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从包装策略和宪政秩序生成的视角看重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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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2-01-04 09:48 作者:陈子明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3124次
　　本文为作者在2011年12月23日召开的“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主持人：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共识网首发，转载请注明来源。

　　发言之一：杨帆：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

　　发言之二：萧功秦：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

　　陈子明：萧功秦教授的发言，我对于两段表示赞同，一前一后，特别是他前面最开始的话，我是非常赞成的。对于作为地方自主性的重庆模式的肯定，我有一个印象，我觉得好像我和功秦在某一个场合见面的时候，曾经畅谈过，都表示对重庆模式的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看重庆模式，是予以肯定的。他的发言的最后对于唱红的问题这一段，特别是红的两重性的看法，我觉得都是很理性的。因为现在薄熙来重新解释的红已经被冲淡了，不是大红了，现在的红已经是包含了很多过去文革中讲的“封资修”的东西了，这个“红”已经变成了“粉红”甚至“橙色”了。

　　中间一段功秦主要是从新权威主义角度来分析的，对此，我很早就和他有过一些文字上的讨论，我在这里也就不重复了。

　　我们这个会是要把刚才纪苏讲的知识界中不好的风气抵制一下，今天是祛魅求实的一个会，把意识形态的魅和狂热情绪的魅除掉，还事实本来面目。我想先消除一个大家的印象，就是认为自由民主派都是讲重庆坏话的，毛左派都是讲重庆好话的。我可以说这个教条化的概念是不对的，至少应用在我的头上是不对的。

　　三年前，我就说过薄熙来的好话，这个还不是说说而已，是写成文字的，发表在《亚洲周刊》上。是针对什么而发的呢？2008年11月3日凌晨，重庆市主城区所有出租车停止运行，11月6日薄熙来就到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四楼会议室与出租车驾驶员和市民代表进行座谈。我对这件事情表示肯定。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最近广东发生了“乌砍事件”，事件发生了多长时间广东省委省政府才介入呢？是汪洋书记介入的还是朱明国副书记介入呢？重庆和广东这两件事单独拿出来，应该说都做得不错，但是薄熙来在处理问题的当机立断和投入力度上还要更大一点。至于薄熙来是不是秋后算帐了，我当时写文章的时候无从知晓，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当时我对于薄熙来的及时反应给予了肯定。对于汪洋自己没有出马，而派他的第一助手去处理乌砍事件，我也是给予肯定的。

　　我引用一下我的文章的原文：薄熙来的所作所为，使人们想起了21年前的中共十三大，想起了赵紫阳的报告和大会批准这一报告的决议。赵紫阳报告中专门有一节题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他说：“对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重庆的作法，可以说是贯彻十三大精神，进行“社会协商对话”的一次尝试。所以说自由民主派从来都不讲重庆好话，这个事实不成立。

　　杨帆要求与会者换换角度来谈重庆，所以我今天的发言中想讲两个非主流派的对重庆的评价。其中一个评价是一位朋友跟我讲的，这个朋友自己也没发表文章，我也不说他的名字了。另一个评价是我自己的观点。这两个评价如果和纪苏说的主流观点来比较的话，我想肯定都是非主流观点。

　　第一、我想讲一下从包装策略角度看重庆模式。

　　重庆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实际上是有表有里，表里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人们对这种现象有很多俏皮话，比如说心里美萝卜——青皮红瓤，香蕉人——黄皮白心，文革中也有一句话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们看一个东西，又要看它的表面，又要看它的内瓤，这里有些差别是不奇怪的，任何人在言和行上都有一些差异。但是如果是特意采用一种包装策略，会使这种差异变得非常大，有意识扩大表里之间的差距。

　　重庆模式作为一种宣传性的包装，最著名的就是“唱红打黑”，对于不喜欢它的知识分子来说就叫做“红唱黑打”。这种“唱红”在知识分子看来带有重新搞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意味。“黑打”则是为了追求某种短期效果而不惜阉割法治精神的一套做法，认为这是跟中国的长期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这是自由派普遍反对的。

