袁世凯想做皇帝放在明处，但他还不得不尊重国会；毛泽东虽然号称“共和国主席”，实际上却是比秦始皇还要暴虐专制的皇帝，在他二十余年的治下，数千万中国人死於非命，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
   况且更重要的是，笔者认为革命和改良、民主和专制是两对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可混为一谈。意思是革命不一定导致专制，民主亦非得经由改良取得。之不过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长久、影响深远，给中国人造成这样的错觉而已。如果放眼看看世界，近年来苏联东欧颜色革命成功，纷纷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或者看看台湾的民主化，就不会得出这样武断的结论。

   三、革命并不可怕，革命不是魔鬼
   我们探索中国民主化道路，不能光从理论出发，必须结合实际；借鑑别人的历史，还应看到中国的现实。历史表明，任何国家社会制度重大的或根本的改变，必然会引发各阶级各团体甚至各地域各民族的利益冲突，引起不同的矛盾，如果这种矛盾和冲突不能理智和妥善的解决，势必引起革命、流血和战争。事实上，世界历史上纯粹的改良能导致社会制度根本改变的事例即使不是绝对没有，起码也是极为罕见的。就拿余傑先生们津津乐道的一六八八年英国光荣革命而言，也是以议会选举的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才造成詹姆斯二世逃亡和革命成功的，虽然没有流血，但起码动用了军队和武力。之前的一二一五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和发表，也是因为英国贵族武装起义，披肩带甲进攻伦敦，才强迫约翰王签署的；其后，约翰王和他的继任人屡次反扑，国家陷入内战，经过多次战乱，君主立宪才初具雏形。又比如中国人常常奉为楷模的日本明治维新，从维新改良的开始，以及其后长达二十年的过程中，均发生过战争如乌羽、伏见之战、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等。就算是美国，也曾发生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不过他们这种革命，比之中国前后几次长达数年席卷南北的内战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我们探索中国民主化道路，还不能光看到过去，更应该着重现在。黑白先生和余傑先生们，之所以将革命看得如此可怕，除了上面所说的他们只看到革命在东方落后国家产生的结果，而没有看到在西方国家的结果之外，很可能还只看到革命在过去的中国所产生的结果，而没有设想革命在今天的中国可能产生的结果。须知，今天的中国和一百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不同了。举一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一百年前辛亥革命发生时，只有小部分中国人懂得民主，大多数并不懂得，所以才造成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失败，民主倒退的现象；五十多年前国共内战时，由於民主世界的进步，中国人可能有半数懂得民主了，可惜这半数中国人中有许多认错了方向，以为共产党才代表民主，加上还有半数愚昧无知的农民跟着共产党跑，才造成了第二次民主倒退；一百年后的今天，随着现代文明的普及，普世价值的传播，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懂得民主，所以即使是发生革命，再一次导致民主倒退的机会已经大减，黑白先生和余傑先生“改良派”们大可不必谈虎色变。
   况且，革命还有暴力革命和颜色革命之分，“苏东波”以来苏联东欧的颜色革命，既和平理智不流血，又迅速地推倒共产专制政权，国家也根本没有什么“大乱”，人民拥护新制度，安居乐业，不少国家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准。特别是罗马尼亚七日革命，人民群众奋起革命，结合党内军内的进步力量，一举推倒了东欧最顽固的共产专制政权，是我们中国人的榜样；而独裁统治者寿西斯古夫妇两人的下场，就太值得胡温等好好地思考掂量一下了。这样的革命，极短的时间内推倒了独裁专制，建立了民主制度到底有什么不好？俗语说“长痛不如短痛”，罗马尼亚人民的“短痛”太惬意了，真是大快人心！如果我们中国也能发生这样的革命，那才真是国家之福，民族之福！

   四、改良和革命不取决於主观愿望，实取决於客观环境
   其实简单地说，所谓改良就是自上而下的不断改革，而革命则是自下而上的急剧变革。如果两者都能达到民主自由、和世界文明接轨的目标，当然谁都会选择前者，因为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既能得到保障，又能实现民主理想，何乐而不为？问题是世界上有许多东西，不是你想得到就能得到的；不但取决於你自己，还取决於别人。比如说民主化，就不但取决於人民大众的愿望，还取决於统治者的态度。特别是改良，既然是自上而下，就说明主动权在统治者手中，如果统治者死抱权力不放，不愿意实行任何实质性的民主改革，“上”无动於衷，“改良”从何谈起？“下”能做些什么？难道还要年复一年、百年复百年地哀求和等待下去吗？如果“下”不耐烦无限期地等待下去，像清末那样爆发革命，就是“魔鬼”吗？既然“自上而下”行不通，为什么不允许人民大众“自下而上”呢？当大多数人民都愿意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权力去指摘和反对他们？
