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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6 21:49:49| 分类： 思想解放 | 标签：杨恒均 韩寒 李承鹏 民主 自由 |字号 订阅
关于民主素质论，民主与自由之关系等，仅过去两年我就写了几十万字，已经讲透彻了，大家可以顺着后面的链接去看看。我今天主要想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如何实现民主？是通过革命，还是改良？是要暴力，还是温和？虽然我已就这个问题论述过多次，也给人主张温和改良的印象，但如果大家注意一下我的用词与表述，就应该清楚，我从来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有些网友看出来了，不以为然，认为我在和稀泥，殊不知，这正是我这些年研究民主、传播与追求民主最有收获的部分。
毫无疑问，我的最高理想是通过温和的改良，波澜不惊，和平过渡到民主自由的政体。我甚至描述了一个让人热泪盈眶的前景：某一天，一位普通的中国人——可能就是你——起床后看新闻才发现，执政党在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与低层民众的压力下，宣布实行民主制度。听到这个消息，你稍微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挎上背包，像往常一样出门，等候公共汽车，上班去。就在你等车时，一位街道办事处的同志过来通知你：别忘了下个星期要选举市长哦（也许是总统，你没有全听懂）。你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哦”，继续去上班，下班，做饭，做爱……但慢慢地，你发现，一切都在变化，贪污腐败因为选举而大幅度减少，市长不再能够为所欲为，总统得经常出来向你解释他为什么要征税，他的老婆与孩子干什么工作……你继续上班、做饭、做爱，有时间，还依然会逛逛老杨头的博客，但你已经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就他妈的这么简单！
这个前景并不是梦，是我来往世界各地感受到的中国和世界的唯一区别。这些年我们几乎在各方面都接受了全球化，唯独在民主一事上，能拖就拖！简单的统计显示，过去50年地球上实行了民主的国家，其中有绝大多数的民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知不觉地进入到民主的时代。我希望这样的场景在中国重演，但我却依然不会也不能对革命与改良来一个泾渭分明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没有立场，更不是因为我墙头草、没有理想，当然也不是因为我搞不清这两者的概念与关系，而是民主政治300年的历史告诉我一个铁的事实：任何一个国家民主的到来，都不是靠单一的革命或者改良能够实现的！
世界上最早的三个民主国家——英、美、法，几乎都伴随着血腥的屠杀与战争，这是不争的事实。常常有中国学者拿英国的民主化来贬低法国大革命，认为温和比激烈好，但他们忘记了英国革命把国王都杀掉了，前后死的人并不少，而且，现在的英国民主就一定比法国的强？这可能是连英国人都不敢承认的吧？
除了这三个原生民主国家之外，后来民主的到来，不是伴随战争，就是依靠政变与颠覆，都少不了某种意义上的“革命”。这些都不是秘密，大家翻看一本大学历史课本，就都清楚了。1949年后，中国政府主导的宣传过分宣扬革命，伤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心与身体，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抹杀革命在世界民主化中的作用啊。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最近20多年来的民主化，血腥味越来越少，革命开始褪色，这也是一个事实。造成这一事实的主要原因是民主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优势，民主价值变成普世价值，世界大潮，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自然很多人就不愿意去阻挡历史潮流，成为历史罪人。而且，民众也觉醒了，这个尤其重要。
我曾经和网友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网友问，你为什么反对暴力？我说，民主是每个人为自己作主，如果他们不愿意为自己作主，我为什么要去搞暴力，为他们争取民主？另外一个网友紧接着问，那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呢，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呢？我说，我不但坚决支持，而且，如果我活在那个年代的话，我也会走上革命暴力之路，去争取民主。结果，网友一起问：为什么？我说，很简单，那时候，地球上没有几个民主国家，民众几乎都不知道民主的好处，你等他们觉醒，等到猴年马月？革命吧。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也可能像两千年一样，建立另外一个独裁的制度），让他们掌握、运作与喜欢，从而推广到世界各地！
这就是为什么，越早实现民主的国家，暴力革命的色彩越重，而后来的，包括苏联、东欧的瓦解，尤其是中国台湾的变革，几乎都成了改良的典范。可是，即便是改良的典范，就真的告别革命了吗？就拿世界上最和平、最温和的中国台湾来说，我们现在推崇蒋经国先生放松权力、从善如流，可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压力，没有从雷震时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们的冒死奉献，到党外人士、民进党的前仆后继，你真认为国民党会甘心放弃权力，建立一个光辉的改良的典范？如果你看看当时国民党关押了多少人，驱赶了多少人，让多少人妻离子散，甚至暗杀了多少人，你能说台湾的民主力量、党外人士与民进党当时进行的不是一场争取民主的“革命”？
还有前苏联的例子，更是革命与改良的完美结合。苏联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帝国，也是我们认为无论靠革命，还是改良都无法毕其功于一役的专制帝国——这也恰恰是当时没有一位美国专家能够预测苏联会垮台的原因，因为每一位专家都认为革命无法摧毁一个靠革命建立并在继续革命的政权，而这个政权更不会改良，他们却忘记了：革命与改良一起进行的话，哪怕都不彻底，却可以达到单独靠革命或者改良都无法企及的目标。
正是在苏联这个大帝国里，我们看到改良派戈尔巴乔夫在以改革维护党的统治，而民主派却在关键的时刻发动群众冲上街头，进行了革命和政变——虽然最关键时刻只有大约一千多人占领红场。但你能设想如果没有这一千多人，共产党的书记叶利钦有胆量站到坦克上，从改良派一步登上革命派？苏联会解体吗？——看看戈尔巴乔夫这几个月的讲话，他从来没有想过实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主。
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是革命还是改良？我会告诉你，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你是否真正希望实现民主？你的目标是不是实现民主？如果是，所谓革命还是改良，只不过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可现在的问题是，对实现一个目标手段的争论，远远掩盖了对这个目标的讨论与认识。而且，让很多根本不赞同这个目标的人跳出来浑水摸鱼，闹得不亦乐乎。
有一件让我郁闷的事就是，如果我们都有一个大目标——实现民主，我们为什么还要为如何实现来争论得反目成仇？甚至影响到对目标的认识与追求？我个人认为，有了大目标，大家各人按照自己方式方法走过去、跑过去，或者把它拉过来就行了。你可以开车不用打远光灯，并关心社会、嫉恶如仇；乌坎的民众显然一部分还没有钱买车，另外一部分即便把车灯全部关掉，土地照样拿不回来，于是他们只好采取另外的方式争取个人权利、呼吁民主。而我呢，依然每天在这里写写画画，以“提高自己和读者的民主素质”为己任……
别以为我这样选择是一种无奈，你睁眼看看当今的地球，有几个国家民主的到来，是以任何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人可能会举例说曼德拉如何和平与伟大，你知道曼德拉时代的抗争，牺牲了多少黑人吗？再说，有哪一个人成功预测了第二波民主化何时开始，第三波民主何时到来吗？有哪一个民主是一帮人讨论用什么手段并得出结论后才争取到的？
当然我不反对大家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只是反感有些要争个输赢的做派。现在让我们假设争论革命还是改良的人终于分出了胜负，结果会如何呢？让我们先假设革命派赢了，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革命？在当今世界与现实中，你连自己的家门都出不了，你真有胜算？你想发动谁，又想让谁打头阵去为你争取的伟大事业牺牲？你的那些主张而不是行动只不过给当权派以镇压的借口。
其次，让我们假设改良派大获全胜，革命派都被抓起来，或者被赶走了，兄弟，你看到地球上一百多个民主国家，有哪一个是在没有一点“革命威胁”情况下自动走上民主道路的？你丫的就别天真了，好不好？
革命与改良，在中国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可我到了西方才发现，这个问题早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你可以说他们已经不用再选择手段，因为目的已经达到，可这不过是一部分原因而已，他们尊重事实与实际情况，所以，有的等到你自己垮台，有的则会出兵，可谓暴力与改良兼及。在中国，这个却成了问题，非此即彼的问题。
这可能是我们民族在追求民主上犯下的最大错误。当我检讨辛亥革命的时候，我发现改良派没有跑过革命派，于是革命赢了。但革命赢了后，为什么不能把改良派吸收进来，融合革命与改良的力量与智慧，重建国家？历史不能重写，但未来总可以幻想吧，为什么还是非此即彼？
受到非此即彼伤害最大的恰恰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因为在这种大有你死我活的争论中，我们消耗掉的是自己。更可悲的是，一些主张革命与暴力的“民主派”，我并没有看到他们对当权者使用了什么“革命”手段，倒是看到他们对改良派不停地使用暴力的语言，招招致命（我个人就曾经是最大的受害者）；而有些改良派也好不到哪里去，没有看到他们对当权者是如何改良的，倒看到他们总是不遗余力地试图按照当权者的意愿来“改良”那些革命者。
各位，我常常怀疑这些人是否真的相信民主，以及追求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否则，他们为什么老把自己的主张与力量使错了地方与方向？难怪，最后有人得出了不言而喻的结论：哈，你们看看这帮谈论民主的家伙，看起来，还是维持现状比较好嘛。至少维持现状的话，你们就不会为革命还是改良而争得死去活来、势不两立了！
好在还有人搞得清楚，至少杨恒均搞得清楚，他的读者也应该搞清楚：我们义无反顾的追求一个公正、法治与民主的中国，我们理性温和，希望上下协力，共同让民主到来，让中国崛起，但如果总有一小撮利益集团誓死捍卫反人类与反中华民族利益的不民主制度，试图阻挡历史的潮流，我们一定会让他灭亡！
我的发言完了，如果还有不明白，求你看一下我过去一年多写的几十万字有关民主的论述，好不好？
新年快乐！
杨恒均 2011－12－26 悉尼
《一论民主：民主的优点也是民主的缺点》
《二论民主：民主与“面包”的关系》
《三论民主：富人的钞票与穷人的选票》
《四论民主：贿选的本质是官员贿赂民众》
《五论民主：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
《六论民主：民主国家为何很少出穷人总统》
《七论民主：请用选票说服我》
《八论民主：这样的民主，一定会带来混乱》
《九论民主：如何驯服桀骜不驯的网络民意》
《十论民主：请不要把追求民主的人当成偶像》
《十一论：百年困惑：民主与素质》
《十二论：民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十三论：民主与经济危机、暴力流血的关系》
《杨恒均：民主离我们有多远？》
民主的优点也是民主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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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685票 【共27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5月11日 21:15
在接下来一组《论民主》系列短文里，我将就读者来信提及的问题，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集中谈一下民主的话题。力求每篇都在两千字左右，方便没什么耐心的年轻人读完。此文章分类为：适合30岁以下人士，可以作为大中学生平时向周围传播民主的辅料，或者笑料^_^
先从一封读者来信开始。前段时间泰国红衫军上街同政府对抗，弄得泰国首都几乎瘫痪，很多读者给我写信，其中一位老读者在信中痛心疾首地说：“看到泰国这个样子的民主，我很痛心。莫非真是因为我们亚洲缺乏了民主文化，也没有民主的传统吧？把在欧洲有两千年根基的民主移植到家门口，就出问题了啊，请杨老师指定一下……”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信，不但有两千年民主根基，而且本身就是西方整个民主发源地的希腊出现了同政府对抗的群众游行示威。我想，那位读者大概不再需要我“指点一下”了。可过了一两天他又写来一封信，这次更加痛心疾首：“杨老师，看起来，你推崇的民主不但在亚洲水土不服，在民主的发源地也出现了问题，莫非民主已经走到了尽头？为什么总是民主国家出现这些问题？你能给我答案吗？泰国让我失望，希腊也让我迷茫，哪里才有希望？”
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决定要写这组小文章，所以，就不专门给他回信了。如果回信，我会写什么呢？鉴于是老读者，我也许会不客气地告诉他：金正日同志刚刚到访中国，你问一下他的专列是否还有空位？如果能和他一起回到北朝鲜，你也许能够感到某种“希望”。如果你在北朝鲜的话，放眼世界，就会发现，乱糟糟的、不和谐的事件几乎都出在民主国家，当然，相对于北朝鲜来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可以称为“民主国家”了……
过去几年，我收到的此类信件没有上万封，也有几千封，不涉及民主的大道理，也不涉及高深的理论，很多都是一些民主的皮毛与现象。然而，我能够理解，对一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都足以影响他们的世界观。考虑到这些年轻人大多没有机会生活在西方民主国家，也不一定有充裕的时间从事太多阅读，我就感到很有必要使用简短的文字把一些现象深入浅出地解释一下。
在接下来的这组《论民主》系列里，我将谈到大家口语里谈到的民主的方方面面，也算是对以前那些长篇大论民主的博文的一点小小补充，但肯定仍然有很多错漏与疏忽之处。希望年轻读者在文章后留下一些自己的观点、建议，以及提出希望一起探讨的问题。由于很少写这种短小的文章，很多问题肯定不能在一篇文章里说清楚，但如果你在留言或者信件里及时提醒，我会想办法在接下来的文章里“补课”。
大家知道，任何学术文章都有一个方法论，这组《论民主》虽然不是学术文章，也是有一些方法的。简单地说，就是大陆读者都非常熟悉的两句成语：实事求是，一分为二。鉴于我长期同时生活在民主与非民主的制度下（一年正好各占一半时间左右），我要尽量做到如实描述，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至于一分为二，我知道很多朋友对这个折磨国人很久的“辩证法”比较反感，但对任何一个事情的分析，如果能够从正反两方面入手，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在这组文章里，我虽然都会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得出我认为是正确的结论。但最终的结论，我留给读者自己做。如果大家能够有自己的结论，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已经写了一千多字了^_^！还是让我们回到那封读者来信上。泰国的民主肯定比欧美的差很多，希腊的民主也不是西方比较好的一种。一个民主制度下，民众上街游行，甚至要砸政府的大门，肯定也不是一种值得炫耀的优点。然而，这种场景却也绝不是民主制度弊端的证明，更不是民主出了问题的证据。就泰国和希腊的事例来说，或者是社会出了问题，或者是经济出了毛病，民主机制只是把这些问题反映出来了而已。这些我们下几个章节将会详细谈论到。
民主不是一个用来观赏的花瓶，也不是只能意淫而不能碰的T台上的娇柔女子。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完美的民主”虽然是追求的最终目标，但“不完美的民主”却早已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追求社会公平与经济利益的手段。当大家发现到手的“面包”有可能减少的时候（希腊），当他们发现一帮利益集团统治着国家的时候（泰国），他们走上街头，向政府示威，实践宪法赋予他们的种种权力表达意见和愤怒。这就是民主，不管你把它当缺点也好，优点也罢，这本身就是民主的一部分。
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这样的：民主制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不坏的制度。说这话的人，当然都是向往民主的人士，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民主是个好东西。可是，这两句话其实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别的，在这组文章中，我选择前一种表述，那意思有两层：民主其实也是一个坏制度——有很多缺点和坏处，只不过，当他和地球上所有其他类型（非民主）的制度相比的时候，他显然是最不坏的。
这话说起来容易，真正要实事求是与一分为二的时候，却并不轻松。民主制度如此，非民主的制度也是这样。当我们在欢呼中国特色的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承认，这话不无道理，否则历史上规模最宏伟的奥运会与世博会不可能出现在一个尚有几千万人没有脱贫的国家。如果真要以国民的富裕程度来向世界炫耀，可以说，我们扬眉吐气至少还得等半个世纪。然而，“集中力量办大事”却能让普通的中国人，包括卖鹅蛋的婆婆和洗脚的妹妹都感觉到国家的荣耀和自豪，谁能说这不是无与伦比的优点？可是，在我们承认这个优点的时候，也要认识到，在人类近百年的历史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所办的大事基本上都是以“大坏事”为主，例如斯大林的大清洗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还有一个看问题的视角。民众动不动就以宪法和民主为挡箭牌冲上街头的做法自然让人觉得不那么和谐，甚至有人说，这种做法“很坏”（影响交通、破坏国际形象和普通民众的生活）。但非民主制度下的做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生活在那里的民众，突然发现像希腊那样，自己的工资和福利要减少，像泰国那样，对统治自己的利益集团很不满意，他们会怎么做呢？
你可能也知道，向上级反映情况和上访是没有多少用处的，如果你愿意，自焚倒是会引起一些反响。当然，弄上千人一起向政府下跪也是一个新冒出来的，不过却是有几千年历史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这就是在接下来的《论民主》系列中，我们要一点一点探讨的问题，直到每一个人得出自己的结论为止。
杨恒均 《论民主》系列之一 2010/5/11
二论民主：民主与“面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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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664票 【共24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5月13日 09:00
在“一论民主”里，我们已经回答了希腊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希腊民主没有出什么问题，出问题的是希腊的经济。希腊政府要收紧经济政策，接下来要缩减工人工资，福利也要削减一些，结果一些民众不干了，于是就有一千多人上街游行，去政府和议会门前抗议，丢鸡蛋和石块，混乱还还造成三位银行职员意外死亡。
这一节，我们谈一下民主与经济，也就国家政治制度与老百姓餐桌上的“面包”之关系。我想先回到不久前写戈尔巴乔夫的一篇文章（《一位让人感动与感叹的共产党员》）。围绕戈尔巴乔夫始终挥之不去的是这样一个疑问，如果他的民主改革真的那么深得人心，为什么在他执政六年多之后，败给叶利钦，灰溜溜离开克里姆林宫？当时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他的支持率竟然跌到了10%以下。
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他吊起了民众对民主自由的胃口，却不愿意跨出最后一步。戈尔巴乔夫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民众却不知道他要把大家带到哪里去。在上台后的前五年时间里，由于锐意改革，他的声望如日中天。是他，给了苏联公开性，给了民众部分的自由。所以，当来自党内的极左派向他挑战，要夺权的时候，他说：“人民已经不同了，他们不会忍受你们的专政，同意失去自由，失去这些年得到的一切”。
戈尔巴乔夫的判断没错，然而，他却想不到，如果代表民主派的叶利钦把这句话修改一下，也是没错的：尝到了自由甜头的人民，固然不会容忍失掉这些年已经到手的，可他们同样无法容忍迟迟得不到那些还没有到手的，包括追求民主的自由。结果，戈尔巴乔夫输给了叶利钦。
上面这个说法也是政治学者与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因为他们知道，历史记录的伟人永远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人类做出贡献的（华盛顿、林肯、甘地、拿破仑、曼德拉、丘吉尔、孙中山等等），你看到多少伟人是因为让人民解决了温饱而名留青史的？
可是，现实在海没有变成历史之前，还是很“现实”的。在现实世界里，大多数普通民众更关心的永远是桌子上的“面包”，是经济。这一点我们在聪明的克林顿那里得到了证实。当他干满四年还不过瘾，又想竞选时，他遭到对手的攻击。为了回击对手攻击，他向选民喊道：“你是否比四年前过得更好？”答案是肯定的，所以，他再次当选。他的对手就闹不明白，这个当时已经传出无数绯闻、把白宫搞得乌烟瘴气的毫无建树的年轻人怎么在白宫一呆就是八年？“傻瓜，是经济！”——这是当时流传于克林顿阵营的口头禅，也是金玉良言。在民主国家能够拉住当时选民的永远是经济，不是政治。但能让历史和后来所有的选民记住总统功绩的，是政治，却不是经济。
“你是否比四年前过得更好”这句话并不是克林顿的原创，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底就被叶利钦阵营用过多次。当时他们就是这样对付执政了五年的戈尔巴乔夫。他们在辩论、会议和群众聚会上，不停地问大家：戈尔巴乔夫上任五年了，你是否比五年前过得更好？你们的收入增加了吗？你们餐桌上的面包更多了吗……
戈尔巴乔夫上台五年后，因为政治民主化改革造成的政治动荡，以及各地起伏不断的罢工，更多的是这个陈旧过时的经济体制积累下来的旧账，经济在下滑，民众餐桌上的面包在减少。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不懂经济的，他是苏共最高领导人中唯一从主管农业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对民众的疾苦更是深有感触，但他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政治改革入手。他早在上台之初就发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大毛病所在——所谓的公有制。他说，社会主义的财产是被主管部门随便浪费，说是全民所有，其实是“无主的”免费使用的资产……所以谁也不把它当回事。“在很多场合下，成了争取非劳动所得的来源”。当时是1985年，很少有共产党领导人有此清醒的认识：所谓公有财产，其实是谁都不拥有的、谁都可以贪污、挥霍与浪费的财产。
可问题在于，纵览戈氏传记与自传，包括他几位得力的经济智囊在内的著作和发言，确实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像样的经济改革。在已经解密的文件中，苏共高层很少提及当时唯一可以作为苏联经济改革参考的中国经济改革，当然，当时的中国经济改革也陷入困境，可总有参考价值啊。后来逐渐出来的经济统计数据更显示，戈氏上台时的1985年，是苏联建国60多年来，经济相对不错的时代。和中国当时文化大革命之后百废待兴的局面并不相同。
“你是否比五年前过得更好”这样煽情的问话把戈尔巴乔夫一下子边缘化了，也让人见识到民众的“无情”。其实，他们当然比五年前过得好，他们再也不会回到随便被枪杀、被送到劳改营的斯大林时代，他们拥有了公开聚会并公开表到对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不满的自由，他们还拥有了罢工的自由，他们甚至可以选举投票了……这一切，仅仅在五年前，他们连想都不敢想啊。可是，当温饱受到威胁的时候，民众更关心的是确实是餐桌上的“面包”。历史虽然公正，现实有时却很残酷。林肯总统之所以受到万世敬仰，是因为他给了黑奴们自由。而当时，有相当一部分获得自由的黑奴，付出的代价却是当奴隶时有保障的温饱……
今天为什么谈这样一个很大的话题？有不少读者给我写信，说他们受我影响，试图向周围人传播民主与自由的理念，可却常常受到周围亲戚朋友的白眼。他们得到最多的回应是，现在日子过得比以前好多了，什么民主自由，你们不要再折腾了。