　　但是我的朋友讲，重庆领导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要的就是你自由派反对的效果。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自由派骂你，老左派、毛左派就放松了警惕性，重庆就可以顺利地出台他的红色包装里面准备推出来的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内瓤里有什么呢？现在我们来看，既有市场化的东西，甚至也有民主化的东西。比如汪洋说要腾笼换鸟，原来的鸟都腾哪儿去了，都腾到重庆去了。重庆在市场化上一点也不含糊，在招商引资方面，过去老左派说招商引资怎么出卖国家利益，薄熙来做起来也是毫不含糊。

　　作为一个高明的策略家，他们对左右派有很清晰的分析。右派实际是比较讲理的，你虽然说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你做的是另外的东西的时候，右派比较能够慢慢转变自己的看法，就会承认你这个东西。但是左派是比较情绪化的，你一开始就让左派给你瞄上了，不管将来再怎么梳妆打扮，他都能看出你的“本质”，都要骂你是“修正主义”、“走资派”的。所以从包装策略角度来说，“唱红打黑”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高明的营销手段。杨帆告诉我们，重庆模式可能后面还有很多东西没出来；木生也告诉我们，重庆的“乡镇直选”就要出笼了。还会有什么东西出笼，我们真的不好说。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可以供大家参考。

　　还有一种表里的说法是，重庆模式是以薄熙来为表，以黄奇帆为里，也可以说是两个人配合极为默契。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任事精神，都想干事，不想搞“击鼓传花”。但是我的朋友对薄熙来评价更高，认为薄熙来还有更多的牺牲精神。他的牺牲精神是跟谁比呢？这个比也很妙，把他们比作汪精卫和蒋介石。汪精卫曾经说过，难办的事我来办，好办的事蒋介石办。汪精卫过去是干过刺客的，准备刺杀摄政王，他是有过牺牲精神，也有过清誉的。在日本人打进中国的情况下，他表示愿意把自己过去积累的那些清誉牺牲掉，和日本人周旋，由蒋介石去坚持抗战，保留中国的面子，保留中国将来在国际的地位。所以我朋友说，现在薄熙来宁可牺牲自己在知识分子中的清誉，为了保障重庆模式能够顺利展开，这也是一种为了做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我们从实际效果来看，薄熙来这样做确实给重庆搞自主的政策实验打开了一片空间。

　　第二，我想谈一下我自己的观点，从宪政秩序生成的角度看重庆模式。

　　我认为这个事情我们要放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上来看。现在中国存在着两种推动中国前进的思路，一种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定型的改革思路，另一种是在新世纪逐渐形成的宪政思路。前者是一种进行庞大社会工程的思路，这种思路强调决策层与智囊团的互动，强调顶层设计、顶顶层设计。后者实际上侧重于以一种自下而上为主的、在多元博弈中达到力量均衡，然后逐渐生成宪政秩序的思路。这里首先要有多元存在，不能搞大一统，要有左和右的声音，要有官和民的声音，要有博弈互动，要有力量的此消彼涨，最后达到一种势与力的均衡，这样才能产生一种可靠的宪政秩序。后面一种思路实际也是一种英美派的宪政思路。

　　谈这两种思路，我想应当回顾一下80年代。在80年代的时候，上述的改革思路和宪政思路这两种东西是混淆在一起的。我们当时说改革的时候，这个改革的含义是非常模糊不清的。因为当时邓小平讲过，“改革也是革命”，“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很多人当时的改革愿景实际是要达到一种革命性的结果，也就是说要全面否定“斯大林—毛泽东模式”，建立民主、富强、文明的新制度，这也是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提出来的。在整个80年代，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线索是互相映照、相互制衡的。但是自下而上是主要的。包产到户是自下而上的，蛇口实验也是自下而上的，杨帆和张炜在天津开发区的民主实验也是自下而上的，陈一谘的农村组和体改所也是自下而上集结起来的，我和胜平鼓吹文官制度、搞行政函授大学、建立青年政治学研究会筹备组也是自下而上发起的。可以说在80年代的时候，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邓力群以及民间、体制外的种种思路当时都存在，都在竞相发挥影响力，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实际上是“改革—宪政”这样的追求混杂在一起的，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局面。虽然在整个80年代中国很少讲宪政这个词，比如说我在以前的会上讲过，我对自己的文献进行整理研究以后，发现我在80年和89年都讲过宪政，85、86年则基本上没有用过宪政这个词。虽然口头上没有讲，但是大家心眼里有一种要达到宪政目标的追求。事实上当时也有一种形成宪政秩序的内在动力和机制，大家都感觉到自己是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一种形成历史合力的力量。

