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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保平:国家仪式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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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18-2009 23:08:37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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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报喜 2009-03-18 09:58
分类:使劲凿壁(偷光)
字号: 大大  中中  小小

今年,我有两篇杂文入选2008年度中国杂文选本,这已经是我写杂文以来,连续四年有作品入选不同选本,今年的情况是:

《国家仪式的扩张》入选向继东先生选编的《2008年中国杂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入选刘诚信、王芳选编的《2008中国年度杂文》(漓江出版社)

另,刚收到《时代邮刊》杂志寄来的铜质证书,我被评为2008年《时代邮刊》“十佳作者”。

感谢编辑老师的厚爱,我会继续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国家仪式的扩张

廖保平

翻看报纸,才发现冯骥才和肖复兴争起来了,为的是春晚是不是新民俗的事。

冯骥才说,不管人们怎么说怎么骂,如果“今年不搞春节晚会了”,恐怕会遭到抗议,为什么?因为春节晚会已经成了一种“新民俗”。肖复兴说,“说春节晚会是民俗,这民俗也实在太容易了点儿。它才不过20多年的历史,民俗的味儿还没闻到呢。”

两位大作家争得很激烈,在我看来却有点像盲人摸象。如果我们对一头象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只能听风是雨。要搞清楚春晚是不是民俗,前提是搞清楚民俗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民俗的本质是什么,没有标准的争论会滑向何处谁也不知道。

民俗的本质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文化习俗,是世代因袭的民族生活传统。这就决定了民俗来自民间,而不是来自官方和权力,它符合民间的生活需求,满足大众的精神诉求,是自觉自愿参与并形成的文化生活共同习性。用这个标准来看春晚,春晚实不能说是一种民俗,或者说离民俗还很有一短距离。

首先,春晚并不发源于民间,而是由国家电视台,确切地说是由官方主导的文化现象,虽然它部分地迎合了民间的需求,但它背后有着强大的国家意识推手。当我们听到主持人在期盼祖国统一,慰问边防战士,感谢坚守岗位的同志们,祝福海外华人华侨,报念各国政府来电来贺时,我们分明地感觉到这些离自己很远,分明地感觉到主持人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说话者”,它不是主持人自己,不是我们,也不是我们的亲友,而是国家。此时,主持人,包括祝福的话语,都成了国家的符号,占据着人们的感官和记忆。

这些来自国家的“心声”,并不能完全代表你我的心声,因为,你或许压根就不会觉得,祝福那些跟自己可能毫不相干的海外华人华侨,聆听各国政要的掂记与祝贺,会是草民过年要完成的一件重要事情。

其次,春晚是一台文艺晚会,它是在表演民俗,即将民俗拿到舞台上展览,而不是民俗本身。民俗本身即是特定生活本身,生活本身并不总会这么高潮迭起,莺歌燕舞的;生活是自己用心去过的,并不总是表演给别人看的;舞台之所以为舞台,就是因为它出于生活又抽离于生活。

再者,这样一台文艺晚会是在“寓教于乐”,而不是民众的自弹自唱,自得其乐。关爱老人,处好邻里,讲公德,正确教育孩子等等,都是这台晚会要完成的教化教导功能。不能说平素的民俗就没有这些功能,但民俗的功能首要恐怕是快乐,怎么快乐怎来玩,首要是情感的交流,怎么表达完美怎么表达,不会总是这么一板脸儿的积极健康向上。当越来越多的人批评春晚说教味、概念化、空洞、生硬……时,其实已经说明,用这种方式来影响民众,教育民众,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

第四,春晚不像其他民俗,能够让民众广泛参与。春晚不可能像放鞭炮、吃粽子那样,人人都能参与,个个都是主角。在这场明星艺人削尖了脑袋想挤进去露个小脸,渴望在一台节目中成就自己的文艺晚会中,主角总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人是观众,他们被屏幕隔着,是远远的看客。如果说他们获得了快乐,这快乐并不是参与的快乐,而是观赏的快乐。

这样一台晚会吸引了十数亿人的目光,甚至有点离不开的味道了,甚至有20多年的历史了,但它不可能生长为民俗,就算它的节目迎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何况极难),也不可能成为民俗。春晚只是一场隐蔽的国家仪式而非民间仪式,春晚搞得轰轰烈烈、经久不衰,是国家仪式扩张的胜利,而非民俗的胜利。

民俗来自民间,最终要靠民间的土壤育养,才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民间是民俗的生命所在,离开了民间,民俗要么烟消云散,要么被收归庙堂。步入庙党的民俗已不是原来的民俗,是被精英化了艺术,一如昆曲,虽然民间也还喜欢它,但还能在民间找到它普遍存活的地方吗?

