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与60后关于韩寒的隔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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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对60后说——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的对话
(2012-04-06 22: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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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看了倍魄先生的《关于韩寒：一个60后对80后说的话》，忍不住发声）

说实话，看到是麦田转发的帖子，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是有抵触心理的，当看到于美人丹的时候，我笑了，再看到勾股定理的时候，我就彻底放下抵触心理了，我想这应该不会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顺便提醒一下反韩的人们，其实韩国一直都是以我们为师，如果我们的课本不删除那些让人脸红的自吹自擂，对韩国的自大我们也真不好意思理直气壮地去抨击。）

这篇文章是倒韩运动以来，看到倒韩方较有诚意的文章，也是倒韩运动之所以受到众多支持者支持的深层原因所在，文章中讲到一些道理也是有同感的，但最终得出的结论却不敢恭维。这篇文章的标题也取得到位，这次倒韩运动为何能如此轰轰烈烈，如此旷日持久，从某方面讲，正是两代人（60后及部分70后 VS 80后及部分70后）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放在3年前或3年后都不会呈如此情况，在这个时间点上，正处在80后开始逐步掌握部分话语权，及网络微博的普及，让话语权更加分散，才让这场辩论成为可能。


    韩寒在60后心理的垮台应该是从韩三篇开始，众多60后从这三篇中看到了所谓的韩寒的“真相”和“本质”——原来他是个娱乐明星和犬儒主义者，而麦田的质疑让他们一下恍然大悟，果真如此，他原来是个水货！

因此，跟60后对话，离不开韩三篇。韩寒写了三篇文章来谈民主、革命和自由，短短的三篇文章来谈这三个宏大的命题自然是永远不够的，即使写300篇都不一定能谈清楚，况且他还写得如此感性，自然留下众多漏洞，在这里我简单归结一下80后（不敢代表，只能说部分或只有我个人）对韩三篇的理解：


    民主：民众的低素质不是不实行民主的理由，民主有助于提升民众的素质，但低素质的民众确实会造就低质量的民主。（这点可以从缺乏民主但拥有法治透明的香港、新加坡和拥有民主却腐败黑暗的部分东南亚和非洲国家身上体现）


    革命：革命不必然带来民主，低素质民众的革命可能带来民主更大的倒退（这个例子不用举了吧），改革是当前社会最佳的选择，但革命和改革并不矛盾，当改革停滞或倒退的时候，革命是最后的手段。

自由：自由是要靠每个人一点一滴去争取的，不是来是上面的恩赐或公知呼唤来的（韩寒有自知之明，他只争取他的那一份），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奴才组成的。



韩寒用三篇文章来谈，我用三句话介绍，自然更加简陋，但这却是我们真真实实的想法，我们讨厌极左的弱智，也讨厌极右的天真，我们支持改革，支持从自身起，做好自己，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一步步地迈向光明。



谈到这里，该讲讲副标题——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的对话。正如你所说，60后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代保留着理想主义的群体了，在70后、80后身上已经越来越少见到这种特质了。那我们眼中的理想主义者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我想从理想主义者的前世今生说起，近代中国第一次理想主义者爆发的年代非五四运动莫属，那一代年轻人充满了理想，他们要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国家和社会，让她屹立在东方，要切割过去的一切丑恶，这是我们80后们从教材里看到的，可是后来有了网络，我们还看到，他们要废除汉字，汉语要拉丁文化，他们要打到孔夫子，彻底消灭儒学，他们要废除中医，最后，这批理想主义者选择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气息的德国人的学说。因此，韩寒说，这是我们祖辈们的选择，不要把责任归到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他们已经为了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我们也要为祖辈们的选择付出一些代价的。



第二次理想主义者爆发的年代应该说是文革，这点从倍魄先生文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倍魄先生眼里，方舟子是理想主义者的代表（原文：而方舟子的行为和个性，如果放在他的学生时代的科学主义和理想主义文化背景，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在80后眼里，方舟子是典型的文革作风，这两者矛盾吗？不矛盾。文革其实同时也是一场理想主义者的狂欢，从知青的上山下乡，到打倒一切统治阶级等等，无不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基因，而理想主义是最容易被野心家利用的，在五四运动的时候也莫不如此。



第三次理想主义者爆发的年代自然是60后们在我们出生的年代最后一年轰轰烈烈的壮举，这场他们引以为傲的事情，在我们眼里这次有所不同吗？我们来先看看运动的结果吧——开明的改革派下台，保守派上台，经济和政治改革同时中断并出现倒退（92邓公南巡才重启经济改革）。再看看过程吧——除了那些美好的口号外，我们还看到了：当赵公去广场劝同学们回去，收获的是不信任和更大抗议（他们觉得中央已经让步了，就想以更大行动来争取更大的让步）；手举条陈，跪在台阶上的学生，要求中央按上面的条款立即进行改革；学校里面到处贴大字报，广场上学生领袖开始争夺领导权和话语权了，从他们年轻稚嫩的身上和眼里，我们看到了领袖的影子，看到了野心......

