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野航：拆迁，就是不断地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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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野航 | 评论(2) | 标签:拆迁, 人活着的意义

拆迁，就是不断地拆迁

——— 一场“拆迁对抗战”的象征意义

在新建的光鲜而宏阔的郫县团结镇镇政府的对面，有一处破旧的砖瓦房。照理说，这样的一处破旧的砖瓦房在镇政府“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大笔一挥之下，应该迅速地象雾气一般很快散去的，然而，由于一些让人“头疼”的原因，它们仍然“不合时宜”地象钉子般死死地钉在那里，不肯退出当地政府那满是“政绩”的视线。

这处破旧的砖瓦房的现在的主人刘维德女士，是一位退休的原市政府工作人员。十多年前，她买下了这里的一块地。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九十年代初，名士、诗人丁季和先生来到这个名叫“团结”的民风淳厚的小镇上居住。（这个小镇远在抗战的年代，就迎来过张大千、林思进等名士的隐居。）丁季和先生是成都颇有些名气的旧式文人的典型，这小镇上因此常常迎来前来拜访的成都社会各界人士，这为小镇增添了不少文化的气息。刘维德女士与丁季和先生过去曾经都在徐益生夫子（著名学者徐无闻的父亲）门下受教，有同门之谊。在丁先生的鼓动下，退了休是刘维德女士也在丁先生在镇上的房子“西畴居”的一旁，买下了一块地，打算在此安度晚年。九十年代末，丁季和先生去世，刘维德女士买下了“西畴居”，并打算在一旁盖一座小楼。出乎她的预料的是，在她盖这座小楼的时候，民风已经远不像丁先生刚到这里的时候那样“淳厚”了。顶住了重重的当地势力的图谋，差点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她，总算盖起了一座小楼。她拒绝了许多求租者，决计将小楼用于文化事业，并借此也将丁先生的“西畴居”旧址保护下来。这一期间，团结镇迁来了几所大学，在所谓“城乡一体化”的大气候的推动下，小镇的拆迁与改造，也加大了力度。这个川西坝子里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也一时间象气球般“肥”了不知多少倍。这就不难想见，在这片迅速“肥”了起来的土地上，一处去世名士的旧居和一位退休市府工作人员盖的小楼的命运了。一个让无数中国人耳熟能详而又胆战心惊的词———“拆迁”———象恶狼般地凑了过来。

不过，让当地政府以及当地势力“头疼”的是，这位前市府工作人员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好打发。第一，小楼和旧居的主人刘维德女士性格十分的坚韧，抱定一个 “将老一辈文化人的遗迹及其精神价值保持下去”的信念，死不让步。第二，作为前市府工作人员，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为了对抗拆迁，也动用了其过去在体制内的人脉关系，也很懂得“拉大旗作虎皮”的战术，并非如乡间小民般好打发。因此，“拆迁”也就碰了个大钉子。据说，现在当地政府考虑另建一所“丁季和旧居”，并找开发商来投资，以作为交换条件。但也被刘女士拒绝了。今年四月，正值丁季和先生去世十周年之际。在刘女士操持和一些同门弟子的支持下，在丁季和旧居办了一个“丁季和徐无闻师生书画展”，并邀请来了成都书画界的一些名流，她打算搞一个“保留丁季和先生故居”的联名请求。但我感到，响应似乎并不积极。也就是说，旧居的前途，仍然茫茫未卜。

刘女士的坚持，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如果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刘女士大可以见好就收了。然而，刘女士为什么要为着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传统文化精神”，而奋战不已呢？

刘女士说：文革中，她也当过“造反派”，并且，在自己家被抄的时候，仍然坚定的站在“党”的立场上，这让她母亲几乎被气疯了。命运真是喜欢捉弄人，谁能想象，当年的“革命小将”，到了晚年，竟然拼死捍卫那曾经被“批倒批丑”的“四旧”？

