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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2009年第6期 出版日期2009年03月16日
《财经》驻纽约记者 叶伟强
2008年下半年开始深化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至今仍不断地突破人们的预期，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发展演变，以至于传统主流经济理论哑然，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亦遭受挑战。
拉响警笛者并非没有，甚至数年前开始做空的人也并非寥寥——在众人仍对次贷危机不以为意的时候，就已有对大危机的预警——只是都在当年那热得发烫的气场中被轻易地蒸发掉了。
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而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投资“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2005年就开始高呼“狼来了”。刻薄的人们嘲笑道，“一只坏了的钟，一天也有两次是准的”。索罗斯固然有过“狙击”英镑、墨西哥比索和泰铢的辉煌，却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沉痛铩羽。只不过，这一次他又赢了。这是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判断。
2008年1月23日，索罗斯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60年来最糟的市场危机”，称“当前的（次贷）危机标志了，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基础上进行的信贷扩张，走到了终点……这次危机，是一场超级繁荣经历过60多年以后的盛极而衰”。
79岁的索罗斯，至今仍是金融领域的风云人物，其投资策略仍被许多投资者视为经典。而他的公众形象，则颇为复杂。
——他是“全球金融界的坏孩子”（美国《华尔街日报》）；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更怒斥其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纵火犯”。
——与投资家的身份相比，他的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身份的曝光率或许稍低。他创立或参与创立的数家基金会，近20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公民社会成长。
——他是最早表态支持奥巴马的人之一。不无巧合的是，次贷危机以来，他的见解和建言都体现在后来的政府政策中。
2008年以来，索罗斯多次发表关于危机见解的文章。9月，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开始酝酿用政府资金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时，他就撰文说“别给保尔森开空白支票”；10月初，美国国会仍在为前“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争论不休时，他旗帜鲜明地主张给银行注资。10月下旬，《财经》专访索罗斯时，保尔森已经一改初衷转而采取注资的方式。
此后，美国政府的做法似乎都“遵从”了他的意见。比如，10月28日，索罗斯撰文呼吁美国引领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救援行动，次日，美联储就宣布为墨西哥、巴西、韩国、新加坡四国央行提供各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今年1月，盛传美国政府将成立一个“集合银行”统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时，索罗斯称这种做法“不会发现价格，而会扭曲价格”，后来财长盖特纳宣布的“金融稳定计划”里果然没有“集合银行”的踪影。
索罗斯或许只是众多为政府建言的人之一，但这位“中标率”颇高的建言者，其见解或许值得一听再听。2009年3月11日，在当前美国金融体系支离破碎、金融机构国有化如箭在弦之际，《财经》记者再访索罗斯。
采访在纽约曼哈顿区七大道888号32层索罗斯基金办公室进行。索罗斯一袭黑西服，雪白的衬衫和齐整的领带，标准的华尔街装束。采访过程中，他不断把玩记者的名片——在这位叱咤国际金融界的风云人物身上，看不到丝毫架子，感觉不到压力，也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犀利。
这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头发尽染银霜，眼角爬满皱纹，却难掩其蓝灰色眼睛顾盼之间的熠熠神采，以及偶尔的微笑中流露的天真和狡黠。
“我笑不出来，因为现在形势很严峻。”拍照时，索罗斯说。
“超级大泡沫”
《财经》：你曾经多次成功地预见金融危机并从中获益。你是怎么做到的？
索罗斯：我自己发展的一套理论，或称一种哲学，认为金融市场是不同一般的。可能是这种观点，使我能够在泡沫生成的时候就把它们辨别出来。
通行的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总是能够充分、准确地反映所有的可得信息，我的理论却不是这样。其中包含两个假说，其一，市场总是扭曲可得信息。因为市场是投资于未来的，而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市场总会有一些偏见，产生与现实不符的扭曲。其二，金融产品的错误定价，总能影响或改变那些价格本来应该反映的基本面。