读者在来信中说很不理解，有些向我抱怨道：中国人难道就知道吃饱肚子？我们真和欧美人民不一样？老杨头，中国可能真不适合民主……
我想对这些朋友说，你们做得没错，应该坚持下去。但那些人对你们的回应也没错，不要怨天尤人。俄国人和希腊人也希望吃饱肚子，这有什么不对呢？而欧美人和我们也没有多大区别。估计大家都看过当今民主制度三个发源地的历史故事：英国、法国和美国。在我们大陆读者阅读的文献中，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等等直接促成了现在民主国家的诞生，这没有错。但正如我前面所说，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们永远把眼睛盯着政治，无形中影响了我们的判断。例如，读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你会觉得，他们走上民主道路都是顺理成章的。启蒙者和思想家一下子就把民主和自由带给了那三个国家。
我想请大家回头去看一下，英国的民主运动、法国的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都是由什么直接引起的？答案很简单：经济。而且几乎都是在经济遭受打击时（例如英国要加征美国殖民地的税又不给代表权，以及法国的自然灾害造成颗粒无收，农民冲进巴黎推翻王朝等），民众的激情被调动起来，然后才有启蒙者和政治家们乘机举起了自由与民主的大旗，引导民众。你看，能够吊起广大民众胃口的永远是“面包”，而不是“自由”、“民主”这些不能当饭吃的东西。
可是，有人说了，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农民起义，就是近现代，揭竿而起的也不少啊，可结果呢？要就是换汤不换药，要就是一代不如一代：民国不如清朝，XX不如民国……那就是我想说的，自下而上的运动，在大家能够吃饱肚子，特别是“面包”一直在增加的时候，很难实行；而等到没有面包的时候，如果民众和精英并没有接受更先进的理念（如自由、人权和民主），即便自下而上了，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启示：作为微不足道的个体，我们至少能够做到：坚持不懈的传播自由与民主的理念……
当然，在“面包”还充裕的时候，是实行上下结合的改革，甚至自上而下的变革的最好时机，只是，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这个最好的时机，并不是没有危机和风险的，这需要有大担当的政治家，历史的伟人站出来。最终促使他们站出来的除了他们自身的因素外，更重要的依然是普通民众和精英们的民主素质：我们自己准备好了没有？
所以，今天的第二个启示和第一个一样：作为微不足道的个体，我们至少能够做到：坚持不懈的传播自由与民主的理念……
杨恒均 《论民主》系列之二 2010/5/13
三论民主：富人的钞票与穷人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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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713票 【共41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5月16日 22:24
中国人大都不会忘记一个叫马克思的德国人的理论：资产阶级（富人）追求和建立的民主制度就是用来保护他们自身利益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中最主要的几个理念——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人人平等以及个人自由等等，纯属欺人之谈，都是用来麻痹和忽悠无产阶级（穷人）的……大多读者可能看到这里，就以为老杨头卯上了老马头，要向一位死了一百多年的德国人开战……
其实不然。我对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还是有一定尊重与理解的，至少，他当时敏锐地观察到“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还揭示了资产阶级建立的那个民主制度是对富人们最有利的，时至今日，听上去依然有一定的道理。有人可能说，保护私有财产、人人平等，怎么说是只对富人有利呢？我提个醒，一两百多年前的无产阶级有什么私有财产需要保护的？一个乞丐和一个亿万富翁的财产都神圣不可侵犯吗？他们能够真正平等吗？即便今天，生活在西方的大博士老杨头，能够和高中毕业的比尔盖茨相提并论吗？
所以说，民主制度，宪政民主，是对富人最有利的，从一开始，就是富人和中产阶级们折腾起来的，这一点，大家可以去看看西方各国特别是美洲、欧洲民主国家的历史。你会看到，折腾光荣革命，制定美国宪法的，绝对没有几个穷光蛋，非富即贵。
好了，我们今天就谈一下“富人的民主与穷人的民主”。世界上人群之间的矛盾当然有很多种，包括民族矛盾、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以及阶级斗争，此消彼长，但有一种却总是无法消除的，那就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当今存在于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里的最主要的矛盾之一。所不同的只不过“穷人”、“富人”在不同的地方能够有了不同的称谓，例如权贵、高级领导人、太子党、弱势群体、城市精英、农民、农民工等等，可本质上和表面显示的，都是一个“穷”和“富”的分别。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中产阶级和富人为什么喜欢民主？或者问：历史上还有其他什么制度比民主制度更能够保护富人呢？
历史上存在过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并不多，奴隶、封建和帝国等。就拿中国来说，从春秋战国时封建制度瓦解，到秦始皇建立起中华极权大帝国。封建时代，天下都是皇帝的，甚至连你自己都是皇帝的私产，让你死，你就得死。要保护好你身家性命的唯一办法就是趴在皇帝和他们成千上万的老婆和二奶面前，让他们觉得你活着并不碍事。到了秦始皇以后的极权帝国时代，虽然地主富人有了私产，但还是靠皇帝和各级官吏来“保护”，如果你失宠了，一夜之间就倾家荡产，老婆和女儿就沦为人家的女奴。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说，皇帝的财产最有保障啊，万岁万岁万万岁啊。你错了，我说过多次了：中国历史上总共出现过360多位皇帝，你现在去查一下，看看还有几个皇帝的后代依然平安地生活在地球上？即便不被杀绝，也隐名埋姓，哪里说得上至今还在腰缠万贯、享受自由？
让写小说的老杨头给你构思一个小说情节：明朝的某个皇帝无意中看到老杨头的博文，茅塞顿开，一拍大腿，宣布放弃王位，请一帮博友们去帮他制定还给老百姓自由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宪法”，并把这部法律置于自己的皇权之上，随即搞民主选举。由于他大胆改革开放，老百姓不但不清算他，第一次还选举他当上了“明朝人民共和国”的大总统，但后来就无法连任了，他和一群儿子回家务农。明朝灭亡了，“明朝人民共和国”却万岁了……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明朝皇帝被老杨头忽悠了，松开了紧握绝对权力的双手，是个傻帽？
那么，去读一下明朝的历史，看看这个皇帝的子孙后代是如何惨死的，最后一个皇帝吊死时的悲鸣，另外，想一下，如果他听了老杨头的话，当时他的财产已经“富可敌国”，有了宪法保障，即便不当皇帝和总统了，依然富有，三宫六院也不是问题，一路发展到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富豪还是比尔盖茨吗？
现在，你告诉我，是西方富起来的资本家们聪明，还是中国的土皇帝聪明？有人说，当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值得啊。真的吗，作为重视祖先和后代的中国人，当你知道你的某一代子孙会被别人清算，迟早会像杀小鸡一样咔嚓几刀干掉的话，你是否觉得那个绝对的权力还那么受用呢？——很不幸，这就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反复上演的悲剧。有人说那悲剧只是小民的，其实，那悲剧也是权贵们的。一介书生孔子的后代还好好地活着，你去找一下“焚书坑儒”的秦家后代？杀绝了。
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世界其他国家也几乎和我们走过了相同的路，并没有好多少。唯一的区别是，几百年前，他们那里出现了很多老杨头这种无聊的家伙，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结果竟然从历史中总结出了经验教训，然后长篇大论、苦口婆心了上百年，终于让统治者和民众最终接受了上面说的那些简简单单的道理。于是，民主制度诞生了。就这么简单。
写到这里，肯定有好几位“亡我之心”不死的博友开心地笑了，他们终于等到老杨头的狐狸尾巴自己露了出来：原来老杨头搞民主就是为了富人、地主和皇帝、总书记啊，为了保护富人的财产、保护他们不被清算啊……这可真印证了老杨头是有钱人的走狗、我党的特务以及帝国主义的间谍的各大传说啊。不过，请这几位下结论前，把这篇篇幅又有点长的博文看完。我们刚刚只不过谈到了“富人”，还没有谈穷人啊，你不该忘记穷人的，因为，你和我可能都属于穷人之列滴，否则，五毛钱你也去赚？
今天的第二个问题：既然已经知道了民主制度对富人最有利，那么，又是什么制度对穷人最有利呢？
肯定不是奴隶社会，除非你想当奴儿。至于封建社会和极权王朝，估计也没有穷人愿意，否则，几千年的历史，就不会是一个穷苦人民不断起义推翻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历史。你知道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穷苦人的起义，几乎没有一个是地主富人发起的吗？
你一定很兴奋，但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封建王朝和极权帝国也同样是由“穷人”建立起来——由那些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领袖建立起来的。我说这话，是想打破你刚才蠢蠢欲动的一个幻想：富人的政权，我们穷人起义把它推翻啊。你可千万别以为穷人起义上台的皇帝就能够“代表”穷人，他们一上台就马上成了富人。他们压迫起穷人几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要防止那些穷鬼像他们当初一样揭竿而起……
这就是中国穷人们的悲惨历史。不过，值得安慰的是，世界其他国家的穷人也好不了多少。一位朋友在看完《开国大典》的电影后对我深有感触地说，天啊，牺牲了几百万先烈建立起来的国家，人家是应该享福享福啊。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为啥要造反？因为社会不公，因为老子太穷。但造反成功了，难道老子还要继续穷？难道老子的儿子不该腰缠万贯、把国营的搞成自己的，到美国澳洲买豪宅？你小子有种，也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来抢啊？
说到这里，很多毛左们一定热血沸腾了，是的，老杨头绕不过一百年前的马克思，也自然绕不过“伟大领袖毛泽东”——写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人却深深地被毛泽东吸引住，到了“翻身奴儿把歌唱”的地步吧？因为，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列宁、毛泽东、金日成那一代领导人，第一次给这些国家的穷人们明确的信息：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为了穷人服务的国家，我们就是要消灭富人，我们就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
这是多么美好的理想啊，被几千年历史上的起义领袖都说过了无数遍，大家还没有听厌。如果你至今还对这个理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如痴如醉的话，不要感觉到不好意思，哭一场吧。只要读过几本历史故事书的，谁不盼望一个“穷人翻身得解放”的新中国？可问题是，当毛泽东他们上台后，他们还是穷人吗？他们把所有的富人的东西都没收了，成了国家的，也就是他们的，而穷人们不但一如既往的贫穷，甚至更穷，穷得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
有人说，我们是穷，但我们精神上满足了，我们大家都穷，感觉上是平等的。你得了吧，傻帽啊你，你就和那些饿死的人平等吧。当时由于封锁消息，你啥也不知道而已，但你现在可以看看北朝鲜啊，金正日和他的统治集团穷吗？穷的是北朝鲜老百姓。
至于当时中国的领导集团，他们生活之奢华，他们拥有权力之大，你根本想都不敢想。我可以这样告诉你，过去一百年中，最有权力的人不是美国总统，也不是希特勒、斯大林，而是毛泽东。很多人说他如何简朴，睡衣上还有补丁，却自我安慰地假装不知道：他当权的时候，每个省，甚至每个风景点，都有他的别墅，有些地方修好后，他一次也没有去过，可是，全副武装的警卫在哪里守卫了十几、二十年？这是代表穷人的皇帝？中外历史上有几个皇帝如此奢华？
如果只有一个毛泽东是这样，那也就算了，天下是人家打的嘛，可是，当时几乎大大小小的官员，省委、军区等等都有自己的休假别墅。八十年代我参加工作后曾经到各地出差，发现所有风景区里最好的地点和房子都是党政军休假和开会的别墅、招待所（现在这情况变了）。连公社书记都腐败透顶，享受的特权远远超过现在的镇长。三年灾难时候，死了几千万人，有一个领导干部吗？全是中国最贫穷的农民啊。有人不吃红烧肉了，一帮愚民就感动得泪流满面，他不吃红烧肉，但吃的是人肉啊。如果按照当时的标准计算的话，那时的贫富差距要比现在大几百倍——活活饿死的人，和那些权贵们的“贫富差距”，你如何计算？
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就是拨乱反正，就是把中国从邪路上拉回到人间正道上。可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有弯路和岔道。过去三十年，在经济建设特别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取得的成就不可否认。可谁能想到，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到了今天，竟然出现了那么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却依然是折磨了中国几千年的顽疾：贫富不均、社会不公、正义越来越少……你告诉我，如果现在不是热兵器时代，不是有那么多“人民的警察”，如果我们还生活在一把菜刀可以闹革命的时代，会有什么情况？也难怪，一位杀了那么多无辜警察的杨姓兄弟竟然得到如此多掌声，也难怪，连杀孩子的凶残的罪犯都得到了如此多的同情，也难怪，社会上有那么多人竟然怀念起了毛泽东，想念起了文化大革命……
这样，就有了今天的第三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够走出几千年历史的怪圈？是否可以终止恶性循环？
西方人走出了这个怪圈，他们实行了民主制度。这个制度很复杂却也再简单不过了。例如，如果你对这段时间讨论的三权分立不太了解，你只要记住，这个制度的设立，最先解决的是两个“分立”：那就是穷人和富人的“分立”。如果不解开这个死结，“三权分立”也是假的，你想，如果富人扶持自己人霸占了三个分立的“权”，分立还有啥意思？
民主制度不但得到富人们的支持，也在世界各地得到穷人们的拥护。可以这样说，从欧美最早的民主开始，如果没有民众揭竿而起，单单靠所谓的“富人”，根本无力建立起这个制度的。那么，为什么前面说的用来保护富人们的财产和自由的民主制度，也受到“穷人” 们的欢迎？他们的财产可没有富人多啊？
很简单，在民主制度中，比富人的钞票更有威力的是“穷人的选票”。当然，在这些国家中，富人和穷人都有选票，可大家不应该忘记，在任何历史时期的任何一个国家里，相对“穷”的人永远占绝对的多数。而选票的威力在于多数。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西方的民主制度都是富人在操纵的时候，绝对不能忽视一个事实：西方的领导人都是多数选票选举产生的，也就是说，西方的领导人始终是穷人们一人一票选出的。大家想一下，在人类的历史上，“穷人”除了揭竿而起，杀死敌人几百万人，牺牲自己几百万人，把自己弄上台，一夜之间变成“富人”之外，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有，就是选票！也就是用选举的“数人头”办法代替历代社会变革中的“砍人头”。
这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精妙之处：“富人的钞票”和“穷人的选票”之间的博弈（如何博弈，写起来“罄竹难书”，有心人可以研究一下，例如奥巴马就是一个典型的由富人的钞票和穷人的选票博弈出的产物）。而说到整个民主制度，老杨头愿意采取刚刚想起的一个新的说法，那就是民主制度的三根支柱：钞票、选票与游戏规则——宪法。穷人们接受宪法，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拥有了选择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他们可以通过选举权掌握国家的前途，去限制富人巧取豪夺，要求增加福利等等；富人们也遵守这个游戏规则，是因为不管穷人们怎么折腾，他们的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都神圣不可侵犯，他们的钞票依然在运作这个国家的机制，而且他们再也不用担心重蹈几千年历史上的覆辙：迟早被杀头、没收财产的宿命……
民主制度其实就这么简单，简单得有些丑陋，简单得有些让人不服气，但却缓解了迄今为止所有政治制度无法解决的“富人”与“穷人”的对立……中国目前有很多矛盾，但最大的就是权贵与民众、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要想解开死结，不重蹈死路，唯有从制度入手，尽快实行民主制度……
杨恒均 《论民主》系列之三 2010-05-16
四论民主：贿选的本质是官员贿赂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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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609票 【共28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5月23日 23:44
今天我们谈一下民主制度下的贿选问题。我想首先提出一个至少我还没有看到的新提法：所谓贿选，其本质就是官员贿赂民众。是一种涉及贿赂的腐败行为。
如果你听上去有些别扭，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除了民主制度的所有社会制度里，涉及贿赂的腐败只有一种形式：民众贿赂官员。
在民主制度下，有史以来第一次，“腐败”有了一种新的内容：官员贿赂民众。——我想，对没有见过这种“腐败现象”的中国人来说，有些难以理解。也难怪，在一些主流媒体和电视上，一提到西方国家和亚洲地区民主选举中的“贿选”现象，就有人忍不住对我们自己的制度充满自豪感：至少，有一种全世界性的腐败——贿选——中国就是没有。
由于经常追逐观察世界各地的选举活动从事我个人的研究与写作，虽然只在西方住了十几年，但我亲身经历过的各种选举可能超过大多数西方的老人家们。这些年下来，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所有的民主制度下的选举，都是某种程度的“贿选”。
广义的“贿赂”应该有很多种，例如用金钱贿赂，用溜须拍马贿赂，用媚笑贿赂，用女人贿赂，用请客送礼、恭维、承诺好处来“贿赂”，下跪祈求的方式也是一种贿赂，是用比金钱更宝贵的人的尊严去行贿……民主制度下的选举，就是一些想当官的，或者想继续当官的精英或者权贵，用各种手法“行贿”选民，希望得到他们的青睐，从而得到他们手中的选票。
这各种手法最明显的就包括承诺当选后给大家好处，打广告迎合民众的“低级趣味”，去演讲阐述自己的施政方案直到嗓子沙哑（老百姓还绝对不会请你喝一口水），去一个一个抱选民的孩子直到选举那天双手都抬不起来，把自己的老婆和女儿也拉到民众面前让他们和自己一起对大家笑脸相迎，公布自己的家底与财产，去帮比较刁钻的“刁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台湾等地的选举中还多次出现了竞选县市长的“领导同志”给选民下跪拜票和谢票的“丑闻”，当然也少不了一些非法分子去用金钱直接去买通选民投自己的票……
现在，我把民主的“画皮”给大家剥开了：这就是民主选举，这也是国人闻风丧胆的“贿选”！我不会掩盖民主的这一缺陷，只是在继续分析下去之前，我弱弱地提醒大家一句：这种听上去让人恶心的“贿选”也不是一无是处的，至少在这种制度下，广大的民众不用争先恐后地去贿赂那些当官的，更不会出现“选民”在政府门口下跪的奇景！
中国人——尤其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没有见过“贿选”，但传说中的贿选已经出现在中国乡村选举中，这也是一个不应该否认的事实。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应该回答的是，应该怎么看待中国的乡村选举？
先说一下中国乡村选举的背景。1949年后的三十年里，实践证明北京在农村实行的政策几乎都是灾难性的，而维系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固有体系又被破坏殆尽，中国农村被折腾得一穷二白，农民死了几千万，到了改革开放时，中国农村实际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当局才松开紧握农村的双手，把一个烂摊子还给了农民。至于这种如此小范围的选举是否可以称为“民主选举”，实在值得怀疑。
走了全世界那么多地方，中国的乡村选举是我遭遇的最独特的一种选举。说它独特，有如下几个原因：一，这是在全世界收入水平最低、民众相对的民主素质也最不高的一群农民中实行的“民主选举”；二，这是涉及到世界最大一个群体（中国八亿农民）的选举，也是每一场都是世界上最小规模的选举（以村为单位），所以，每一场选举对这个群体的整体利益没有任何帮助和影响——你从来没有听说中国三农政策与三农的命运是因为他们选举出来的官员（村长）决定的。他们只选举一个村长出来执行上面的命令。三，这是一场最底层的选举——因而，压在它上面的所有层级的领导和书记都可以决定这个选举的游戏规则，甚至可以决定选举是否有效……
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很难再找到类似的选举了。由于上面说到的原因，中国乡村选举确实出现了一些宗族冲突、贿选的例子。尤其是贿选，在如此小的范围内，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情况下，关系亲疏一清二楚，走门串户都可能成为“贿选”的证据。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要搞清楚，那些拿金钱来贿赂你选他的人有一个前提：他当选后一定要赚回这些钱的，否则，他不是官员，也不是贿选，而是“慈善家”。
我近距离观察过几次乡村选举。有一次，一位农民找到我（我的读者），他沮丧地说，他们的村长在选举前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还偷偷给答应选他的村民一人一千块现金（在湖北，这不是小数字）。没想到选上后，他不干好事，坏事做绝，还贪污了出租鱼塘的钱。他说，他对民主选举有些失望……
我首先恭喜他用一千块的钱就学到了“什么是民主”，而这个简单的概念，要我坐飞机去传授他十天左右的时间，也不一定能让他彻底明白过来。然后我问他：现在，你是不是知道，下次选举的时候，不要因为人家给你一千块钱，你就选他？他连连点头。我没有帮他去告他的村长（这是他找我的目的），因为又快到了换届选举。我知道，他不但更深地理解了民主的概念，而且，更清楚在即将到来的改选中，如何去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当然，现在世界各个民主国家和政体都有越来越严密的法律对付这种用金钱和物质行贿选民的腐败行为。其实，当选举上升到较大的范围和较高的层级的时候，贿选本身变得越来越难，也更有风险。例如，在台湾以前的县市长选举中，有一种贿选是这样的：选举当天，一些候选人的亲信暗中组织大巴把阿婆阿婶拖去投票场投票，路上有的还塞一个红包给贪财的阿婆们，暗示他们投给谁票……但大家想一下，这种选举如果拿到台湾全省，拿到美国，拿到中国大陆，哪一个候选人有这样的财力和人力拉候选人去投票？更危险的是，一旦被媒体发现，及时曝光的话，你就弄巧成拙了，不但有可能要上法庭，本来要投你票的民众也不去投了。
中国的乡村选举由于其规模，很难完全杜绝人情、族群与贿选，但二十多年的基层选举经验显示，这种选举制度比以前由上级领导委派和指定村长的做法要好得多。就拿“贿赂”这一项来说，在由上级委派的制度下，村干部也要贿赂，他们收刮村民血汗，去贿赂的是上面的各级领导。在选举中，他们要“贿赂”的是村民。贿赂领导，不但是无底洞，永远是暗箱操作，让你死得不明不白；而“贿选”却是阳光下的腐败，村民看得清楚，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当然知道一定要去防治。正是在种种“贿选”中，他们学到了民主选举的初步知识，更清楚如何平衡自己的利益，他们在进步……
现在让我们响应温总理的号召，把乡村选举发展到乡镇选举，县城选举……我问你，你们的县城有多少“富人”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分红包？如果推广到省城，推广到全国？将近七八个亿的选民呢？请问，任何一个候选人，即便拥有几千个亿资产的候选人，又能拿出多少钱去贿选？更不用说随时曝光你的媒体，以及并不是傻瓜的民众——千万别把选民当傻瓜，他们真会为了几十元、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去投票给你？然后再让你用四年时间连本带利从他们身上赚回去？
所以，贿选在西方民主选举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而在新兴的民主国家和政体里，在那些不久前民众还对统治者下跪祈求、纷纷给权贵们送钱保平安、维稳定的地方，确实或多或少存在贿选这种腐败，但这是民主发展初期无法绕过的缺陷，也更是——
