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历史：义和团不是“非理性暴民”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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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不是“非理性暴民”代名词
钓鱼岛事件近日引发了中国民众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游行当中，出现了一些不应该有的“打砸抢烧”激烈行为。这些行为理所当然，受到了媒体的一致谴责。
谴责是应该的，唯理性爱国才是真爱国。但可悲的是，在谴责声里，一个历史元素——“义和团”——被不断提及和误解，说什么“真正的爱国就是要告别‘义和团’式的爱国”[详细]；说什么“义和团又回来了”。[详细]
义和团被扣上“非理性暴民”、“爱国贼”一类的帽子，实在荒唐。

2012-9-24 第66期周育民：我看“义和团的真面目”
民众加入义和团（拳）的真实历史逻辑
“爱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誓死忠于大清”之类抽象的口号，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义和团（拳）民们的内心。这些底层民众加入义和团（拳），有他们自己的另外一套利益逻辑。后世之人乐此不疲地拿“非理性暴民”、“爱国贼”一类的帽子戏谑、嘲讽这些义和团（拳）民，却对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以及因这种痛苦而形成的真实历史逻辑毫无感知，实在可悲。
确实如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义和团的主要攻击对象是本国“教民”
传统历史教科书过分注重强调义和团运动晚期打出来的“扶清灭洋”旗号，进而赋予其“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光环。近年来，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媒体界，这种光环已经非常黯淡。如学者秦晖即曾说道：“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两百来人吧。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
山东大学的义和团调查资料（始自50年代，持续到80年代，访问了大量亲历过义和团时代的老人，积累访问资料百余万字）也能证实，义和团的主要攻击对象确实不是洋人，而是本国“教民”：
“他们光跟奉教的作对，不碍穷人事，也不抢财主，只要不奉教，义和团就不管，他们吃的抢的是奉教的东西。有时候，他们抢奉教的，财主们吓得也给送礼。”（平原县王庙公社郭庄，郭丙富，76岁，1960年2月28日——编辑注：此系受访者受访的时间和当时的年龄、姓名、籍贯，下同）“参加神拳的都是些劳动良民，他们光找信教的，对老百姓不怎么着。”（东阿县姚寨公社小街子村，王玉理，84岁，1966年2月19日）“我十二三岁的时候，从平原、禹城传来义和拳，我庄也学起来了。我庄学拳的有十几个人，目的不是为了杀富济贫，而是要忠厚老实，以抵抗奉教的。”（商河县胡集公社谢家村，李元昌，80岁，1965年12月29日）
类似的记载在百余万字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中比比皆是，而提及义和团直接攻击洋人者则极少。受访时间集中于1960年代，受访者当时大多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因为年龄的缘故，并未经历过官方教科书的洗礼，故其所言，具备相当的可信度——如许多老人提到外国神甫都说好，按当时的官方宣传，其实是不能说好的。
