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卖火柴的小女孩与垃圾箱里的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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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火柴的小女孩与垃圾箱里的小男孩           (2012-11-22 21:08:09)转载▼
标签： 杨恒均 买火柴的小女孩 垃圾箱五个孩子 文化        分类： 走遍中国
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天冷极了，下着雪，又快黑了。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一个乖巧的小女孩赤着脚在街上走着……小女孩一双小脚冻得红一块青一块的。她是出来卖火柴的，可怜的小女孩！她又冷又饿，哆哆嗦嗦地向前走。雪花落在她的金黄的长头发上，那头发打成卷儿披在肩上，看上去很美丽……她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她抽出一根火柴，在墙上擦燃了，哧！火柴燃起来了，冒出火焰来了！她把小手拢在火焰上。多么温暖多么明亮的火焰啊，简直像一支小小的蜡烛，啊，是一盆火……火柴熄了，火炉消失了……

女孩又擦亮了一根火柴，她眼前出现了一只烧鹅，但烧鹅很快同火焰一起消失了，她面前依然是一堵冰冷的墙。她又擦了一根，这一根让她坐在美丽的圣诞树下。圣诞树消失后，她在墙上又擦着了一根，这一回，火柴把周围全照亮了。奶奶出现在亮光里，是那么温和，那么慈爱。 “奶奶！”小女孩叫起来“请把我带走吧！” 奶奶把小女孩抱起来，搂在怀里。她们俩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了……

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这个小女孩冻死了……

故事讲完了。这是安徒生于1846年写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我的丹麦好友告诉我，这篇文章丹麦的学校不作为课文，而我在美国和澳洲从小学一路读上来的儿子们也是从课外读物中才知道安徒生的这篇文章的。但这篇文章在中国的知名度，就是十个杨恒均再写十年的博文也比不上。这篇收录进人民教育出版社六年级《语文》的课文在中国快达到了无人不知的程度，远比《卖鹅蛋的婆婆说》有名多了。可以说，它肩负了对中国几代人的“启蒙”工作。据一位朝鲜朋友告诉我，《卖火柴的小女孩》也是北朝鲜小学生们必读的课文，老师在阅读这篇课文后，会含泪地问朝鲜的小学生：那孩子在火柴微光中幻想和奶奶飞到一个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请你们告诉我，地球上有这样的地方吗？那是什么地方呢？这时北朝鲜的孩子们会幸福地异口同声地高呼：金爷爷领导的社会主义朝鲜！

诸位，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这就是文字的力量，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人均GDP 最高、社会福利最健全的国家文学作品里描述的悲惨景象，竟然能让一个世界上最穷，前不久还活活饿死冻死了上百万人的国家的孩子们感到幸福。据资料显示，安徒生这篇童话纯属虚构，他的一位朋友给他寄来三张图片，希望他“按图作文”，其中有一张图就是一个手持划燃的火柴的小女孩。安徒生的母亲曾经乞讨过，而且一个半世纪前的丹麦也绝对有穷人冻死的事发生，那个地方冬天都是零下十几度，于是，他虚构了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活活冻死街头的故事。

纷飞的大雪，闪烁的霓虹灯，还有香喷喷的节日味道，衬托了一个金发大眼的小女孩，即便最坚硬的心房也会被触动啊。现在让我们翻一下六年级教学大纲对这篇文章的教学要求：通过这篇文章“激发学生对卖火柴的小女孩悲惨命运的同情，揭露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

正如我们从大文豪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中看到了最民主的美国投票的虚伪性，我们也从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感受到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黑暗，1949年后的好几代人，大多是靠这些文字了解到资本主义的。而这些文学作品又是如此有感染力。想象一下，如果你把那个洋娃娃似的小女孩换成满脸尘土的黑头发黑眼睛的黄皮肤小孩——嗯，小男孩，不是一个，而是五个；再把雪白的城市背景换成脏兮兮的垃圾箱；把那小小的引人遐思的火柴光焰换成燃烧垃圾取暖；把美人鱼的故乡丹麦换成中国的南方一个灰蒙蒙的小城贵州的毕节市……还有这样的感染力？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进入我们自己的课本，感动、教育、“启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吗？