民主制度的精髓所在！让我们一起努力，希望“官员贿赂民众”的时代尽快到来……
杨恒均 《论民主》系列之四 2010/5/24
参考阅读：
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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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620票 【共37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5月28日 16:58
《论民主》系列之五
一位澳洲的老华侨通过熟人找到我，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人不行，不适合民主。
我还没有来得及辩驳，他就说出了令我无法辩驳的理由：20多年里，他见多了在悉尼的华人，他们都在这个民主自由的地方生活了这么多年，可一旦到一起，就是没有人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争斗得你死我活，直到冲破道德底线互相辱骂，最后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得出了结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这位老华侨是中国某大城市的悉尼同乡会会长，他以悉尼的中国同乡会举例说，一个省，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城市，就能搞出好几个“同乡会”，世界上各民族几乎都没有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谁都不服对方，都想成立新的同乡会，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虽然和海外华人接触并不多，但我也毕竟在美澳两地住了十几年，对华人社区的事还是有所耳闻的。就我所知，仅仅在悉尼一个地方，华人们自动组织的社团就有几千家之多。主要原因当然是只要你组织了社团，就可以自认主席或者会长，衣锦还乡的时候就可以拿出这个名片让官本位的大陆官员与民众刮目相看。而当地领事馆每到有什么庆祝活动的时候，也都会邀请各社团的“会长”与“主席”去吃祖国奉送的免费招待茶餐。
我刚刚到澳洲时，碰上一位西装革履的华人，他拿出的名片上写的是“全球华人作家协会”主席的头衔，他说，看杨先生写过一百多万字小说的份上，可以少交点会费就入这个全球华人作家的协会。我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也深感不太够资格。后来一位朋友大笑着告诉我，你确实不够资格，那个协会总共只有三个成员（一个社团必须的法定人数）：全球华人作协“主席”的老婆和他还在读小学的儿子，你要入会，不就成了第三者啦？
即便没有领事馆的因素，华人社团也经常是刀光剑影的。三年前到悉尼受邀加入一份当地华人报纸，欣然告诉猪朋狗友，没想到来自美国、欧洲和澳洲的电电话一天都没停，他们都十万火急、情真意切地对我吼道：你竟然敢到唐人街去玩？你以为你是谁？
没这么夸张吧？记得早年美国人歧视华人的时候，美语中有一个成语叫“把你放到唐人街”（Put You in Chinatown），意思是把你放到世界上最脏乱、阴谋诡计最多、没有章法的地方，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几十年前的美国，很多白人家长还用这句话吓唬小孩子。可是，现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尤其是悉尼的，都是当地最美丽最活力最热闹的地区啊。我对朋友的好心劝告耸耸肩，一笑置之。
我怎么也没想到，三个月不到，可怜的我，竟然成了潜伏在海外的中共特务，美国派遣到澳洲华人中一统江湖的CIA间谍，卑鄙无耻的小人，有政治野心的御用文人，甚至活灵活现地传出北京专门有一个“杨恒均写作班子”，组长是中宣部某一位副部长兼任……
从那以后，听到“唐人街”三个字，我都暗自心惊，冷汗直流，哪怕世界上最邪恶的东西，只要还有游戏规则，我们至少玩不起，还可以躲得起吧。可是，这个“唐人街”是没有什么游戏规则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其实，我本不该刚愎自用，我早该吸取他人的教训，我以前早就观察到（而且在我的间谍小说里也写了很多）：在美国和欧洲，一些追求民主自由，有理想有抱负的华人前辈，只要一陷入传说中的“唐人街文化”，几乎都是一铺玩完，名誉扫地。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我和悉尼的一些华人华侨特别是好几个社团的“主席”和“会长”一起吃饭时，特意就此交流意见。我首先搞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华人华侨几乎都是第一代移民，不包括很小就移民澳洲，根本不包括ABC（澳洲出生的华人），他们很少和第一代华人华侨玩，也看不惯和看不懂华人社区的事……这就让我从人种基因上排除了我们华人是劣种民族的可能性，剩下的就是环境与教育了，耶——大家鼓掌！O(∩_∩)O哈哈~
其次，我也渐渐搞明白了，几乎所有你死我活的争斗，不管表面上涉及多少高尚的真理、理念与道德，其实本质上几乎都只是涉及到一点点个人的小利，例如某些西方机构给的一些活动经费，以及中国领事馆招待的一次免费茶点等等蝇头小利。但他们争斗起来，却让你认为是在为世界而战，为真理而斗争，为中国的前途与人类的命运而厮杀……
斗争的方式都一样，就是原来的游戏规则被质疑、破坏和废除，而斗争的结果也一样，新的游戏规则没有确立，大家一拍两散，越来越“一盘散沙”。这一点对于同乡会尤其严重，我成立同乡会，就是想当会长或者秘书长，可既然在一个民主国家搞了一个协会，一般也是要选举的，你不选举，别人不参加。一旦选举，就有可能落选，有些人参加选举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能够选上，或者选上自己的人。选不上了呢？拜拜，走人，他再去搞一个协会，自定一个新游戏规则，这个新游戏规则当然是对他有利的，于是他又当选了——也许会员只有四五个人，可会员会增加啊，于是，等到下一次又选举，他又可能落选，于是，他又不干了，又去筹组新的协会，一个新的主席和会长又诞生了……
这里的“他”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已经成为华人社区的一个现象。想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大家还记得，在上一篇说到民主的时候，我用一个通俗的方法表达的那个意思：民主的三根支柱就是钞票、选票与游戏规则。
可是，我们这些华人华侨——一批在世界上最完备的民主制度下生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中国人——最不愿意遵守的，就是游戏规则。不过，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了解和探讨却让我惊讶地发现：海外华人华侨不遵守游戏规则，其实有一个限制条件：那就是他们不遵守的是中国人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而据我周围的华人朋友告知，生活在西方的华人华侨，无论是什么时候来的，对于西方国家与社会里的那些游戏规则，他们却毫无疑问地遵守，至少没有多少人敢去蓄意破坏。所以，当全世界遍布华人华侨，却倍受歧视和侮辱的几十年前，冲上街头挑战“游戏规则”（种族歧视）的没有几个受歧视最深的华人华侨。他们并不是不敢斗争，而是忙于在和自己人斗……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震惊不已的？我想起了早年在香港的那几年经历。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驱之不去的疑问就是：为什么香港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学会了现代各种文明的东西，并且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群人？——自由的前提是遵守游戏规则（例如法律），而中国人不适合自由的最大理由难道不就是不懂得遵守游戏规则吗？可近在咫尺的香港人，怎么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最自由，也最懂规矩的人呢？
再没有中国心的人也不愿意直面这样的事实：中国人不会遵守“自己”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但如果由英国人来制定，我们就不会再窝里斗，我们就会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就像海外华人一到洋人中，马上遵纪守法，一到华人中，就旧病复发……
遵守游戏规则是民主制度的支柱之一，而我们这个民族恰恰不遵守游戏规则。我想回到海外华人社区去，以小见大地谈一点我的看法：
首先，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懂得游戏规则的重要性。所以不管是海内还是海外，不管是开会、唱歌还是斗争，大家都在讨论和争论游戏规则。这是好事。
其次，中国历史上，不乏有人有能力和有权力制定游戏规则，例如统治者制定国家大法与宪法。但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从来对他们自己不算数。例如皇帝不管多么仁慈与“依法治国”，那个“法”永远对他们无效。而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一个人可以跳到游戏规则之上，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再有义务遵守这个游戏规则。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一些道德宣传不用公布，只要制定规则的统治者遵守了，民众就不会反对。而在中国，你搞再多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只要发出号召的那些人不美，只要你的政府人民不爱，一切都是假的。
第三，游戏规则如此重要，以致可以这样说：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简单的归纳一句话：游戏规则。什么拆迁啊，维权啊，公平正义啊，工人上街要求增加工资啊，我的自由你的民主啊……千变万化一句话：缺乏游戏规则，或者缺乏大家都愿意遵守的游戏规则。
第四，我认为“中国人不遵守游戏规则”有两个原因：没有大家普遍认同的游戏规则可以遵守；以及制定游戏规则的人自己都不肯遵守。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怪现象：中国每个人都不愿意遵守他人制定的游戏规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而每个人的这套游戏规则又都是用来对付他人的。至于自定游戏规则的人，自然不用遵守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难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一直以来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由此可见，等到中国人自己弄出一个人人遵守的游戏规则，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公平、正义与民主也不是问题了。那么，如此简单的事，为什么对我们就如此之难？
我认为难就难在以下两条：一，经过几千年折腾，特别近一百年折磨的中国民众，对于“游戏规则”即便不发疯，也都变得神经质了。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他们能够自觉去遵守一个横空出世的“游戏规则”吗？二，从有别于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精英和掌权者来说，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出现那样一个制定游戏规则的伟人或者集体呢？——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不但约束大众，更是用来约束他们自己的……
那个时候，中国就民主了。当今地球上所有的文明国家，都经历过那个阶段：大家都记得，无论英国、法国还是美国，有权者或者刚刚取得权力的一小撮聚在一起制定游戏规则——大宪章、人权宣言与宪法。当这些“游戏规则”制定好后，首先被关进笼子的就是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统治者，带头遵守游戏规则的也是他们。请问，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这样的游戏规则，还有什么理由不去遵守？
中国什么时候出现这种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与团体？等到这种人出来时，民众会相信他们，会去遵守这些“游戏规则”吗？
杨恒均 《论民主》系列之五 2010/5/28
民主国家为何很少出穷人总统？
作者：杨恒均2010-06-0622:25:59发布于：博客中国分类：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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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你在“三论民主”中，说到穷人用选票，富人用钞票互相博弈，既然任何国家占多数的始终是相对贫穷的人，为什么西方选出的总统都没有穷人？更没有乞丐？是不是钞票控制了选票的原因？
杨恒均：既然是博弈，就是任何一方都不能完全控制对方才叫博弈。西方没有穷人总统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穷人”们一般不会选一个穷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你放心把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大家的口袋和公共事业交给一个连他的家庭都弄不富裕的人去折腾吗？还有，虽然我拿“穷人”和“富人”说事，西方大多国家里可并没有所谓“穷人”和“富人”的阶级对立。
其实，西方选举产生的总统很少有真正的富翁（美国历史上有几次大富翁参选，都惨败），大多是普通家庭出生，靠自己努力而达到中产。像克林顿等，其家庭财务并不那么好，但却在竞选时故意表现出“穷小子实现了美国梦”。还有大家都熟悉的英国总理丘吉尔，他出生于贵族世家，还当过部长，可他年轻时经济状况并不好，一度和老婆商量要把刚出生的孩子送给人家养。这臭事，他是不会在竞选中说出来的，否则，谁会选你？哪像我们国家，由于财富取之无道，富人的名声不怎么好听。那些政客在争权夺利时以及等待接班的时候，都把自己打扮成穷人的样子，博得穷人的支持，上台后却大肆敛财，个个都是亿万富翁。
网友：你已经“五论民主”了，但还没有看到你说到人性与民主的关系……
杨恒均：我不准备说人性和民主的关系啊。说到人性，无非是性善性恶，或者中性。如果人性是不善不恶或者善恶参半的，就不会对民主有什么影响。如果人性是善的，那么“大家一起做主”的民主无疑是最好的形式；而如果人性是恶的，那么，就更需要“大家一起做主”，从而限制某些人的邪恶本性无限膨胀。
网友：看了你“五论民主”，感觉你确实把民主的“画皮”剥了下来，杨先生心中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只不过是富人与穷人博弈、官员“贿赂”民众以及大家像孩子一样按照“游戏规则”过家家？
杨恒均：我心中的民主非常美好，几乎完美无缺，但这个世界不完美，更没有完美的民主，所以，任何人都不要用心中理想化的标准去度量现实中的人或物，包括民主制度。我个人认为，对一些从来没有经历过民主的人谈论民主，最重要的是把民主的优点和缺点，以及民主的本质一起说出来，只说优点或者夸大缺点都是忽悠人，如果忽悠成功了，那就是欺骗。如果你都说出来，周围的人还是认为可有可无，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你认为这样喋喋不休的写博文有用吗？一个维权比你一万篇博文都有用……
杨恒均：这话有些极端了。什么叫维权？维护权利，对不对？那么，中国人最需要维护的权利是什么？是宪法赋予的民主权与自由的权利！我用博客扩大言论空间，说说民主，难道不正是在维权？维护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也是宪法赋予所有中国人的权利？
我尊重和大力支持各种维权事件，觉得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千万别用一种狭隘的定义来贬低其他形式的“维权”，好像只有房子被拆、土地被占、人被欺负了，站出来才叫维权。要知道，维权事件并不是新的事物，中国历史上有成千上万件这种为了生存权、土地被占、人被欺负而奋起抗争、揭竿而起的先例——比现在牛逼和激烈几十倍，结果如何？
几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如果没有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以民主自由的权利为最高诉求目标，你顶多是让统治者发发善心，或者换一个皇帝……
网友：你的博文太浅显了，你能不能写深刻一点？别显得那么浅薄？
杨恒均：恐怕不容易，这和我水平以及我预设的读者群有关，再说，民主其实非常简单，有必要弄那么复杂那么深奥，让大伙都敬而远之？有意思的是，就在今天，我收到上次在广州凸凹酒吧见过的一位网友的来信，他提出我的博文能不能更深入浅出一些，他说，你能不能写一些文章给那些“卖鹅蛋的婆婆”和“洗脚的妹妹”看，你现在的文章她们看不懂……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学教员”，这不但是根据我自己有限的水平，也是因为这还是一个最大的群体，也是最有希望的群体。加上，我也算是继承李慎之前辈的遗志，记得他生前说过，如果有来生，下辈子都做一名中学公民教员。我这两年已经写了上百万字，民主的方方面面也大多涉及到了。如果一个中学生能够抽点时间阅读一下，也许对他们有些作用。我的愿望也就达到了……
网友：真啰嗦，你的文章能不能写短点？
杨恒均：好的。
网友：请问……
杨恒均：下次吧，已经1760字了，不能再长了……O(∩_∩)O哈哈~
杨恒均 《论民主》系列之六 2010-06-06
请用选票“说服”我
2010-08-30 00:38:22| 分类： 思想解放 | 标签：说服 选票 意见 表达 困境 |字号 订阅
有这样一件事，是去年有一次到北京来时发生的。那晚，我和一位老朋友一起吃饭，吃完饭后他让司机开车送我回酒店，已经有两位网友在酒店门口等我。这两位网友自然也是见过面的新朋友，因为特别谈得来，每次来北京，都会找机会见一下，哪怕只有半个小时。<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 fficeffice" />
我们在酒店大堂聊了一会就分手了。过了不到一个星期，其中一位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他实在忍不住了，他一直不敢、不想、也不知道如何对我说，但他还是要说，他知道我不是那种人，但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和那些人交往？他说，他希望我是受骗了，他不相信我会被招安，也不会向权贵低头和妥协，但是……
这信看得我一头雾水，直到信件的最后一行，我才恍然大悟，他写道：我查了车牌，那是领导人专用的车……
我的惊讶可想而知。可这是天大的误会，我的老朋友虽然是个小领导，但远远不能坐挂这种牌子的车，只不过他是干这工作的，可以调动一些最高领导人的车。那天和我吃饭，是他在工作中挤出的时间。当然，不排除二十几年的老朋友想向我炫耀。可要知道，他甚至都不知道网络上的“杨恒均”就是我，我们一起也就叙旧、扯谈加上吹牛而已。
没想到他的车牌在我新朋友的眼里会有这样的反应，造成了这么大的误会。我于是回信婉转地向网友解释，并告诉他，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排斥一些地位、观点不同的老朋友，不管他们是干什么工作的，甚至不妨交一些“志不同、道不合”的新朋友……这两位和我志同道合的朋友虽然勉强接受了我的解释，但遗憾的是，从那以后，我们都没有再聚会过。
我当然不能责怪他们，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但是这两个网友，就是其他的一些不认识我的网友，每当看到到我和“不属于我这个阵营”的朋友一起时，都会生出疑虑甚至不满。可我就有另外的看法，我总是喜欢接触不同观点的人，包括那些反对我的人，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没有孔子那么牛，所以我始终抱定“一人行必有我师”的态度，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我的敌人，也有值得我学习，或者对照他，我可以改进自己的地方。
至于同体制内的人士交流，那就更有必要了，他们大多是精英，对中国体制与社会问题的了解，有我们无法企及的地方，不同他们交流，怎么行？例如，这次短短几天，我就两次同外交系统的一些领导聊天，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现在网民意见的忧虑。你想啊，任何一个外交政策出来，总有相当大一部分中国网民在网络上反对，这其实也很正常。可外交部只有对外发言人，没有对内发言人，所以啊，他们就哑巴吃黄连，连个为外交政策辩解的网络平台都没有。
我一听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说，那外交部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对网民（国民）作些解释、沟通的机构，像美国使领馆一样，经常同中国网民与意见领袖沟通，我们自己的外交部却高高在上。或者，你们外交部搞一个网络平台，放下身段，别老抱着“外交无小事”的教条唬人，现在连中学生都能对外交政策评头论足了，你们得与时俱进，得学点“科学发展观”。
和那些不同背景，以及与自己立场与意见不同的人士接触，当然少不了争论，我想，大概我们都有与人争论的经历吧？现在各种会议与聚会很多，总会碰上一些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人，难免要讨论、切磋一番，小则面红耳赤，大则弄得不欢而散。当然，生活中的争论也不会少，尤其是我认识的一些读者，总想用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去说服亲戚朋友，结果可想而知，大多落得灰头灰脸。
关心政治的人，碰上“持不同政见者”，总会忍不住想说服对方的，可从我个人的经验以及网友的反馈来看，很少有人能够说服对方，更别说让他们“转变”思想了，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可你也不必那么沮丧，因为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些无法被你说服的“顽固不化”的家伙，现在也和你一样垂头丧气，因为，他们也没有能够说服你呀……
我可能是最想说服人的家伙了，但你真给我几个固执己见的家伙（而不是我的长期读者），我也无能为力，我们大概都有被一些“脑残”弄得快要神经的时候，但千万别忘记，在他们眼里，我们也同样是“脑子进水了”。我最近也参加了一些讨论会，听到参与者自说自话，甚至鸡同鸭讲，只好闭上了嘴巴，开动脑筋思考这种你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的困境。
如果我们把这个困境的出路定义在“说服”对方，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枪杆子，掌握了枪杆子，就可以让对方闭嘴，否则，就把他脑袋轰掉。
直到进入现代文明社会，枪杆子才被选票代替。有人说选票不是万能的，这个没错，但选票的出现，却解决了人类最大的困境。让我们先从这样一句话说起：我不同意你所说的话，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和这句话有异曲同工作用的就是那个“萝卜白菜议事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你表达你的意见，我表达我的意见。
可是，他如果表达的意见不是“普世价值”，如果他表达的意见正好是反对普世价值的，如果他表达的意见就是反对“自由表达”，他在罗伯特议事规则指导下发表的意见就是破坏这个规则，怎么办？你可能说，不和他玩了，不和他争论了，他脑残……于是，我们看到当今的学术会议与“饭醉”基本上都是“志同道合”者的聚会，气氛和谐，鲜有争论。偶尔有一两个那边阵营的人“混”了进来，或者正好形成了势均力敌的两种相反的意见（例如要民主与要集权），那场面一定惨不忍睹，最后弄得大家都不开心，举办者也感叹：啊，下次一定不能把他们弄到一起了。可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他们说的也都是这个国家的事，不到一起来就万事大吉了吗？
而且，如果上升到制度层面呢？你不和他玩就可以了吗？如果他表达的意见将会形成国家的政策，决定国家的前途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呢？
于是，更大的困境出现了，虽然我们知道永远别想着去说服别人，更别想着去说服全世界，可我们却必须找到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共识”，必须走出困境。目前唯一不使用武力和强权的办法，就是用选票，用民主的方法。
所以，你知道，虽然在每一次争论中我都无法占便宜，但最终却都是我胜利，原因很简单，我问对方：我这帮人要民主，你那帮人不要民主，在我们都无法说服对方的情况下，又不想拿斧头互相砍杀，弄得血流成河，你说该咋办呢？很奇怪的事发生了，他们会说，看谁的人多，有些甚至脱口而出：我们投票决定吧。
我说，谢谢你，不用投票了，因为我已经赢了。你可能会说，你怎么知道选票一定会选出你想要的结果，我说，结果并不重要，道理每个人都有一套，但只要你用选票，就可以“说服”任何人。
这样的民主，一定会带来混乱！
