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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 你在1983年4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萧斌如来,她说,又要开郭沫若讨论会,说外面把郭贬得太低了,要提高一下。其实,这种贬低正是“群众眼睛雪亮”的缘故。
贾植芳 这些事情将来大家都会知道的。
贾植芳生于山西襄汾的一个山村,父亲是个闲居乡间的地主,伯父是洋买办,曾任亚细亚火油公司总经理。贾植芳排行第二,长兄贾芝是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贾芝的妻子李星华是李大钊的长女。贾植芳的妻子任敏是山西汾阳的大家闺秀,两人相爱后风雨同舟,1955年5月15日贾植芳被捕时,夫妻匆匆一别,不想竟是十二年生死两茫茫。2002年11月20日,任敏病故,贾植芳含泪写下挽联:“缘识故都奔走黄河寻觅铁窗相濡困病榻不忍思风雨白头六十年再相逢非此岸,读梓东海育苗西漠农桑北地煮字刊南港莫提起艰难携手春寒路家中妇天地间。”
李怀宇 你出身不错,却热衷于社会进步活动。
贾植芳 我一生都不本分。我家里也不是穷人,我伯父是英国买办,父亲是地主。成分不好。
李怀宇 你哥哥贾芝也是有名的学者。
贾植芳 我哥哥胆小,规规矩矩,听党的话,从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都没事。他编过两本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的传说》,官也不大,是局级干部。那年我到北京开会,买不到软卧,碰到一个马司长,终于买上了。马司长骑着自行车,我说:“老马,你的官也不小,骑着自行车,实在太不像话,买个汽车。”他说:“北京部级干部就三千多,像我这么大的官比苍蝇还多,出了北京城就高了,就是中央首长。清朝的县官七品官,见了皇上就跪在最后,出了北京就长高。”
李怀宇 你的嫂子李星华是李大钊的女儿,她到延安是你送去的。1940年,她能从沦陷的北平出来,是周作人帮的忙?
贾植芳 周作人在北平是汉奸。北平的汉奸政府有一个规定,出北平要有人保,周作人保了李星华。李星华要去延安,周作人说:“可以,我保你。”李星华说:“周先生,我到延安去,你有什么口信要带到延安?”周作人说:“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人叫毛泽东,见了面替我问好。”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曾经到北京八道湾拜访过周作人。后来,李星华没有传口信给毛泽东讲周作人向他问好,那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声讨周作人当汉奸卖国贼。
李怀宇 1943年,你跟你太太认识没有多久就同居了。
贾植芳 我在西安,她在西安上大学,她的同学是我村里的人,她看过《七月》、《希望》,知道我。跟我受了一生的罪。当时同居,同居之后没法生活,国民党的工兵团要招考一个日文翻译,我就坐泥船到黄河边上。在华山旁边,国民党的团长许开章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毕业的,让我翻译了日本的工程兵教材,出版时是用团长的名字。后来这个部队认为我来历可疑,决定了处置的办法:就地活埋。团部一个文书听到这个消息,跑来告诉我,我们夫妻就设法逃出这个部队了。
李怀宇 当年你太太看到胡风脾气不太好,胡风就跟她说:“你认为做知识分子的老婆容易吗?”
贾植芳 她跟我,苦一点,自由知识分子没有职业,但是自由。抗战胜利,我们到上海,两个人身上有八分钱,去胡风家里,雇了个三轮车去,说好车钱是三毛钱。到胡风家,胡风夫妇迎出来,梅志让我们洗脸,我说:“还差两毛两分车钱没付清。”梅志给了车夫。我们就住在他们家里,胡风在那个时候跟任敏说了这句话。
李怀宇 80年代你和太太到中山大学住招待所,他们说要出示结婚证,结果你们才发现,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还没有结婚证。
贾植芳 那时候没有结婚证,宾馆的服务员说:“没有结婚证不能住宾馆。公安局的人来查,我们没有办法。”后来,中山大学的吴宏聪教授说:“你们对老先生这么不礼貌。”
贾植芳一生进过四次监狱。第一次是1935年在北平参加“一二·九”运动后入狱;第二次是1945年在徐州入日伪监狱;第三次是1947年和任敏一同被关押在上海中统局本部;第四次是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名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任敏也第二次为丈夫连坐,入狱十六个月。后来,贾植芳将自己的经历集成《狱里狱外》等书,回首往事,贾植芳自述:“有人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他们在生活中所上演的各式悲剧里,实际上正包含着积极的历史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
李怀宇 中国20世纪还有没有知识分子像你一样待过四次监狱?