市场和基本现实之间这种双向的联系，意味着市场并不总是被动地“反映”，同时也主动地“影响”现实。我称之为“反射性原理 ”（principle of reflexibility）。泡沫的产生，首先要有一种主导了现实的趋势，然后要有对这种趋势的错误概念，而这二者之间反射性地相互加强的结果，就会导致泡沫，泡沫变得不可持续就终将破裂。这不是“反射性”的惟一形式，但这是一种非常剧烈的形式。
《财经》：具体到当前的金融危机呢？
索罗斯：这场危机恰恰证明了有效市场假说的谬误。我认为，美国房市泡沫一开始只是常规性的小泡沫，但它从 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温床般的条件下慢慢长成，就成了一个超级大泡沫。这次危机不同于80年代以来的那几次；那几次只不过是都被政府成功地解决了，而这又强化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市场能够自我纠正”这一错误概念。事实上，它们是被政府干预纠正的，不是市场自我纠正。
这一次泡沫鼓得太大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市场，其实就是“市场危机-政府拯救-再危机-再拯救”的过程；市场相信政府的拯救能力，政府对许多问题听之任之。在这套游戏规则下，许多小泡沫累积、演变成了一个“超级大泡沫”，政府再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施以援手了，危机就完全失控。雷曼兄弟的破产，彻底改变了这场游戏，金融泡沫从此破灭，并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
“新旧”银行
《财经》：在拯救金融体系的问题上，虽然争议存在已久，而且还会持续，但金融机构的国有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吧？
索罗斯：所谓“国有化”，其实是贴了个错误的标签，用“资本结构调整”（recapitalization）的说法会好一些。实际情况是，银行资本大量流失，私有部门又不愿重置这些资本，政府就必须顶上。政府在雷曼兄弟这件事上不这么干，结果金融体系就塌陷了。
吃了苦头之后，政府决定再也不能让一家会危及整个体系的金融机构倒闭，所以开始“人为地”维系它们的生命。但仅仅让它们“活着”是不够的，你还得给它们注资，让它们能够逐渐恢复活力。私人部门现在没有注资意愿，政府就得这么做。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那些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国家来说，它们的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为银行系统担保，因而都面临着资本外流，走入一场比美国还要糟糕的危机。
《财经》：国有化，或称“资本结构调整”，既然是必要的，为何还有许多障碍？
索罗斯：现在的情况好像是，政府要么不愿意，要么没有能力对银行注资，使其资本充足率高到可以放心去放贷。他们现在做的只是防止银行倒闭，而不是进行“资本结构调整”。这里面有政治上的决策，而且现在也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而且，美国有一种很强的反对银行国有化的情绪。因此，“国有化银行”会遭到非常强的抵抗。
《财经》：如果“国有化”不可避免，技术上如何操作，才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并使可能的负面效应最小化？
索罗斯：我主张把银行现有的资产做一个分离。如果资产价格下降，就用现有的资本承担这部分损失。然后对银行未来开展的新业务注入新的资本，也就是把旧业务和新业务剥离开来。在银行内建立起一个干净的“新银行”，不会因为原来那些“有毒”资产贬值就遭侵蚀，然后把新的资本注入这个“新银行”，可以是私人部门的资本，也可以是政府注资。这个“新银行”就会有充足的资本，也就会很愿意进行放贷。这样，经济才能得到重启。
目前政府正在检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即所谓“压力测试”，这会持续到4月底。然后就得决定，对每家银行采取什么措施。在这件事情上，速度很重要。
《财经》：你说的是在同一家银行内部成立一个“新银行”和一个“旧银行”。也有许多人建议成立专门的“债务银行”，持有从金融机构中剥离出的“有毒”资产，你对此怎么看？
索罗斯：1994年用过这种方法，但用于今天的情形效果不会好。当年的存贷款危机之后，人们设立了一家独立的“坏银行”，处置了所有的不良资产。当时行得通，是因为资产数额相对较小。但现在问题太大了，不可能重走老路。
首先，现有这些银行是旧业务的最佳接管人，它们明白做什么、怎么做是最好的。
其次，可以避免给“有毒”资产估值的难题。如果拆分出“坏银行”并把资产拿来拍卖，你就得估值。但如果只是把这些资产存在银行里，用银行的资本、股权、次级债务来覆盖这些资产，就可以慢慢等，让这些资产逐步得到清算。“有毒”资产有可能还会恢复一部分价值，特别是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我所说的“旧银行”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并非一个实体，它只是一种清算资产的方式，而不再涉及更多的银行业务。把有贬值压力的资产都“另装一个口袋”，以免它们对其他业务产生严重影响。“旧银行”针对的是过去的业务，所有的新业务都由那个“新银行”来处理。“新银行”，“旧银行”，其实是一个整体；“旧银行”完成使命的时候，也就成了“新银行”。
《财经》：有一种说法认为，“国有化”的好处就是政府可以享有对银行更具决定性的控制权，以便进一步推进。你认为呢？
索罗斯：国有化的安排只能是暂时性的，而且一旦危机结束，出现银行开始放贷、经济开始增长的迹象，银行就必须重新以商业原则为本来经营，不再受政府的影响。在所谓的“国有”期间，政府不能对经营决策有控制权。它应该是监管，包括监管可用信贷的总量，而不是作出经济决定。
《财经》：就是说，政府要尽早退出？退出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索罗斯：对。政府要准备尽早退出。政府退出之时，就是压缩信贷规模之日。
