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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防风
程恩富，男，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中国社科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主任，中国社科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重点学科负责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最近(2009年03月23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发表一篇采访报道《人口政策大争鸣：“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http://finance.people.com.cn/GB/9007362.html 其中报道了程恩富的关于人口问题的许多建议和意见，笔者看了报道，对程恩富胡乱引用数据、随意下结论的的说法实在不敢恭维，与其教授、经济学家、学部委员等头衔很难相称。笔者下面就其部分说法作一下分析评论。
程恩富说：经过30年的风雨历程和艰辛努力，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量）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国13亿人口日推迟4年到来，有效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的改善。
评：中国上世纪50-60年代，妇女总和生育率确实在5.8左右，但是70年代初就开始显著下降，到70年代末就已经降到了2.5左右。程恩富所表述的30年的计划生育使总和生育率从5.8下降...，暗指30年前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有5.8，显然是错误的。至于说到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1.8，实际上绝大多数学者都不相信这个数据，而是更相信人口普查和实际调查的数据，这个数据只有1.3-1.5左右。作为一个高级学者，程恩富引用数据如此随意，实在不应该。
程恩富说：我国人口目前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评：显然，程恩富所引用的上述人口预测数据出自于国家计生委2003年发布的《2001-2050年全国总人口变动预测》表。对于计生委的这个人口变动预测，我们只要简单跟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0年到目前为止的人口数据就可知道，那是一个不过几年就错几千万人口数据的预测，并没有根据发展变化进行调整，程恩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知名学者竟然还在简单引用这样的数据，以刻舟求剑的心态来论述一个对国家、民族发展至关重要的人口问题，要说他不学无术是一点也不过。我们知道2005年1月6 日中国高调宣传了13亿人口日，而上述的人口变动预测2004年和2005年中国人口分别是13.15、13.24亿，上面预测2008年人口为 13.51亿，而实际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底的总人口只有13.28亿。从2003年以来中国每年净增人口就少于800万，2006年以来每年净增人口少于700万，随着人口老化，人口死亡率将不断上升，以后我国每年净增人口不断下降是完全可预期的，程恩富仍强调“我国人口目前仍将以年均 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摆明了为了某种目的在睁眼说瞎话或者是确实是不学无术。
程恩富说：我国目前地区间人口转变差异较大，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危险。区域间生育水平不平衡，全国仅有上海、北京出现人口负增长。在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群众生育意愿仍然较强，生育水平仍然较高。
评：近几年人口负增长的新闻很多，决不仅仅只有上海北京人口在负增长。上海户籍人口已经连续16年负增长，大连、沈阳、武汉等城市人口负增长也时有报道。 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中国农村人口老化现象程度高于城镇，实际上现在很多农村地区人口负增长也是事实，山西翼城是二胎化试点地方，自2000年以来，出生率连续低于10‰，人口接近零增长。中国总和生育率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低于更替水平，也就是说人口内在增长率已经是负数，在90年代中期以后更是低于 1.5的超低水平，人口负增长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群众生育意愿虽然仍然较强，但是远低于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近年对全国总体生育意愿调查表明，不论是农村还是城镇，生育意愿总体上还没有超过1.8，而一般实际生育率往往低于生育意愿的(现有的技术能使非意愿的生育可以避免，而有意愿的生育却常常因为身体、经济等原因而不能如愿)，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要求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按目前的生育意愿情况，我们必须鼓励生育才能达到，对于还存在较强生育意愿的人群，我们应该感到高兴而不是害怕。
程恩富说：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 位。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到30％，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
评：很多人常常拿粮食可能的短缺来为减少人口理论作辩护，按马尔萨斯、马寅初等人的理论，今天世界上60多亿人口即使减少一半也会有粮食供应问题、生活水平大大低于他们那个时代，而事实上如今全世界人口远远超出他们预期的情况下生活水平更是远远优于他们那个时代，我们有必要因为人口增长而担心粮食问题吗？更何况现在人口内在增长率已经远远低于0 了，不久的将来就会负增长了。至于说到生态环境的问题，恰恰是我们严格计划生育政策30年的时期内，不仅仅没有使生态环境好转，而更是不断恶化，“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更进一步说明了减少人口并没有促进环境好转，(因为同期世界人口的增长率高于中国，而中国的环境可持续指数排名却在下降。)事实上日本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而其森林覆盖率却是世界上比较好的国家。上面情况说明，程恩富之流以粮食和环境问题来说明控制并减少人口的必要性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臆想。
报道：对于近年来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程恩富认为：“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
“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一方面劳动力仍然大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达到老龄化标准，这是人口领域的‘二元结构’，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实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他强调，“我们不能用所谓个人自由生育权的观点来分析，那就会导致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了，这才是争论的核心和关键。”
评：在世界上低生育国家都在竭尽力量鼓励生育以提高生育水平，缓解人口老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程恩富竟然把中国人口的“未富先老”当成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现在的人口老化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老化，因为中国现在大量劳动年龄人口存在而还处在很低的抚养比水平，并不能表现出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特征，而是更多的体现出“人口红利”即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当人口红利消失即大量的劳动人口进入老龄状态时，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口支持，拿什么解决人口老化问题？难道还可以颠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成语？不要说科技进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低生育率国家大都是发达国家，科技水平远高于我们，他们尚且要通过提高生育率水平来缓解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难道有更好的办法？把过低生育率带来的低抚养比和老龄化指标称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竟出自一个大学者之口，难怪现在人们常把“专家”称“砖家”“教授”称“叫兽”!