现代的民间是指国家给普通民众留下的一种空间,人们在这种空间里享有一定的自主性。当更多的人对春晚热捧之时,我们何曾冷静地想过,一场由官方组织的晚会,是不是点像一个大厨在弄一锅口味统一的“杂烩”,定额定量地端到人们的面前?当更多的人离不开春晚时,会否形成国家审美对民间审美、主导文化对民俗文化的挤压?对来自于权力的影响我们需要永远保持一分警惕,让国家为民间留下自由度,让民众更多地获得处置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自主性,民俗的最大意义在此,其兴盛之源也在此。

原载2008年2月16日《山西晚报》





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

廖保平

一度被视为“2亿农民工的代言人”的全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再度成为人们的焦点心。如今,这位农民工身份的全国人大代表表面临的不是光环,而困境:每天上千个求助电话让她备受考验;因电话过多没有睡眠时间而关机,招致骂声一片。

       一个农民工代表,代两亿农民工发言,她如何代得过来?说得过来?农民工的遭遇千怪百怪,诉求千差万别,胡小燕就是跑断腿也跑不过来。当她因为电话过多没有睡眠时间而关机,招致骂声一片,说什么胡小燕的手机缘何无法接通?胡小燕你为谁“代言”?等等之时,胡小燕已不像一个人大代表,更像一个被自己所代表的人所绑架的人。

       我很同情农民工的遭遇,也很同情胡小燕的遭遇。农民工有太多不公不平的事,他们有欠薪需要讨回,有劳合权益需要保障,他们把胡小燕当成了“救命稻草;而胡小燕就是有分身之术,也顾不过来,何况,人大代表只能把情况反映给其他部门,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把胡小燕当成农民工的包青天本身就是一个误解。

       农民工与胡小燕的矛盾,稍为上升一点讲,是人大代表结构矛盾的表现,再上升一点讲就复杂了,在此不表。

       两亿农民工,只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比例是200000000:1,这是一个冰冷的数字,没有温度,没有容貌,没有性格,没有情感,无法感知。如果我们把它具象起来说,那就是,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聚集了那么多为北京的发展,为奥运的建设而艰苦工作的农民工,黑压压一层又一层,却找不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找不出一个可以代表他们的人,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站出来为他们说话。这么多的人,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轰轰烈烈,虎虎生风,可是在政治生活中却鸦雀无声,似乎荡然无存,这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情!

本人参加过几次市一级的“两会”采访报道,发现人大代表最多的要数官员,一级级的官员占据绝对的数量,其次就是企业家。官员成为人大代表“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就是以“父母官“,以代表人民自居嘛。企业家当人大代呢?那是因为在某些人眼里,“人大代表”是一种政治荣誉,是“奖励”给企业家们的“荣誉称号”,因为他们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样一来,设想甚好的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被搞成了官员和企业家们的“政治俱乐部”,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代表少之又少,无足轻重。

       全国有两亿农民工,占全国总人口接近六分之一,如果按人口比例分配代表名额,农民工代表在全国人代会上应该占有六分之一的“席位”。事实上,目前只有一个,只占了个零头而已,零头就是点缀,胡小燕就是全国人代会的点缀。点缀绝不是主角,点缀只是烘托,点缀无关痛痒,点缀只是点缀。

人大代表分别来自不同的利益群体,人大代表本来就应该“屁股指挥脑袋”、“屁股指挥选票”。全国两亿农民工,只有一个农民工代表,还有一层意思是,全国两亿农民工,只有一张“说话”的选票。只有一张选票,且不说反映的渠道是多么的狭小,单是就选票的功用来说,他们能“选举”什么?又能“决定”什么呢?我看什么也不能,包括他们的自身利益的争取和维护,除非别的利益集团“开恩”,分一点好处给他们,那也只是“恩赐”,而不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争来的。

       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这个人真就是孙悟空,也应付不过来;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这个人还是孤军奋战,孤掌难鸣;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一个人拿着高音啦叭,两亿人沉默无语;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这是一幅荒诞派绘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原载2008年9月12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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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保平:国家仪式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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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报喜 2009-03-18 09:58
分类:使劲凿壁(偷光)
字号: 大大  中中  小小