标签： 胡锦涛 邓小平 西方 人民 投票 分类： 改革开放三十年 2010-09-20 23:58
30年前，中国经济频临破产的边缘，邓小平上台拨乱反正，主张大力发展经济，救国救党于危难。但并不顺利，要求分清“姓资姓社”的呼声从来没有停下来过。每当紧要关头，有魄力的小平总是一边用“黑猫白猫”论，主张不争论“姓资姓社”等办法，让他们闭上嘴巴，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吸收当时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
30年后的今天，中国来到了另外一个十字路口。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也暴露了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政府管制与日益觉醒的公民社会严重脱节的弊端。这个时候，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一再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时候，和30年前一样，有人站出来要求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的界限，在政治体制领域发出了和30年前在经济领域发起的相同声调。
历史何其相似乃尔！中国何去何从？杨恒均教导我们：看不清前途的时候，不妨回头看一下过去。设若30年前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受制于那些“姓资姓社”派，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们都扪心自问一下，别说中国不会有当今的经济成绩，这个国家，这个党，能够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一点也不比30年前的小，只不过从经济体制改革演变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民主、自由与法治的改革。它关系到13亿人的命运，关系国家的命运，和每一位共产党员的命运。如果今天听任那些为了一己私利的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听任那些坐在房间里，靠一百多年前一位德国人的书本编造出一条的13亿中国人不得不走的路，那么，温总理所讲的“死路一条”，不会太久了！
最近一期《求是》发表署名“秋石”的文章，题目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提出了“划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秋石”是一位北大教授与几位《求是》杂志社编辑、记者的笔名，这篇文章是由他们组成的课题组共同推出的。
我一向对“不争论”持保留意见，如果大家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为这个国家，为中华民族，而不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利，平和、公平、讲道理的争论是应该鼓励的。当我读到上面这篇《求是》课题组的文章，我却感觉到，这篇文章太多不顾现实，漠视常识，编造事实的地方。无论是作为一名公民，还是一位有2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我都应该出来说几句。
世界上只有两种民主？
首先要肯定作者一下，他们肯定了民主是世界潮流，是中国人百年追求的梦想，随即他们提出，争论的关键是如何实现民主，实现什么样的民主。然后他们提出了中国始终存在着两种道路与模式：一种是中国特色的民主，一种就是全盘西化的民主。
看到这里，我很无语，因为，他们像街头吵架的无赖，设立了一个前提，然后准备争论下去——可是，如果他们的前提是成立的，根本没有必要争论下去，因为他们已经赢了。
就我所知道，他们反对的那个“全盘西化”的民主，迄今为止，在13亿中国人中，包括无数追求民主的仁人志士中，根本就没有几位。有谁主张自己的国家全盘西化？或“全盘X化”？请问，美国的民主何时全盘英国化了？法国的民主全盘美国化了？欧洲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能够同时用“西方民主”一笔带过？即便被美国占领的日本，实现的难道就是“全盘美国化”的民主？更不用说大量亚非拉的民主国家与地区，包括中国的台湾。
作者用“非此即彼”的两分法，把一个根本不成立，也没有多少人支持的“全盘西化”派树立为自己的敌人，然后大肆发挥这个十恶不赦的敌人唯一的对立面——中国特色的民主。
其实，每一个国家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民众素质千差万别，加上历史因素，最终实现的民主也各不相同，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几乎都有不同他国的特色。可我们的作者并不只是在这种特色上做文章，而是要对“民主”的概念本身发起攻击，美其名曰争夺话语权。你与谁争夺话语权呢？你真要宣布“专制”就是“民主”，中文里的“黑色”就表示“白色”的意思，你看看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会和你争论这个问题？
你要说清楚的是，你说的民主不管有什么特色，到底还是不是发明民主这个词语与民主这个制度的国家们所界定的那个“民主”，如果不是，你完全可以换一个词儿，为啥一定要把自己的热脸蛋贴近西方人的民主冷屁股？争夺这种对一个词语定义的话语权的意义在哪里？这道理很简单，你不能随便从床底下抽出一双破鞋子，然后说，这就是“民主”，用枪逼着大人们和你一起说，在学校灌输给孩子们，这双破鞋就是“民主”。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指鹿为马已经是两千多年前的老黄历了。
民主也许并不怎么样，甚至比一双臭鞋子还臭，可一双臭鞋子，永远是臭鞋子，不是民主啊，课题组的诸位专家学者们？
什么是“真正的人民民主”？
这篇不知道从哪里拿了课题费的雄文，不但指鹿为马，还要玩一下“指马为鹿”的游戏。全文竟然出现了好几次如下不伦不类的组合词语：“真正的人民民主”，你说笑话不？“民主”在汉语里本来就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思，他偏偏要再用一个“人民”去限制你那个“人民”，而且还不罢休，又用了一个“真正的”词儿，结果弄到后来，大家都糊涂了，谁都不知道“人民”是谁，真正的人民的人民又是谁，于是，你糊涂了，他们却不糊涂，他们就出来代表“人民”了，去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
作者在开篇就提出，更想证明的是西方民主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其实，你不用证明，因为西方人这几十年来，谁都没有说他们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民主”，至于文章中反复强调，西方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是金钱操控的民主，“总统都是有钱人，或者有钱人的代言人”，就更不用什么证据了。因为，如果美国布什总统上台，他是有钱人；而如果是穷小子克林顿与奥巴马上台，他就是有钱人的代言人，总之，只要你当上总统，你就是有钱人的代言人。这个推理真是战无不胜啊。
说到西方的金元民主，说到西方民众终于认清了西方民主的虚伪本质，他们竟然用美国选民投票率低于50%来作为证据——这也是本文唯一出现的一个用西方的数据来贬低西方民主的地方。他们是因为课题费不多还是都被挪作它用了？在中国不能搞民调，在美国可以啊，你们过去问问美国人不就都明白了？难道怕被由资产阶级伪装的无产阶级们欺骗了？
民众对投票兴趣不大，不但不能说是民主的质量差，恰恰相反，只有成熟的民主国家里才有这种现象，任何一个新兴的民主政体（包括西方民主刚刚起步时），民众投票率都非常之高（请看西方以外的民主国家），因为他们要把握国家前进的方向，确保选出自己中意的领导人。而在公民社会相对成熟的西方，投票率往往有偏低的趋势，因为所有参选的候选人，几乎都是在迎合民众，弄得他们之间的政策分歧越来越少，也弄得民众很难取舍。那些真正放弃投票的，其实绝大多数都是认为选谁都一样。澳大利亚为了防止民众不投票，竟然对不投票的人罚款50澳元（相当于300人民币），所以，澳洲的投票率是世界上最高的。
可是，投票率最高的澳洲最近也出现了无法分出胜负的情况，两个大党的得票率不分上下，和十几年前美国总统大选出现了同一种情况，这都说明，民众成熟了，候选人更成熟了。
这种选谁都一样，和“课题组”们的作者理解的对民主本质看透了的失望，完全是分马牛不相及的。如果按照作者所说，西方有投票权的“人民”其实有两个选择：第一，大家都来投票，把希望实现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候选人选为总统；第二，你号召剥夺他们不想使用的选票权试一下，保准全体美国人都会向你吐口水，每个人都会跳起来直奔投票站……
找到西方民主的优点，狠狠地批！
这篇文章中，如上所说的硬伤比比皆是，几乎到了胡说八道，惨不忍睹的地步。例如，为了强调一党领导下，所有权力归于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的民主之优越，竟然把西方的多党制与权力制衡机制说成是西方无法克服的弊端，是让西方效率低下的罪魁祸首……你查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为什么都是这种“低效率”体制的国家？他们的低效率在前苏联东欧那里被彻底解决了？我们倒是看到，几十个国家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几十个共产党组织一夜之间被推上审判台，这种效率倒是亘古未有。民主如果没有竞争与制衡，还剩下的不就只是“为民做主”？
课题组为了抬高协商民主，竟然得出了美国人的民主只不过是四年选一次总统的结论，把西方人民描绘成被金钱支配的每四年一次去象征性投票的可怜的有待我们去解放的人民——美国的民主只不过是四年选举一次总统吗？美国人的民主权力只在四年投票一次的时候才展现出来吗？权力之间的制衡，言论自由的媒体监督，民众无处不在的游行示威等权利，哪一个不是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课题组”在争夺所谓话语权的时候，连基本事实都不顾，画出了一个大大的饼，宣称我们现在的民主制度已经是超越了西方的更高一级的民主政治，弄到后来，估计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了。很显然，他们忘记了胡锦涛在深圳讲话中强调的：继续深化改革……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各国的民主都有自己的特色，可无论多么特殊，总离不开选举与监督，离不开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这些也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几代领导人都多次强调的，可是，大家看看这篇《求是》课题组推出的文章，几乎到了颠倒黑白的程度。别说中国老百姓不会被你们忽悠，就是有良心的中国共产党员，又有几个还相信你们？
平心静气地说，即便西方民主，也存在不少缺陷，而且以人类发展的步伐，这个制度也绝对不会是人类的最高、最终极的模式，西方的民主不是不能批，而是要大张旗鼓地批，可还真没见到过这种专门找到人家的优点来批的。当你宣称你已经找到了一种比目前这个“最不坏”的制度更好的制度时，你至少应该在民众中取得基本的共识吧？作者开篇就强调的，要正确引导民众，分清好坏。诸位，在人类进入到21世纪，在信息时代和互联网时代，民众认识好与坏，不都是靠你“正确引导的”，知道不？
任何党，包括共产党在内，在当今的社会，要想引导民众，只能靠真相、真理与真诚。
“不搞民主不行，真搞民主更不行”，那咋办？
正如前面所说的，这篇课题组的奇文并不否认“民主”，而且相反，极端推崇民主，也认为中国必须走民主之路。可见，这些年下来，“民主”确实深入人心。世界潮流，势不可挡。正如一位政治学者在总结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时说的一句话，他说，他接触的很多领导都有这样的信条：不搞民主不行，真搞民主更不行。
这意思很明白了，当今不搞民主，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历史也不会放过你。可是，既得利益者也很清醒，真搞民主的话，他们的绝对权力就没有了，他们就没有那么大的利益了，所以，真正的民主是不能搞的。那怎么办呢？很简单，搞假民主。或者打着民主的旗号，继续搞专制，搞独裁。
于是我们看到，当今世界上越是不民主的地方，民主越是叫得响亮，例如，以前的不民主国家东德，连国家名字里都有“民主”两字，民主的西德却没有，当今，离民主最远的越南与北朝鲜，国名里都有“民主”两字，民主喊得比谁都响。而我们这篇课题组推出的把当今现存民主制度说成万劫不复的短短文章里，“民主”两字竟然出现了102次之多。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现在跳起来攻击民主的，已经越来越少指责民主会带来混乱了。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民主等于混乱”几乎是一些反对民主人士的共识，尤其是当台湾的议会砸杯子，泰国的民主出现街头对峙，希腊的民众游行示威冲击政府的时候，民主等于混乱与民主会带来不稳定的声音更是甚嚣尘上。
现在这种论调怎么没有了？因为他们亲眼看到，那些民主国家的所谓混乱，只不过是在自由言论下被放大，只不过是民主政治的一种正常运作，只不过是一种有了充分自由的民众的一些过激表达方式而已，台湾“国会”互殴的镜头，全中国13亿人谁不知道？但发生在你身边的自焚，老百姓向官老爷下跪讨公正，你知道吗？泰国街头流血了，中国有多少专家学者跳出来论述亚洲文化不适合民主？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们以北朝鲜为例论证亚洲国家不适合专制？希腊民主出问题了，又有多少从来没有搞懂民主是什么东西的御用学者欣喜若狂，惊呼发端于希腊的希腊民主即将走到尽头，中国特色的民主将会像便宜的运动鞋一样传遍全世界？
但，现在他们都不再提“民主等于混乱”这个命题，因为他们感觉到，真正的混乱将会发生在那些打着民主旗号的国家，那种混乱将会不可避免地到来，等到到来的时候，谁也挡不住，正如20年前的苏联东欧一夜之间解体一样。
当他们不再提“民主等于混乱”的时候，我却要重申，不错，有一种民主一定会带来混乱，那就是虚假的民主。
历史上，尤其是在科学尚不发达，信息比较闭塞的时代，专制制度是相当稳定的一种制度，一个王朝动不动就能统治上百年，甚至持续两三百年（如中国的清朝）；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公民意识觉醒，民众被启蒙，公民社会逐渐形成，专制制度一个接一个土崩瓦解，民主制度成为一种稳定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自从在地球上建立以来，经历了风风雨雨，鲜有不稳定的情况发生，更少有被民众推翻的例子，他们也没有必要整天紧张兮兮地维稳。
这个民主代替不民主制度的时期，却也存在了另外一小撮国家，就是表面上标榜民主，背地却在延续专制独裁统治，这种制度就成为当今地球上最不稳定的一种。尤其在他们打出民主的牌子时，就更是冒了极大的风险。他们想让人知道，“民主”其实就是“他们为民做主”，这在短时间里，在一些愚昧大众中，也许会有一定的效果，但从长远来说，这是危险的，老百姓不是傻瓜，当他们知道了民主这个词语的时候，他们会知道民主的真正含义的。
明年就是中国人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一百周年，这一百多年里，中国之所以走了弯路，走了邪路，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统治者一直在用假民主忽悠国人，鉴于中国人的教育水平不高，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种忽悠还是很有效果的。然而，一百年来，中国在民主进程上毕竟取得了进步，表现在这个国家的人民进步了，越来越多国人的公民意识觉醒了，对民主有了新的认识与新的追求，他们已经那么容易被欺骗了……
此时此刻，你还顺手从床底下掏出一双臭鞋子，然后告诉他们，这就是民主——我以一位20年党龄的党员，也以一位公民的身份告诉你，你这种“民主”，一定会带来混乱，带来灭亡的！
杨恒均 2010-9-20 《论民主系列》之八
如何驯服桀骜不驯的网络民意？
2010-09-27 02:20:21| 分类： 改革开放三十年 | 标签：网络 网民 驯服 拍照 民意 |字号 订阅
昨天，我所在小区附近的地铁线路开通，我散步过去观光。在地铁站台上拍照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制止，随后我们有了一场小小的争论，他用对讲机招来了负责人。负责人向我解释了地铁规定：拍照可以，但要经过地铁公司同意。在我反复要求他给出禁止拍照的理由后，他向我透露：有些人照一些负面的照片贴上网，造成很大的麻烦，我们很被动。
地铁里禁止拍照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尤其是列举了一些具体的理由，例如太拥挤，拍照影响人流；保护工作人员的隐私；站在站台上拍照可能会造成安全隐患等等。然而，担心“负面照片上网”为由的“禁止拍照”恐怕就不那么合理了，肯定是中国特色。
可这“不合理”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哪个国家网民们上传到互联网的照片，能够对公权力部门的工作人员造成如此大的“伤害”，甚至让一些官员与权贵落马、沦为阶下囚？一张照片有如此的威力，他们当然会紧张。这种“有图有真相”的网络记录，就是当今如火如荼的网络民意之一种。
“网络民意”对当今中国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只要看看现在中国政府的多少决策是基于网民的意见，有多少贪官污吏落马是因为网民的揭露，就知道网络民意的威力了。虽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90%网络民意依然被忽略、过滤、屏蔽、删除了，但那漏网而出的10%的网络民意依然焕发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爆发力”。
今日推出的《2009年中国人权白皮书》说，“据抽样统计，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300多万条，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充分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成为中国政府执政为民、改进工作的新渠道。中国领导人经常上网了解公众意愿，有时直接在网上与网民交流，讨论国家大事，回答网民的问题。各级政府出台重大政策前，通过互联网征求意见已成为普遍做法。近三年来，每年通过互联网征求到的建议多达几百万条，为完善政府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对网络民意的重视，确实让“网络民意”如虎添翼，更加牛B。可是，为什么网络民意越来越汹涌？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呢？原因很简单，作为民意一种的“网络民意”是无法靠这种传统的方法来疏导、控制的。就拿上面这段话来说，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坐到一起，都不可能每天处理300万条的意见，更何况这些意见很多是相反观点的。民众只是表达出自己的意见，然后被你挑选一些可以为你所用的“从善如流”，等你把不喜欢的那些意见删除，甚至对提意见者“跨省”，就完事了？
这实在是太傻太天真了。当今不断膨胀的“网络民意”是无法用这种方法驯服的，而不能驯服的民意，迟早会带来混乱！正如中国历史上，统治者从来没有能够彻底驯服民意一样，等到“民意”膨胀到一定程度，就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骚乱与革命。最高统治者当然知道这一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于是总想用顺应民意的方式对自己的手下进行约束，希望他们在充当自己的打手与奴才的同时，也能够为人民服务。
这种试图用另类方法疏导、控制民意的办法，无疑就给整个利益集团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就拿拍照来说吧，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合都在推广这种“禁止拍照”的规定，据说，连一些管理很不像样的长途公共车站也有保安专门制止乘客拍照，害怕“丑闻外扬”。想一下去年网络上一张东莞火车站上乘务员帮旅客爬窗的照片在网络上曝光后的结果，我虽然写文章为站长说了好话，但站长还是被降职了。我想，今年春运期间，全国各大火车站，会不会也要挂出“禁止拍照”的招牌？
不妨再看一下最近出现的安x元x鼎现象，何等牛B，何等威风？一个民间的公司，竟然在京城脚下，“拥兵三千”，对手无寸铁的访x民进行恐吓、拷x打与关黑x监狱？他们被赋予那么大的权力，仅仅是要把只身来北京表达“民意”的访x民堵尽赶绝。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肯定是有后台有背景的巨无霸，被一地方媒体曝光后，在网络民意不到一天的冲击下，竟然被停业，又被立案侦查。
现在，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民主国家里为什么不会出现对访民的围追堵截？更不会出现一阵“网络民意”就能让这么大的公司土崩瓦解的现象？
想清楚了，就不会奇怪有主流媒体的大佬哀叹：网络民意绑架了中国政治。西方也有互联网，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网民，可是，很少听到他们提到网络民意（有网络调查），更少听到政府的政策与决策是依据网络民意来制定的，更没有看到民主政府竟然从网络上收集管理国家的意见。
而且，你到民主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或者我们对岸的台湾地区看看，有一个政府部门与公家的单位会如此介意、忌惮、恐惧网民的意见？你什么时候听说，美国或者欧洲的一个官员，因为网民的一张照片，就被撤职，被“双规”，被抓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到，澳大利亚的公共场合禁止拍照是工作人员担心“负面”照片上网？
换句话说，我确实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民主的国家里，“网络民意”能够如此搅动政府与权贵的神经，让他们担惊受怕，让他们哀叹“没有网络的时代真好”。对于他们来说，此起彼伏又无法控制的网络民意，无异于“暴民”造反，难怪已经有官员把“网络民意”直接比喻为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红卫兵。
西方为什么没有这般强大的“网络民意”？他们有没有其他不借助网络的“民意”？当然有，但确实没有中国如此这般的强烈，换句话说，西方的民意被驯服了。西方是如何驯服在中国常常成为改朝换代、成为暴力革命之源的“民意”的？
答案很简单：迄今为止，世界诸国能够成功驯服、控制民意的方法只有一种，而且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了，那就是借助强大的“民意”，轻轻迈出一步，把“民意”变成“民主”……
民主制度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科学发明。这个制度把绝对权力关进了笼子里，让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公权力都受到制衡与监督，民众通过选票选出管理家园、依法治国的领导人，民意的集中体现就是“选票”，选票挑选出来的领导人，没有必要去听你的意见，也没有必要听杨恒均意见，更不会在诸如“网络民意”面前吓得战战兢兢，但他得倾听大多数人的心声，否则，他就得下台。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民主——
民主是“暴君”与“暴民”一起发明的一种制度，是民众用来对付“暴君”的手段，也是当政者用来统治“暴民”的工具！
杨恒均 2010-9-26 《论民主系列》之九
杨恒均 :《十论民主：请不要把追求民主的人当成偶像》
2010年11月26日 星期五 9:49
当“民主小贩”也有了粉丝的时候……
今天谈谈“粉丝”和“偶像”现象。这原本只盛行于体育与娱乐等行业，可因为强大的互联网的传播平台，这种现象已经扩展到各个领域。连我这个写博客的，几年下来，也拥有了一小群的“粉丝”，还被少数年轻人当成了“偶像”。我这里说的粉丝与偶像当然不是我们平时打情骂俏时使用的那个意义，也不是一些喜欢我的读者因担心我不再写文章而换了一个法儿的忽悠与鼓励。而是我从部分读者来信中真真切切感受到的。
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喜欢一个人的文章，或者认为作者在文章里有意无意地炫耀出的某种生活方式很酷，从而变成他的粉丝，甚至生出“偶像”情节，无可非议，甚至可能比追那些追逐电影和体育明星的粉丝更值得提倡一些。但具体涉及到我个人的时候，我更需要读者，而不是粉丝。你追随、崇拜我文字里描述的那些吸引你的民主与自由理念，从而爱屋及乌，成了我这个人的“粉丝”，有些少不更事的还把我弄成了“偶像”，我得承认，这个现象我已经发现很久了，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讲，今天我就说出来，因为，这是我要向年轻朋友讲述的有关民主知识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如何看待民主与追求民主的人们。
我以前只是知道在演艺与文体领域，那些狂热的粉丝常常做出不理智的事。例如，去年我写了一篇短文批评成龙“中国人需要管起来”的错误论点，这完全是对当今年轻人负责，因为这个国家想要管起来的，肯定是这些年轻人，不是我们这些觉醒了的成年人，更不是权力、知识与财富三大精英群体。可文章出来后，竟然遭成龙粉丝们的狂热攻击。这事引起了我的注意。随即我发现更严重的是，在我们目前所在的圈子、所处的领域中，也出现了“粉丝”们因对“偶像”的喜欢与热爱而自愿放弃了独立思考，甚至不允许其他人批评自己“偶像”的现象。这就让我非常不安了。