教民之所以成为义和拳主要攻击目标，与他们已蜕变成凌驾于普通乡民之上的特权阶层有关
千万底层乡民，为什么会选择参加义和团去“打砸抢烧”那些“教民”同胞？大陆历史学者侯宜杰2010年在台湾出版《神拳——义和团的真面目》一书，引起很大关注，其给出的答案是：“恩格斯指出：‘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鄙俗的贪欲’就是对义和团‘起推动作用的灵魂’。只因烧杀抢掠、绑票勒赎向为社会所不齿，并为历代官府所不容，义和团的头目们害怕清政府派兵剿灭，才利用当时部分平民仇恨洋教的情绪，特创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这个答案，其实代表了近些年来知识界、舆论界对义和团成员行为的某种共识。但考之史料，这个“共识”是错误的，甚至是荒唐的、荒谬的。作为一名资深历史学者，侯宜杰先生不应该无视这些历史资料：
“教民完粮、完银与非教民一样，但杂税、杂役比非教民少。教民与非教民有纠纷时，非教民怕教民，不敢与教民争吵，处处要躲着点。黄六爷动员孙地主入会信教时说，在教吧，在教后有点什么事也不怕了，有事时我给你应着。在平时孙家也受点教民的挟制，所以也挂了个名。平时教堂里人也向非教民宣传说，信教好，有天主保护，死后能上天堂等。但贫民认为没有好处，一天还要三次去念经，所以不愿在教。”（单县龙王庙公社黄楼，孙福超，81岁，1960年3月4日）
“我有三亩地跟奉教的挨着，他不让从地里过。要从他地里走就得给他点什么东西，不给东西就不能过。逼得没有办法，不卖不行，我就卖给他了，三亩地共卖了240吊钱。那年这里的一般地价是一亩地120吊，咱只得算80吊一亩卖给他。奉教的可欺负人啦，比方说咱地里栽了树，树荫子伸到奉教的地里，奉教的就说：“这树有我的。”就得平半分。打官司人家到衙门里去，拿出“领票”，县官也不敢惹。咱还得站在外边等着什么时候传，才能进去。咱说么县官也不听，光听奉教的话。”（临邑县宿安公社刘家寨村，樊胜德，78岁，1965年12月24日）
“不奉教的小孩到奉教的地里去拔草，他(奉教的)就说你拔了他的绿豆，非叫你请客不可，你请他吃吃喝喝，才算完事。有的奉教的，走路横着走，不奉教的不敢动他，一动他，他就找你的事，打人骂人。奉教的人逢集逢会喝醉了就骂人，别人不敢怎么着他。就说买东西吧，也欺负你，明明这件东西值五吊钱，他给你三吊就算啦，你也不敢吭一吭。你和他(奉教的)在一起种地，两块地紧靠着，你地里的树影在他地里，他就说你的树是他的，你不敢怎么着他，打官司，咱得输。哎，奉教的太欺负人啦，时间长啦，人家知道这些人不好惹，就都躲着他走，没有和他搭腔的。”（临邑县宿安公社张家林村，张文治，82岁，1965年12月24日）
……
类似的资料，在《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中比比皆是，足以说明“教民”在当日的中国乡村，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阶层。对此现象，晚清名臣丁日昌也有深刻洞察，他在办理天津教案时曾说道：“天主、耶稣各教传人中国载在条约，固不能不照章随时保护；然亦不能任听作奸犯科，以致事机决裂，不可收拾。”天主教“虽其本心并非为恶”，但传教士所到之处，“不择良莠，广收徒众”，且往往袒护教民，形成“莠民以教士为逋逃之薮，教士以莠民为羽翼”的局面，从而导致民众“仇教”的情绪日益高涨。即使如“天津一口言之，自通商后中外商民相安已久，毫无间言，耶稣教人亦不以为怨。惟百姓言及天主教，则异口同声，恨之入骨，盖缘天津莠民最多，一经入教则凌虐乡里，欺压平民，官吏志在敷衍，但求无事而不求了事，又不敢将百姓受屈之处与领事官力争，领事官又何从知教民如此妄为？百姓怨毒积中，几有‘及尔偕之’之愤。”
乡民乃至地方望族在日常生活中饱受教民欺凌，常因小事被迫“办酒席”向教民赔罪
