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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从桑兰身上看中国人的忘恩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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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10-2012 15:28:33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2012-03-09 23:28:27
浏览 18677 次 | 评论 49 条

最初目的是告美国人、图巨额索赔的桑兰案,还没开打,即在没拿到任何“巨额”的情况下、在桑兰抵达纽约不到两星期的火箭速度,就把告美国人部分全部撤案。而桑兰到纽约地方警局报“性侵”,又把这出恶作剧推向一个新高潮。

在这个从头荒谬到尾的案子里,最可笑也最毒的,莫过于这个“性侵案”,因为对整个“性侵”事件,桑兰本人居然不知道,是在媒体报道之后,她才恍然大悟的。她的起诉书写道:“最近,报纸和其它媒体披露桑兰曾遭到当时60岁的男人刘国生和他的继子20多岁的薛伟森性骚扰。”桑兰或许最近几年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脑袋摔了一跤,闹出这么多“门”:保姆门、北大门、轮椅门等等,更闹出21亿的天价索赔案。据《广州日报》报道,桑兰的代理律师海明曾在2011年6月发了一份经过公证的法庭证词;该证词证明,桑兰受伤后在美生活期间曾遭性侵,而施暴者就是桑兰当时在美监护人谢晓红的儿子薛伟森。这份证词是由医生路平提供的,他在1998年7月底到10月期间曾经担任过桑兰的治疗师。然而,看似离奇的案情此后急转直下;据新华社报道,检方在她刑事报案两周后,以证据不足、经不住合理质疑为由,拒绝立案侦查。报案失败后,海明跟桑兰反目成仇,互相指责对方是报性侵案的始作俑者。桑兰在给法庭的一份证词中说,律师海明在她不知情也不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向检察官报案,声称她当年遭到了性侵。桑兰说,是海明的“虚假陈述”“误导我向检察官报了案”。

桑兰方面在和律师反目后,几乎成了媒体的靶子。但13年前的桑兰,仅仅是摔伤了身体,她的头脑是没有残废的,没有人比她更清楚她和薛伟森是什么关系、什么感情。现在也只有她最清楚,路平证词英文版是“强奸”。这种程度的伤害,不“毒”到相当程度的人,这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在整个桑兰案中,最大的受害者是薛伟森。仅根据网上资料,尤其包括桑兰本人的文字,就可以做出最常识性的推理。薛伟森,这位在香港出生、在美国长大、读书的青年,当时跟无数人一样,对桑兰的摔伤充满巨大的同情和怜爱。由于他父母成为桑兰的“监护人”,所以他近距离地看到了桑兰的可怜:一个17岁姑娘还一脸天真,就摔成了终生瘫痪。任何人看到这一幕,都会产生难以言喻的伤感。美国副总统戈尔的妻子就曾在桑兰床边留下了泪水,她代表的是一种人类共性的疼痛和怜爱。当时听到这个新闻时人们几度设想,她今后的生活该是多么艰难。后来在电视上看到桑兰在纽约新年落灯仪式上按钮,那么多人关心她,又由衷地为她高兴!那种“不幸中的万幸”(摔在美国)感,让人长舒一口气。

可想而知,能够跟桑兰近距离接触的薛伟森,每天能看到瘫痪的桑兰,那种同情和怜爱会更加强烈,所以他尽了最大努去帮助和安慰桑兰,帮她度过人生的难关。在中美媒体上,对此有多篇报道。《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在住纽约医院的几个月里,薛伟森天天到医院看望桑兰,跟薛伟森聊天是桑兰最高兴的事。”两人像兄妹,“虽无血缘关系,但命运把他们连结到一起。”《纽约每日新闻报》报道说,桑兰和薛伟森之间“形成了一种很亲密的连结,他帮她吃饭、喝水,甚至在最近的采访中,薛伟森还帮桑兰把牙齿上一个食物擦掉。”那份亲人般自然的关爱,让现场的记者很感动,称他们是soul mate(灵魂伙伴)。美国三大电视之一的ABC台,以及Life杂志等,都做了关于他们俩的专题节目,潜在地希望他们成为情人关系,把这个“怜情”变成一段“恋情”佳话。《纽约每日新闻报》的报道还配发了一张薛伟森紧紧搂着桑兰的照片。