卖火柴的小女孩同垃圾箱里的小男孩虽然相隔整整一百六十六年，一个是一个半世纪前的文学大师虚构的童话故事，一个是上个星期实实在在发生在中国的真实死亡事件；一个通过课本与成千上万种形式的儿童读物流传世界，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与地区，一个就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身边。《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种煽情的悲惨故事让作家安徒生名垂千古，但我们那位第一个爆料垃圾箱里五个小男孩的中国人却被当地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在一个不能自由描写苦难与灾难的国家，那些苦难与灾难都会在现实中一一出现。我曾经写过一篇流传甚广的博文《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当现实中的荒唐与离奇超越了作家们的想象的时候，好的文学作品会很难出现。卖火柴的小女孩虽然没有原型人物，但作家编造得合情合理；可那个五个死在垃圾箱里的孩子呢？即便你再理性与懂得逻辑推理，也无法给人一个满意的解答。如果这件事不是出现在现实中，而是出现在某位中国作家的小说里，一定有人会指责他荒唐，甚至有人说他故意抹黑我们和谐的社会。当然，我敢肯定，他的小说也不能出版。

我为什么敢肯定？因为在我的代表作《致命武器》里，我用了大量的篇幅写了生活在垃圾堆里的孩子们。各位，不是没有人写生活在垃圾中的孩子们的，那本小说是2004年完成的，是我走访了深圳西南部一个垃圾场后写的。中国城市周围有很多垃圾场，每一个垃圾场都生活着至少几十个孩子，他们大多是随捡垃圾的父母一起，也有独立生活的，他们就靠这些垃圾来生存。这几天我常常在想，如果当时这本描写了生活在垃圾场中的孩子的间谍小说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是不是就能引起政府与大众对这些儿童的关注，从而减少五个孩子死在垃圾箱中的可能性？

文学始终是启蒙的最好工具，当然也是蒙骗、愚弄大众的最好手段。我们知道，西方的启蒙运动是和文艺复兴与文学分不开的。欧洲启蒙时代的很多大家都同时是文学家，英国《失乐园》的作者米尔顿、《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杨、《鲁宾孙漂流记》的作者笛副，都是最早的文学启蒙者，还有法国的皮埃尔、拉辛、莫里哀，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德国的歌德、席勒等等，他们是启蒙思想家也是文学家，不但欧洲如此，中国的启蒙运动也都是与文学分不开的。

中国第一波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本身就是写小说的，第二波的代表人物当然是胡适与鲁迅，鲁迅不用说了，他的小说可能比他的杂文还有穿透力，胡适对文学的研究，以及他的文学随笔，包括他用很文学的语言写成的通俗读物，都说明中国的启蒙是与文学分不开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以“伤痕”文学为主的文学启蒙运动再起。

遗憾的是，当今的启蒙，虽然因资讯与科技的发达而有了新的平台，但却恰恰缺乏了文学的启蒙。我有一个感受与大家分享，当然不能说这感觉就是对的，但这是我的切身经验与感受。我发现，凡是没有经过文学启蒙的，直白地说，也就是从来不看文学作品，不看小说不读诗的，仅仅靠政论杂文与博文，甚至微博上的只言片语而“觉醒”的青年人，不但浮躁不堪，而且根基薄弱得随时会随风而去，有时他们看到另外一句话而左右摇摆甚至突然转向。

而我认识的那些彻底摆脱了洗脑的人士，绝大多数同我一样，曾经阅读过了大量的小说与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时期的。窃以为，一部优秀的启蒙小说，可以让你用作家的眼睛看到更全面的世界，更深的内心，是那些铿锵的议论文与所谓短小精悍的杂文所无法企及的。

