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楼主 |
发表于 4-19-2009 02:58:28
|
只看该作者
泰国政局动盪的深层因素:权力精英与民粹主义之争
本文通过一路BBS站telnet客户端发布
亚洲周刊林锡星/二零零八年底民盟骚乱给泰国各行业,特别是包括旅游、外贸、金融等服务行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阿比西上台后除了延续塔信的经济政策外并无他策,引起人们的不满。如果说菲律宾有民主但不重视制度建设的话,那麽应该说泰国的「民主」是不遵循游戏规则。
泰国反政府的「红衫军」採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自三月二十六日以来,每晚都在政府办公处之外集结,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要求总理阿比西辞职。四月十日,抗议活动从曼谷蔓延到一百四十公里外的芭堤雅,衝散了东协一系列峰会后又转战曼谷。
始于三月底的骚乱,表面上看起来是反阿比西,实际上是「反塔信」与「挺塔信」之争的延续。「反塔信」与「挺塔信」已成为目前泰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但这两派之争仅仅只是了塔信吗?
「反塔信」派最响亮的口号是「反腐败」。然而,他们真的如此「正义」吗?当然不是。塔信内阁成员确实丑闻不断,甚至塔信本人也与土地招标丑闻、彩票基金丑闻等有所牵连,但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与往届政府相比,塔信政府在腐败问题上却有明显改善。据透明国际的统计,泰国的清廉指数在塔信执政期间,已从二零零一年的三点二升至二零零五年的三点八,而在军方执政的二零零七年,则又回落至三点三。其实,对于二零零六年以来的政局动盪,「反腐败」至多只是表面现象。
其深层原因在于塔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在迈向「一党独大」的道路上,触犯了原有政治格局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引起了各派力量联手围剿。首先,塔信触犯了军人集团的利益。从一九三二年通过政变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君主立宪之日起,军人集团在近六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把持著泰国政治的主导权。一九三二至一九九一年间,泰国先后发生十九次军事政变,其中十三次成功;有二十位总理相继组建四十八届政府,其中二十四届是军人政府,八届是以军人为主的政府。儘管在一九九二年的五月民主运动之后,军人集团退出了政坛,但依然保持著独立的政治地位。
二零零一年塔信上台后,却打破「文人不干涉军务」的惯例:一方面缩减军费开支,限制军方发展,到二零零六财年,军费佔GDP的比重已降至百分之一点一,而一九九七财年的比重为百分之一点九六;另一方面强行干预军方人事调动,提拔任用亲信。
正是塔信的「军队国有化」举措,最终导致军方时隔十五年后,于二零零六年再次发动政变。其目的明显在于维护自身利益:二零零七年,泰国军费同比增加百分之三十三,佔GDP的比重升至百分之一点三六,军方同时提出预算规划,要求军费佔GDP的比重在二零一八年之前恢复到百分之二。
其次,塔信还触犯了官僚集团。漫长的军人掌权期间,军方始终坚持「专家治国」,使得行政官僚和司法官僚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一九九二年军方退出政坛后,九十年代民选政府更迭频繁,更是助长官僚集团的气势,常务官的权力不断扩张。但是,随著塔信的上台,官僚集团的生存空间不断受挫。通过二零零二年的行政机构改革,各部委普遍受到衝击,曾号称「小内阁」的内政部,更是被肢解削弱,再难成为常务官对抗政务官的中坚。
第三,塔信得罪了议会各政党。「贿选—入阁—舞弊—贿选」一直是泰国议会政客的生存之道。九十年代泰国政府更迭频繁(八年换了四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各小党都在待价而沽,遇到更好的条件就立即跳槽,从而导致原有联合政府的垮台。但是,随著塔信泰爱泰党的掘起,小党的生存空间迅速萎缩。
第四,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塔信也触怒了泰国广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对于大多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城市中产阶级而言,国家的贸易壁垒和财政补贴是维持他们经济地位的重要保障。但是,作为跨国企业、金融财团和新技术资本的代表,塔信政府所追求的却是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和全球化。塔信执政期间,一直在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谈判,其间的不少举措都已深刻影响到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产业。此外,塔信所提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更是从根本上危及了许多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于是,随著民盟的号召,曼谷城市中产阶级中的利益受损者,就有不少加入反塔信的队伍。
此外,塔信的CEO作风,也使他在处理与学者和媒体的关系时,四面树敌。而与泰国国王蒲眉蓬之间,也因塔信一味坚持「消费主义」理念,而对国王倡导的「知足经济」理念(强调适度发展、勤俭克己、规避风险)置之不理,双方关系最终破裂。塔信执行的经济政策被称为草根凯恩斯主义,就是通过政府大规模经济支出刺激经济增长,令经济支出向低收入人群倾斜。
「塔信的农村」和「中产阶级的城市」之间的衝突,是泰国传统权力精英和塔信民粹主义路线之争。只要塔信的民粹主义政策不变,泰国权力精英一定会继续对抗,直到有一天他们成功赶走塔信的影子,或他们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才会选择妥协。
林锡星﹕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