   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今天国内外迫切要求中国民主化的客观环境，统治者对待民主宪政的态度与百年前极为相似，中共政权和清廷同样都採用了能拖就拖，能骗就骗的“卑鄙手段”（温家宝被掷鞋时语），所不同的就是今天的世界民主潮流比百年前更加汹涌澎湃，今天的中国人民大众民主呼声比百年前更加广泛高涨：百年前全世界只有少数民主国家，今天已经有超过一百个；百年前中国民主信息的传播全靠口头和书信，今天的手机短讯互联网无远弗届；百年前大多数中国人不知民主宪政为何物？今天我们周边的许多国家已经作出示范，特别是同为中国人的台湾民主选举深入人心……可是，今天的中共政权比百年前的满清政府更愚蠢暴虐更满顸野蛮，百年前的满清政府虽则对民主化假心假意，尚能提供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可是今天的中共政权一概欠奉，对人民的民主呼声充耳不闻，吴帮国居然向全世界公称：“中国不实行多党制，不实行两院制、不实行三权分立”；百年前满清政府虽然死抱中央权力不放，仍然不得不实行地方有限自治，选举资政局和谘议院；今天的中共政权连乡村基层选举都不放开；百年前满清政府解除“庶人不议”禁令，各种报纸书刊大量涌现，今天的中共政权文化专制变本加厉，动不动就禁书封报，抓人判刑；……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一味强调改良，反对一切形式的革命，要求处於弱势的人民大众和处於强势的统治阶级“和解”，显然是睁眼不看现实的糊涂虫，充满幻想的理论家甚至是空头政治家。他们的所作所为无论出发点如何，客观上都是给专制统治者帮忙，说得严重些，有可能将中国民主化引向歧途，在纯属幻想而毫无实际操作意义的所谓“改良”、“和解”上耗尽争取民主的力量。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不外乎两种选择：鉴於中共统治者已经明确宣布“不搞西方那一套，不搞多党制、不搞两院制、不搞三权分立”，也就是说中共根本不打算实现民主宪政。我们要么一百年、一百年无限期地等待下去，永远生活在独裁和专制的黑暗的统治下；要么就奋起反抗，“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自己动手从专制者手里夺取民主权利。
   笔者在“康有为的要害是保皇”一文中说过，笔者完全赞成作为先知先觉的知识阶层，有责任去向人民大众宣传採用改良的方法达到民主的目的，但是应该宣传的对象与其说是人民大众，不如说是专制统治者，知识阶层应该向统治者在理论上文化上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政治改革，但是如果统治者冥顽不化，人民大众要起来推翻他，我们不应持反对的态度，否则就完全站到了统治阶级反民主这一边了。吴帮国的强硬宣佈，无异给了现代改良派一记耳光，笔者希望中共这盆冷水泼下来，改良派应该清醒一些了。
   笔者在“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文中说过：“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权以自己认为最恰当的方式去冲击顽固的千年封建专制，无论是革命的还是改良的，比如刘?波先生们的”0八宪章“、法轮功的”退党退团“、杨佳的”怒杀恶警“、瓮安的”火烧公安“、黑龙江的”分田宣言“、重庆的”教师罢教“、广州的”的士罢驶“、厦门的”集体散步“、地震难童家长的”集体悼念“、毒奶难童家长的”集体索偿“、拆迁户的”维权上访“……”须知历史进程的方向永远是由大多数人的意志决定的，而不是由少数人美好的愿望决定的，笔者在同篇文章里引用过张耀傑先生说的话：“每个人都有权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进步，却没有权去否定别人既有的努力和贡献。”《零八宪章》是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六十年统治下，第一次明确地全面提出自己的宪政要求，笔者希望所有中国人能够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不要互相指摘，更不要互相攻击，万众一心，用各种方式去为民主化作出贡献，我们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写於09年3月21日-3月26日）
   （首刋於09年4月6日“纵览中国”）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附二：胡锦涛的眼泪
作者：黑白

   从1949年到200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整整60年，仅仅一个甲子的时间，中国人却宛如经历了从秦始皇到满清的两千年历史：
   秦前的战国时代、五胡乱华、五代十国恰如1949前的战火连绵；而“焚书坑儒”、“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清朝文字狱，则对应着中国50年代的“反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杀人没啥不同；秦、元、明的残暴程度，基本与文化大革命不相上下；商鞅变法、熙宁变法、戊戌变法，也都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六四镇压”一样有过阵痛；汉唐盛世、康乾盛世，跟今天的“大国崛起”，恐怕也差别不大。

