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减少负面个案，中国人权状况的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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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在过去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中国政府相继宣布了两项重大决定：一是攸关几亿人口的医疗改革方案；二是关乎公民基本权利的“人权行动计划”。与主办奥运会和飞船上天相比，这两大国计民生的课题明显更具现实意义。可是，官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似乎还不够充分，因为基层民众是否完全知情值得怀疑。

　　为了说明上述两大举措的重要性，笔者不妨介绍一下大致内容。

绝无仅有的庞大医疗安全网

　　首先是医疗制度的改革方案。4月7日，中国卫生部宣布，中央政府将在今后三年之内拨款8500亿元人民币，以便在2011年底之前建立覆盖全国的医疗服务体系，使90％以上的人口都能享受医疗保险。其中，中央政府将支持建设2000所县级医院、2万9000所乡镇医院，使每个县至少有一个标准的县级医院，使全国70万个乡村每个村都有医务所。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其二是保护基本人权的行动计划。4月12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就今明两年的人权保护问题，发表了有史以来第一份“人权行动计划”。该计划承诺，在今后两年之内，中国城乡地区将逐步按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增加弱势群体代表的比例；严禁刑讯逼供和非法收集证据；严禁非法拘禁、错误羁押和超期羁押；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为民众开辟更多申冤和上告的渠道；保障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和发表权。

　　“人权行动计划”的上述内容，实际上都包含在宪法和过去发表的人权白皮书之内。但与过去不同的一点是，中国政府此次明文规定了落实这些计划的时间表，也就是在今明两年拿出成绩。这也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中国政府已把自己置于人民和外界的监督之下。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宏观上有“五年计划纲要”，而今年更有“保八”的增长目标。以中国执政党的行事风格，只要有决心去做，最后总能接近、达到乃至超过既定目标。因此，中国今明两年的人权状况如何，究竟是原地踏步、变得更差还是有所改善，关键还是要看政府是否有意愿和决心去做。假若执政党就像重视“保八”那样重视“人权行动计划”，像推动经济增长那样推动社会公正，中国的人权状况应该会有好转的希望。

　　从人权的广义概念来看，中国把医疗服务作为政府承担的公共事务，以投入大笔资金的方式，把13亿人口都纳入到基本医疗保险的安全网之内，这么大规模的公共医疗服务绝对是举世无双。而从保护人权的角度看，这无疑也是最基本和不可缺少的保障。

　　不仅如此，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的医疗体制正在明显地朝社会主义特色返潮。例如从今年开始，全中国将逐步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定期为65岁以上老人做健康检查，为3岁以下婴幼儿做生长发育检查，为孕产妇做产前检查和产后访视，为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疾病、爱之病、结核病等人群提供防治指导服务。不用说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即便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众，也都会感到羡慕。

减少个案就是人权进步

　　但是，中国政府为改善人权所做的此类努力，往往都不会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相反，官员对部分“上访”民众的粗暴态度，个别民间维权人士莫名其妙地被公安拘留，发表不同观点的作者遭到政府的批评或打压，少数编辑记者偶尔脱离常规就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对付，如此等等，这些个案都很容易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甚至被视为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证据。

　　没有错，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中国政府带领十多亿人口，大幅度改善了物质和精神生活，部分地区的生活水平甚至不逊于发达国家，这一事实也许会使“侵犯人权”的指责听起来很可笑。而在面对这类指责时，中国政府往往也就是用这些事实来进行自我辩护的。

　　可是，中国社会是否有侵权现象？执法机关是否有无视公民权利的行为？当然有，上面列举的那类个案都是证据。中国政府过去都会反驳说那些都只是个案，但殊不知，所有媒体都喜欢关注个案和特殊事件。越是个案，越是具体，越是特殊，媒体的兴趣就越大，对中国政府名誉所构成的杀伤力自然也就越大。

　　在此问题上，我们也许不能排除西方媒体有政治偏见，但更全面地说，它与新闻媒体的特性更加有关。对西方乃至所有媒体而言，13亿人的平静生活是一个共性，是一个庞大而抽象的模糊体。共性、抽象、模糊，就意味着没有新闻价值。但是，若有几个人在天安门广场被抓，或者某个民间维权人士在川震灾区被警方扣留，那无疑都有新闻价值，原因就在于特殊性。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异议分子的言论，就可轻易抵销中国政府所做的积极努力的原因。

　　如同所有国家一样，中国的人权状况无疑具有正反两面，其真实情况是绝大多数人的权利都受到尊重和保护，绝非像西方人权组织所渲染的那样糟糕和可怕。可是，在外部世界看来，为什么中国人权状况的负面形象要大于正面？

　　这里有很多原因，其中主要者之一，就是中国经常会发生一些处理不当、令人感觉不好的个案。这些个案一个接一个地在西方媒体上出现之后，就会在人们的记忆中连成一串，最后便形成了固定和单一的印象。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对西方媒体感到不满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它无法改变这些媒体的态度和方式。唯一能够改变它们的，就是不要轻易地授人以柄，尽最大努力去减少这些不好的个案。而减少这些个案，不正是“人权行动计划”的目标吗？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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