这其实是一个让我们每个人不能不去思考的非常严肃的问题———也就是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的问题。

人，免不了是一种追求意义的生物。不同的时代及其价值取向，赋予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以意义感。然而，这人世间的悲剧性就在于，那些在某个时代被赋予了意义感的人们是免不了会被新到来的时代剥夺意义感的。新时代的逻辑只眷顾它那新一代的信奉者。可是，被新到来的时代剥夺了意义感的属于旧时代的人们又将靠什么活下去呢？

丁季和先生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传统的、儒家的、小农经济的、封闭的时代，它为我们中华民族提供了几千年的意义感、存在感。然而，当工业文明登上历史舞台后，我们民族所遭受的内忧外患让它便悲剧性的沦为了新时代的“绊脚石”，自“五四”以来，它以及它所承载的一切正面的和负面的东西成了革命所“拆迁”的对象。而它曾经所眷顾的人，也就成了时代的弃物。

刘女士也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他们是旧文明、旧价值的“拆迁”者。革命的逻辑曾给给予了这一代人以火热的激情与存在的理由。然而，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时代变迁的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拆迁”旧文明的“革命者”那“破四旧”的呐喊声的余音未落，在新近这场全球化的、商品经济的大潮下又迅速地沦为了“被拆迁者”、而跌落到曾经被自己“拆迁”掉了的旧文化、旧精神相同的命运中去了。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过去的“革命者”在精神上走不出于早已过气的“革命”的逻辑和那“革命者”的身份认同、而成为现今的“毛左”分子；一部分人则愤然地站到曾经给予他们以意义感的这个体制的对立面去了，并把他们曾经崇拜过的领袖置换成了某个“准宗教领袖”加以崇拜。他们从与过去全然为敌的行动中找到了意义，可他们行事方式和思维方式和革命年代的逻辑毫无二致。当然，还有另一部分人。虽然他们过去也积极的参与了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破除，但到了晚年，他们却深深地感到非回到中国固有精神传统中去不足以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们最终戏剧性地成为了最为强硬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现今的镇政府的官员们也代表着一个时代。他们是“商品经济”的弄潮儿；他们是“土地财政”的受益者。这个时代所给与他们的手中所能操控的权力与资源，膨胀、强大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商品经济”那无限逐利的内在逻辑，是他们得以叱咤风云、踌躇满志地改造客观世界、建立“丰功伟业”的强有力的支持者。然而，如果我们对历史的规律有着一丁点的认识的话，我们不禁要问，历史主题的变迁会不会有朝一日也会像抛弃一双旧鞋一样地抛弃他们、就像抛弃他们的前辈一样呢？二三十年后，当一种新的历史逻辑登上了历史舞台后，他们会不会也会像他们的前辈一样，需要通过拼死地守护住自己过去搞的那些个面临被拆迁的“光彩工程 ”“政绩工程”、从而保住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感与意义感呢？细想下去，真是难说。

由此可见，发生在郫县团结镇镇政府门前的这场拆迁与反拆迁的对峙，对我们每个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处境而言，极具有象征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两个实体、两种利益需求的对峙，它也是不同时代、不同观念、不同意义感之间的对峙。并且，相对峙的二者之间的角色也势必相互转换———过去时代曾经的“拆迁者”，今天在抵抗着“拆迁”，而今天的“拆迁者”，他们必将成为明天的“被拆迁者”。在历史的迅速变迁过程中，没有笑到最后的人！

历史就这样悲剧性地演进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历史赋予的意义感，又无奈地被历史剥夺了意义感。列宁说：“革命，就是不断地革命”。不断革命的逻辑让每个人最后都难免可悲地沦为革命的对象。这是革命的逻辑所命定的结果。所以，这句话也可以换一个说法：“拆迁，就是不断地拆迁”，这也是拆迁的逻辑所命定的结果。

但，拆到最后，我们还能剩下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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