普通乡民受了教民的欺负，其选择往往是忍气吞声，“办酒席”向教民赔罪了事。例如：“天主教欺负人，天主教没有人敢惹，打官司神甫去，不在教的有理也得输。给俺村朱子浩扛活的‘马大秃子’奉教，一天听到刘都元在赶姚屯集，路上说了句天主教不好的话，马大秃子到洋楼张庄教堂告了刘都元的。刘都元没敢与马大秃子打官司，结果被罚了三四桌子酒席，请了从张庄来的在教的和马大秃子，这才了事。这就是撑洋劲，撑天主教的劲。马大秃子，是个给人扛活的，刘都元家有一顷多地，是个小地主。那个时候，这个地主都不敢和一个扛活的打官司，扛活的在教，地主不在教。”（茌平县业官屯公社朱庄，朱允泽，82岁，1965年12月12日）
再如：“教民春耕时，向两边的非教民土地扩张，不在教的打官司也打不过，这样，教民就占去别人的部分土地。马庄教民把黄庄人放牧的山羊拉去吃了也没事，黄庄人不敢说话。有一次马庄教民的猪放出来，吃黄庄麦子黄庄人赶猪，马庄人倒打起官司，结果黄庄人被迫赔不是。马庄教头石传雇（石坤辉的儿子）硬要抱走我父亲的羊。我父亲不肯，石传雇就拿出手枪打他，子弹从手心通过手脖子串过去了。结果羊还是被抢走，石传雇把羊宰吃了。”（巨野县黄庄，黄瑞宪，72岁，1960年3月1日）
再如：“万家坊子，原是商河地。本庄有一个姓李的在耿家楼集上卖头绳儿，小张庄有一个奉教的买李某的头绳儿，少给三个制钱(一吊合一毛，五小个制钱合一百，五百个制钱合一吊)。李某就要，张某就不给。小张庄人多，又有势力，就把李某打了。因谢家与万家坊子同宗(此时万家只有一户姓李的，现在绝后了)，就打抱不平，又把小张庄的人打了。小张庄有神甫撑腰，于是便跑到济南告了。把济南的神甫搬到临邑，听说临邑县官刘士成也怕神甫。为了使小张庄姓张的落台，就断案谢家庄在耿家楼集上设宴请小张庄奉教的，第一次是在当年的冬天。设宴这一天，小张庄的大小奉教的都是谢家用牛车接来，有十来个吹唢呐的，放着鞭炮，鞭炮用大簸箩盛着。谢家知道要在耿家楼集上丢人，都不愿去，后来被迫的去了四五个人，四五个人还得披着狗皮咧！倒不是真狗皮，而是反穿着皮衣裳。上一碗菜，叩一回头，伏在桌子底下，小张庄奉教的踢一脚，谢家的人还得噢噢地学狗叫才行。奉教的还说：‘你这是些狗，我不怪你们。’这样把人摆弄够了才算完，真丢人。人家吃饱走了，咱也噘着个嘴来家了。从此以后我庄再没有赶耿楼集的。”（商河县胡集公社谢家村，李元昌，80岁，1965年12月29日）
相当一部分乡民和望族受教民之欺后，选择“请来了义和拳”
虽然有小部分乡民受了教民的气后，选择了入教成为教民，但更多乡民的选择则是去“请”义和团。譬如前面提到的“耿家楼事件”，“谢家吃不了这个气，越想越噎得慌，就到平原、禹城请来了义和拳”（临邑县宿安公社张家林村，张维田，80岁；张文治，82岁，1965年12月24日）
再如：“原在光绪逃荒前好几年，张举人不在大刀会，张银会也不在天主教。有一年，张举人在村里一个公共的五亩多的大坑里种上了藕，长得很好。张银会觉得自己是乡混官，要收藕。张举人说：‘我栽的藕，你不能收。’从那时起，两家就有了仇。张银会就在了天主教，当上了会长。张举人就在了大刀会，成为大刀会的头子。”（姜庄公社薛屯村，张广聚，78岁，1965年12月28日）
再如：“吕洼奉教的李乐西管事，梁院于三猴管事。那年河西发水，临清以北决口子，梁院人要在吕洼庄头开口子把水放到河沙。吕洼李凤梧不同意，要在梁院后边开，于是两方打官事，打三年，梁院于三猴输了。于觉没脸见人，想以武欺文，想学义和拳。”（夏津县吕洼，王顺，78岁，1960年2月25日）“于三猴和吕洼姓李的(开药铺，教徒)有仇，姓李的家里有二三十亩地，有长工，管了几年公事，是吕洼领头。于三猴与他因管理河堤之事，结下仇，两家去武城县打官司几次，于三猴输。于三猴以后还让吕洼青年学义和拳。”（夏津县吕洼。安金才，79岁，1960年2月24日）