　　“六四”扼杀了80年代的这个思路和这个趋势，92南巡以后定型了邓小平的这套改革思路，从而也就形成了眼下这种不可遏制的社会腐败局势。要实现“改革”这样一种社会工程，需要有两个前提，就是中央政府的设计者要全知全能，中央政府的执行者要无私无畏。但是近二十年来，邓氏改革的实践证明这两条无法满足——全知全能做不到，整体性方案迟迟拿不出来；要决策者不给自己谋私更办不到。所以说邓氏改革的结果造成了不受监督、不可遏制、自上而下的腐败。

　　进入新世纪以后，学者和民众开始反思和批判改革思路和改革体制。我最近因为在做一项研究，找了一些青年学者在2003年以来的一些文献，比如说秋风的一篇文章定义了“改革体制”，要以“维权政治”超越改革体制。按照这些中青年学者的思路，按照“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思路，重庆模式的积极作用在于有助于社会多元力量的博弈，有助于打破中央政府无所事事的维稳僵局（这实际上就是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的特征），有助于地方政府发挥自主性和政策创新，有助于形成地方自治的未来宪政格局。总之，只有搅动死水，让社会各个层面活跃起来，才能在博弈中形成新的宪政秩序。

　　我们要实现宪政的目标，确实需要有完善的设计方案，但是更需要有实实在在社会动力。什么是动力呢？我想维权运动是动力，启蒙运动也是动力，慈善运动也是动力，地方政策创新运动也是动力。公共知识分子是动力，乌坎村民是动力，NGO领袖是动力，薄督也是动力——但是薄总书记可能是阻力。即使要像功秦那样肯定强人政治，宁肯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昆明仇和和重庆薄熙来这样的地方强人，而不要幻想会出现中央强人。薄熙来能不能成为一个中央强人？我觉得需要存疑。在地方上耍得开，不等于在中央也耍得开。横行的螃蟹进了中央这个竹篓里，恐怕也施展不开了。

　　所以我有一句话，希望有更多的地方模式涌现，不但要有重庆模式，还要有广东模式、浙江模式、上海模式、北京模式、山东模式，大家都来把自己的宝展现出来。与其寄希望于中央的习李，不如鼓励和鞭策地方上的汪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汪薄与其进中央后无法施展，不如留在地方上深耕细作，养成曾左李之势。

　　虽然我不是中共党员，我是一个体制外的政治反对派人士，我也管不了中共的家务事，但是出于开阔思路的考虑，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个设想。80年代把几个重要地方的一把手吸收进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了地方的政治话语权，这个对于80年代地方上的政策实验以及它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活跃都是起了好作用的；现在不妨再升一格，把他们吸收进政治局常委，一方面解决政治局常委僧多粥少的难题，一方面鼓励政治强人留在地方上进行政治实验，开拓新局面。现在老板们坐着飞机满世界跑生意，公知们坐着飞机满中国演讲开会，中国的高官们坐着飞机多跑跑路，一边在地方上工作，一边到中央来开常委会，两周一次，也没什么了不起，我觉得对于中国现在财大气粗的财政来说，这点交通费还是出得起。所以汪薄可以让他们进常委，但是进了常委不要进北京，还在地方上继续搞。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2-1-4 | 责任编辑：王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