   如果60年共和国历史就是这样浓缩中国历史的话，今天的中共，恰如末年的满清，也在犹豫着自我改良，还是被人革命。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宣统皇帝）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回忆道，当年他6岁之际（辛亥革命之后），曾亲眼目睹了摄政的隆裕太后（他的母亲），与进宫报告革命形势的总理内阁大臣袁世凯之间，相对而泣、泪流满面的情形。
   隆裕太后的眼泪，会不会流淌在胡锦涛的脸上？
   刚刚结束的中国人大会议上，除了传诵一时温家宝沿用的古诗“莫道今年春将近，明年春色倍还人”，还有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所强调的“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它引发了海内外政治评论人士的强烈批评。其实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早已经是多年来的客观事实，今年特别借吴邦国委员长之口特别予以强调，其实是有隐衷的：六四20周年之际，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借助《零八宪章》，呼吁中国官方开展宪政改革。
   这样的民间压力，100多年前的满清皇廷也遭遇过，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之后，光绪被囚、六君子就义，康梁出逃日本，继续鼓吹变法。此段历史，恰如89学运、六四镇压，总书记赵紫阳被囚，学生领袖、六四黑手逃亡美国，继续鼓吹民运。当年的梁启超，作为君主立宪的改良派领袖，撰文无数，向国内传播宪政改革、君主立宪的理念，加之国内立宪学派（如末代状元张謇等人）的近十年共同努力，更改官制、地方自治、设立各省咨议局，直至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出炉。
   然而宪政追不上革命，尤其是在政治强人慈禧太后去死造成的权力真空局势下，立宪的努力、政治的宽松与开明，反而促进了擦枪走火的革命。隆裕太后的眼泪，恐怕既是对丢失满清两百多年江山的心痛，也是对满清裹足不前、延误了君主立宪大好时机的遗憾。
   保守者的敌人，不仅仅是改良者，还有革命者；当改良的道路受阻或延误，革命的能量就会迅速集聚增强；一旦革命成长为魔鬼，迟到的改良反而会助推革命的颠覆。清末预备立宪，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演变成“辛亥革命”的。
   革命是所有政治转型中，社会成本最昂贵、人民付出代价最惨烈的一种；因此游历欧洲文明而深谙此道的梁启超、在批评满清皇廷、推动君主立宪的同时，也以笔为剑，论战孙文、黄兴、章太炎等“共和派”革命党人。1906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开明专制论》一文，断言君主立宪式的开明专制是满清改革的一条较好的道路，为此，他提出了6条原因：
   1、中国民智未开，不宜行共和；
   2、革命后很可能形成军人专权；
   3、革命必然引起大乱，混战不已，贻害无穷；
   4、孙中山所倡导的“土地国有论”不能实现；
   5、主权分立的议会政治会导致国家机构的分离；
   6、革命会导致流血，国无宁日。
   此后，梁启超综合开明专制和政治革命的论点提出了“不能革命”、“不忍革命”、“不必革命”和“不可革命”等主张，认为革命定会导致专制、暴乱迭兴、外国干涉、生灵涂炭，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
   这些百年前字字珠玑、真知灼见的文章，深刻的预言了辛亥革命之后，百年中国的军阀混战、国共内战、天下大乱，日俄干涉和中国沦陷（前后沦陷给日本、沦陷给共产），直到现在，这些文字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100年之后，继承反帝反清革命道统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当年满清朝廷的难兄难弟：六四民主运动的血迹渐渐淡去，一群体恤民生、关注社会转型成本的知识分子，借助中国立宪百年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周年纪念，向海内外发布了《零八宪章》，以期推动中国的政治进步和宪政改革，以立宪改良、而非革命的方式，促使中国向民主宪政国家转型。
   然而，自《零八宪章》2008年12月份对外公布、宪章组织者刘晓波博士遭到中国官方羁押和软禁之后，宪章运动就受到了中国官方的严密监视和巧妙打压，成为近年来触痛中国官方最大的一件“公车上书”事件。《零八宪章》不仅受到了民众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内部开明群体的支持，党内观点的分歧，也正是吴邦国委员长在人大会议上强调“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深层次原因。
   《零八宪章》的改良与立宪群体，也正如百年前梁启超领导的改良与立宪群体那样，腹背受敌，除了官方施压以外，还在海外遭遇“改良，还是革命”的激烈论战。……历史正在重演着一百年前的一幕。
   革命的魔鬼正在长大、尚未成型，立宪与改良的时机仍在眼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两重选择：是顺应民意、开展立宪、国泰民安、中华崛起？还是助长革命的魔鬼，让后世的史书，流淌着胡锦涛的眼泪？
   ——《纵览中国》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辛亥革命”与“光荣革命”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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