地方望族在与教民的利益冲突失败后，尤其容易选择引入义和拳。譬如：“庞家林为大刀会大头目庞三杰的家乡，当年庞三杰为该庄最大的地主，拥有三顷多土地。庞家林学金钟罩的人不多，除庞三杰外，还有几家，他们都是有顷把地的人家。学金钟罩目的是为了看家。庞三杰学金钟罩是较晚的，而目的又是为了争湍地。在庞家林西南方十多里，有一处叫刘堤头，在那里有湍地。所谓湍地，是清朝政府不要的官地，附近谁有势力，就可以霸占耕种，谁种这地就属谁，也不完粮纳税。湍地原属于庞家林附近一个庄的地主庞世均所占有（这人为庞三杰的本家，据说他也是抢来的），庞世均死后，势力渐衰，湍地落到庞三杰手里。刘堤头有一姓刘的地主就想来争夺这湍地，于是就组织人来抢割湍地的麦子。庞三杰想霸占湍地，当然不与罢休，因此出面干涉。庞三杰也曾率领过人几次前去与刘家地主打仗争地，但都没有结果。去的人少，给刘家地主打回来；去得人多势众，姓刘的地主便躲到教堂去。刘堤头设有天主教堂，姓刘的已经奉教了。由于教堂有势力，天主教的人见官高三级，所以庞三杰无法对付。在争地未成的情况下，庞三杰便决计学金钟罩。但本地又没有金钟罩，便在单县请来金钟罩的师父名叫智效忠，拜他为师。庞三杰本人也排刀排枪，但不拉架子打拳。庞三杰学好金钟罩之后，就在单县请来很多大刀会的徒众，到庞家林集合去打刘堤头。”（砀山县步朱寨公社庞家林，韩振环，76岁；贾昔令，74岁；刘广荣，69岁，1960年3月12日）
另一些老人的回忆可以对“庞三杰引入义和拳事件”做一些很有价值的补充，这些补充有助于后人更清晰地认知义和团运动。如：“当时庞三杰的势力较大，南边湍地都让他占去了。庞三杰占湍地有八十顷之多。湍地是清政府扔掉的鹅鸭地，在河南刘堤头，地很多，数不过来，有几百顷。当时谁有势力谁就占地占碍多，占后种地不完粮。大家抢不过庞三杰，都在了洋学，然后就讹他的地。在洋学的穷富都有，穷人较多。庞三杰因此仇视洋学，并开始打洋学。”（砀山县马良集马西队，苏贵房82岁，1960年3月12日）再如：“庞三杰打教堂，原因当时湍地（刘堤头庄附近）很多，而庞家很有势力，庞喜君（庞三杰的侄）做官，庞家在磁山说一不二，所以强占着湍地。刘堤头庄的刘广兄和刘广志兄弟俩（刘是刘堤头的地主，有几顷地）也想争地，因怕庞家的势力，所以就在了教堂，并对神甫说了这些事情。神甫劝刘说，现在庞家有势力，不要和他争等，但刘不听，就叫着本村和附近几村的人到庞家地里去割麦，并且他俩亲身在这块地里割几把一丢，又到另一块地里也是割上几把就丢了，并且说你们随便割吧，谁割了是谁的，出了事有我们。庞家知道后就气极了，一号召就是十八个村子的人就去刘堤头打仗。去的人很多，刘就联合了各村进行抵抗，并把庞三杰的哥的脸上打了一铅弹，后来受风死了。这样庞家更气，就联合了人要打教堂。”（丰县戴套楼，程立斗，88岁，教民，1960年3月15日）
教民欺负乡民的特权来自朝廷文件，教民中的坏人“不多，也不少”
通观百余万字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受访的老人绝大部分都对教民高于普通乡民的“特权”地位耿耿于怀，类似“这里教民很厉害”一类的描述非常之多。教民的这种“特权”地位从何而来？最具体的文件，可以追溯到1899年2月总理衙门受天主教驻京主教樊国梁等人的压力而制定的《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五条》。该文件规定：西方来华的传教人士中，总主教和主教相当于省部级，随时可见省长；大司铎相当于厅级，随时可见司道；其他司铎，相当于处级，可随时见区长、县长。教士有了级别，可以乘坐官员才能乘坐的绿呢大轿，遇到诉讼案件，可以很方便地利用这个身份和特权加以干预。朝廷愿意出台这样的文件，一方面固然是受来华天主教势力的压迫，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考虑，即：此前德国曾以保教为名强占胶州湾，朝廷担心再次出现“以保教权为借口达政治目的”，故而让天主教士与地方官直接联络，试图将侵占中国利权的借口消弭于无形。