贾植芳 比较少。有个老外讲,一个人经历过两种生活就什么都不怕了,一种是打仗,一种是坐过监狱。我因为住过好几次监狱,对监狱都无所谓了。有吃的,有喝的,又不花饭钱,不花房钱,还有保镖,有警务人员。监狱就像外婆家里一样。前年,电视台拍电视,请我到提篮桥监狱去了一趟,远东最大的监狱,英国人修的。以前我在那里住着,这回我是贵宾。
李怀宇 第一次进监狱时你还是学生,怕不怕?
贾植芳 不怕。那时候就十九岁,大年夜关进去,好饭是吃不到的,一个老犯人跟我说:“你是政治犯,受优待,吃的跟我们刑事犯不一样,看守所欺负你人小不懂事,克扣你的囚粮费。”第二次开饭了,我就把窝头、咸菜摔在地上,说:“我是政治犯,不吃这种饭。”后来他们真的给我重新送饭来了,四个花卷、一碗米饭、一碟炒肉,还有个鸡蛋汤。
李怀宇 第二次进日本人的监狱,怕不怕?
贾植芳 不怕。日本鬼子的监狱可以买酒喝。上面有人来检查,看守人员就说:“今天你不要喝酒了,上面有人来检查。”
李怀宇 第三次进监狱后,中统特务提了一个办法,让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反共宣言就可以出来,你拒绝了。
贾植芳 “一二·九”抓进去,是共产党嫌疑分子;1947年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进去,说我是共产党的忠实走狗。90年代台湾开近百年中国文学国际会议,邀请我去,台湾《中央日报》讲:此人十分反动,30年代我们处分过他,40年代也处分过他,日本人也处分过他,他替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来了,也关了他多少年,像刘邦的大将韩信一样,“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南方都市报：四个监狱有什么不同？
贾植芳：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厉害。国民党也好，日本人也好，北洋军阀也好，我坐
监可以看书，家里可以送东西，看守的可以给钱让他给我买东西，可以吃大饼油条，一
毛钱就给他两毛钱，最后那次坐监狱，不能买也不能送。开饭的时候我挑稀饭，可以多
吃一点，中午饭都是菜皮烂饭，筷子都挑不起来。三年灾害的时候饿死多少人。60年代
大饥荒，我饿得腿都肿了，肚子也快肿了，他们把我送到提篮桥医院住院治疗，医生开
了“高蛋白”药方，就是米饭多一点，有黄豆芽、豆腐，吃了三块带鱼，吃了三天就好
了，就消肿了。感谢人民政府，让我劳改十几年，把身体练好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才活到现在。
南方都市报：后来在监狱里能看书写东西吗？
贾植芳：没有看书。反右的时候，他们拿了一张名单，都是复旦大学的名教授：杨
兆龙、孙大雨、王造时、陈仁炳、王恒守、张孟闻，问我认识吗？我说：“这些人都是
同事”。他们问：“你看这些人是什么人？”我说：“这些人解放前都是教授，英美留
学生。”用他们的说法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问我：“ 你呢？”我说：“我是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你倒蛮谦虚，你是反党反革命，你自己居然说你是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
1966年，已经关了我11年，要到法院去，在一个小房间，四两米饭、一个咸菜、豆
腐干、一个鸡蛋汤。吃完了，问我吃饱了吗？我说，没吃饱。他给我又拿一份，我心里
想：要吃饱，不要当饿死鬼。政治犯，随时可以枪毙。后来吃完了八两饭。他们对我说
，你歇一下。后来到法院，审判长说：“开庭了。把老反革命分子贾植芳押上来。”在
法院里判刑，戴着手铐，送到复旦大学保卫科，当劳改犯。1978年后就缓和，解除，19
79年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当资料员，1980年才正式平反，由鬼变成人了。白毛女说是旧社
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又变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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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4-7-2009 19: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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