熟悉美国文化的人可能会更了解,美国的孩子们从小就在一种对小猫小狗都像对“小人儿”一样关爱的文化中长大。在没有苦难的环境中,有个做好人好事的机会,他们会争先恐后,更何况薛伟森有近水楼台的条件。据天津网《每日新报》报道:“一位当年曾在美国留学的留学生回忆道,‘当时刘谢夫妇和薛伟森对桑兰的照顾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我们很多华人都被他们一家子的付出感动了。由于桑兰行动不便,许多事情都需要有人抱出抱进,谢晓虹最开始负责这些,但她明显体力不支,为此还犯了头晕症。此后这种力气活儿就交给她的儿子薛伟森了。当时就读纽约大学的薛伟森为了哄桑兰开心,每天都会到医院陪桑兰聊天。后来为了更好地照顾桑兰,薛伟森甚至放弃了自己待遇优厚的工作。’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自然会让桑兰产生想法”。上述报道还引用圈内人士的话说,“当时桑兰只有17岁,平常就是和队友呆在一起,第一次接触到高大帅气的薛伟森,而且又是那么关心她,照顾她,单纯的桑兰很快就爱上了这个大哥哥。”

桑兰和她母亲在薛伟森的曼哈顿公寓住了三个多月,在几乎每天被薛抱上抱下的特殊环境下,他俩之间产生了相当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是否就是“爱情”又是另一回事了。据了解一些内情的人说,当时谢晓虹的两个儿子都帮着照顾桑兰,但他们都有女朋友了。由于桑兰见到他们的女朋友会嫉妒,所以,为了不惹桑兰不开心,他们都尽量不让女朋友出现。这是一种很细心的关怀,但如果人心恶毒起来,就可以把这指责为:“你对我这么好,欺骗了我的感情,又把我甩掉了。”知情人士还表示,由于桑兰有留在美国的愿望,希望刘谢领养她,但领养的年龄是16岁以下,她已经超过了,所以谢晓虹的两个儿子甚至动过用“假结婚”帮她留在美国的念头。幸亏他们没做,否则他们不仅违反了美国法律要受惩罚,而且结婚容易,离婚可没门了。以今天的桑兰来看,她会断然否定是假结婚,起码要薛伟森赔上一大笔。钱和身份都到手之后,再弄个什么理由告上法院。有些美国公民用假结婚帮外国人拿身份,为的是赚一笔,但薛伟森如果做了不仅得倒贴到吐血,搞不好真得进监狱。桑兰向警察局报“性侵”就是例证。

有那么一类“弱者”,你对他/她越好,帮助越多,就欠他/她越多。“政治正确”的人,说些道貌岸然的谎话,以收买弱者人心。对弱者,尤其是那些自命弱者、认为全世界都欠他/她、对别人的帮助不懂得心存感激的人,人们最好躲他们远点。对他们棒喝几句,才是真正的帮助。桑兰迄今为止的表现,无论是对美国人还是对华裔“监护人”,都清楚地展示:她就是这样一个被“惯杀”的典型。而薛伟森就因为给过她一份超出寻常的“情”,于是成了那个最“欠”她的人,遭到她最毒的一击。

薛伟森到底有没有“性侵”桑兰?桑兰向新华社记者杨明证明她“被性侵”的证据,竟是《纽约时报》发表的薛伟森支撑着她的身体让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更舒服一点的照片。连非常想帮桑兰、后来根据路平的说法,用小说形式编了一段薛伟森“性侵情节”的杨明,都认为那张照片不能说服他相信性侵事件。那张照片(和报道)显示薛伟森是一个很细心周到小伙子,而且很会“疼人”。

“性侵”事件根本不存在,薛伟森则是最大的受害者。首先,当时人们对桑兰全都处于一种巨大的心疼、怜悯状态,大家都想替这个可怜的孩子做点什么。在这种氛围中,任何有基本道德感的人,如果产生占这么一个残疾人的便宜、和她发生性关系的闪念,都会感到罪不可赦。其次,在桑兰已经一夜成名之后,在全美国、全中国都在同情她之际,如果任何人敢对桑兰“不轨”,被她告发出去,那这个性侵的人还不怕被人们的口水淹死(像桑兰这种不怕被口水淹死的人不多)?更别说法律制裁了。桑兰能见到美国媒体、美国政要、中国外交部长、驻联合国大使,甚至总理夫人等等,她有无数的机会可以倾诉。谁“敢”性侵她?第三,薛伟森不仅有自己的女朋友,即使没有,在美国自由的社会,要想解决性问题很容易,没必要“性侵”一个瘫痪的人。第四,对桑兰这种高位截瘫的人,不仅大小便需要外人帮助,还有洗澡、穿衣等一系列从头到脚都需要别人帮忙的事,别说没有专门护士在身边伺候,即使有也完全不可能避免随时需要周围亲友帮忙的情形。病人是没有性别的,在需要的时候,任何健康人都应该帮助他们。有女性在地铁上生孩子,许多人跑去帮忙;那种时候能说哪个不是医生的男人看了那个产妇的下体一眼或者帮着接了孩子、擦了血迹,就是猥亵?别说薛伟森和桑兰曾有过那么亲密的关系,即使是当时去过刘谢家的任何男人,给桑兰“洗澡、导尿”都不够成性侵。因为在桑兰这种高位截瘫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她不属于一个有性别的人,她只是一个病人。第五,以薛伟森那种很可怜桑兰、处处想讨她高兴的心态,表现得跟桑兰很亲近也是有可能的。男人有时为了不让爱自己的女孩太伤心,做出超过自己真实感情的亲昵表现也是常见的。而在桑兰这类怨妇那里,理解就更会不一样了。第六,在中国和美国媒体都颇有要找一段“佳话”、恨不得促成一段美丽恋情的倾向中,再看着桑兰的可怜,薛伟森也可能产生过一种“高尚”的想法,真动过娶桑兰的念头。……