但朝廷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文件，会近乎彻底摧毁中国底层民间的权利结构。教士可以随时面见地方官干预司法诉讼，毫无疑问会让普通乡民在与教民的纠纷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地方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论理在何方，也只有支持教士、教民这一条路好走。朝廷的这个文件在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前夕的1899年颁布，毫无疑问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文件是在来华天主教力量的高压下通过的，而《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里大多数受访老人提及民、教矛盾时，所指向的恰恰也正是天主教；而对其它教派如耶稣教，则观感甚好。
教民取得了这样的“特权”，但并没有任何制度化的东西能够约束这种特权——仅凭神甫谆谆告诫的道德约束显然是不够的——其失控是必然之事。正如许多亲历过义和团运动的老人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有相当大部分的民众选择入教，就是赤裸裸地奔着“教民”的这一特权而来的。譬如：
“当时奉教的穷人，有两种人：一种是饥饿的穷人，为了吃教堂‘放赈’的粮食入教的。一种是犯点罪为了逃避官府的搜捕而入教的。”（南宫县梨园屯公社小里固村，刘万衍，53岁，1960年3月7日）“当时入教的没有多少是老实庄稼人，都是一些小偷、贼、土匪、有罪作案的，入教后就没事了。光绪二十四五年间，曾有过这样一回事：有一个老实生意人(卖洋油的)叫张先烈，在街上叫卖‘卖洋油！’教民无中生有说他是喊‘抗洋楼！’于是教民让他拉鞭炮，摆席赔礼。张先烈被迫摆了三四座席，让村内教民吃了，磕头赔礼才算完了事。”（南宫县梨园屯公社邵固村，张绍贞，84岁，1960年3月9日）
这样的描述显然是属实的，天主教当年急于发展教民数量而忽视教民素质，本就是一个被其他教派不断诟病的问题。教民李昌杰在接受调查，谈及本村义和团运动时也说：“天主教神甫叫人们学好，真正在教的好教民是不会仗势欺人的。但谷有粃谷，人也有坏人。天主教后来发展大了，法国神甫来后，天主教势力更强，这难免有的教民做了些错事。这些人不多，也不少，但这不是天主教让他们做的。”（魏村，李昌杰，70岁，1988年5月5日、9日）所谓“这些人不多，也不少”，教民中的恶劣分子的比例可想而知；其对普通乡民造成的损害规模，也同样可想而知。
大部分选择成为“教民”的乡民，并非因为信仰，而只是出于现实利益考量
如何估量教民群体的基本素质？考察其入教的动机，是一个不错的角度。教民有打官司的特权优势，自然，为打赢官司而入教者在当日不乏少数，譬如：“听说闹神拳时我才14岁，俺庄上分两派，前边是天主教，后边是神拳。其实俺村高、赵是一家(兄弟二个，一个姓外祖母的姓，一个姓本姓)。前面是姓赵的，后边是姓高的。东头有个大庙，庙里有一顷二十亩地，赵家种着，后来高家人多了，腰板硬了(高家有当村长的)，两家就争庙里的120亩地。姓赵的不让，两家子打官司，打了七八年，赵家没有打赢，但120亩地高家也没争去。高家不服气，光打赵家，男女老少不论。这个时候了，赵家就在教了。在教后，官司也不打了，高家也不敢争地了。”（茌平县韩屯公社玉皇庙村，赵登顺，80岁，1965年12月14日）
再如：“大刘庄人多地多，是富庄，有很多地主恶霸，老欺负李庄，因李庄太穷了。李、刘庄中间有大水沟，李庄妇女在水边洗衣，刘庄青年人故意光旋子在水里洗澡，并且故意立起来，侮辱李庄妇女，李庄人打不过他们。有一年中间大水沟发水，水从李庄岸上开口，流进李庄，李庄人要堵口，刘庄人不许，打官司，李庄人穷，打不过。这样，李庄李道洛从西姚楼引来天主教。此后，官司打胜，刘庄也不敢欺负李庄了。到庚子年李庄只有四五家不奉教。”（巨野县李庄，李文奎，78岁；李星齐，58岁，1960年3月7日）