在具有理想主义的60后身上，极左和极右两种思想在这代人身上繁衍，共产主义和一人一票都是理想。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骨感，中国的民主进程就在理想主义者一次次冲击下中断、倒退。务实和实干者一次次被抹黑、被摧毁，理想主义者站在道德高地上，指责务实者为犬儒主义。

套用韩寒的话，60后的前辈们已经为了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我们也不得不为前辈们的选择付出一些代价的，在他们造就的这个世界里，重拾信念和决心，蹒跚前行。



相对理想主义者，作为现实主义的我们，更喜欢的是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务实的精神，那一群商人、农民为了自己群体的利益，斤斤计较，并且容许奴隶制存在，容许妇女没有投票权，没有激进地一定要立即实现“人人生而平等”；更喜欢的是经国先生身边如马英九先生这样的人，他们具有目标，懂得合作并且实干务实；


    80后们没研究那么多高深著作，什么是民主他们说不出个一二三来，不像60后们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但想想如果到美国的街上，随便拉个美国老太或小孩，问他们什么是民主，估计他们的水平跟80后差不多，也没看过那些厚砖头，也答不出专业水平来，但他们身上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民主素养，对各种问题的看法，绝不是那些侃侃而谈的人所能比的。

80后简单单纯，更具爱心，更坦诚，更愿意相信人，在环保意识、动物保护意识、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等方面远超前辈。
    而我们所见到的60后群体，他们正直壮年，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掌握众多的公权力和私权利，作为商人，他们的资本在原始积累中沾满了原罪，做为官员，不能说脏话，我就没话说了。

之前社会上流行着一个段子，说60后们，脚下踩着70后，身上搂着80后，嘴里骂着90后，段子自然经不起推敲，但却是现实一种简单反映。


    因此我不知道60后们在责怪80后们什么？难道如今的这个社会是我们造成的？他们想批判我们什么？在我们被前辈们洗脑了那么多年后终于发现是被骗了这么多年，醒来之后，就又遭到另一波前辈们的一阵痛骂？难道我们真的是土样土新破？



不好意思，前面几段带情绪，两代人并没有那么多的矛盾，只是60后们在批评80后时要先想想这些东西是谁造成的。

80后愿意选择合作，这不是犬儒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的选择，是对危险的理想主义的反思。


关于韩寒：一个60后对80后说的话
(2012-04-05 12: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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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魄