好的优秀的小说，我认为首先要价值观符合人类历史 大方向，就是说符合普世价值。你故事再精彩，文字再优美，如果你是歌颂法西斯，为暴政摇旗呐喊当吹鼓手，你都会迟早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当然，完成了启蒙的西方现在对所谓文学启蒙很不感兴趣，所以我们一些华文作家也跟上了潮流，不再大的言说，这个没有问题，写一些自己的事，写一些风花雪月，不去碰触社会敏感话题，不涉及终极关怀，甚至对人文关怀也敬而远之，在中国这样的地方，往往能够变成畅销书，运气好还能拍成电视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文学是大大的进步了——这个进步不是因为他们写出了了不起的著作，而是因为他们不再写那些垃圾、那些反人类的作品，想一下文革时期出了多少歌颂杀人歌颂斗争歌颂集权专制的文学作品吧。现在的中国作家虽然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写出好作品，至少他们不再写那些坏作品了。我得恭喜中国作家，你们成为好作家，是因为你们停止了写那些助纣为虐的坏作品！

不写违反人类普遍价值与反人类的文学作品是最高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还要避免另一个陷阱。那是关于事实与想象力的陷阱。为了某种政治正确与意识形态，而使用文学想象力捏造大量违反事实甚至帮助当权者洗脑的故事，也是很令人厌恶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拿我比较关注的谍战片来说，大量渲染暴力不说，还在写到抗日时期的谍报斗争时，肆意贬低甚至侮辱国民政府，无限夸大某些党派秘密特工的抗日成绩。这当然严重不符合事实，要知道，国民政府抗战八年，仅仅将军级别的军官就牺牲了几百人，这些人难道都是因为消极抗日被杀害的？

可是这些电视剧利用文学艺术去感染人，往往让对这段历史不那么清楚的青年人误入歧途。我给大家讲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我曾经就国共谍战片请教过我的台湾朋友，当然，大多数人没有看过这类片子，他们忙着赚钱与包二奶，但也有一位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东莞工作五年，看了十几部谍战片。我同他畅谈过一次，我问他，你看到国共间谍斗智斗勇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一位共党间谍险些暴露身份最终化险为夷时，你什么感觉？他说，看到共谍遇险，他紧张得一塌糊涂，共谍脱险，他就会长长松一口气，也好几次为共谍的秘密婚姻感动得眼圈都红了。

我很好奇地问，你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现在又支持国民党政权，为啥会看贬低他们的电视剧时反而同情共党？他想了一下说，因为电视剧里共党都是好人，国民党都是坏人啊。——可见，文学作品可以改变很多东西，甚至可以改变你对历史事实以及你自己的立场。我期盼我们快点把这些电视剧输送到台湾和美国，到时连美国总统也会认为自己是个坏蛋的。

反人类的文学作品不多了，但为了某种理念，或者仅仅是为了通过审查，为了政治正确，为了赚钱，当今中国很多文学作品还在拼命扭曲历史事实。这也是要不得的。

最后我想简单谈一下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看法。我曾经对海外华文文学抱有大的期望，我这些年出国几乎不参加活动，也不参与各类社团工作，但我一般都会参加华人作家的活动，我也身兼至少三个澳洲华文作家协会的理事和副会长。我其实就是想多学一些，也想影响海外作家能够多写一些作品。目前看，还有一些局限性，例如，经济是个很大的问题，华人出国不容易，要谋生，你用一个中文这样的外语在海外写作，几乎没有可能养活自己。所以，华人作家几乎都是业余的，顶多是一种爱好。

其次，华文作家们虽然出国了，但对文学的认识依然受到国内的限制，很少有用中文写作的华文作家站到不同角度与高度，用一种新的价值观来完成自己的作品。很多华人作家甚至停留在出国时对中国大陆的认识水平上。我在澳洲就碰上过完全用文革体写作与写信的中国人，我原本以为他是开玩笑、闹幽默，后来发现他依然生活在三十年前的中国，我几乎惊讶得牙都掉了。

我真的认为，如果写作是爱好，是消磨时间，没什么，但如果真想写点好东西，你千万别向大陆作家看齐，不是说他们不行，而是他们行的，轮不到你，而你行的，他们也望尘莫及，不能忘记了华人作家的优势。我期望大家写出更好的作品，启蒙也好，不启蒙也罢，都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加入愚弄国人的作家行列，那个要不得。要不得啊，我的作家们！

杨恒均 2012年11月22日 北京  “燕山大讲堂” 发言节选 原载《世界华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