而如果外国神甫拒绝为教民提供诉讼特权的话，教民往往会选择脱教。譬如：“修教堂时，西边有个黄庄。一个姓黄的在教后不正经，霸占人家的闺女。人家明着不敢惹他，杏熟了的时候，姓黄的他爹在树底下看杏，闺女家一个人把姓黄的他爹砍了。第二天姓黄的拿着斧子到神甫那里告状，神甫不见他。姓黄的不见神甫不走，神甫见了他的面后，问他：‘你来干什么？’姓黄的说：‘人家把我爹砍了。’神甫说：‘你怎么不到城里去告状去？’神甫把姓黄的赶走了，以后姓黄的就反教了。后来别人问他：‘反教干什么？’他说：‘信教干么，连人砍了都不管。’”（茌平县韩屯公社玉皇庙村，赵登顺，80岁，1965年12月14日）
当然，还应该注意到：相当部分的乡民选择入教，与清帝国地方政府的暴政有着密切的关系，入教，其实是一条规避当局暴政的捷径，譬如：“张安业家有三四十亩地，后来县里出了监案，有人招出和他是同伙，差点出官司。他害怕吃官司坐狱，就奉了教啦，要不然，准关进去啦。……俺家奉教还是叫张泽逼的，他当里长，我和俺爹都有个不巴结富人的脾气，和张泽和不来，就派了俺家一匹官马，凭俺家底是出不起的，没办法，就奉教吧!奉教后，请人去衙门里疏通，弄了一年多才去了官马。”（郭庄公社北堤，张安道，80岁，1960年2月20日）
再譬如：“咱县英庄的穷人刮地碱烧盐土。当时官家禁止私自烤盐。县盐官发觉英庄人烧盐，便捉了几个关进县衙门里。后来神甫把他们救出来。不仅如此，而且从此以后英庄可以合法烧盐，只要奉教就准。所以英庄的人几乎都入了教。”（茌平县胡屯公社刘庄，董子乾，78岁，1965年12月9日）
在政府力量未介入前，义和拳局限于在本乡本土活跃，其纪律相当之好
作为一种民间结社组织，义和拳（团）的前身如梅花拳、大刀会等，在华北平原上早已存在了许多个世纪。在这许多个世纪里，这些组织实际上起到了一种护卫乡土的作用，所以直到1989年，地方政府和这些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仍然相当友好；乡民们对其接受程度也相当高，这也是很多乡民、望族在受了教民的气后，第一选择就是引入义和拳的缘故。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北京紫禁城介入运动之前，义和拳自发活跃于本乡本土时，其纪律性得到了民众的高度认可，譬如：“年轻的在拳的多，义和拳不要地主的粮，地主也不给钱粮，义和拳不抢不掠。以前各村的义和拳组织是连着的。”（常屯乡北常屯，孟繁明，76岁，1988年4月24日、27日）“碧霞宫一带只有两人没有参加义和团（王九信、路均满）,其他都参加了。……义和团员都是本地人，里边也有提篮子的小商贩，穿便衣，包红头，丝毫不扰百姓，吃的东西向商会、洋行、县官要。”（临清城关碧霞宫，王九信，75岁，1960年2月15日）“义和团不抢别人的东西，是老百姓抢的。义和团打吕洼的时候（庚子年五月），打下了，跟着去看的妇女、小孩没有吃的，义和团就把天主教的一些东西分给他们。”（夏津县梁院于恩庆。64岁，l960年2月27日）“义和拳的纪律：不打人不抢老百姓的东西，就是和在教的闹。”（武城县小杨庄，杨顺堂，80岁；杨高堂，76岁，1960年3月1日）“打十二里庄时，听说义和拳拿着口袋、家伙，准备收红薯，拾掇东西。他不跟不奉教的闹。义和拳在胡官屯村，对老百姓说：‘你给我烧水吧？我们不跟你们不奉教的闹，别害怕！’烧水后，还给黄瓜吃呢！”（武城县十二里庄，周金和75岁1960年3月3日）……
而当义和拳受到朝廷的号召，开始脱离本土四出串联时，其成员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朝廷的号召（扶清灭洋）与乡民参加义和拳的现实逻辑其实并不合拍。当乡民退出，游民成为运动的主体时，其抢掠性也自然随之增强，譬如：“义和拳从北边来了两三个人，与本地金钟罩结合在一起人更多了，这些人都是无知的人，土匪，企图烧洋房发财，但没发着。”（临清城关，查古堂，92岁，1960年2月20日）——所谓“从北边来了两三个人”，显然都是些游民而非乡民。
运动晚期，大饥荒造就大批流民游民，为活命加入义和团，制造了许多打砸抢烧事件
“义和团运动”晚期，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介入之后，确实发生了许多打砸抢烧的事情（此前也有类似事件，但总体比例不高）。此一时期，“义和团运动”的主体已不再是普通乡民，而是小部分社会游民和大饥荒造就的大批流民。当日的灾荒状况，许多老人都有回忆，譬如：