对于我们来说，推销民主自由理念的最大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让人能够独立思考，拥有自由精神吗？可如果你因为支持我们的民主理念而变成了“粉丝”，甚至把某些人当成了“偶像”，把演艺圈子里的现象带进来，不去独立思考，听见别人批评你的偶像就火冒三丈，我想，那首先就证明我们没有把民主的真谛讲清楚。
下面，我先从民主自由理念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入手，谈谈为什么不能把追求民主的人当“偶像”来盲目崇拜。民主理念最精华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我可能有错。一位以推广民主自由理念为己任的民主传播者，难道不也是“可能有错”的人？可是你因为喜欢他的文字，喜欢他的某种生活方式，喜欢他推广的民主理念，渐渐喜欢甚至崇拜他本人，最终把他当成了“偶像”，久而久之，你开始把他说的一切都当成民主的真理，唯独忘记了他告诉你最有意义的话是“去怀疑、去批评”，结果，你不再怀疑，不再思考，甚至不再允许别人去质疑他——天可怜见，这难道不正是那些传播民主自由思想的人要带你走出的困境吗？
1949年前的毛泽东，在各种公开的场合，无数次地宣扬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揭露讽刺国民党腐败政权，呼吁结束独裁专制。说真话，即便我们现在去阅读他和他的同志们当时的豪言壮语，也忍不住要成为“粉丝”——实际上，当时有无数的老百姓与知识分子确实为此而成了“毛粉”，把毛泽东当成了偶像。以至到后来，当他完全抛弃了自己所宣扬的民主理念，他依然是“偶像”。人们好像完全忘记了，他们当初崇拜毛，不是因为他的长相英俊，也不完全是因为他拥有枪杆子，而是因为他的民主与公平公正的思想，因为他主张“人民当家做主”……人们因为他主张“人民当家做主”而最终把他推向了“为人民当家做主”的偶像宝座，何等讽刺与悲哀？
还有，如果我们把好话都说尽的《宪法》当成“偶像”来追求、捍卫与崇拜，而不是把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党当成永远正确的东西，中国会不会更和谐？崛起也许最终成为可能。
为了民主，请别把我当成你的偶像……
在过去几年，读者给我写了上万封信件，其中不少年轻人在信中流露出了一种让我担忧的“粉丝”与“偶像”情结。成熟的读者早就注意到了，我一直在试图消除这种很能忽悠年轻人滋长崇拜心理的形象与环境。不久前还有一位老同志对我指出，你文章中自我贬低的地方太过明显，我知道你在干什么。
其实，只要用心的读者就会发现，网络上对我“光辉形象”有损的很多名词与说法，不是出于他人之口，反而是我自己提出与推广的，例如“民主小贩”就是一位网络上长期坚持辱骂我的读者用来讽刺我的，但我就把它推广开了，以至有一位青年读者见到我时脱口而出：因为人家叫你“民主小贩”，我还一直以为你很猥琐呢，原来是相貌堂堂啊^_^（允许我YY一次吧）……
我的用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很多涉世未深的读者确实把注意力从我的身上而转向我的文章，可是，也有副作用。例如，有些读者千里迢迢找到我的住处附近，坚持要见到我才离开，我只好和这些同我儿子差不多年纪的孩子见面。见面的过程中，我一定会表现一些非常“世俗”甚至“庸俗”的东西出来，例如有一次我突然盯住一位女服务员问那位崇拜者，她很漂亮吧？
我可以感觉到那个孩子对我的看法完全变化了，甚至看出他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有一次，另外一位小伙子就没有忍住，而是直接问我，杨老师，你怎么能够这样啊？你是民主自由的导师，你是我心中的……
这孩子哪里知道，我正是为了我追求的民主理念，才故意这样做的，民主的导师远远说不上，即便成为孩子们心理的偶像，我也极其不安。其实，在这些孩子们面前，我完全没有表现自己俗不可耐的冲动，可是，看他们对我的那份崇拜，本身就是我宣扬民主自由精神的失败啊！我不得不这样做，打消他们心中好像只有“偶像”才知道什么是民主，才懂得如何搞民主，以及搞民主的人都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些非常有害的观念。对于所有追随民主自由的读者，先要分清楚一点：把民主自由与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分开来。
细心的读者，早就应该注意到我上面提到的现象。当然，与此相反的是，我文章中却同时充满了“高傲”与“高调”，一种让很多人不舒服的“夸夸其谈”，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会要自己打破装B的“偶像”形象，一会却完全忘记了谦卑，忘记了低调？
我要借这个机会解释一下，在说到个人的时候，我们要打破“偶像”，可是，当我们在宣扬民主自由与法治的理念与普世价值的时候，在追求我们的理想的时候，我们绝对是毫不含糊，这个时候，没有“谦卑”可言的！
自相矛盾吗？不是，绝对不是。大家想一想，在一个追求民主不但有风险，甚至随时可以坐牢，可以消失的时间与空间里，你用来对抗那些不民主的东西，对抗强大的邪恶的专制，靠的是什么？是谦卑？是低调？是明哲保身？不是，绝对不是！你靠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绝不低头的精神，一种高高扬起头颅的信仰！
我厌恶的是那种文风，他们在读者与普通民众面前，把自己换装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精英，冷若冰霜，可是面对权力的时候，他们却讲起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大多时候，“谦卑”得连个屁都不敢放！
为了民主，我一定要把自己当成“偶像”……
我要求我的读者不要把我当成“偶像”，可我却曾经把一些追求民主的老师与前辈当成我的偶像，他们的言语与行动，多多少少启蒙了我，引导我走上了今天的道路。
然而，从我自身的经验来看，对这些偶像的崇拜几乎都经历了一个崇敬、失望、破灭与再认识的过程。尤其是看到自己崇拜的民主偶像放弃甚至背叛了民主自由理念的时候，我一度对民主与自由都产生了怀疑。直到后来很久，当我也踩着他们的脚印踏上这条路的时候，我才逐渐醒悟过来，他们没有错，错的是我从喜欢他们的追求而把他们的人变成了“偶像”，他们尽力了，永远值得我尊重。
为什么说他们没有错？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追求与宣扬民主，其艰辛与痛苦，不亲自走过，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理解？ 在中国追求民主自由的百年多历史上，几乎没有几位追求者能够善终（除非那些因被杀害而成仁的），这本身就折射了追求之艰难。我想，我们不能责怪他们，最好的办法，从一开始，我们就接受他们的民主自由思想，当他们累了，退缩了，倒下去了的时候，我们新的一代又站起来，继续前辈和先烈的路，一路向前，等到我们力有不济的时候，我们会交给下一代。这里没有粉丝，没有偶像，只有手牵手一路艰难跋涉的战友……
写到这里，文章本该结束了，或者为正在探寻民主之路的年轻读者写的文章已经结束了。可下面，我却想对自己，也对许许多多和我一样，把推广与践行民主作为自己理想与追求的人——不管你是写作者，还是维权人士，体制内或者体制外，海内还是海外的民主人士——说几句。
前面我对读者们说，我们不配当年轻读者的偶像，甚至不应该拥有粉丝，现在我对“我们”说：只要我还在用言论，用文章追求民主，传播普世价值，只要我还有一个读者，我一定会尽量把自己当成“偶像”——当成我自己的偶像！
我是一个什么东西？我和你一样，甚至远远不如你，我有一身毛病，有小心眼，常常会愤怒，经常想打架，还喜欢钱财与奢华的物品，看到漂亮女性会偷偷看几眼，还会……民主又是什么东西？民主是一种理念，是一种价值观，同时是一种制约权力、利益分配机制，更是一种目前在地球上大多地方变得稀松平常的生活方式……
普通的我，普通的民主，放到一起，却装起B来？要把我当成我自己心中的偶像，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独特的地方，一个特异的时代，生活在这里的绝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根本没有机会到民主自由的国家去体会与体验，甚至连一些像样的介绍民主与普世价值的文字都看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年轻人，正是通过那些追求民主的人士接触到民主，通过阅读杨恒均，揣摩杨恒均，去认识、去体会民主。
这种情况当然不正常，但这却是无法否认的现实，这现实当然是我们要去改变的，可改变它的最好办法是介绍民主与普世价值，而我们，仅仅通过文字，耍耍嘴皮子介绍民主自由，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得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平时就比别人付出更多，必要的时候还得做出更大的牺牲……最近温总理先后多次提出普世价值与政治体制改革，在朝野引起了震动，支持与反对的两个阵营浮出水面。很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在支持的还是反对的阵营里，重量级人物都并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温总理主张的内容上，而是都试图从温总理的个人历史、做人记录与道德品质入手，试图去证明他“只不过作秀”，或者证明他将会“风雨无阻，至死不休”。
可见，哪怕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也常常把某个人的品德与他的政治主张联系在一起。也让我认识到，为了推广你的理念，你不能不重视自己的为人，培养好的品德。让人家先接受你这个人，你的主张才有可能被他们接受。我以前干过很多工作，也有很多同事与朋友，他们有些人还记得以前的我，因此有人发现我和以前大大的不同了。这其中除了岁月留下的痕迹，很大程度上是追求民主自由的过程中，我本人也发生了变化。
其一是信仰改变一个人，当我把民主当成追求的信仰后，我从世界观到性格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二是当我开始传播民主后，为了对得起我传播的民主，为了让年轻人看到一个完整的民主，我刻意去改变自己，克服掉一些在非民主国家养成的恶习。我的改变当然是很不彻底的，但这改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在这里，我也要对那些同我一样，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传播、推广并随时把民主付诸实施的朋友，为了你追求的民主理念，一定要对自己严格要求，能够做到言行如一，能够对得起你的追求，你的理念。在很多年轻人眼里，你说话像民主，你吃饭像民主，你交友像民主……你就是民主，他们从你身上要看到民主的魅力与力量。但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我接触的年轻人中竟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无法接受那些追求民主的英雄人物，而拒绝接受民主自由的理念。
我们都是普世价值的“粉丝”，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偶像”。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我们不应该把任何人变成偶像，但我们却时刻用要求“偶像”一样的标准，要求我们自己。——谨以此段与读者和作者们共勉。
百年困惑：民主与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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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主不适合中国，或者中国不适合民主，又或者那些“民主缓行论”者来说，有几个命题是常常拿来说事的，例如东西方文化差异，国家太大，民众太穷，经济还不够发达，民众素质太低等等，这其中尤以“民众素质太低论”最为顽固，可以说已经困扰中国百年之久了。
虽然我写过多篇文章讨论这个“民主与素质”，再多说也不会有什么新意思，可是到京城走了一圈，接触到体制内外无数英雄豪杰后，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多说几句。
首先我想说的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再好的制度，强加在一帮愚昧无知的人身上，也不一定显得出优越性。可以这样说，一个民主国家民众的公民素质决定这个国家的民主质量。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然而，它们的民主却显出了不一样的水平，除了新兴的民主国家制度尚待完善之外，造成差别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国民素质。俄国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常常出现一些问题，说到根子上，还是国民素质。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其次我要问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与这个国家是否需要民主的关系。上面一节说的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民众素质决定民主的质量，那么在一个尚未民主的国家里，民众的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又如何呢？前后两个问题有天壤之别，可“素质决定论者”正是以第一节的现实来推断出了“低素质的民众不适合民主”的结论。而且，很多人竟然没有看出逻辑的混乱。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没有人会反对民众的素质决定民主国家的质量，也不会有人反对素质越高的国民越有可能把不民主的国家带进民主，当然，“民主需要高素质的国民”就更是接近真理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的民主素质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是在民主国家里培养出来，还是在不民主的国家里培养出来的？
按照“素质决定论者”的理论，民众的素质不达到一定的程度，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会乱，因为民众的素质不足以让他们为自己做主。如果民众的素质达到了欧美的程度，或者至少超过现在的俄罗斯人与印度人的话，民主才适合我们，民主才是好民主。这些人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是不完善的“坏民主”能培养出适合民主的公民素质？还是完美的不民主制度（例如专制）才可以培养出适合民主的民众？
“素质决定论者”需要回答两个问题：230年前的美国移民的素质，以及百年前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英国罪犯的素质比现在的中国人高？中国当今国民的民主素质比1945年以及100年前高多少？
再次，我想说的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尤其是你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不但可以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够进入民主，也能决定进入民主后的质量。可是，绝对不能用民众的素质来阻挡民主的到来，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历史纪录都向我们显示：民主国家——哪怕是最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才是培养国民的民主素质的摇篮。而那些不民主国家，尤其是反民主的国家，再给他们上下五千年，也不可能培养出大批有民主素质的国民！
认识不到这点，我们会陷入绝望，我们会抓狂。“民主与素质”折磨中国已经有上百年了，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孙中山到胡适，几乎都没有完全走出这个误区。就拿让中国知识分子敬仰的胡适，在制度与素质上，也提出了“百年树人”的主张。可惜的是，他老人家不得不跑到美国去“树人”，这种树人的方法，可能一千年也不够吧。但如果胡适更客观一点，就应该知道，他当时所在的美国，对包括中国人的在内的有色人种的歧视，是远远背离“民主素质”的。有丰富历史知识的胡适也一定知道，美国民主制度成立的时候，国民中的绝大多数——妇女，没有财产的白人，印第安人与黑人根本没有投票权，不参与任何民主活动，因为他们的素质太低了，黑人就更是奴隶。但确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提高了民众以及统治者的民主素质。
再拿俄罗斯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地区）来说，有部分中国人一看到人家那里出了问题，就兴高采烈地翻出了“素质论”，他们却不知道，民众的民主素质正是和民主制度的修修补补一路走来，不断提高的。一个陈水扁因贪污而倒下，更多的台湾公民在觉醒中腰板挺得更直。假如俄罗斯至今还是“苏联”，俄国人的民主素质比现在能高多少？北朝鲜、古巴与越南等国家，什么时候会培养出拥有民主素质的国人？他们会“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吗？
民主制度就是培养国民民主素质的最好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民主国家在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些混乱，而其中最“邪恶”的正是美国，它竟然在民主建国的时候，国民素质低到还有“奴隶”，当然，如今，这些奴隶的后代已经可以当总统了。试问，美国有可能先实行和谐的专制制度，然后等到“黑人与妇女、没钱人”的素质都高了，再实行民主？
最后一点，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我想强调的是：民主国家是培养民主素质的地方，但并不是说专制国家里就不能产生有民主素质的公民。实际上，在从不民主到民主的转型中，公民社会与公民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可大家要记住：民主素质的公民非但不是专制制度“培养”出来的，反而是与专制的抗争与决裂中诞生的。民众中率先觉醒的人，与专制集团中良知未泯的人，在对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促成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却也因此让我们陷入了“鸡和蛋”的悖论中。我们看到了民主与素质的关系，没有民主社会，哪里有那么多民主素质的人？可没有民主素质的人，又如何建立起民主社会？这有点像鸡和蛋的关系，没有鸡，哪里会有蛋？没有蛋，哪里会有鸡？陷入这种关系而无法自拔，让很多人在说到“民主与素质”时，都好像是在瞎扯“蛋”。
这种境况，让那些在不民主环境以建设公民社会为己任的青年人常常陷入迷茫，从而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例如抱怨困难很大，民众不理解，更不听从自己的，有些甚至以自己的实际遭遇印证了统治者说的“民众素质太低”……其实，他们遇到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因为连中国的民主前辈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同样遇到过。当他们在努力追求民主而不得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统治者的残暴与精英的无能，只能陷入了弱势民众的“素质论”，把中国搞民主不成功归咎到民众素质太低，要先树人才谈制度建设……
那么，如何打破百年来困扰我们的“民主与素质”的鸡与蛋的悖论？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重要的内容就是进一步认清什么是民主以及它的本质！我发现那些抱怨民众素质不高的朋友，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有一些严重的偏差和扭曲的观点。如果加上他们过低估计在非民主的制度下追求民主的难度与艰险，遇到挫折往往就会打退堂鼓，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梁启超无疑是中国民主的启蒙者，可恰恰是他对民主制度也有认识不足的地方，他从一战后的欧洲回来后，思想走向了保守的那一端，也难怪，如果说近百年前被战争蹂躏的欧洲与中国大陆同样残破不堪的话，今天，两种制度在这两块大陆上结出了不同的果子。
我们比梁启超幸运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知道了过去，也看到了现在，问题是，我们能够创造未来吗？未来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就从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开始。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质，努力当一个公民，公民社会就会逐渐成形，民主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杨恒均 2010/11/21 《论民主系列》之十一
民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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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209票 【共4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1月23日 23:00
民主肯定不是一个坏东西……
不管民主是是个什么东西，但一定是个不怎么坏的东西。有一个证明方式非常简单，简单得都被我们大伙儿忽略了，那就是在当今世界上，你几乎找不到一个人、组织或者国家会攻击民主，说民主是个坏东西。我发现在人类发明的所有政治名词中，这种一边倒地赞誉“民主”的情况绝无仅有。
我们几乎每天都看到独裁者、利益集团和御用文人以及愚不可及的蠢货在那里咬牙切齿地辱骂、污蔑民主，但你稍微注意一下他们的文字就会发现，他们攻击的都是“西方的民主”、“美式民主”以及地球上某个国家正在实行或者已经实行过的某种具体的民主。显而易见，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他们不是反对“民主”，而是反对“假民主”、“虚伪的民主”……当然，在他们的眼里，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而他们正在搞的那才是正宗的、让人民当家作主、真正的民主——
逻辑就是如此简单，你说他反对民主啊，他理直气壮：谁说我反民主了？反对假民主不行吗？弄得你哭笑不得。你可以去看看前独裁国家东德，以及现在的北朝鲜，人家不但不反民主，而且是少数不多的几个把“民主”两个字直接放进国名里的国家。看起来，民主真是个好东西，或者至少是最不坏的东西。连反对他的人都把他当挡箭牌。例如反对奴隶制的人，首先会和奴隶制划清界限，说自己支持封建制；而反对专制的人则更是立场鲜明，迄今没有出现过打着“真专制”的旗号去反对“假专制”的白痴……可邪门的“民主”就创造了这样的奇迹：所有反对民主的人，都是高举着“民主”的大旗。
关于民主，我常常说，只要五个晚上，每个晚上两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涉猎所有的民主理论，如果记忆力好点，还可以了解到当今各民主国家之间的异同、优点与缺点。民主理论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看待当今各民主国家的民主实践，把理论与实践联系在一起，这个恐怕就不是从课堂上与书本中能够找到的。于是就出现了很多人出来重新定义民主、解释民主、绑架民主，久而久之，虽然大家都不再怀疑“民主是个好东西”，可渐渐搞不清民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
说起民主是个什么东西，答案可谓五花八门，有人说民主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有人说民主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制度，有人说民主是一种游戏规则，更多人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多数决”的选举、是一种生活作风与思想境界，也有人说民主只不过是统治者用来驾驭民众的工具，是利益集团麻痹老百姓的鸦片，是……
关心民主的人对这样的场景不会陌生：某位朋友口沫横飞地论述民主是XXX，同时义正词严地驳斥民主不可能是其他的YYY，其实，这种把民主绝对起来，非此即彼的做法，往往挂一漏万，也得不到大家的理解与支持。其实，民主这东西，在不同的眼里，确实有不同的含义。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有年轻的朋友想听我讲民主，一些学者也愿意和我讨论，可他们不久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讲民主既不从苏格拉底讲起，也不从托克维尔说起，我不说欧洲，也不谈澳洲，我都是喋喋不休地先谈论我自己的经历，甚至我的家庭，有时简直像个自恋的暴露狂。为什么呢？除了我接触民主就是靠实地观察之外，还和我对民主的认识有关：说到底，民主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无论那些理论多么宏大，无论投票的场面让个人显得多么渺小，无论你多么喜欢夸夸其谈，你最好在谈论民主的时候弱弱地问自己一句：民主对于我，对于我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个问题你不愿意回答，或者你不懂得如何回答，你最好先停下里来，从一个个体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一下民主。