至于生育权本来就是人们的天赋人权，岂能因你程恩富觉得“自由生育”无法控制就要剥夺？有一句话很有名，那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表达的是父母对子女的希望和奉献，从这里我们不难体会到人们的“自由生育”决不会如你程恩富想象的那样会不管不顾毫无节制地去滥生孩子的，他们绝大多数都会如你和你父母一样会根据自己的能力、需要和社会环境去生育养育后代的。
报道：
据测算，如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2024年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3.93亿人。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到2045年才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5.50亿人。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放开二胎”方案的人口总量保持在15亿人口以上，到2100年人口总量为15.33亿人。而实行“一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继续减少，到2100年为6.7亿人。两种方案的人口总量差距逐渐增长到8.63亿人。
“ 即使按照1998年的消费模式和物价水平，我国抚养一个孩子从母亲怀孕开始到16周岁止，全国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最低为 5.8万元，最高为6.7万元。”程恩富介绍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教育投资的不断升高，我国为抚养每个 0-16岁少年儿童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必然大幅度上升。这样，由于“放开二胎”而多生的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因此，他建议：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可以通过微观上控制每个家庭的规模，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科学合理的人口控制政策不仅能够获得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效益，还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和健康效益。”程恩富强调，政府应重视人口控制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将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建立在这种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才能以尽可能低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成本来获得尽可能高的、并从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和每个家庭的效益。
同时，他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最终势必造成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现宏观人口未能控制、微观家庭负担也未能减轻的后果。
然而，就目前记者采访的情况来看，持“一胎化”生育观点的专家、学者人数并不多。
评：根据政策生育率从1982年到2000年出生的约3.5亿人口中，有0.72亿(根据人口普查计算)甚至1.0亿(按统计公报数据计算)是超生的，这近一亿的超生人口并没有造成什么灾难性的后果，就算上文中他的测算正确，放开二胎生育到2045年达到峰值时的15.5亿人口也仅比一胎化政策达到峰值时的 13.93亿人口多1.6亿人口，也不可能出现因人多而解决不了的大问题，但是因为人太少而出现的问题会有多大，暂且还无法完全预计，但是目前日本、俄罗斯正在付出代价。
程恩富给生养孩子算经济帐时，只算了孩子成长时家庭和国家的付出，却忘了算孩子成人后会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的收益，实际上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按经济人算法更多的是收益，否则这个世界早就萎缩了，何来的人口增长？从程只会算单边帐的水平来看，程作为经济学家是徒有虚名。其实要按经济法则，人口增加或减少自然会按经济法则进行，根本用不着程恩富之流煞费苦心去减少人口了，人们自然会趋利避害；现在绝大多数人反对“一胎化”，“一胎化”的绝大多数人有害、对国家有害是不容置疑的。
总评：程恩富在人口问题上引用数据只会人云亦云不会分析显其不智、不能积极掌握人口信息的变化情况显其不勤、单边片面算帐显其无能，这样一个学者分析问题时只会肤浅片面，不可能深入问题实质，所以他的“一胎化”生育观点在专家、学者中支持的人很少。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在中国应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却处处用马克思批评过的马尔萨斯理论来阐述他的人口观点，并以被别人戏称为‘当代马寅初’(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实质上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中国版)为荣，可见他是一个伪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决不会把人当成一个只会消耗不会生产的包袱，因为马克思的价值核心就是人的劳动--商品的价值是以劳动者劳动时间计算的。程恩富在人口问题上究竟是不学无术还是别有用心，目前还难以下结论，不过随着时间的过去，终究会露出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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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29-2009 10: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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