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共当改造宣传部门确立社会共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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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本栏曾经谈及中国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崛起及其对执政党所带来的挑战。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各种思想层出不穷，既有世俗的，也有具有宗教色彩的；有传播于大学校园的，也有流传于民间的。

　　各种思想往往各执一端，吸引着各自的认同者和支持力量。就是说，和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同，这些思想往往只吸引一部分社会群体。但对部分社会群体来说，一个特定的思想就成为其意识形态。

　　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社会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属正常。经验地说，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处于像中国那样的大规模的转型，都会产生多元思想。这也同时说明，针对多元的思想，有关方面无论使用怎样的政治或者行政控制，都不会有效。

　　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既属正常，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整体意识形态的消失和主流价值体系的缺失。

　　在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核心意识形态。在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强调过了头。因为用意识形态来衡量一切，导致社会发展出现很大的问题，甚至导致了衰落。

　　再者，尽管执政者在当时也试图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但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大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领域的主题一直是去意识形态化。

　　这在一定历史阶段非常必要，因为抓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一旦出现争论，执政党的方法是“不争论。”经过了那么多年，现在的情况是执政党已经没有了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中国社会也没有任何共同或者共享价值观。

干部党员当中缺乏有效认同感

　　这是对执政党最大的挑战，甚至是最大的威胁。执政党没有一整套可以让大多数党政干部所接受的意识形态，表明这个党在其干部党员中没有有效的认同感。

　　的确，多年来，执政党在“不争论”的构架中努力建设其官方的“意识形态”或者主导思想。这样的努力贯穿在建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方面。

　　但是，这些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因为它们或者是为了论证新政策的合理性，或者是为了引导新政策的制定。它们所能影响的是党政官员的政策行为。或者说它们并不能构成一个政党的认同感。正是因为不是认同感，它们就很难约束党政官员的行为。

　　尽管中共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另外一些方面的意识，如“德治”和“党性”等，但远远没有能够成为党政官员的内化价值。物质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党政官员唯一的意识形态。正因为这样，腐败变得不可避免。

　　这些年来，反腐败运动连续不断，并且往制度化方向发展，建立了很多反腐败的专门机构，但现实情况是腐败越来越严重。

　　同样严重的是因为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共享价值，社会对执政党也没有基本的认同感。这是各种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

　　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并不仅仅是因为少数传播者，而是因为社会的接受。任何一种思想不被社会或者社会的一部分人所接受，就很难生存下来，更说不上影响力了。

　　“领导权”这个概念笔者曾经谈过，这里有必要再强调一下。这个概念来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根据葛兰西的研究和（历史）反思，一个执政党的权力由“领导权”和“统治权”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既互相关联但又具有不同的政治性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它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

　　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但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

　　统治权往往是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于社会群体之上。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是通过自由竞争，而是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

　　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有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

　　再者，要造就一个执政党的领导权，该政党就要超越本身的利益，而能代表其它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利益。利益代表因此也不能有选择性的，而是要反映整个国家甚至民族的利益。如果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大多数自愿接受的，那么该意识形态也表现为这个社会的共享价值。

涉及党和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

　　要取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统治权，就涉及到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

　　但不能光把党的知识分子狭隘地理解为为党的政策和行为辩护，他们更为重要的角色应当是要超越党本身的利益而能反映和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后一方面可能和党的眼前利益发生冲突，但则是党的长远利益之所在。

　　即使在多党制国家，这一点也一样。任何一个政党如果不能反映社会多数的意志和代表社会多数的利益，其执政的合法性会成为问题。同样，如果其不能反映和代表整个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也会很快衰落。

　　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要长期执政，党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尽管党的有机知识分子可以产生在任何一个领域，但现实地说，中国必须对宣传部门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制度化组织。

　　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执政党有了坚实的统治权，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党政官员，就很少去考量甚至忽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基础，有了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权力，他们往往显得霸气十足。

　　一些人害怕竞争，也不容忍竞争，往往是用权力来压人，用权力来解决问题。尽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但在思想领域更甚。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每一个官员都意识到这一点。

　　但很多官员并不想去通过竞争来争取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总是想用手中的统治权来取得这种“领导权”。更为严重的是，宣传部门往往把自己的角色定义为党的政策作宣传，而忽视了对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创新和创造。

　　实际上，在党本身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宣传部门连宣传什么都出现了问题。这更使得宣传部门往往沦落为纯粹控制的机制。有关部门只知道这样不可以，那样也不可以，但并不知道什么是可以的。宣传部门尽管经常遭致社会各界的不满，但实际上一直处于防御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宣传部门确立社会的共享价值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不能光靠统治权

　　这就要求改革和改造宣传部门，使之成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制度化机构。如何改造？首先就要对党和政府部门的功能作一调整。宣传部门要把新闻控制和监管的各种功能移交给政府的相关部门，例如文化部门、新闻出版部门和广播电视媒体部门。

　　任何国家都要对新闻和媒体进行监管，但这些功能由政府部门通过法律和规制的方式就可达成。现在的宣传部门对知识领域的控制和监管有些是因为政治原因，更多的还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宣传部门作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机构必须从具体的行政和管理事务中解放出来，负起更大的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宣传部门要敞开大门，把全社会最优秀的学者和专家吸引进来，通过有组织和系统的调研，专注于思想的更新和创造。

　　党是整个社会的有机体。党依附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依附于党。这就决定了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反映社会的声音，代表社会的利益。

　　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来自社会，服务于社会。他们是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连接点。来自不同部门的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通过理性的争论、讨论、交流等等过程，达成共识，不仅重塑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可造就社会的主流价值。

　　有了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执政党就可以开放更多的思想空间给社会，增加社会在思想领域的创造能力，同时减轻有关部门监管的压力，减少社会抱怨，使得有关部门和社会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状态。

　　社会在思想领域的创造能力，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崛起的前提条件，也是下一波意识形态和社会共享价值更新和重组的资源。

　　每一个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更需要拥有一大批有机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不是依赖政治权力或者行政权力，而是通过创新和创造，专注于意识形态或者共享价值事业。

　　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对任何国家都需要，是一个国家各社会群体之间、各民族之间的整合力量。没有这样一种力量，光靠统治权，国家的治理成本就会非常高，甚至变得无法治理。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尤其显得重要。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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