民主对于我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澳洲的意义，一个是中国的意义。我现在回顾一下，澳洲民主对于我来说，有这样几个政治场景：有点反对移民的霍华德政府老是在台上不下去，于是一些华人朋友联系我和亲戚朋友，要求大家都去投他的反对票，但去投票的人并不多，效果不好，他一直干了十年才下台。几年前又出了一个竞选议员的“一个国家党”首领韩森，她仇视亚洲移民，是个种族主义分子，结果澳洲华人社区都警觉起来，全体动员去投票，还搞了聚会，结果呢，这个韩森不但没有选上，后来据说还因为作弊之类的罪名被弄去坐牢了。
这是我记忆中的两次“澳洲民主”的政治场景，其他的都属于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例如哪个党给我儿子所在的公立学校拨更多款，发放更多牛奶钱，就是好党，就应该执政。好像两年前，执政党还给我儿子每人发了可以用来买电脑的补助，我就觉得他应该连任，可在野党也不是傻瓜，立马推出了新政纲，人家不但发放相同数量的买电脑的钱，还要减税呢……
这就是澳洲民主，至少对我的家庭来说，民主就是这个德行，只要不出现大问题，例如种族主义者跳出来想掌权，国家即将偏离正确的方向，普适价值受到威胁，我的亲戚朋友并不太介意谁执政。要知道，西方政客们都标榜“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想方设法探测民意，讨好选民，最后弄得政纲都差不了多少（所以，最近西方的选举都经常弄得无法分出胜负），选谁不一样？
说到这里，有网友一定很惊讶，原来民主就是这么普通的东西啊，原来整天慷慨激昂的“民主小贩”眼中的西方民主就是如此琐碎啊。也曾经有网友问到过，你描述的西方民主怎么和你文章中谈到中国的民主时给人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人曾经问过更直接的问题：既然民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学校与牛奶，那你为什么在中国不去关心教育经费与牛奶？而常常高谈阔论？
那是因为，民主成为生活方式只能在民主国家或地区成为现实，你不可能在一个非民主的地方，独善其身地过上“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个看似非常个人的“民主”，却绝对不能和制度脱离开来，否则，你要就是犬儒，要就是有权投票决定十三亿人命运的少数几位享受了民主的“人民的主人”。
因此，中国的民主对于我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民主远非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方式之前，民主是我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关于民主的很多观点，例如到底有多少种民主，民主与经济效率、腐败、社会稳定的关系，很多前辈老师都有更清晰的论述，在这里，我以沉重的心情向大家推荐一位我敬仰的老师，他就是不懈推进中国宪政民主的蔡定剑老师，他因病于昨日凌晨去世。但他传播民主的意志，他追求民主的精神，将与我们同在。我个人感谢蔡老师，还因为：如果说过去我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有那么一点点进步的话，是蔡定剑这样老师的著作与实践为我这种后进铺上了前行的阶梯。纪念蔡定剑老师的最好方式就是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不要再把宪政民主的重任留给下一代。当民主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在我们这里，还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一种渴望，蔡老师的理想与追求，也是我们的。让我们化悲为力，继续探索、追求民主，民主到来前，一刻也不停下脚步。】
民主也是执政者驯服老百姓的工具……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当一些人妖魔化民主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去神圣化民主，而是要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民主，一个有缺点更有优点的平易近人的民主。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民主是一个什么东西，对他们自己生活与家庭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民主离我们就不那么远了。
这里我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不会有人反驳“民主制度就是要把统治者关进笼子”这个说法，但却有人用另外一种说辞来挑战甚至颠覆这种说法，他们说，民主其实只不过是统治者用来对付被统治者的工具，是让老百姓感觉良好，但本质不变的一种统治术。
一位外国朋友几天前对我说，你认为西方就是让老百姓当家作主？你看看日本，多少年都是那个党以及少数几个家庭在执政；你看看印度，民主建国多少年了，总理几乎都是出于那几个大的家族与利益集团。就拿美国来说吧，为什么一直是两党执政？为什么始终不能产生第三个党？即便茶党也力有不逮？因为那两个党的本质都一样，始终代表大资产阶级大资本家的利益啊，这些国家都不是真正的民主！
我问他，那么，哪一个国家是真正民主？他说，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我说，既然没有真正的民主，那“假民主”就是真正的民主了嘛。这个他不反对，随后他说的话，就更让人玩味了。他说，中国其实也可以搞这样的“假民主”……设立一种选举制度，用宪法把私产与人权牢牢地保护起来，把参政的门槛设高一点，让其他的党派与普通人进不来，保证选来选去，还是自己的人……
听到这里，请你千万不要跳起来反驳他！我们不妨按照他的思路继续思考下去：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七十多年的历史里，最高领导人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可没有一个是子承父业。然而，他的对手民主美国，竟然出现了好几起老子当完总统儿子再隔代当总统的事儿，你说这是咋回事？苏联的那种制度，民怨极大，最终被推翻了，美国的这种制度却成为世界楷模，到处推广。如果你还闹不明白，再看看台湾和大陆。台湾现在执政的要就是国民党高官的儿子马英九，要就是国防部长的儿子郝龙斌，但台湾人没多大意见，情绪很稳定；可中国大陆呢？也是高干子弟要接班了，可大家的情绪都不稳定，弄得剑拔弩张，维稳经费超过了军费……
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妙用”，民众在游戏规则之内（宪法与价值观念）选举领导人，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统治者的“权为民所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和谐相处，该发财的照样发财，该穷的还是一样寻不得机会，可人家不怨天尤人。即便这是“假民主”，也有假民主的妙用，作为统治者，为何不考虑一下？稍微清醒的人，难道看不出来，总有一天，那些没有选票的老百姓会推翻你，没收你全部财产，甚至威胁到你和你子孙后代的生命？
即便从统治者来说，中国这个体制也并不那么值得留念啊，从暴秦到朱元璋再到今天，我们这个体制都是这样运作的，皇帝利用官员压榨老百姓，老百姓对官员不满了，皇帝就“咔嚓、咔嚓”杀官员（我们这个体制至今还是杀官员最多的体制），受皇帝压榨的官员，就变本加厉地欺压老百姓，老百姓实在受不了啦，就揭竿而起把皇帝杀掉，杀杀杀，我们的历史就在这种杀戮中周而复始……
我们从上面这个极端的角度打量了一下民主，结果，民主制度成了一种统治者“驾驭”老百姓的最行之有效的工具，对不对？所以我的结论是：对于不同人，不同的阶层与族群，民主有不同的含义，有些比较美好，有些并不那么理想，这就是民主。大家不妨去检视一下各种对民主的论述与判断，尽量找出话语中的“道理”与共识，而不是马上去反驳、去否定，弄得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样子，这其实就是一种博弈，一种在争取民主的进程中，同抗争一样重要的博弈。
杨恒均 2010/11/23 北京
民主与经济危机、暴力流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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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241票 【共3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1月25日 22:58
为数不少的网友向我抱怨：身边的人只关心个人的经济收入，根本不关心民主。于是有的就带点期待地问：是不是经济停滞发展了，或者出现经济危机，甚至垮掉了，民主就有希望了？
这问题相当普遍，可每一次听到我都很警觉，也很矛盾，不知道如何回答。从历史上来说，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且不说东南亚和其他一些后进民主国家的转型几乎都是由经济问题（危机）引发的，就拿世界上最老牌的民主国家英、法、美来说，当初促成民主制度建立起来的也都是经济问题，更具体一点说就是统治者日子不好过，要增加税收（英国与法国王室征税，美国是印花税），结果激起了老百姓和新兴阶层的不满，起而推翻旧制度，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三个民主制国家。
如果英、法、美当时经济都不错，英法的国王都不缺钱花，英国王室也不同美国人在印花税上较劲，民主制度会在什么时候建立起来？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却可以得出结论：“老百姓”最终是因经济利益受损从而站出来要求自由（免于盘剥与恐怖的自由）、追求法治与公平正义（用宪法对付统治者），建立民主制度的（最终由大家说了算）。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高速发展，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头百姓，生活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虽然不同步也不成比例），加上利益集团长期以来刻意把“发展经济”与“追求民主”对立起来的愚民宣传，就不难理解，那种“中国人吃饱喝足就满足了”的论调是偏颇与站不住脚的。
作为一名从穷困中走过来的中国人，我关注民生甚至超过民主，只是越来越发现，这两者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民生的改善将会促进民主，民主则保障民生长期向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注重人权、自由和法治的民主制度来支撑，不但走不多远，很可能会车毁人亡。
有一种很好笑的论调，说什么检查了台湾与南韩的发展情况，发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都是威权时代，民主到来后经济发展反而缓慢了。他们不动脑筋想一下，如果这两个地区没有实行民主，经济高速发展而积累起来的财富、智慧与不公、民怨等等可能早就让他们完蛋了，还能到今天吗？总不能说，中国五千年的优秀文化是专制制度下创立的，就得出我们应该停留在秦始皇时代，你的姐姐妹妹就只配去哭长城了？
在民主与经济的关系上，我的观点是：我不希望中国的经济出问题，经济出问题，苦的还是老百姓，中国人穷苦得够久了，富裕一次不容易，如果能够持续下去，甚至再高速发展30年，我不但双手甚至连双脚都举起来赞成。然而，我的希望也许只是一厢情愿，历史的发展也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目前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可社会矛盾与积累的问题却越来越吓人。经济发展也不可能一直持续，当我们有智慧把制度问题解决了，经济发展即便停滞甚至倒退了，顶多选举换一个领导人，否则，经济发展一旦停滞，或者出现危机，很可能历史会重演，有些人要换脑袋。
我个人支持民生与民主两不误，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一个各方面都没有准备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地方，在一个洗脑特别严重、不明真相的不是少数而是绝大多数的时候，真正发生了经济危机，或者因经济引起了混乱，不一定会带来民主，反而有可能会倒退回专制，长期的混乱很可能接踵而至。这都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好在除了理论之外，我们也不乏一些特殊的实例，还正好都在我们身边，一个是南韩，一个是中国的台湾。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苏联东欧也属于这类。他们都不是因为“经济危机”而导致了民主化，而是实习了一种有别于英美法三国的新路子。苏联东欧在经济并没有大乱子，韩国台湾在经济很不错的时候，和平地完成了民主转型。
下面再简单说一下暴力流血与民主的关系，这个与经济问题异曲同工，都是我个人不一定拿得准，一直以来困扰我的，我愿意提出来和大家商榷，听取各位的高见。
如果检视一下世界各国走向民主的道路，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趋势：伴随民主制度建立的流血越来越少。让人难堪的是，英、美、法的专家学者是最主张和平转型的，可恰恰是这三个“原生民主”国家的诞生，几乎都伴随着巨大的暴力于与流血。法国大革命不用说，英国也杀了不少人，连国王都被砍掉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一场建立民主制度的暴力斗争。到二战时期地球上有30个左右的民主国家，主要的都是靠暴力流血建立起来的。二战后建立的一批民主国家例如德国、日本等，不能不说是二战中反法西斯战士的鲜血换来的。
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民主国家从30个左右上升到100多个，大多国家的民主转型中出现的暴力越来越少，流血越来越少，到了苏联东欧，只有少数如罗马利亚发生了革命；到了韩国与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国家，用以前“流血”的标准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和平的转型。如果我们不那么妄自菲薄的话，甚至可以说，二战后兴起的民主国家转型模式已经取代美英法等老牌民主国家，给我们立下了新的榜样。在实现民主的路径上，其实没有一个国家是“全盘西化”的，抛弃了当初这些国家使用的暴力，就是最成功的特色。
为什么暴力流血与民主从当初的不可分割发展到今天的渐行渐远？除了世界越来越和平这个大趋势之外，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原生民主国家确立的那种制度，让民众都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加上自由、人权与法治等普适价值在世界各国的广泛推广。你设想一下，在原生民主国家如英、法、美当时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先例，而且没有人可以说服别人“民主是个好东西”，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任何民主国家啊。所以，你要想真正说服统治者放弃手中掌握的绝对权力，光靠说理或者博弈都力有不逮，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民主。
我们大清帝国当时也差不多，虽然已经有英、美、欧洲等民主国家存在了，但他们本身的民主制度也不完善，大清派出去考察的人也不多，更没多少影响力，加上帝国主义老欺负咱们天朝，结果弄得大清帝国慈禧之流的实行君主立宪完全是敷衍了事，后来是悔之晚矣……不久前我接待一位纽约回来的华侨，他说，他家附近拐角处有好几个华人开的小卖部，店主都姓“爱新觉罗”。呜呼哀哉，如果清朝慈禧与皇帝老儿们知道实行宪政民主很可能让他们像日本皇室那样生活得有尊严，不必背井离乡，要到纽约去开小商店，弄得到今天连满族语言都快要灭种了，他们当初一定会改弦易辙吧？
在“民主是个好东西”已经成为常识，民主制度的建立往往就成了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那些反对民主的力量当然很强大也很邪恶，但已经不可能“理直气壮”到残忍和不择手段了。二战后有那么多民主国家在和平中诞生也说明问题，大家可回顾一下，当时的统治者其实都仍然握有绝对的权力，枪杆子也在他们手里，但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下，尤其是觉醒的民众与奋起的精英们的抗争下，包括统治者内部不愿意再折腾老百姓的良心人士，所有的非民主国家都显得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一个强大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在没有任何抵抗下，就被彻底瓦解了。苏联并不是特例，再强大的专制，有一天也会走相同的道路。
我反对暴力，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历史和我的喜欢不喜欢没有什么关系，到了我们这种人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也不会去阻挡历史的车轮。历史不能选择，我个人却有选择，我认为暴力流血在中国这块地上一旦发生，正如袁伟时老师所讲，动荡不稳至少要持续几十年，受苦受难的，还是平头百姓……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是妇人之仁，遭受几十年苦难如果能换来民主转型，有何不可？
问题在于：谁说暴力流血与遭受苦难就能换来民主转型？同那个经济问题一样：谁说经济发生危机，老百姓日子过苦了，中国就会向好的方面转变？
说到对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建设的渴望，我非常理解一些朋友的急切心情，其实我比你更急，但急得想经济发展出问题，急得想走暴力之路，我就不能认同了。民主的最大目标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富裕与安稳的日子，现在去追求民主而寄望于经济失败与暴力发生，恐怕得不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吧？要知道，民主可是大多数人的事，不是用前枪杆子夺取政权，或者换一个仁慈的统治者那么简单。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能等待，对于那些急不可待的民主追求者，应该扎扎实实地深入到各个领域，该维权的维权，该做学问的做学问，该讲故事的讲故事，该……直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真正意识到民主也是他们的事，民主和民生密不可分的时候，博弈才会能成为可能，一场不流血的民主转型才会悄然来到——
我有一个梦，当民主到来的时候，没有经济崩溃，没有暴力流血，大家在自由和法治的社会里安居乐业……
杨恒均 2010/11/25 北京
杨恒均：民主离我们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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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398票 【共16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1年2月15日 21:02
燕山讲堂90期实录
精彩目录：
民主其实离我们非常近
我记忆中“澳洲民主”的政治场景：两年前，执政党给我儿子所在的学校每人发了用来买电脑的补助，我就觉得他应该连任，可在野党也不是傻瓜，立马推出新政纲，不但发放了相同数量的补助，还减税呢……
民主是一种统治工具
苏联七十多年的历史里，最高领导人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可没有一个是子承父业。然而，美国则出现好几起老子当完总统儿子再隔代当总统的，你说这是咋回事？苏联的那种制度，民怨极大，最终被推翻，美国这种制度却成为世界楷模。这就是民主的“妙用”，民众在游戏规则之内选举领导人，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和谐相处，即便这是“假民主”，也有假民主的妙用，作为统治者，为何不考虑……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民主成为生活方式只能在民主国家或地区成为现实，你不可能在一个非民主的地方，独善其身地过上“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个看似非常个人的“民主”，却绝对不能和制度脱离开来……
别让“协商民主”走了样
协商式民主是怎么回事呢？在西方有特殊条件，这些是在选举民主出现一定问题的条件下，在选举式民主的基础上作为一种补充应运而生的。可是在我们国家不搞“选举民主”，而是只搞“参与民主”“协商民主”，这性质完全变了……
与专制的抗争中诞生有民主素质的公民
在从不民主到民主的转型中，公民社会与公民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要记住：民主素质的公民非但不是专制制度“培养”出来的，反而是与专制的抗争与决裂中诞生的。民众中率先觉醒的人，与专制集团中良知未泯的人，在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促成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民主和外围压力的关系
国际压力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一定有太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有反作用。所以，我在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时候，不会过多关注国际压力。民主自由法治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如果没有准备好，人家再怎么压都是不行的，中国和一些亚洲小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走向民主，我们得靠自己……
老百姓的民主追求从经济开始
民生的改善将会促进民主，民主则保障民生长期向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注重人权、自由和法治的民主制度来支撑，不但走不多远，还可能会车毁人亡……
主 题：家•国•天下-民主离我们有多远？
主讲嘉宾：杨恒均（著名网络评论人、作家）
主 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联合主办：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 承 办：腾讯评论
时 间：2010年11月18日(周四) 晚19点-21点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北京理工大学7号楼108（模拟法庭报告厅）
主持人：杨子云
主持人：今天是燕山大讲堂第90期，也是燕山大讲堂第一次来到北京理工大学。燕山大讲堂是腾讯公益基金会出资的纯公益讲堂，创办于2008年5月份开始，最初是两周举办一次，之后是一周举办一次。今年开始也会在其它邀请的学校做一些活动，如清华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
关于杨老师不用我做介绍，看这期的讲堂人气就可知道，报名踊跃，今天来现场的有200多人，掌声欢迎杨老师演讲！（掌声）
澄清我的身份之谜
杨恒均：谢谢各位，我没想到这么多人，我更习惯以交流的方式做演讲。我来之前朋友专门跟我发信息说，你讲话慢一点，平时跟我们在一起像机关枪一样，你慢一点才行，民主快不得。（现场笑）
燕山讲堂介绍我时，写了一个“作家”，我今天要解释一下。跟大家在一起时会问我写了什么书。其实我在国内还没出书，所以很忐忑，但马上会出一本书，名字是《家•国•天下》，这是编辑给我的名字。我觉得挺有意思，为什么叫“家•国•天下”？他们说，我的博客分三个部分，家——是第一个部分；国家——是第二个部分；天下——是第三部分。其实，我的人生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的身份大家觉得我很复杂，我觉得今天是个机会，该讲了。我每次参加讲座，大家介绍我时，都能从网上得到很多的信息，但有些是错的。
为什么我之前不讲？我的身份很简单，1987年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毕业之后，分配到国务院，后来十几年的工作，在国家外事、外交、安全等方面做工作，这段工作要保密；1997年从香港出国，在外面重新学习，想赚多一点钱，就开始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工作，从那时起，我就不再是国家的人了。今天正式向大家宣布我是一个好人，这个很重要。我非常好的朋友，在讨论过去历史时，我都实行了三不政策，不说“Yes”，不说“No”，也不讨论。
我的“家”