今年,我有两篇杂文入选2008年度中国杂文选本,这已经是我写杂文以来,连续四年有作品入选不同选本,今年的情况是:

《国家仪式的扩张》入选向继东先生选编的《2008年中国杂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入选刘诚信、王芳选编的《2008中国年度杂文》(漓江出版社)

另,刚收到《时代邮刊》杂志寄来的铜质证书,我被评为2008年《时代邮刊》“十佳作者”。

感谢编辑老师的厚爱,我会继续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国家仪式的扩张

廖保平

翻看报纸,才发现冯骥才和肖复兴争起来了,为的是春晚是不是新民俗的事。

冯骥才说,不管人们怎么说怎么骂,如果“今年不搞春节晚会了”,恐怕会遭到抗议,为什么?因为春节晚会已经成了一种“新民俗”。肖复兴说,“说春节晚会是民俗,这民俗也实在太容易了点儿。它才不过20多年的历史,民俗的味儿还没闻到呢。”

两位大作家争得很激烈,在我看来却有点像盲人摸象。如果我们对一头象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只能听风是雨。要搞清楚春晚是不是民俗,前提是搞清楚民俗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民俗的本质是什么,没有标准的争论会滑向何处谁也不知道。

民俗的本质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文化习俗,是世代因袭的民族生活传统。这就决定了民俗来自民间,而不是来自官方和权力,它符合民间的生活需求,满足大众的精神诉求,是自觉自愿参与并形成的文化生活共同习性。用这个标准来看春晚,春晚实不能说是一种民俗,或者说离民俗还很有一短距离。

首先,春晚并不发源于民间,而是由国家电视台,确切地说是由官方主导的文化现象,虽然它部分地迎合了民间的需求,但它背后有着强大的国家意识推手。当我们听到主持人在期盼祖国统一,慰问边防战士,感谢坚守岗位的同志们,祝福海外华人华侨,报念各国政府来电来贺时,我们分明地感觉到这些离自己很远,分明地感觉到主持人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说话者”,它不是主持人自己,不是我们,也不是我们的亲友,而是国家。此时,主持人,包括祝福的话语,都成了国家的符号,占据着人们的感官和记忆。

这些来自国家的“心声”,并不能完全代表你我的心声,因为,你或许压根就不会觉得,祝福那些跟自己可能毫不相干的海外华人华侨,聆听各国政要的掂记与祝贺,会是草民过年要完成的一件重要事情。

其次,春晚是一台文艺晚会,它是在表演民俗,即将民俗拿到舞台上展览,而不是民俗本身。民俗本身即是特定生活本身,生活本身并不总会这么高潮迭起,莺歌燕舞的;生活是自己用心去过的,并不总是表演给别人看的;舞台之所以为舞台,就是因为它出于生活又抽离于生活。

再者,这样一台文艺晚会是在“寓教于乐”,而不是民众的自弹自唱,自得其乐。关爱老人,处好邻里,讲公德,正确教育孩子等等,都是这台晚会要完成的教化教导功能。不能说平素的民俗就没有这些功能,但民俗的功能首要恐怕是快乐,怎么快乐怎来玩,首要是情感的交流,怎么表达完美怎么表达,不会总是这么一板脸儿的积极健康向上。当越来越多的人批评春晚说教味、概念化、空洞、生硬……时,其实已经说明,用这种方式来影响民众,教育民众,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

第四,春晚不像其他民俗,能够让民众广泛参与。春晚不可能像放鞭炮、吃粽子那样,人人都能参与,个个都是主角。在这场明星艺人削尖了脑袋想挤进去露个小脸,渴望在一台节目中成就自己的文艺晚会中,主角总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人是观众,他们被屏幕隔着,是远远的看客。如果说他们获得了快乐,这快乐并不是参与的快乐,而是观赏的快乐。

这样一台晚会吸引了十数亿人的目光,甚至有点离不开的味道了,甚至有20多年的历史了,但它不可能生长为民俗,就算它的节目迎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何况极难),也不可能成为民俗。春晚只是一场隐蔽的国家仪式而非民间仪式,春晚搞得轰轰烈烈、经久不衰,是国家仪式扩张的胜利,而非民俗的胜利。

民俗来自民间,最终要靠民间的土壤育养,才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民间是民俗的生命所在,离开了民间,民俗要么烟消云散,要么被收归庙堂。步入庙党的民俗已不是原来的民俗,是被精英化了艺术,一如昆曲,虽然民间也还喜欢它,但还能在民间找到它普遍存活的地方吗?

