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笔杆子-智囊-公知-帮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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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杆子-智囊-公知-帮闲
——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自身与国家的关系之回顾（一）
何清涟

说明：本文涉及的“知识分子”，主要指热心于政治、社会事务并活跃于公共领域的群体，那些虽然依附在体制上、但只埋首本职工作的不计在内，因为他们从来未曾主动想过要如何建构自身与国家的关系。


最近发生在吴法天身上的约架事件，起因是在什邡事件上，吴为党与政府做帮闲做得太过于无耻。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个自己时常在想、却不想下笔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建构自身与国家的关系上，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

一、从毛皮关系到精神独立的尝试
如果要为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梳理一个大的脉络出来，大致可以这样概括：

1976年以前的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与中共政权的关系是“毛皮关系”。在剥夺了全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并将所有人置于中共的政治-经济双重控制之下后，毛经常教导知识分子的就是一句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中共政权是“皮”，知识分子只是附在皮上的“毛”而已。知识分子整体上是被改造利用的对象，文革中甚至被贬为“臭老九”。少数精英分子的利用价值较高，尤其是那些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好、文笔好的高端人才，可以被毛纳入麾下，成为笔杆子，有的编写各种教科书，有的为毛撰写各种宏文，如九评苏联共产党之类。毛对他们的称呼有两种，爱之恨之都称为“秀才”（科举制中的最低阶，学问有限），官称则有时是笔杆子，视之为“工具”，非有独立人格的人。

1970年代末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建构社会角色合法性的开端。这段时期中共执政集团作出前所未有的接纳知识分子的开放姿态，邓小平抛弃了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说法，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把知识分子的社会等级提高到与工人同等了。知识分子很感谢，郭沫若写了篇“科学的春天”表示自己的激动与感恩。这一时期，以作家、记者为主体，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对“文革”进行反思，这些作品因之得了个特殊的名称，伤痕文学。这段时期的典型文学形象是“爱国知识分子”，其特点除了刻苦勤勉和专业成就之外，还要强调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历经磨难的忍辱负重，最终被国家政治承认接纳而感恩戴德。这种知识分子形象确定了知识分子与党国一体的政治权力之间的从属关系。

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治权力结盟，体制内外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改革，甚至短暂触及政治体制改革话题。这段时期活跃于中国政治经济舞台之上的知识分子以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群为主体。在朝在野均十分活跃，在朝有国家体制改革研究所为主的群体倡言改革；在野则有以编著走向未来丛书、面向世界丛书等人文知识分子策应。中国的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地位之变化从名称的变化可见一斑，上世纪 80年代第一次出现了“智囊”这一称呼（从西方借用），表示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并建言了。在媒体也有一群知识分子比较活跃，如《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读书》、《文汇周报》、《书林》等，即使是官方的《光明日报》，那时也很有看头。

这是中共建政以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尝试用本身专业知识与社会经验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公共事务，并影响政府决策。这一阶段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都希望与党内“改革派”合作，通过党内改革派践行自己的一些主张，因之其命运不可避免地必然与党内改革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六四”之后，不少人被迫辞国，在国内的人也历经磨难，不能再介入国内公共事务。近三四年对这类人士稍有放松，但其言论已很难产生大的影响力。

二、利益格局严重分化下的知识分子分化
到1990 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改革加速进行，社会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知识分子内部开始出现严重的利益分化。部分知识分子敏锐地观察到这种变化，尝试对改革过程中的权力市场化与权贵私有化进行批判。这一轮的特点是发言者不再直接触及政治改革等话题，也不再寄希望于党内改革派，而是将公共利益，比如国家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权力腐败产生的恶劣影响、收入分配、农村问题、贫富差距及权力对市场秩序所起的严重腐蚀作用等，作为重新构建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话语基础。笔者的《现代化的陷阱》算是这方面的开路之作。此后，中国的政治腐败及民生等课题成为媒体报道与现实研究的重心，前者受到的限制较多。有了我这个例子，禁止在谈腐败时出现“制度性腐败”字眼。但民生等问题讨论空间较大。必须指出，这一时期，批判意识仅存在于少部分知识分子当中，知识分子的主体明显地形成对体制的强烈归附，但社会公众还只是对知识群体中风头最健、话语权最强势的经济学者群体表达不满。这个群体公开鼓吹“腐败有理”、“是改革必须要付的成本与代价”。因此这个群体被看成是为权贵群体剥夺人民的吹鼓手与辩护者，网络上经常出现对经济学家的批判。

21世纪零年代，中国已经进入“丛林法则”盛行、赢者通吃的年代；这十余年，贫富分化的利益格局已成定局，改革共识日益破裂。经济上已经出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状况，贫富差距已成难以逾越的鸿沟。随着就业日益艰难，社会上升管道严重梗阻，政府对民众的生存权肆无忌惮地剥夺。我曾用这样一段话来概括这段时期的中国政治状况：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暴力行为合法化。原来在80年代形成、90年代前期尚存一息的“改革共识”已经破裂。

在“改革共识”破裂的情况下，中国的知识群体呈现明显的利益分化。国内人喜欢用“体制内”与“体制外”来划分知识群体。“体制内”的是指在由政府财政供养的大学、社科院等各类研究机构、官办媒体等机构供职的知识人，“体制外”的则指受过大学、研究生教育，但却因各种原因而不在上述几类机构供职的知识人，这些人的特点是愿意并喜好就公共事务表态（或可称作“好管闲事的人”）甚至参与，并希望通过自身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或行动来影响社会。他们与体制内一些同样有就公共事务发言的知识分子一道，被社会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一词就是这段时期出现的。从2005年南方周末开始评选之后，以后几年一些民间机构组织评选，甚至还有个人评选。但越到后来评选标准越滥，随着入选者的滥化，最后是“公共知识分子”被谑称为“公知”，成为舆论嘲弄的对象。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身份角色。命运注定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对两种无法回避的社会关系：其一是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其二是知识分子与民众（也就是利益受损者）的关系。说得直白一些，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凡要对公共事务发言的知识分子，必须选择是为权贵集团说话，还是为民众及公共利益说话。

身处这两种关系的纠结之中，知识分子面对未来政治社会发展，越来越难于独立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在2008年各种社会矛盾白热化以前，知识分子还可以选择“蝙蝠型”生存方式，在两大对立面当中游走。到后来，在政治权力与民间呼声的夹击下，这种生存方式的空间越来越狭小。部分原来比较活跃的人物躲进了书斋，淡出了公共视野；还有部分则心甘情愿地俳优化，做了权力的帮闲（新左派最为典型）；部分想走中间路线的虽然还在公共领域内发言，但稍有不慎，立刻成为网络舆论唾骂的目标。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2期   2012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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