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百年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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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南方人物周刊

特约撰稿  王丰  发自台北

蒋经国去世21年多了，这位前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大名，从来不曾像最近这样被岛内人士频繁提起。蒋经国故去的这段岁月，台湾历任政治领导人，从不曾像马英九以如此慎重的仪式纪念他。去年大选之后，就如同早年国民党同志到北京香山碧云寺祭告孙中山英灵的况味，旗开得胜的马英九到桃园头寮蒋经国灵寝，以胜选重新赢回执政权，告慰蒋经国在天之灵。迄至近日，马英九高调纪念蒋经国，台湾的时空，似乎又回到1988年春天，蒋刚辞世时那段“痛失中流砥柱”的“后蒋经国时代”。

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有若干关于蒋经国的未解之谜。可能有更多人不解，纵使岛内蓝绿对抗如此两极化，蒋经国为何总是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一的领袖人物？他何以能备受台湾民众肯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回到历史的轨道上，透过当代人物的回忆，以及蒋经国自己的回忆，我们来回看存活在历史空间里的蒋经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蒋经国。

（一）青少年与留苏时期

什么样的客观环境，锻造了一个像蒋经国这样的政治领袖人物？20世纪许多中国政治名人，似乎都经历了“意识形态塑造”、“政治生活淬炼”、“权力之争夺与巩固”几个过程，蒋经国亦不例外。而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塑造”，更是蒋经国整个政治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慑于父威的压抑童年

经国可教，纬国可爱——这是蒋介石给两个儿子的八字概括。然而，蒋介石这位严父在儿子面前形诸于外的，却是一种冷峻得无以复加的威严。1922年春天，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陈洁如，初见这位面形方厚、额高嘴大的农村孩童，心思细腻的陈洁如惊觉，经国被父亲高亢的吼叫声，吓得全身颤栗。陈洁如问他话，这个11 岁的男孩，只知羞赧地摇头。陈洁如拉着经国的小手，叫他坐在椅子上，她发现经国全身始终抖个不停。

然而，当经国的弟弟纬国第一次出现在陈洁如面前时，蒋介石却放下了惯有的威严，脸上出现了少见的笑容，他抱起纬国，一边逗纬国玩，一边要孩子喊陈洁如“姆妈”。

同样的蒋介石，他却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面对两个儿子。人们可以解释，纬国比经国小6岁，父亲当然对老大严厉，而厚爱老二。或许是纬国自幼长得乖巧，讨人欢喜，让蒋介石心生怜悯，厚此而薄彼。经国、纬国幼时都住过陈果夫（1892-1951）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陈果夫太太曾经告诉纬国，幼年时代，纬国因为体弱多病，蒋介石、姚冶诚（1887-1966蒋介石之妾）老是在陈果夫家楼上的阁楼里，整天抱着纬国，陈太太见状十分不以为然，指责蒋介石、姚冶诚，“你们到上海究竟是来革命的，还是来抱孩子的？成天就知道躲在阁楼上抱小孩（纬国）。”足证纬国幼时比兄长经国得到更多父爱。

或许正是蒋介石对经国的严谨教育，才让这个平凡的农村孩童，终成治国之才。1921年5月23号，蒋介石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上说，“经儿知之：尔《说文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

蒋经国见过陈洁如之后半年，在上海念万竹小学时，又接到父亲的来信：“经儿知之：……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映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你每星期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并为你弟订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

1922年10月13日的信上则训示蒋经国：“……你的字还没进步，每日早起，须要学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闻你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

向往革命的狂飙青少年

15岁那年（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这场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导火线，起因于日本资本家开枪击毙工人顾正红事件。蒋经国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详述就读上海浦东中学时期，连续参与了四次反帝示威活动。蒋经国这时开始崭露头角，他被同学选为浦东中学示威队伍的领队，也当选抵制洋货小组的领队。

这一年的暑假，蒋经国去广东探访父亲，反帝运动正风起云涌，爱国青年纷纷“奔向广东”。蒋经国说，黄埔的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他头一次看到黄埔军校墙头张贴的巨幅标语：“联俄”、“联共”、“工农联合”，他也看见许多俄国人在黄埔校园内，有人告诉蒋经国，全世界各国当中，俄国是中国唯一的朋友，苏联的统治者不是皇帝也不是上帝，而是工农当家。他向父亲提出参加国民革命军的愿望，但是，他的请求被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拒绝了。

蒋介石显然希望蒋经国多读几年书。为使儿子死心，蒋介石索性把蒋经国送往北平，交给吴稚晖创办的“海外补习学校”。蒋经国在北平读了几个月书，经邵力子引介，熟识了李大钊，李氏又援引蒋经国认识了很多在北平的俄国人，他们劝蒋经国不妨去苏联留学。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为鼓励中国青年前往就读深造，给予十分优惠的条件。

向往革命，是蒋经国对外的说法，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动机，是4年前，也就是父亲与陈洁如结婚前夕，蒋介石与经国生母毛福梅的离婚。蒋经国忧国忧时，自怜怜人，他既向往革命与急切爱国的激情，意欲逃脱父亲严格管教的压力，又急于远离单亲家庭（父母离婚）的破碎场面。最后，他选择离开祖国，希望到一个陌生的遥远世界，寻求独立自主的梦想。