　　方韩之争以来，人们看到了各色人等不同角色的表现与表演。在我看来，这个事件最大的意义在于，在这个“懒得争论”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犬儒的时代，人们终于为了各自的信念和价值观而争吵起来。这可真不容易，说明这个现世还是人对沟通和交流抱有希望，还是有人愿意为不能带来物质利益的事情花费时间和精力。
　　但认真看看，我们会发现，愿意花时间认真讨论这个事件的人，大多在倒韩的一方。肖鹰教授撰写了长文，还在清华开讲座，专门论述了韩寒现象与反智主义的关系，身在海外的学者赵鼎新、薛涌、石毓智等人从各自专业的角度解读“韩寒”，国内学者崔卫平、张放等也著文并参与到争论之中。相反，正如我在《关于“方韩之争”的恩怨与梳理》一文在说过，真正的理性的“挺韩”几乎是没有的，《南方周末》的报道《差生韩寒》不过是用一份人物特稿曲线背书，易中天写的长文不过是打圆场，李海鹏的《支持一个非我族类》诉诸的是议论加抒情。可以看出，“方”与“韩”的对峙基本就是“理智”VS“情感”，至于对方舟子本人的各种攻击，我也说过，那是转移视线与私人恩怨，“倒方”无关“挺韩”。
　　把“倒韩”方这些理性的声音一概斥为文革式的围殴和人性的不善良，是苍白的欺人与自欺。我在上一篇文章《韩寒：一个犬儒者的困境》中提到了犬儒主义，把方韩之争看成理想-理性主义与世俗-犬儒主义的对垒，是大致准确的。倒韩的一方在寻求真相、探讨原因并声明这种努力意义重大，“挺韩”者却并不参与到讨论中，要么认为这种探寻无意义或者有病，要么径直宣布这是道德败坏、不善良或者丧心病狂。
　　看了敏娟的《为什么我们轻易能懂的韩寒，他们却不懂》，我想值得对这些普遍存在的对“韩寒”的朴素情感作出真诚的回应。
　　我是1968年生人，1975年小学一年级，有过批林批孔评水浒“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派”的记忆。1989年恰大学毕业，与方舟子大致是同届。可以说，我这个年龄或者更大一些如李其纲、韩仁均这个年龄的人，见证过中国从文革时代到如今这个物欲时代的巨大变迁。这种变迁是人类历史独一无二的。不同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于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资本主义启蒙和基督教文明的底色，中国是一个真正有着封建传统和东方文明的大国，从鸦片战争到现在，激进革命和运动的折腾与断裂，几乎让这个文明面临失语症。所以，请允许我强调代沟，强调在这个巨变背景下，时代精神的蜕变。也请允许我把话说得尖锐一些。
　　敏娟的观点在80后中应当有一些代表性，《为什么》一文对60后70后显示了一种无知的优越感，断言“（我们）这一代人的读书启蒙应该是优于文化匮乏的六七十年代”。而我恰恰要说，这种观点的无知就在于以为中国社会晚近的变化，物质丰度的增加与精神丰厚的变化是正相关的。而中国的现实却恰恰是物质在进步，精神在退化。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有科技小组、航模小组，哥哥的中学有地震小组。我们的小学读物没有《童话大王》“圣斗士”更没有“柯南”，那个时代的偶像是陈景润，期刊看的《我们爱科学》《少年科技》《少年科学画报》，上中学的时候“文学热”，像王蒙、冯骥才、蒋子龙这样的作家是真正受到全社会的景仰的。那个时候，个体户刚刚冒头，没有官商和富豪，人们崇尚的是作家这样的精神富翁。每一个有志向的学生都觉得自己对中国的未来负有责任。可笑吧？但这就是我这个年代的精神面貌，我们在中学时可以踢球到天黑，甚至在路灯下踢球。那时不提素质教育，那是因为教育本身还没有变态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上大学的时候，教授们会在课堂上痛斥社会上的“官倒”和“不正之风”，即使这个教授是像方励之那样研究物理学的。呵呵，我们是经历过八九的，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让后来的中国大学生感到自卑。
　　1989年是一个不必回避、不可否认的分水岭。中国知识分子的科学主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救世主义情结由此断裂，中国社会开始在实用主义、世俗主义、物质主义的道路上狂奔，知识分子变成了犬儒、智囊、文化明星或者帮闲。当然，知识分子也走向了专业主义，物理学家不再那么关心政治，政治学和社会学家也与政治保持了距离。
　　所以，80后90后，如果你们肯读书肯思考，肯了解中国人的精神历史，你们在精神层面上的优越感就会荡然无存。
　　许知远在他的学生时代写过《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嘲笑过1980年代，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的苍白的诗意。在许知远的嘲笑之后，这个时代真心滑向了犬儒主义，所幸的是，许知远本人却是接过了理性主义的火炬。身为70后的许知远没有和这个时代一起堕落，他针对韩寒现象写了《庸众的胜利》，远在方韩之争开始之前。而方舟子的行为和个性，如果放在他的学生时代的科学主义和理想主义文化背景，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所以，敏娟同学，请不要说我们不懂韩寒，更不要把韩寒这个人看成高山大海。就是那些真正作者“破朔迷离”的韩寒杂文，也不过浅若小溪，更何况这浅流小溪还包含了很多尘碴。当然，你有权利宣布自己就喜欢小溪，这也并不怪你。因为这个时代的明星教授甚至比博客韩寒还要浅陋，更加虚张声势，拿腔拿调。相比于他们，你更喜欢博客韩寒还是有眼光的。
　　敏娟同学把韩寒看成现实版的励志成功学，在这个不读书只读权谋术和成功学的现世，韩寒的成功确实登峰造极，他不仅是物质和时尚的偶像，甚至他还表现了社会责任感，这当然是不可企及的天神了。