现在信用崩塌，是非常时期。要回到正常状态的话，不可能走一条简单的路。现在必须用政府信用来置换私人信用，实际上就是创造货币，扩大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而当市场上的信用恢复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投入了很大规模的货币，危险就一下子从通缩变成了通胀，就得收缩货币供给，而收缩货币的同时还要做到信贷能有所增长。这个操作相当微妙，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我们目前还在第一阶段，他们还没有成功。
《财经》：你对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有何评价？
索罗斯：这个计划肯定是有助于缓和经济的下滑，不过，它也只是刚刚开始，还是需要对银行注资，并使房市稳定下来。有必要通过降低房产的止赎、对按揭做出新的安排，让人们有能力支付购房按揭贷款，能继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减少房产被强行出售的事情发生。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为其他国家做些事情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实际上是危机中受影响最严重的，甚于美国。美国政府还享有最高的信用度，发行的债券大家都愿意买。但其他国家的政府就没有这种为银行系统作担保的手段了。我们应该为它们提供，贷款也好，预备资金也好，不管什么方式，就是要让它们能够保护本国的银行系统，就像我们保护自己的一样。
它们的很多银行实际上都是欧美跨国银行的子公司，这些银行正在撤回自己的资金。这些国家面临着贷款即将到期的现实，却不能融得资金来偿还；它们的危机还要继续恶化。我们给其他国家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些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美国和中国现在显然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应当协力合作。
“中国比美国更容易走出危机”
《财经》：对于这场危机的演进，你能否再做个预测？
索罗斯：中国的情况最好，而且比美国更容易走出危机。预计今年年底，中国经济就会复苏了。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刺激计划，如果还不够，我想他们还会提高金额。因为他们有这么做的能力，而且也明白大家有什么期待。你不能指望出口增长，因为外需不再，只能刺激内需，特别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刺激内需，这也会对国内消费需求起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若能与其他国家合作，为其他国家也提供信贷，那么其他国家也能用来刺激自己的内需，从而为中国的出口重新打开市场。要走出这场危机，中国比美国和欧洲的处境都要好。
《财经》：你认为中国现在出台的刺激计划是否足够好？
索罗斯：你们很可能还需要投入更多。光刺激GDP增长，比起创造就业当然容易得多。出口部门是劳动密集型的，但基建工程更多是资本密集型，因此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更少。中国必须考虑怎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是发展乡村，还是扩展新城市？这是中国的一个大任务。
但中国最大的任务，还是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为重塑国际金融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我认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中国要有更多更强的声音，所以我今年6月要去中国。那时，对整个形势也应该会有更好的体会和判断。
《财经》：那么，欧美经济呢？2010年能够恢复吗？
索罗斯：恢复不到过去。现在的调整，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系统重建。对于美国来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以往那种繁荣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你再也不能把繁荣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都需要重大调整。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比以往更合理的基础上重建国际金融体系。这不是所谓的“回归正常”，因为以前那种所谓的“正常”不可持续。
所有国家都应该出一把力，因为如果全球化破裂，每个人都无法享受全球化的好处。但现在破裂的可能性很大。要维系它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必须调整、更换那些坏掉的部分。
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就必须有全球性的监管，但我们没有。现在的监管都还是国家层面的。所以，必须增强现有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力量，这是眼前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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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17-2009 21: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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