现在回到《家•国•天下》这本书。我的博文是写家庭的，我的父亲是1949年前的知识分子，1949年后知识分子有什么磨难，大家都知道。恢复高考之后，父亲对我的希望是，能够让我出国，给我报志愿时，总是找有“国际”、“世界”的字眼，最后给我报了国际政治，老爷子认为国际政治嘛，学成后肯定可以出国。却不知道，我进入的外交与安全系统，恰恰是严格限制出国，是要“站着进来，趟着出去”的，不过，我还是很幸运的，很能干，又深得领导信任，所以就出国工作了。那时候出国不是逃避这个国家，而是为这个国家工作。后来在国外做得挺好，就将老爷子接到国外，老爷子很讨厌国内，但在国外呆了两个星期就回来了，感叹道，还是家好啊。1996年母亲得了癌症我回国了，并写了《伴我走过人间路》这本书。这个经历对我非常重要，这个经历再加上我在国外的几年，在国外养了两个孩子。我对养孩子的了解程度比我了解的民主还要多，我会很熟练的给孩子换纸尿片，非常熟悉给容易碰坏的婴儿洗澡，比一般新母亲都要强。（现场笑）这两件事对我的启发非常大，让我了解了这辈子无法了解那段生与死。迎接孩子来到人间，伴随母亲走过人间最后一段路，启迪了我的写作，后来成为我的追求。我想说的是，这就是家。整天喊大道理的人，也得从家开始。
我与“国”
现在讲一下国，我讲民主是从个人、家庭以及个人感受讲的。我是一个理性的民族主义者。非常爱国，有一些不民主的国家，把老百姓折磨得死去活来时，会将民主与民族主义对立起来，这有一定的道理。可不光是美国，亚洲的其它国家追求民主的过程，都是民族主义崛起，都是独立的过程啊。现在世界上民主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美国从来也没有因为印度民主了，把给中国的订单转给印度。上世纪90年代有关人员同美国谈判时提到如果我们民主了，是不是给我们先进技术？美国有点犹豫。在这个问题上，在中国的现阶段，我的观点是：追求民主就是爱国，爱国的最好方式就是追求自由、法治与民主。
我看“天下”
我工作在国外，如果说民主是天下，和国家没有关系的话，对我来讲就没有追求民主的动力。我们的标题是“民主离我们有多远”，其实民主离开我们非常近，追求中国的民主时，本身就是一种爱国。
1997年出去之后，因为我走进了天下，走进了世界，使我的爱国提到一个新的层次和新的阶段。出国之后，是从天下看国家，这一看就出问题了，因为天下有很多国家。在我出去之前，我的爱国和现在的网上的年轻人一模一样。所以我从来不在网上对那些爱国的年轻人恶语相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走进过真正的天下。这一经历使得我的文章有了自己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我努力回顾当初自己的思想是如何转变的，心灵的窗户是如何一点点打开的。当我厘清思绪后，我就把当初那些一点点改变了我的所见所闻写下来，送给没有多少机会出国的青年朋友看，果然，天同此理，人同此心，我拥有了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读者与网友。
现在我要推出这本书《家国天下》，就是希望很少上网，或者不习惯在网络上阅读的朋友能够看看我的文章。
民主其实离我们非常近
为什么我要从这方面讲？民主的理念很简单，西方的民主理论用一个星期时间，每个晚上用两个小时基本上可以了解到。我在香港呆了4、5年，在西方呆了10多年，对民主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我认识民主不是靠书本知识，更多的是靠自己的亲身体验。所以，我认识的民主很实际，也有很多缺点，却绝对不是高不可攀的。
当我们说起民主时，一定要意识到，那民主对每个人来说，其实有不同的意思。我们当然都知道，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就是投票选举，就是有完善的制衡机制的制度，可以防止腐败，但这个大道理说多了，人人都听腻了，也就没有人听了。我今天想讲得更细一点，可以从海外的朋友给我编的一本书谈起——《杨恒均谈民主》，他不是按“家、国、天下”来分类，而是分类成：杨恒均同国家领导人谈民主，杨恒均同海外华人谈民主，杨恒均同80后谈民主、同追求民主的人谈民主等等同各种不同族群与阶层、职业的人谈民主，看得我都昏了。他说，他刚刚在收集我谈民主的文章时有一个感觉，说我像个变色龙一样，跟每一个不同的人所谈的民主是不一样的。跟深圳的许宗衡谈民主和海外谈的民主就完全不一样。后来他终于看懂了，就决定编了这么一本书，向人推荐我这个“变色龙”谈民主的文章。
是的，民主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含义，对每一个人甚至又有不同的实际意义，在追求民主时，大家的想法也都会不一样，我就是从我在其他一些民主国家生活的经历，从个人的角度解释一下民主。我们说到什么是民主时，现在很流行的说“民主是统治者用来驯服民众的工具”，“民主是选民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工具”，还有的人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理想、道德规范”，民主是……
民主是一种统治工具
一位外国朋友几天前对我说，你认为西方就是让老百姓当家作主？你看看日本，多少年都是那个党以及少数几个家庭在执政；你看看印度，民主建国多少年了，总理几乎都是出于那几个大的家族与利益集团。就拿美国来说吧，为什么一直是两党执政？为什么始终不能产生第三个党？即便茶党也力有不逮？因为那两个党的本质都一样，始终代表大资产阶级大资本家的利益啊，这些国家都不是真正的民主！
我问他，那么，哪一个国家是真正民主？他说，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我说，既然没有真正的民主，那“假民主”就是真正的民主了嘛。这个他不反对，随后他说的话，就更让人玩味了。他说，中国其实也可以搞这样的“假民主”……设立一种选举制度，用宪法把私产与人权牢牢地保护起来，把参政的门槛设高一点，让其他的党派与普通人进不来，保证选来选去，还是自己的人……
听到这里，请你千万不要跳起来反驳他！我们不妨按照他的思路继续思考下去：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七十多年的历史里，最高领导人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可没有一个是子承父业。然而，他的对手民主美国，竟然出现了好几起老子当完总统儿子再隔代当总统的事儿，你说这是咋回事？苏联的那种制度，民怨极大，最终被推翻了，美国的这种制度却成为世界楷模，到处推广。如果你还闹不明白，再看看台湾和大陆。台湾现在执政的要就是国民党高官的儿子马英九，要就是“国防部长”的儿子郝龙斌，但台湾人没多大意见，情绪很稳定；可中国大陆呢？也是高干子弟要接班了，可大家的情绪都不稳定，弄得剑拔弩张，维稳经费超过了军费……
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妙用”，民众在游戏规则之内（宪法与价值观念）选举领导人，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统治者的“权为民所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和谐相处，该发财的照样发财，该穷的还是一样寻不得机会，可人家不怨天尤人。即便这是“假民主”，也有假民主的妙用，作为统治者，为何不考虑一下？稍微清醒的人，难道看不出来，总有一天，那些没有选票的老百姓会推翻你，没收你全部财产，甚至威胁到你和你子孙后代的生命？
即便从统治者来说，中国这个体制也并不那么值得留念啊，从暴秦到朱元璋再到今天，我们这个体制都是这样运作的，皇帝利用官员压榨老百姓，老百姓对官员不满了，皇帝就“咔嚓、咔嚓”杀官员（我们这个体制至今还是杀官员最多的体制），受皇帝压榨的官员，就变本加厉地欺压老百姓，老百姓实在受不了啦，就揭竿而起把皇帝杀掉，杀杀杀，我们的历史就在这种杀戮中周而复始……
我们从上面这个极端的角度打量了一下民主，结果，民主制度成了一种统治者“驾驭”老百姓的最行之有效的工具，对不对。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有年轻的朋友想听我讲民主，一些学者也愿意和我讨论，可他们不久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讲民主既不从苏格拉底讲起，也不从托克维尔说起，我不说欧洲，也不谈澳洲，我都是喋喋不休地先谈论我自己的经历，甚至我的家庭，有时简直像个自恋的暴露狂。为什么呢？除了我接触民主就是靠实地观察之外，还和我对民主的认识有关：说到底，民主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无论那些理论多么宏大，无论投票的场面让个人显得多么渺小，无论你多么喜欢夸夸其谈，你最好在谈论民主的时候弱弱地问自己一句：民主对于我，对于我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个问题你不愿意回答，或者你不懂得如何回答，你最好先停下里来，从一个个体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一下民主。
民主对于我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澳洲的意义，一个是中国的意义。我现在回顾一下，澳洲民主对于我来说，有这样几个政治场景：有点反对移民的霍华德政府老是在台上不下去，于是一些华人朋友联系我和亲戚朋友，要求大家都去投他的反对票，但去投票的人并不多，效果不好，他一直干了十年才下台。几年前又出了一个竞选议员的“一个国家党”首领韩森，她仇视亚洲移民，是个种族主义分子，结果澳洲华人社区都警觉起来，全体动员去投票，还搞了聚会，结果呢，这个韩森不但没有选上，后来据说还因为作弊之类的罪名被弄去坐牢了。
这是我记忆中的两次“澳洲民主”的政治场景，其他的都属于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例如哪个党给我儿子所在的公立学校拨更多款，发放更多牛奶钱，就是好党，就应该执政。好像两年前，执政党还给学校每人发了可以用来买电脑的补助，我就觉得他应该连任，可在野党也不是傻瓜，立马推出了新政纲，人家不但发放相同数量的买电脑的钱，还要减税呢……
这就是澳洲民主，至少对我的家庭来说，民主就是这个德行，只要不出现大问题，例如种族主义者跳出来想掌权，国家即将偏离正确的方向，普适价值受到威胁，我的亲戚朋友并不太介意谁执政。要知道，西方政客们都标榜“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想方设法探测民意，讨好选民，最后弄得政纲都差不了多少（所以，最近西方的选举都经常弄得无法分出胜负），选谁不一样？
说到这里，有网友一定很惊讶，原来民主就是这么普通的东西啊，原来整天慷慨激昂的“民主小贩”眼中的西方民主就是如此琐碎啊。也曾经有网友问到过，你描述的西方民主怎么和你文章中谈到中国的民主时给人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人曾经问过更直接的问题：既然民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学校与牛奶，那你为什么在中国不去关心教育经费与牛奶？而常常高谈阔论？
那是因为，民主成为生活方式只能在民主国家或地区成为现实，你不可能在一个非民主的地方，独善其身地过上“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个看似非常个人的“民主”，却绝对不能和制度脱离开来，否则，你要就是犬儒，要就是有权投票决定十三亿人命运的少数几位享受了民主的“人民的主人”。
因此，中国的民主对于我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民主远非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方式之前，民主是我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民主有很多种
我澄清几个概念，最近比较热门的，比如说中国现在做的“协商式民主”与“参与式民主。这是什么意思呢？民主有很多种，协商民主是西方推崇出来的，我们在做，而且做得不错，在不断地参与。中国的政策制定有70%（统计为50%）是听老百姓意见的。协商式民主是怎么回事呢？在西方有特殊条件，这些是在选举民主出现一定问题的条件下，在选举式民主的基础上作为一种补充应运而生的。可是在我们国家不搞“选举民主”，而是只搞“参与民主”“协商民主”，这性质完全变了。
民主和公民素质的关系
对于民主不适合中国，或者中国不适合民主，又或者那些“民主缓行论”者来说，有几个命题是常常拿来说事的，例如东西方文化差异，国家太大，民众太穷，经济还不够发达，民众素质太低等等，这其中尤以“民众素质太低论”最为顽固，可以说已经困扰中国百年之久了。
首先我想说的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再好的制度，强加在一帮愚昧无知的人身上，也不一定显得出优越性。可以这样说，一个民主国家民众的公民素质决定这个国家的民主质量。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然而，它们的民主却显出了不一样的水平，除了新兴的民主国家制度尚待完善之外，造成差别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国民素质。俄国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常常出现一些问题，说到根子上，还是国民素质。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其次我要问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与这个国家是否需要民主的关系。上面一节说的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民众素质决定民主的质量，那么在一个尚未民主的国家里，民众的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又如何呢？前后两个问题有天壤之别，可“素质决定论者”正是以第一节的现实来推断出了“低素质的民众不适合民主”的结论。而且，很多人竟然没有看出逻辑的混乱。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没有人会反对民众的素质决定民主国家的质量，也不会有人反对素质越高的国民越有可能把不民主的国家带进民主，当然，“民主需要高素质的国民”就更是接近真理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的民主素质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是在民主国家里培养出来，还是在不民主的国家里培养出来的？
按照“素质决定论者”的理论，民众的素质不达到一定的程度，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会乱，因为民众的素质不足以让他们为自己做主。如果民众的素质达到了欧美的程度，或者至少超过现在的俄罗斯人与印度人的话，民主才适合我们，民主才是好民主。这些人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是不完善的“坏民主”能培养出适合民主的公民素质？还是完美的不民主制度（例如专制）才可以培养出适合民主的民众？
“素质决定论者”需要回答两个问题：230年前的美国移民的素质，以及百年前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英国罪犯的素质比现在的中国人高？中国当今国民的民主素质比1945年以及100年前高多少？
再次，我想说的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尤其是你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不但可以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够进入民主，也能决定进入民主后的质量。可是，绝对不能用民众的素质来阻挡民主的到来，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历史纪录都向我们显示：民主国家——哪怕是最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才是培养国民的民主素质的摇篮。而那些不民主国家，尤其是反民主的国家，再给他们上下五千年，也不可能培养出大批有民主素质的国民！
认识不到这点，我们会陷入绝望，我们会抓狂。“民主与素质”折磨中国已经有上百年了，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孙中山到胡适，几乎都没有完全走出这个误区。就拿让中国知识分子敬仰的胡适，在制度与素质上，也提出了“百年树人”的主张。可惜的是，他老人家不得不跑到美国去“树人”，这种树人的方法，可能一千年也不够吧。但如果胡适更客观一点，就应该知道，他当时所在的美国，对包括中国人的在内的有色人种的歧视，是远远背离“民主素质”的。有丰富历史知识的胡适也一定知道，美国民主制度成立的时候，国民中的绝大多数——妇女，没有财产的白人，印第安人与黑人根本没有投票权，不参与任何民主活动，因为他们的素质太低了，黑人就更是奴隶。但确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提高了民众以及统治者的民主素质。
再拿俄罗斯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地区）来说，有部分中国人一看到人家那里出了问题，就兴高采烈地翻出了“素质论”，他们却不知道，民众的民主素质正是和民主制度的修修补补一路走来，不断提高的。一个陈水扁因贪污而倒下，更多的台湾公民在觉醒中腰板挺得更直。假如俄罗斯至今还是“苏联”，俄国人的民主素质比现在能高多少？北朝鲜、古巴与越南等国家，什么时候会培养出拥有民主素质的国人？他们会“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吗？
民主制度就是培养国民民主素质的最好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民主国家在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些混乱，而其中最“邪恶”的正是美国，它竟然在民主建国的时候，国民素质低到还有“奴隶”，当然，如今，这些奴隶的后代已经可以当总统了。试问，美国有可能先实行和谐的专制制度，然后等到“黑人与妇女、没钱人”的素质都高了，再实行民主？
最后一点，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我想强调的是：民主国家是培养民主素质的地方，但并不是说专制国家里就不能产生有民主素质的公民。实际上，在从不民主到民主的转型中，公民社会与公民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可大家要记住：民主素质的公民非但不是专制制度“培养”出来的，反而是与专制的抗争与决裂中诞生的。民众中率先觉醒的人，与专制集团中良知未泯的人，在对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促成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却也因此让我们陷入了“鸡和蛋”的悖论中。我们看到了民主与素质的关系，没有民主社会，哪里有那么多民主素质的人？可没有民主素质的人，又如何建立起民主社会？这有点像鸡和蛋的关系，没有鸡，哪里会有蛋？没有蛋，哪里会有鸡？陷入这种关系而无法自拔，让很多人在说到“民主与素质”时，都好像是在瞎扯“蛋”。
这种境况，让那些在不民主环境以建设公民社会为己任的青年人常常陷入迷茫，从而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例如抱怨困难很大，民众不理解，更不听从自己的，有些甚至以自己的实际遭遇印证了统治者说的“民众素质太低”……其实，他们遇到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因为连中国的民主前辈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同样遇到过。当他们在努力追求民主而不得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统治者的残暴与精英的无能，只能陷入了弱势民众的“素质论”，把中国搞民主不成功归咎到民众素质太低，要先树人才谈制度建设……
那么，如何打破百年来困扰我们的“民主与素质”的鸡与蛋的悖论？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重要的内容就是进一步认清什么是民主以及它的本质！我发现那些抱怨民众素质不高的朋友，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有一些严重的偏差和扭曲的观点。如果加上他们过低估计在非民主的制度下追求民主的难度与艰险，遇到挫折往往就会打退堂鼓，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梁启超无疑是中国民主的启蒙者，可恰恰是他对民主制度也有认识不足的地方，他从一战后的欧洲回来后，思想走向了保守的那一端，也难怪，如果说近百年前被战争蹂躏的欧洲与中国大陆同样残破不堪的话，今天，两种制度在这两块大陆上结出了不同的果子。
我们比梁启超幸运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知道了过去，也看到了现在，问题是，我们能够创造未来吗？未来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就从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开始。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质，努力当一个公民，公民社会就会逐渐成型，民主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老百姓的民主追求从经济开始
为数不少的网友向我抱怨：身边的人只关心个人的经济收入，根本不关心民主。于是有的就带点期待地问：是不是经济停滞发展了，或者出现经济危机，甚至垮掉了，民主就有希望了？
这问题相当普遍，可每一次听到我都很警觉，也很矛盾，不知道如何回答。从历史上来说，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且不说东南亚和其他一些后进民主国家的转型几乎都是由经济问题（危机）引发的，就拿世界上最老牌的民主国家英、法、美来说，当初促成民主制度建立起来的也都是经济问题，更具体一点说就是统治者日子不好过，要增加税收（英国与法国王室征税，美国是印花税），结果激起了老百姓和新兴阶层的不满，起而推翻旧制度，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三个民主制国家。
如果英、法、美当时经济都不错，英法的国王都不缺钱花，英国王室也不同美国人在印花税上较劲，民主制度会在什么时候建立起来？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却可以得出结论：“老百姓”最终是因经济利益受损从而站出来要求自由（免于盘剥与恐怖的自由）、追求法治与公平正义（用宪法对付统治者），建立民主制度的（最终由大家说了算）。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高速发展，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头百姓，生活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虽然不同步也不成比例），加上利益集团长期以来刻意把“发展经济”与“追求民主”对立起来的愚民宣传，就不难理解，那种“中国人吃饱喝足就满足了”的论调是偏颇与站不住脚的。
作为一名从穷困中走过来的中国人，我关注民生甚至超过民主，只是越来越发现，这两者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民生的改善将会促进民主，民主则保障民生长期向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注重人权、自由和法治的民主制度来支撑，不但走不多远，很可能会车毁人亡。
有一种很好笑的论调，说什么检查了台湾与南韩的发展情况，发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都是威权时代，民主到来后经济发展反而缓慢了。他们不动脑筋想一下，如果这两个地区没有实行民主，经济高速发展而积累起来的财富、智慧与不公、民怨等等可能早就让他们完蛋了，还能到今天吗？总不能说，中国五千年的优秀文化是专制制度下创立的，就得出我们应该停留在秦始皇时代，你的姐姐妹妹就只配去哭长城了？
在民主与经济的关系上，我的观点是：我不希望中国的经济出问题，经济出问题，苦的还是老百姓，中国人穷苦得够久了，富裕一次不容易，如果能够持续下去，甚至再高速发展30年，我不但双手甚至连双脚都举起来赞成。然而，我的希望也许只是一厢情愿，历史的发展也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目前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可社会矛盾与积累的问题却越来越吓人。经济发展也不可能一直持续，当我们有智慧把制度问题解决了，经济发展即便停滞甚至倒退了，顶多选举换一个领导人，否则，经济发展一旦停滞，或者出现危机，很可能历史会重演，有些人要换脑袋。
我个人支持民生与民主两不误，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一个各方面都没有准备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地方，在一个洗脑特别严重、不明真相的不是少数而是绝大多数的时候，真正发生了经济危机，或者因经济引起了混乱，不一定会带来民主，反而有可能会倒退回专制，长期的混乱很可能接踵而至。这都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好在除了理论之外，我们也不乏一些特殊的实例，还正好都在我们身边，一个是南韩，一个是中国的台湾。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苏联东欧也属于这类。他们都不是因为“经济危机”而导致了民主化，而是实习了一种有别于英美法三国的新路子。苏联东欧在经济并没有大乱子，韩国台湾在经济很不错的时候，和平地完成了民主转型。
民主和外围压力的关系
