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岳：表达的特权终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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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腾讯大家的第一篇文章，先感谢一下改变我这一生的人，没有他，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他就是蒂莫西·约翰·“蒂姆”·伯纳斯-李爵士（Sir Timothy John “Tim” Berners-Lee）。

也许一代人都应该感谢他，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我认为表达的欲望，是最难压制的，因为人人有张嘴，议论容易，管制很难。但是一个人的声音可以通过媒体放大，听众增多，无论对错，威力都会大增。像我一样从青少年开始，表达欲就强的人，会有相同的经验，在允许公开发行的报刊发表文字，会带来极大的快感——至少开始几次是这样的——至于文字的内容，反而并不重要，作者往往还会放弃自己的真实想法，揣摩报刊编辑的“正确”看法，以增加发表的可能性。听起来很奇怪，发表假大空的文章，反而会满足虚荣，得到羡慕和尊重。

表达方式有限时，表达就意味着一种特权。

1997年，我如愿进入一家地方报社。当时的编辑部少不了这样一个画面：一个编辑上班时带来几张文摘类报纸，剪下他认为有意思的文章，拼凑成一版；也有大量的投稿者邮寄各类奇闻八卦，它们也能常上版面——这类信息现在会被电邮服务商归档为垃圾邮件。你不能说当时的编辑干的是垃圾活，因为读者也看得很开心，它确实是满足了某种阅读需求，除此之外，人们没什么可读的。

你想读一点好的媒体，那就得在固定的时候来到报刊亭，比如周四去买当时一纸风行的《南方周末》，去迟了就卖断，为了让人给我留一份报纸，我交了十块钱押金。由此可见当时报刊亭很赚钱，没有一点人脉，是拿不到这个经营权的。这报刊亭的主人（一对夫妻），也认为他们的生意将长久经营下去，他们在附近买了房子，准备以后让女儿接手报刊亭。

在报刊亭旁边，还有一间两层楼的书店，百来平方米左右，在这里买买书，作为报刊的补充。这就是全部精神源泉了：缓慢、狭窄、被动。这家叫做阳光书坊的书店，后来迅速壮大，成为“光合作用”，是民营书店的明星，北伐到了北京，它在2011年一度停业的新闻，就不需要我复述了。

回到当时住的地方，书店关了，报刊亭也相当冷静。他们会恨蒂莫西·约翰·“蒂姆”·伯纳斯-李爵士。

原来认为可以做一百年的事业，死得无声无息。有许多感叹原因在于世风日下，人们不再阅读了。这是典型的乱煽情、瞎感叹。我现在爱做的一件事是扔书（基本上都有“阳光书坊”的印戳），只要我的电脑和平板上有的电子书，同样版本的纸质书，我就会扔掉，它们对我来说，没有存在意义了，扔了家里可以宽一点（现在房价那么贵），气味也更清爽（我不认为油墨的味道是书香）。

不要谴责我，其实我读书的量比起十多年前，大了许多，只不过阅读形态改变了。当你可以在平板上带成百上千本书时，当你可以方便读到世界各地最优秀媒体时，人很难再去喜欢笨重的书籍和简陋的媒体。

表达的特权，已经慢慢崩溃。人人都可以写，你写篇文章，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很庆幸自己在2002年意识到了这点。那时正是纸媒的黄金时代，2000年我进了南方报业，第一年在《南方周末》，第二年参与了一家媒体的筹办，当时媒体界意气风发，有很多人投资，周边也有不少同事当了老总。这氛围我不太喜欢，太热闹了，也有很多因素超出了我的控制。我喜欢的生活，是安静一点的，读读书，写文章养活自己，我几乎就是自己的主人——我想，无论媒体如何演变，它总是需要有人写文章的，如果尽力把文章写好，那应该饿不死自己。这是个累活，却是媒体最不可替代的一环。最重要的是，有网络，再不愁信息有落差，怕什么呢？
此时，距离蒂莫西·约翰·“蒂姆”·伯纳斯-李爵士最重要的发明，只过去了十二年。

过去这十年，以市场决定一切的地方，老字号的媒体也频现危机，《纽约时报》都告急。在与网络的竞争中，纸媒原来的市场权力消失了，正在苦苦挣扎。在有其他因素的地方，纸媒陷入了更奇怪的境地，凭借某种支撑，它们死而不僵，但是一向严厉的审核也让它们迅速流失读者，成为没人看的印刷品，在网络面前，更快地失去了话语权。

纸媒的表达特权，在网络之前，因为审核而存在；在网络时代，因审核而消失。有了高速公路之后，原来的弯道就少人走了，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现在有更多的人写书、写文章，用话语竞争读者，只不过，他们不必再借用原出版社、书店和报刊亭了。

第一篇文章，写得太长了，这是网络的坏处，没有字数限制，就此打住吧，再次感谢蒂莫西·约翰·“蒂姆”·伯纳斯-李爵士，你1990年发明网络的时候，我才20岁，正年轻，没有错过这个伟大的技术。

当然，最后还得补充一下，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你若问我有没有完全的表达自由，我的答案是“今天天很蓝”，它可以看到一点东西，但是只有一只眼，不过却废了两眼全瞎的表达特权——无论这特权是由权力产生，还是由习惯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