所以在整个事件中,薛伟森是一个和桑兰关系最亲近、也是感情最深的人。在这种关系中,即使发生过性关系,都根本不存在“性侵”的问题。据《纽约每日新闻报》的报道,桑兰在离开纽约回国前那个夜晚,趴在薛伟森肩上哭了。如果他曾“性侵”她,她怎么可能仍对薛伟森如此一往情深。桑兰不仅在感激文章中早已自我否定了性侵的存在,而且在2008年的纽约之行中,以及奥运会之际在北京,她都曾跟薛伟森见面,有谁会跟“强奸”过自己的人一起烤牛排,喝酒唱歌?桑兰在博客说:“这个晚上非常开心,感觉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当然人们很容易推测:桑兰愿意成为薛伟森的情侣、嫁给他,但最后没能如愿,于是一肚子不满。但再有怨言,对那个自己曾既感激又留恋的人,去检察官那里报“性侵”、要把他关进监狱,这得是一种“毒”到什么心态的人才能做到?!

即使桑兰不是瘫痪,即使薛伟森没有抱上抱下地关照、呵护她,即使他们真的是有过性关系的情侣,13年后她忽然出来指控性侵,也明显是一件缺德透顶的事情。女人最毒的那一类,和男人交往后一旦分手,就翻脸不认人,恶意指控,甚至可以把昔日的亲昵、美好也变成丑陋。对给人家造成的身心和名誉损失,不仅没丝毫感觉,连想都不想。她唯一知道的、想不顾一切去做的,就是发泄怨气。

桑兰那个号称团队的“四人帮”(桑兰,黄健,海明,路平),不仅从一开始就谎话连篇,而且毫无事实根据地指控美国“种族歧视”、“国籍歧视”,想靠玩民族主义情绪来打法律官司,是典型的CNN主播所谓的“恶棍”做法。更何况,桑兰的恩将仇报,是人间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所绝不能容忍的。

她声称到美国打跨国官司是维权。但维权首先必须是有人剥夺了你的权利。可美国剥夺过桑兰什么权利?美国什么时候“种族歧视、国籍歧视”桑兰了?!人所共知的事实是,美国不仅从未歧视过桑兰,正相反,美国人给了她超乎寻常、超过对待本国人的特别同情、怜爱和关心。13年前,桑兰在纽约发生意外时,连新华社记者杨明的报道都说“不幸的她实在万幸。这么一个普通的女孩,在全世界镜头前摔出名”。“真正令人感动的不是桑兰本人,而是中美两国人民能以人道的视角广泛关注这样一个少女的不幸,能对这个平凡的姑娘献出博大的爱心。”首先是医疗上,桑兰得到在纽约(世界医疗最先进的城市)治疗,给桑兰治病的瑞格纳森教授“在全世界的脊髓损伤医生中名列前茅”,13年来都是这位医生治疗。这样的医疗条件,在中国除了高干,对一个运动员如此不可能的。在费用上,桑兰一分钱都不用出,因为运动会的美方组织者给运动员买了集体险,最高上限一千万美元。由于只有桑兰出事,所以她独用这笔保险(如果是多人受伤,就要按伤情分配保险额)。迄今为止,桑兰的手术、医药等才用了一百万。在心理上,桑兰更获得美国人的巨大同情(当然还有那对照顾她十个月的华裔夫妇等)。美国媒体给予密集报道和关注,使桑兰成为全美的新闻人物。高收视率的ABC电视20/20做了专题节目(华裔主播宗毓华采访),CNN、NBC等电视也播出专题片。几乎所有的美国主要电台、报纸都报道了这个事件。当时的桑兰,一副清纯可爱的小女孩模样,那张摔伤后的照片撒遍美国媒体,大家都心疼死了。尤其是美国人,还有另一种情怀:这个中国女孩是在美国的土地上摔伤的,虽然不是我们的错,但作为美国人,有一种莫名的负疚、惋惜,甚至自责之情。