民主和外围压力的关系。美国在冷战以后，美国的目标一致在对付中国，布什推动了一个秘密的“和平演变”中国方案，之后一直在做，后来到克林顿时代，尤其是1995年，他比布什都更加强硬起来。克林顿怎么上台的？靠经济，克林顿的支持率非常高，在美国当总统要得到民众支持，你得把经济搞好，可是在美国当总统，如果你想名垂千古，你就得搞政治。克林顿上台之后，他知道他要扬名立万的东西只有一个了：那就是中国。克林顿于1995年制订了非常严厉的对华政策，1996—1997年北京受到的压力非常大，包括台湾的选举。
当时我在香港为国家工作，北京领导人对国际形势非常敏感，感到压力大，一度都要搞政治改革，应该和这种国际压力不无关系。但后来发生了法轮功事件，炸使馆事件，这两件事一出，北京当权者就转向了，认定美国要置中国政府于死地，民族主义——当然不是我那种民族主义开始“亮剑”。小布什上台之后，认为克林顿还不够强烈，上台时讲了一段话，感觉就要跟你中国干到底，当时我已经在美国了，“潜伏”在敌人心脏了，那才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剑拔弩张啊。可9•11一来，两个月不到，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完全变。9•11到明年就是10年，美国的整个外交政策从十年前转变至今，美国找到了本•拉登这个敌人分散了精力，中国赢得了十年较少压力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应该感谢本•拉登，他为中国有一个和谐的国际环境作出了贡献。
可是，现在情况又起了变化，美国的反恐任务接近尾声，伊拉克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各大新闻媒体的头版头条了，阿富汗过两年也要撤军了，美国反恐压力一下子减轻了很多。他失去了敌人，这对美国来说，可是件大事，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如果没有了敌人，日子不好过的。这不，他又要回到亚洲了，要来对付你中国了。毕竟，你和他拥有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比以为我们的领导人每次出国都“低三下气”的要求求同存异，人家就真和你求同存异了。
当然，这种外来的国际压力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一定有太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有反作用，所以，我在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时候，不会过多关注国际压力。民主自由法治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如果没有准备好，人家再怎么压都是不行的，这和一些亚洲小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
我前段时间在欧洲开会，跟小国家流亡海外的十几个媒体开会，有几个黑人朋友质问我，你们中国为什么支持非洲的独裁政府？而且所有的独裁政府都得到你们的支持。旁边缅甸朋友听到了，也说只有中国支持他们的军政府。他们说，他们国家不大，民主的星星之火往往可以燎原，只要没有大国来支持独裁政府，民主是容易被压出来的。我当时听到他们这样说，竟然莫名其妙的对他们说了“对不起”，好像我是北京领导人似乎的。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中国跟他们不一样，中国一旦不支持那样的小国家，缅甸政府根本存续不下去，中国这种大国家不同，得靠自己，民主得靠自己。
未来的预测
我不愿意预测，现在政府做什么，我们现在的有几个选择：一是政府以不变应万变，你变你的，我行我素，到时看情况如何；二是以万变保一个不变。什么都可以改变，只有一个不变，即绝对领导不变，其它都可以商量，协商民主，网络民意、参与民主都可以考虑，你说法治，我也不反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搞好法治（如果真想做的话），但他们想保证一个不变，这是他们最想做的事，但是否能做成，我也不知道，只是知道，世界历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先例。
我自己觉得，变化总比死气沉沉好。重庆很有意思，现在差不多是在搞自治，这比美国那些搞自治的州都走得更远，我就一直奇怪，怎么只有重庆在搞？为什么其他的省份不也搞其他的形式的“自治”？这不正是我们党说的党内民主的开始？我们党完全可以搞党内民主、竞争，薄熙来搞的新经济政策，走得很远。所以条件成熟时，其他的党员领导干部也可以跳出来，说你不行，我要这样搞。搞来搞去，老百姓就要发言了，就要真正用选票选举哪一个“共产党领导”是人民的好领导了，这不就弄假成真？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有人搞假民主，搞假民主，比搞真独裁要进步很多。
不要以为体制内的人都不想变革，其实，现在这个制度不值得留念，体制内即便是记得利益者，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这个制度从朱元璋时就可以看出来，朱元璋时的制度是用官员对付老百姓，但老百姓不满时，朱元璋会毫不犹豫的杀掉官员来保持自己的证券。按照中国这种体制，不改革，财产能持续几代？在美国、欧洲，富人历史追究就是14世纪，中国富不过三代，就全杀光了，有人说移民到国外，到国外也不是那么容易，生活也没有那么好，你这个思想境界，还要受外国人的气。
我讲了这么多，好像是把希望寄托在政府，其实不是，民主对每个人而言是不同的，包括有人把民主当成信仰，别因为我说了之后，坐在那里等，这是不可能的。有人对我说，你为什么对共产党有这么大信心？我说你看出来我对共产党这么大信心吗？他说我看出来了。我说，是吗？我过去两三年写了100万字的民主，如果我对共产党那么大信心，我会留在体制内，或者只给体制内的大佬写东西，我还会到处给农民工、工人、学生讲民主吗？对于我来讲，最好的办法，通过言论自由，把民主的道理，用非常生活化的笔墨把我在世界各国看的写出来，因为我经历过的民主甚至比美国人经历得还多，只要哪有民主选举我就去，花自己的钱，我的家产基本上就是这么用完了，谢谢各位！（掌声）
主持人：非常感谢杨老师，杨老师所说的信心，应该是每个人读到他文章的信心，我们的标题本来是想要讲“每个人的民主信心”，每个人的民主信心才是杨老师的信心所在。接下来请徐昕老师做一下点评。徐昕老师是著名的民诉法专家，北京理工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司法高等研究所的主任，燕山讲堂之所以能够来到理工大学，要感谢徐老师，掌声欢迎徐老师！（掌声）
徐昕：不敢点评，借这个机会我想向杨老师提几个问题，杨老师讲民主的粉丝非常多，但是讲法治的人挨骂的特别多。前一次，我到燕山大讲堂讲了一次，骂我的人特别多，这个非常有趣，这样现象杨老师能不能分析一下；第二问题，你提到官方搞假民主，但可能真的想搞法治，但我们没有真的感觉出来，对这样一个问题您怎么看。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也希望能够讨论一下，香港、台湾有不同的模式，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为了避免一种动荡，先从法治做起会不会更有利于民主步伐的前进；第三个问题，我赞成你的观点，其中讲到民主对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我们需要的民主是什么；。最后一个问题，记得杨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重庆离文革多远》希望你再讲讲，谢谢！
杨恒均：教授一上来我就露馅，我的绰号叫“民主小贩”。你刚刚说的讲法治受骂，我的感觉恰恰相反，老百姓对法治要求很具体，现在出的事都是法治法治出了问题，但一提民主，就有些空泛，老百姓就不那么关心了，就有人出来骂。我认为，也许这主要是一个表达方式，以及如何讲述民主与法治的问题。
我们知道香港的法治非常好，可都说香港没有民主。我在香港呆了很多年，香港回归之前，我一直在香港为国家工作。我于1997年8月离开到美国，那个时候中美关系最严重时，我对香港比较了解，说香港没有民主，其实是有一定问题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是有民主的，而民主一般都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很少限于一个地区。回归前的港督是英国总理派遣的，而英国总理可是选举产生的，英国是有民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的法治其实是受到了英国民主制度的保护。
我讲民主时，包括自由，法治，我有时候讲民主，特别是民主理念时。法治一定要需要民主来保证，法治上面如果还有一个太上皇，那就有问题了。1997年后，香港的法治在基层没有被受到威胁，但在上去一层就有问题了。我认为无论是推广法治还是民主，大概都是由不同一些人在不同的领域推进，没有必要分出先后，例如让我先放下“民主小贩”的工作，跑到重庆去搞法治，那是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事，就像律师们很少干我“民主小贩”的工作一样。
第三个问题讲重庆文化大革命。中国其实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非常伟大，他说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要再来一次，是很有预见性的，因为这个制度是他建立起来的，他当然清楚，如果要保持这个制度长久不变质，又不想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话，文革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我们的体制、包括苏联体制都出现了文革大革命，并不是偶然的。这个体制避免不了，想生存下去，必须反复搞文革大革命之类的政治运动。
当然，有些年轻人想文化大革命，是想打贪官污吏，和我们记忆中的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是两回事。我认为，当今的出路有两条，一是搞政治体制改革，搞民主，一是搞文化大革命。前一条出路通向活路，后一条对于某些人来说也是“活路”，但对于这个民族和我们的国家来说，死路一条。
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路很多，我刚刚主要是讲政府方面的，你说基层选举，基层选举已经搞了这么多年了，温总理也讲了，县里面可以选，完全可以往上面选，能够控制得住，温总理是想把选举往上推，乡里的人能选，县里就能选，县里就能选，省里也能选。
主持人：现在是提问时间。
杨恒均：我回答尽量简短，如果我博文写过的，就只是提一下。
提问：杨老师好，我在石家庄上大学，刚坐火车过来的，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个民工跟他们谈，他们对现状很不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制度，要求人大进行普选对人民素质的培养有一点帮助，你的看法是？
杨恒均：谢谢你这么远来，如果我没记错，你叫杨恒。你下一次过来时，告诉我，我过去。我特别欣赏你在火车上和农民工进行交谈，我喜欢跟一些农民工一起聊天。你刚才讲人大，讲追求民主自由，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事做，就是制度建设，一直在做，包括现在的法治，人大制度，体制内的人也在推动，从民主来讲不够，但从国家的建设来讲显然不断在取得成绩。我们需要用好现有的存量，随时激活现有的存量。有人对现在的制度设置很仇恨，认为到时要推翻重来，其实，要减少动荡，要民众在转型前后还能安居乐业，现有的体制设置要继续起作用。你想啊，苏联东欧变革后，哪一个警察不是原封不动？军队不是一样的？有些国家的议会也是在原来的所谓“人民代表大会”继承上，只不过把以前虚假的弄成了真的，有了选举。
美国在伊拉克最大的失败，就是听了当地极端党派的话，把萨达姆的警察全部换掉。你把他换了，人家没有工作了，他除了玩枪，啥都不会，他能不和你没完没了？你刚才说的制度存量非常重要，就是要在现有的条件下，促使推动他们盘活现有的制度存量。有追求民主的人士一听到体制内推动制度建设、立法，就说他们是保皇的，这个想法值得商榷。
提问：您怎么评价俄罗斯的现状，民主道路怎么样？菲律宾这些国家也出台了民主制度，但整个国家不是很有效率，还有拉美国家，是独裁还是民主？
杨恒均：非常好的问题，关于俄罗斯，叶利钦跳上了坦克，当时宣布民主时，基本上全是国有制，根本没有私有制，也就是说，他转型的是政治体制，那些经济体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为以前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市场经济为主的，都是在自由经济制度上，所以俄罗斯一二十年在折腾经济，政治没有问题，经济没有折腾成功，政治是经济的一个集中表现。这就是我在一篇文章里所写的，这就是中国的优势。中国跟俄罗斯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现在的经济成功了，或者说搞出了市场经济，哪怕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只是需要政治变革，而政治变革相对于经济变革来说，甚至要容易很多，只要某一天，一个人跳上坦克就搞定了，第二天你照样到私人企业去上班，你照样去打开你的铺面的门，面包店不会因为体制改革而不再提供面包，可苏联当时就是这种情况，他的面包店也都是国营的啊，你改革了，他就不知道如何做面包了，因为以前让他每天做多少面包的政权垮台了。
拉美现在好一点，菲律宾比较严重，可以加上印度。我追求民主比较平和，从来没有把民主完全和经济结合起来。一些年轻人经常跟我说，一毕业就没有工作了，民主什么时候来？有个年轻人更激烈，向我借钱结婚，他说民主来的时候，再还我（现场笑）。民主来了，不一定是要给你找媳妇。你刚才说菲律宾，北韩也是，印度和菲律宾现在都是独裁会怎么样，印度例子非常明显，我想问的是，当我们把印度拿来和中国比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问一句，如果印度这些年没有民主，如果是独裁的话，又会有什么情况？我想以印度复杂的民族关系，空破早就会四分五裂。印度的资源等各方面比中国差很多，没有了民主，就能像中国这样快速发展起来？还是会更加糟糕？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在《“民主”与“面包”的关系》中都写到了这点。
提问：如果有一个人不像您那样有家底，也不想在学校光说不做，太年轻了，什么家底都没有，就业也比较难，你能指什么路吗？
杨恒均：这个问题应该在私下问。你想你说的大概是你自己，但也能代表一部分充满激情的年轻人，我想提一些个人的建议，首先，一定要解决自己的立足问题，要生存下去，要有工作，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在这个基础上才去进一步关注社会，或者从事政治活动。实事求是的说，在当今中国，去搞民主不但没有任何回报，往往会让你处境悲惨。如果你没有一种谋生的手段，自己连饭也吃不饱，那么在你推动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时候，要么你会下意识地期盼某种回报，要么你从某个有目的的组织获得资助（这样你的独立性就会打折扣），否则，你越搞越穷，心里整天装着国家与民族，胃里却空空如也，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变得越来愈激烈，最后就成了陈胜吴广，他们当时就是面临饿死和杀死的困境，不得不揭竿而起。当然，我本身是畅开胸怀，不反对任何人，但我不主张暴力流血，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在资讯发达，原本可以在大脑里搞革命的时代。我有一个观点，你可以用武器将独裁者变成普通人，但很难用武器把奴隶变成主人。民主是大家的事，当“大家”的大脑还被禁锢，对自己的自由与人权漠不关心的时候，你用暴力流血建立起来的“民主”，谁能保证不会把你自己变成“人民的主人”？
主持人：搞民主，不是要成为职业革命家，首先做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自由的人，要宽容，这是基本，千万不要自己身无分文去做职业革命家。
提问：杨老师您好，您说我们的政府在成熟时，才会有民主，那我们的政府什么时候能够成熟，如果有一天，在校的各位都成熟了，并且具有一定的素质，我们的政府还不愿意成熟，我们应该怎么办？
杨恒均：我们成熟了，但这个政府还不成熟，怎么办？我还是那句话，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民众中传播民主，2008年时，我每天平均收到好多封年轻人给我写的信，告诉我看了我的博文才更清楚知道什么是民主。公民社会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但现在所有追求民主的都是我的朋友，这个圈子非常小，小到让我都悲观。不相信的话，大家从这个课堂走出去，不到一百米，你随便拉一个大学生谈谈民主与人权，保不准你就会被认为是“神经病”。这就是现实。
提问：杨老师您好，我开始去做一些事，有一种孤独的感觉，但跟大家聊天时，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对民主这件事那么不感兴趣，这是我比较困惑的，谢谢！
杨恒均：现在大家对民主很冷漠，最主要的是民主被妖魔化的很严重，对此我有很深的体会，我在外面整整呆了十几年，对民主才有这么一点有限的认识，完全无法提高到理论程度，这种妖魔化非常强烈，我现在在大陆看电视上的节目，我看10天，我都有些动摇，看台湾的选举，再看看美国的选举，妖魔化非常严重，和我在现场感受到的完全不同。中国的经济很发达，很多人认为中国真的了不起，但一些民主人对民主的认识也非常偏，不切实际。民主说它简单就很简单，说它很难真的很难。台湾的民主是马英九、宋楚瑜、连战在弄，都是在美国生活过很多年的博士，唯一没有到过美国学习过的人就是陈水扁，我之前非常支持陈水扁，但之后我觉得他完蛋了，因为他没有在美国呆过，他搞不清楚民主制度就是老百姓用来对付统治者的，他还以为自己玩民主很熟练呢。马英九就能明白，为什么？原因很简单，马英九亲自见证过世界上最强大的人——美国总统尼克松是如何灰溜溜地下台，以及克林顿被一个女实习生玩得半死不活。陈水扁体会不到这一点，以为自己脸一红，民主口号一喊，就万事大吉了。
我们比陈水扁强吗？现在有很多维权的朋友问我：你现在搞这些没用的东西有什么用？被车撞了不去关心，拆迁房子你不去呐喊……。我说：我现在不搞这些东西，你们维权有用吗？中国维权了五千年，你就比陈胜、吴广还牛逼吗？如果没有民主法治，维权没用。个人维权就是培养公民的过程，也是推进民主法治与自由的过程，但不能停留在那个层面。或者说，大家在不同的层面推动。现在的问题是，我目前这批朋友中，我反而是非常边缘化。你关心具体事情，有人呼应，你谈民主自由，你就比较孤独。这大概就是在中国，只能把“民主”与“小贩”放在一起的原因吧？
杨恒均：这我非常赞成。我给大家讲一件个人的事，在中学与大学时，我非常反叛，当然那时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我们不敢反叛社会，也不知道政府在哪里，我们反叛父母。后来长大点，看到人家说，中国的孝顺是阻碍中国进步，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障碍，我还挺认同的。可是，你们知道吗，就在这些年我变成了我们当地少有的孝子的时候，也是我追求民主自由最激烈的时候。我想说，民主无所谓东方与西方，民主也不排斥某一种文化。
提问：杨老师您好，“民主”这个词前面可以加“协商”“参与”“宪政”，您是怎么看宪政民主的，我想请您谈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未来，希望您展望一下，谢谢！
杨恒均：民主前面可加协商、参与等等，但有一个本质，选举民主是核心，要进行选举，因为直接民主是不能搞的，西方左派讲没有真正的民主，其实就是说，没有直接的民主，都是选了一些人，搞的“代议民主”。宪政民主是我一直推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如果把前面“坚持一个领导……”一段去掉，后面宪法完全可以变成宪政民主里的“宪法”，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世界上最详细的宪法，就是北朝鲜的，我自己没有研究，是一个美国学者告诉我的。
袁天鹏（罗伯特议事专家）：中国从清朝立宪到孙中山革命、老蒋选择宪政民主道路，以及现在的执政党取得中国之后，到现在有机会建立民主，但没有选择，是中国人民没有选择，还是只是关键人物没有选择，我们有没有选择的道路？
杨恒均：我们的前辈康有为、梁启超，一百年以后，我们是不是像他们一样成为您悲剧人物，我真不知道。他们一百年前就在推动，但到现在还没有成功，可是，台湾现毕竟走到了宪政。我越研究美国的民主，研究得越深，对我观念的冲击越大。我们知道，虽然的民主观念在建国之初就全部确立起来了，但后来却经历了漫长的道路，也很曲折，这里就不多讲。我们也不用美化台湾，我说的是以前的台湾，他们的黑暗一点也不逊于大陆，有白色恐怖，有暗杀。可是现在不同了。
至于是谁的选择，我无法确定。但我知道，我们现在有选择，那就是我们认为时机成熟了，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如果有人说，也许还需要一百年才能成熟，也许你们会像康有为与梁启超一样，要在自己死后近百年才能出现……我说，即便如此，我们也要认定民主宪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否则，你要等到一百年后再开始？如果康有为与梁启超知道一百年后民主自由还没有到来，他们怎么办？什么也不干？那成什么事啊。
我想补充一点关于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一切变革的开始，中国这10年，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好礼物，就是互联网，互联网是我们古老民族实验言论自由的实验场。我们能够善加利用互联网，能够形成社会与政府的良心互动，能否把互联网上的经验逐步推广到现实社会？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提问：杨老师您好！民主对我们国家来说，有一个担心，担心因为搞民主造成国家分裂，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考虑；另外我们实施市场经济30年来了，不搞民主，民主也会来敲门，请您预测一下十八大之后，我们的民主、政治改革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前景？
杨恒均：你提的“民主了会造成分裂”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我写过一篇长文说明这个问题。我在欧洲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欧洲以前四分五裂非常严重，打仗打得有如中国的战国时代，但现在不是了，虽然还是一个一个独立国家，可是你去欧洲旅游就知道，欧洲大陆好像一块统一的大陆，边界也越来越模糊了。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现在整个欧洲的价值观与价值理念越来越接近，大家就能合到一起。
您刚刚说的民主了就会造成中国分裂，应该也有先例，就是苏联。苏联为什么分裂？因为它的社会主义政策非常糟糕，那个统一本身就是靠强权而不是靠共同的理念。苏联解体是加盟共和国搞出来的，人家不想跟你一起玩了。中国今后分裂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现在压得越狠分裂会越大，这就是涉及到一个民族政策，就涉及到是什么理念把中国结合成一个整体，中华民族是靠什么统一在一起的？我想，肯定不是“大汉民族的精神”吧，那样的话，非汉族就有理由分裂了。也应该不是靠飞机大炮，那样的话，你一旦解体，人家就会纷纷独立，你还真不能搞民主了。靠什么？我想，虽然欧洲没有真正统一，但有值得借鉴的经验，那就是价值观与理念。等到中国各民族都认同了一个立国的理念，也拥有相同大家价值观，分裂的可能性就很少了。有人说，什么样的理念与价值观有如此的凝聚力？我悄悄告诉你：目前来看，正好是自由、法治、人权与民主的普适价值观才能担次大任。
提问：谢谢主持人，谢谢杨老师，我想说一个问题，中国民主有很多角度，现在有人给我灌输这样一个角度，同样在中国，国民党在台湾治理得非常好，是否要进行三次国共合作？
杨恒均：国民党内有人这样考虑，他们当时频繁来大陆时，有这样的考虑，您的方法当然好，台湾的经验最可以借鉴的经验。据我所知，当初国民党高层包括连战访问大陆的时候，都怀着国民党重回大陆发展的梦想。但估计他现在很失落，大陆实在太大，他进来后就被波涛汹涌的“连爷爷你回来了”的呼声弄迷糊了，找不到北了。我估计，他现在最多回来当一个国家副主席，至于国民党，还得留在小岛上同民进党鏖战。
主持人：非常感谢，我也有一个问题请教您。有人认为民主和专制是一回事，都是一种统治手段，民主的“以众暴寡”和专制的“以强凌弱”本质一样。你怎么看？
杨恒均：民主不是"以众暴寡"，民主是保护弱势。
主持人：我看这个观点之后，不断寻找答案。蔡定剑教授最近在《学习时报》上发的一篇文章在某个程度上给了我答案，我念给大家听，也借此结束我们今天的讲座：“那些攻击民主会导致社会乱象的例子都是自称民主制的威权政府的例子”非常符合我们现在。“不能把民主转型前的制度与民主制混为一谈，把非民主制的弊端当作民主制的问题加以批判。发展中国家搞民主出现不稳定不是民主制本身的问题，而是从专制向民主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问题。”
非常高兴杨恒均老师今天能够讲这样的话题，之后希望有更多的探讨。谢谢杨老师，谢谢各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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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28-2011 14: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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