“光绪廿六年（1900年）是贱年，庄稼收成不好，七月初十下雨，后八月下霜，棒子长得真好，可是霜下早了，都打坏了，刮大风把穗粒刮没了。当年，一斤河南高粱400个制钱。穷人拿衣裳与小商贩换粮食吃，吃糠吃草的很多，饿死不少人。要饭的人也很多，要饭还没处要，只得吃棒子芯、柳树叶。当时全村有二百来户，要过饭的就百十家，村内要不到，就扶老携幼到外村四处要饭。”（南宫县梨园屯公社赵村，马玉明，76岁；马灯迎，74岁，1960年3月7日）”
“光绪廿六年是歉年，那年是旱。‘六月初四日下雨，八月廿三日下霜，头春没下雨。挨饿的人多，生活不好过，净吃红高梁。’‘吃树皮、卖孩子的很多，西边的多，东边的逃出的多，饿死了不少。’又说：‘挨饿的抢推粮食的，见推的人就抢，人多就不敢抢’；‘有钱的也买到外来的白面，没钱的吃树叶树皮和糠，城市的生活还好一点。’”（临清城关古楼周围，刘凤山，84岁；张宗尧，73岁；何明山，77岁，1960年3月3日）
即便没有义和拳（团），面对饥荒，流民四出求食，打砸抢烧事件也肯定少不了。只不过1900年的这些打砸抢烧身上，蒙上了一层“义和拳”的面纱罢了。有了这层面纱，加之以朝廷的鼓励，打砸抢烧的对象更多地向教民倾斜，也不奇怪。但说到底，这些饥民并不是什么“非理性暴民”，面对饥荒，求生是最大理性。
义和拳的本质，是乡民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不得已之举
一些学者、媒体非常喜欢渲染义和拳（团）“杀得最多的是本国同胞”、“面对八国联军贪生怕死”以及“盲目排外”等“缺点”。但却似乎从来都没有兴趣去关注这些“缺点”背后真实的历史逻辑——真正与乡民存在利害冲突的是教民而不是神甫；后期响应朝廷号召加入义和团的大部分是求生的饥民，并无满腔的“忠君爱国”热情；攻打教堂、进攻教民等行为都源自极现实的利益考量，既非“盲目”，更非“排外”；这些都是极简单的事实，但许多学者和媒体习惯性视而不见。
事实上，当日山东地区的地方官员，对义和拳的本质，已有非常清晰的洞察。1899年12月21日，署济宁知府汪望庚在一份给上级的禀报中如此写道：“教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或罚钟，或罚席，或罚油，不厌不休。其款数之多寡，视力量之丰啬，虽父兄子侄不顾也。今略一询问，卑职耳闻目睹所及者，仅卑州西北一隅受其罚者，已不下百数十家，而此外所未及知者不知凡几、良懦饮恨，求泄无从，求避无门，年复一年，日不聊生，稍有身家者，咸凛凛焉惧无以自保。……习拳者本为保卫身家起见，并非利人财物，其所以向教民索还前罚之物，求一平衡天之冤气而已。……”
而即便是当年对义和拳态度并不友好的袁世凯，面对山东境内层出不穷的“扰害教民案件”，其定性也相当清晰：“实由民、教积怨构成，而巨盗奸民，因而从中煽惑”——前半句是实话，道出了义和拳运动的本质；后半句是处理方式，抓几个头目就算了结。换言之，乡民们之所以在1899年选择义和拳，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而政府又软弱无能不能有所作为。
结语
没有“洋教”依靠列强的炮舰取得在华传播的特殊地位，就不会有教民相对于乡民的特权；没有教民的特权，就不会有地方政府的不敢作为；没有地方政府的不敢作为，乡民就不会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受教民的气而无处申诉；若不是受了气而无处申诉，乡民们也不会求助于民间组织义和拳。这就是当年千万乡民选择加入义和拳（团）的真实逻辑。
拳民们不是什么“非理性暴民”，义和拳（团）也不是什么“非理性暴民”的代名词，更不是网络上某些人所谓的“邪教组织”。一些人，一些媒体，热衷于如此解读历史，不过是因为这样的“历史真相”，适合他们拿去浇现实之块垒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