　　这就是视角和价值观的差异。按照现世社会的价值观，成功就意味有钱有地位，如果再做些慈善、再批评一下政府，那就升格为良知和品位化身，成了真正的贵族和偶像。从这个角度来看，质疑韩寒简直就是作恶，就是与社会良知作对。
　　那就说说我们为什么质疑韩寒。
　　首先，是韩寒本身所塑造的奇迹露出了马脚，随着麦田喊出“人造韩寒”到方舟子断言韩寒有代笔，越来越多的事实被挖掘出来。这本身不是一次论战，因为根本没有论辩的对手，这是一次对真相的追寻，没有利益关联互不认识的质疑者在理性地证明一个13年的谜题。证明过程中的一些急迫和错误都难免，重要的是这种质疑所反映的对社会理性的重拾，它的本质是一种科学精神。
　　看看那些“挺韩”的名人，他们没有一个懂得科学精神，没有一个有科学思维的素养，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抒情和议论。这倒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尽管有方舟子和科学松鼠会这样的民间组织在致力于科普，但是，从89年之后，这个国家的科学主义精神脉络就彻底被切断了。《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瞧这书名起的，多么扭捏和媚俗，就像电视上的于美人丹。把科普和小清新混合在一起，这个时代真是病得不轻。
　　科学和知识是不一样的，就像敏娟同学罗列了一些张爱玲金庸呼啸山庄和老人与海，用读小说来直证文学情怀。同样，这个现世的误区以为看看霍金，了解一下夸克超弦虫洞，就算了解了科学。
　　而我要说，这个浮躁的现世早就从价值观上背叛了文学情怀和科学精神，它离科学精神尤其遥远。科学精神首当其冲就是要求真，就是要有质疑的精神。中华文明对人类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贡献可视为零。古希腊发现了几何学和逻辑学的时候，我们的先人给出的是兵法和三十六计。毕达哥拉斯定理我们叫勾股定理，或者重点强调“祖率”的精确和领先，真是自欺欺人的可以。诚实一点会死吗？从古以来，我们的思维定式就是反科学的，讲实用，讲善和仁，不讲真。几何学那种对绝对精确的崇尚和追求，在我们这里是被之乎者也一略而过的。柏拉图给一个问他几何学有什么用的学生几枚钱币以示羞辱，而我们的寓言“郑人买履”嘲笑的却可能是一个古代的几何学爱好者。
　　所以，当陈景润给出了毫无用处的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氏定理证明，并且因此在社会上掀起崇敬的骚动时，这个古老国家终于向科学精神挪了那么一小步。但现在的孩子包括那些台上的公知，有多少人听说或了解陈景润的所作呢？
　　因此，即使韩寒的真相没有任何“用处”，仅凭对真相的洁癖，也是一种难得的科学精神。
　　其次需要注意到，大部分质疑韩寒的人此前是不读“韩寒的小说”的。就像冯唐所言，那些小说与文学无关，没有达到文学的金线。韩寒的博客也并不深刻，只是抖机灵讲段子，对流行文化投其所好。这倒不是不容许流行文化。在犬儒主义成为知识分子精神之时，流行文化其实比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更加理直气壮、横行无忌。对韩寒现象的清算，正是对指鹿为马的不容许。
　　流行文化可以大行其道，于丹、当年明月可以大赚其钱，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这既公平又道德。但这个社会还是要有一个价值判断系统，在这个系统判断中，欺世盗名者历来都有，但指鹿为马则并不多见。韩寒现象的过分之处，就在于公知们的指鹿为马。欺世盗名是自作恶，而指鹿为马却是助纣为虐的作恶。思想世界和文学世界尽管小众和寡，但毕竟可以自清自高，与流行文化并行不悖。但知识分子的指鹿为马和沉默不语，却让这个现世行将滑向彻底的堕落，这是冯唐和韩寒的质疑者们所无法容忍的。
　　读到这里，敏娟同学是否明白，我们不是不宽容韩寒这个人，而是对韩寒现象，在宽容之中已无可宽容。韩寒在流行文化的潮头高呼“谁也别装逼”，没错，在这个掺杂着御用作协的文学世界和充斥着文化明星的思想世界，“文学”和“思想”看似都各长着一张装逼的脸。海外学者薛涌的博客自称“反智的书生”，也是出于对这两张装逼的脸的深深的厌恶。
　　但是（又是但是），这个现世还是有人认为文学可以是真诚的，思想可以是严肃的。在流行文化的旁边，有人愿意确认人类的智慧和灵魂之美，愿意与流行文化保持距离，他们有自己关于优雅生活的标准。他们不屑于机场书店里的励志书和成功学，更对电视里反复演绎的宫廷权谋大戏嗤之以鼻。所以，他们不能容忍那些自称有文化使命感的媒体和公知，把韩寒立为思想和文化的精英，即使韩寒是真货也不行！
　　方韩之争的另一个好处，是终于捅破了这层窗纸：在流行文化的普遍受众之外，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是弊败不堪的，韩寒的胜利与这样的弊败相关。但正如冯唐所说，识得文学和思想金线的人并没有死绝，或许在这个浮夸的世界，知耻者总是谨慎开口，但当有人指鹿为马欺人太甚时，打破沉默则是知耻而后勇。
　　世无英雄，竖子成名。韩寒不是中国人的骄傲，韩寒现象比张铁生的故事还要丢人。张铁生不过是反映了政治的疯狂，韩寒现象反映的则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崩溃和堕落。
　　这是我们的现状。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无需对现状承担责任，大可以继续歌舞升平傲视群逼。如果你们认同我们生活在一个群族一个社会，认为自己还可以改变一些什么，请知耻。我们或许可以为一个共同的文化挽回一些尊严。这是一个60后对80后90后说的话。
　　
　　　　　　　　　　　　　　201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