当年从纳粹奥斯威辛活下来的许多人都有一种“幸存者负疚感”:别人遇难了,虽不是我的错,但我活下来了;作为人类的一员,没能保护住他们,有负疚的感觉。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从美国人对桑兰那种超乎寻常的媒体关怀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这种类似的情怀。桑兰因美国媒体而一夜成名。她去美打官司,连中国的《深圳晚报》都发表评论指出,“如果不是摔在美国,以桑兰当年在中国体操队二线选手的身份,她是不可能获得今天这么大名声的。很大程度是因为美国人,她才成为了一个话题,成为了一个符号。”“桑兰应该对美国人心怀感激才对,她是靠着美国人,才成为今天的桑兰。”

当时美国还有杂志把桑兰评为“英雄”,美国副总统戈尔的夫人亲自为桑兰颁发了“勇敢奖”。报道说,戈尔夫人“跪蹲在桑兰轮椅前亲吻桑兰,眼泪流下来,说‘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前总统里根给她送了个代表共和党的大象玩具,里根夫人还给她送去一罐总统最喜欢吃的糖。前总统卡特和夫人甚至去医院看她。连当任总统克林顿都给桑兰写了慰问信。就连被桑兰视为榜样的、美国人自己的明星、那个因拍电影时骑马摔瘫的“Superman”克里斯托夫·瑞夫也没有桑兰这么幸运。克里斯托夫·瑞夫亲自到医院看望桑兰,以亲身经历,鼓励她勇敢地活下去。当时正值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红遍全世界,片中男主角扮演者里奥纳多成为无数女孩子心中的偶像,多少影迷连个签名都拿不到,但桑兰提出想见里奥,于是那个当时最红的大牌明星赶去医院看望她,握着她的手,聊了几十分钟。桑兰喜欢《泰坦尼克号》主题歌,于是那位电影里主唱的女歌星,就来到到桑兰的床边给她表演。这简直是连美国总统都得不到的宠爱。更不要说,著名的纽约新年落灯仪式,都让桑兰去按电钮。那是比桑兰有名千百倍的美国明星们都根本无法得到的一个特殊荣誉。

这些都是因为桑兰有过什么“英雄壮举”吗?不是。这些代表了美国人对她摔伤的一份巨大的怜爱。除此之外,新华社记者杨明当年的报道,也记载了不少这种感人的细节:有一次桑兰看病途中车胎扎了,在换胎时义务监护人的手袋被偷走。“美国媒体震动了”,纽约警察局“发动全市抓小偷”,“电视台还专门采访过往行人,人人都说,那小贼偷桑兰这样值得同情的人真缺德。”“还有一次,送桑兰去医院的途中,司机不小心逆行,警察刚要开罚单,一看桑兰坐在里面,立刻罢手,开着警车护驾到医院。”这位新华社记者当时感动地说,美国人的“这爱的奉献不仅温暖着桑兰,也温暖着世界。”

可13年后,这位新华社记者却支持桑兰到美国打“歧视”官司!

桑兰摔伤距今很久了,但美国人仍然尽其可能地帮助桑兰,这在2008年桑兰来美国复查那次写的博客感想更能看出。那家医院的公共关系事务部的经理亲自安排桑兰在各科室的检查和专人衔接,桑兰说,“这样我就不至于到处乱跑,因为这家医院太大了”;当时桑兰的左脚底长了个东西,脚病医生帮她做了检查后,做了切除手术;然后又给她“用一种特殊迅凝材料做脚的模型,要定做一个可以减压的鞋垫”,以减少脚底压力而再产生这种问题。桑兰说,“虽然另外一只脚还没有长”,但好心的美国医生“做了两套模具”,以备将来。而这预先的“治疗”费,保险公司也负责了。