现代的民间是指国家给普通民众留下的一种空间,人们在这种空间里享有一定的自主性。当更多的人对春晚热捧之时,我们何曾冷静地想过,一场由官方组织的晚会,是不是点像一个大厨在弄一锅口味统一的“杂烩”,定额定量地端到人们的面前?当更多的人离不开春晚时,会否形成国家审美对民间审美、主导文化对民俗文化的挤压?对来自于权力的影响我们需要永远保持一分警惕,让国家为民间留下自由度,让民众更多地获得处置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自主性,民俗的最大意义在此,其兴盛之源也在此。

原载2008年2月16日《山西晚报》





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

廖保平

一度被视为“2亿农民工的代言人”的全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再度成为人们的焦点心。如今,这位农民工身份的全国人大代表表面临的不是光环,而困境:每天上千个求助电话让她备受考验;因电话过多没有睡眠时间而关机,招致骂声一片。

       一个农民工代表,代两亿农民工发言,她如何代得过来?说得过来?农民工的遭遇千怪百怪,诉求千差万别,胡小燕就是跑断腿也跑不过来。当她因为电话过多没有睡眠时间而关机,招致骂声一片,说什么胡小燕的手机缘何无法接通?胡小燕你为谁“代言”?等等之时,胡小燕已不像一个人大代表,更像一个被自己所代表的人所绑架的人。

       我很同情农民工的遭遇,也很同情胡小燕的遭遇。农民工有太多不公不平的事,他们有欠薪需要讨回,有劳合权益需要保障,他们把胡小燕当成了“救命稻草;而胡小燕就是有分身之术,也顾不过来,何况,人大代表只能把情况反映给其他部门,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把胡小燕当成农民工的包青天本身就是一个误解。

       农民工与胡小燕的矛盾,稍为上升一点讲,是人大代表结构矛盾的表现,再上升一点讲就复杂了,在此不表。

       两亿农民工,只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比例是200000000:1,这是一个冰冷的数字,没有温度,没有容貌,没有性格,没有情感,无法感知。如果我们把它具象起来说,那就是,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聚集了那么多为北京的发展,为奥运的建设而艰苦工作的农民工,黑压压一层又一层,却找不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找不出一个可以代表他们的人,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站出来为他们说话。这么多的人,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轰轰烈烈,虎虎生风,可是在政治生活中却鸦雀无声,似乎荡然无存,这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情!

本人参加过几次市一级的“两会”采访报道,发现人大代表最多的要数官员,一级级的官员占据绝对的数量,其次就是企业家。官员成为人大代表“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就是以“父母官“,以代表人民自居嘛。企业家当人大代呢?那是因为在某些人眼里,“人大代表”是一种政治荣誉,是“奖励”给企业家们的“荣誉称号”,因为他们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样一来,设想甚好的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被搞成了官员和企业家们的“政治俱乐部”,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代表少之又少,无足轻重。

       全国有两亿农民工,占全国总人口接近六分之一,如果按人口比例分配代表名额,农民工代表在全国人代会上应该占有六分之一的“席位”。事实上,目前只有一个,只占了个零头而已,零头就是点缀,胡小燕就是全国人代会的点缀。点缀绝不是主角,点缀只是烘托,点缀无关痛痒,点缀只是点缀。

人大代表分别来自不同的利益群体,人大代表本来就应该“屁股指挥脑袋”、“屁股指挥选票”。全国两亿农民工,只有一个农民工代表,还有一层意思是,全国两亿农民工,只有一张“说话”的选票。只有一张选票,且不说反映的渠道是多么的狭小,单是就选票的功用来说,他们能“选举”什么?又能“决定”什么呢?我看什么也不能,包括他们的自身利益的争取和维护,除非别的利益集团“开恩”,分一点好处给他们,那也只是“恩赐”,而不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争来的。

       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这个人真就是孙悟空,也应付不过来;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这个人还是孤军奋战,孤掌难鸣;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一个人拿着高音啦叭,两亿人沉默无语;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这是一幅荒诞派绘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原载2008年9月12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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