而对桑兰那个价值8万人民币的轮椅,美国人更给了额外的照顾。一般轮椅是成批生产,有各种型号,但美国轮椅公司却按桑兰的要求,给她定做了一个。看到桑兰在博客贴出的那张照片,真是非常感慨,这只有发生在美国:轮椅公司的几位工作人员,手里拿着小本和笔,围着桑兰,听取她的意见,要什么颜色和品牌。桑兰记述说,“对我提出的轮椅要求进行评估,来确定可行性。我们先从选择轮椅品牌开始,一直到我的坐姿,以及很多方面,大概进行了2个小时,最后大家意见统一,并看了样品。”桑兰说,轮椅公司做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轮椅。“似乎有点像哈雷摩托那样。另外坐垫是特制的,垫子靠近臀部的地方是软的,而且抗压,人坐上去就不会倒下来,因此这个垫子对我很重要,它会让我坐起来更安全,而且不会长褥疮。”在轮椅颜色上,他们也是迁就桑兰。轮椅因是钛金属,所以只有银色和钛灰色。但桑兰喜欢黑色的,这个轮椅公司就打破常规,特制了一辆黑色的。桑兰很满意地说,“这部新轮椅比原来那部小了很多,而且轻了不少。”桑兰还说,国内有位同样坐轮椅的女同胞,希望买个她这样的新型轮椅,问在哪儿能买到。桑兰只是把黑色轮椅的照片贴到网上,给女同胞看“近照”。但她知道,在中国美国,哪儿也买不到,因为这是给桑兰本人“特制”的。

桑兰事件发生10多年后,美国人还是对她有着巨大的同情和爱心,哪有一丁点的歧视?也许在桑兰的字典中,这种对她的特殊照顾就是歧视,那是“歧视”了中国其他同样坐轮椅的同胞。

从1997年前到2011年,美国哪点对不起桑兰?她自己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的那一切,她今天得到的这一堆荣誉和金钱利益,哪一点不是因为美国最初把她用温暖的双手捧到了心窝,举到了天上?美国的人心,感动了中国的人心,才使桑兰享受了过去13年的明星待遇。而她,却拿“种族歧视”来制造事端!在美国,以至整个西方,那些找不到任何理由宣泄“受害者心态”的人们,从来都拿“种族歧视”这个卑贱的武器去攻击别人;桑兰“四人帮”在美国的什么好事没学到,倒首先学到了这个自残、自贱的“种族歧视”概念。

桑兰在美国的第一场记者会,会场背景和她身上都贴一面中国国旗,俨然一副代表中国到美国打歧视官司的劲头。但在跟美国体操协会和保险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后,桑兰的律师海明立刻改口说:美国体操协会和保险公司都没什么错。没什么错跟人打什么几亿美金的巨额官司?!任何正常人的逻辑都是:如果你有在中国的医疗花费,属于保险公司保单承诺的部分,他们没给报,那么首先要跟他们交涉、要求。如果他们拒绝履行保单承诺,那才谈到打官司。但你从来都没有去报销过,更没交涉过,就通过律师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凭空指控人家“种族歧视、国籍歧视”,说就因为桑兰是中国人就不给她报销在中国的医疗费,而且在人家连这个指控还没听到的时候就气势汹汹地告保险公司赔3个亿。这就像一个人花一百块钱租房子,住了13年他对房子、房东什么都没抱怨过;13年后忽然有一天跑到法庭告房东一千万索赔,因为房子某些地方令他不满意。任何正常人的做法都会是:房子有什么问题,先跟房东提出来,让房东解决;有争议先协商;争端完全无法解决再告上法院,而且索赔应合理。那个房东的全部资产只有不到十万块,你一定要告他一千万,而且编造一个和房东毫无关系的理由,让他在毫无过错的情况下家破人亡。而且美国体操协会是出面买保险的,更非把桑兰从鞍马上推下去,她就硬是说,我摔下去不是自己的责任,既然我没错,就得让你赔我一个亿。说这是无赖过分吗?!美国体操协会和三家保险公司之所以在没有什么经济损失的情况下,迅速跟桑兰达成她“永不再告”的协议,就是要赶紧躲开这种完全不可理喻的无赖。

对桑兰来说,她打这场无理官司,不仅打掉了美国人对她的同情,更打掉了美国人对当年那个清纯可爱的小女孩的印象。英文《中国日报》的陈卫华宣称桑兰官司“大获全胜”的谎言报道,给桑兰案涂上去的那个污点,永远地留在了Google里;以后人们只要用英文打上Sang Lan,就跟出这个18亿索赔丑闻相连。

如果说,当年那个露出甜美微笑的桑兰,曾经增加了一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好感的话,那么现在这个哭丧脸告亿万美金的怨妇,则强化了美国人对中国人整体的恶感。如果说有种族歧视存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这类“恶人”把那个群体的形象给糟蹋了。全世界的人,现在都从桑兰身上看中国人的忘恩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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