与蒋经国一同搭乘货轮前往苏联的青少年，一共有90余人，这条货轮先前曾经载运过猪只牲口，船舱里浓重的猪屎尿骚味，令人闻之欲呕。船在上海黄浦江等候出港，足足等了五六个小时，难忍船上臭气和不习惯船上摇晃，蒋经国说，他差一点动了逃回家的心念，但见许多同伴留在船舱铺位上，不禁自问：既然大家都能忍受，为什么我不能？我身为黄埔校长之子，焉能半途开溜？

蒋经国很快融入团体生活，在航向苏联的货轮上，开始温习布哈林《共产主义ABC》、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著作。1925年11月底的一个傍晚，蒋经国和一群中国青年抵达莫斯科。一个月后，他加入了共青团。初到苏联，蒋经国开始下苦功学俄文，并努力研读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籍，还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中国的展望》、《中国北伐一定成功》。

从国民党员变成托洛茨基追随者

日后有许多评论家在月旦蒋经国毕生思想时，均将蒋经国归类为托洛茨基派，尽管归国后，他极力回避类似的说法，但他在留俄时期却毫不掩饰他的托派色彩。

他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的校长是拉迪克，拉氏也是教授蒋经国“中国史”的老师，时常在下课闲时与蒋经国私下讨论。拉氏系托洛茨基派领导人物之一。

蒋经国当时自承：“碰巧我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于是许多人认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实上，他们的臆测是正确的。”蒋经国和几位中国同学秘密研读托洛茨基学派的著作，“对于托洛茨基要‘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尤感兴趣。后来我越来越热衷托洛茨基学说，终至加入秘密学社。跟随我的同学日多，并开始视我为托派的领导者。”

邓文仪（1905-1998，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国防部新闻局长”、“内政部次长”）在回忆苏联留学经历时，就把蒋经国、王新衡（1908-1988，曾任职军统、“立法委员”）等人留俄时的行径，比喻为“和反对派相呼应，反对俄共中央派”。因为王新衡被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王明（陈绍禹）指控为“浙江同学会”领袖之一，中山大学接连举行三天三夜的清党大会，决议处分王新衡等人，王氏还因而被苏联特务机关监禁4个月。

对蒋经国，王明则指控是他组织了“浙江同学会”这一反革命团体，蒋介石则是“给予幕后资助的主使者”。王明查扣了两封蒋经国写给蒋介石的家书，建议苏联当局逮捕蒋经国。

与王新衡相较，蒋经国确实沾了蒋介石儿子的光，真正迫使苏联当局对蒋经国采取行动，是在1931年秋天，苏联当局把蒋经国从中山大学（当时改名列宁大学）中国学生访问团的助理团长的职位上，调派他离开莫斯科，被送到莫斯科近郊的谢可夫村。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在列宁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抨击王明。

此前，苏联当局数度驳回了蒋经国请求回国的申请，苏联当局采纳了王明的意见，认为“让蒋经国回国，他一定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们要把他留在苏联”。各种因素，他成为滞留苏联最久的中国留学生。

于今回顾蒋经国这段留俄历程，似乎不得不让人承认，14年留俄岁月，正是锻造一个具有钢铁意志人物的绝佳环境。

蒋经国的得力股肱王升，在日后曾经微妙突显经国先生这段“苏武牧羊”式的艰苦历程，并且把蒋氏的留俄故事，刻意作为新造神运动的绝佳素材。尽管王升讲述的故事，旨在完成对蒋经国的“造神”，神格化蒋经国，但我们仍可从中感受到蒋经国那段艰危岁月茹苦含辛的真貌。

王升回忆，在一次偶然机缘里，蒋经国脱口而出一句话：“历史上，很少有像我这么苦的人！”王升在向台军发表演讲时说，蒋经国一生中，不晓得吃过多少苦，在俄国14年，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蒋经国耕过田，俄国实行集体农场，派他到谢可夫农村，在那里，没有床睡，没有饭吃，还好遇到了沙勿牙老太太，收容他到家里住，给他面包、红糖。蒋经国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斯大林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

王升讲述，蒋经国在俄国身无分文，还讨过饭。有一回，蒋经国发觉一家餐馆后面的水沟里，漂着一层油水，他饿得头晕，想办法把这水沟里的油水刮起来，用一只罐子装好，再找东西来烧，就吃煮热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里冷得不得了，蒋经国找到一个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间挖个洞，他委身蹲缩在桶里，度过寒夜漫漫。蒋经国半路上病倒了，多亏遇到另一个要饭的孩子“小彼得”，把每天讨来的饭，比较好的东西给他吃，才没饿死。后来，“小彼得”死了，蒋经国曾写过一篇文章《永远不要挂起白旗》，纪念这位患难之交。

蒋经国滞留苏联，1927年间，他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当过兵，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也当过莫斯科电机工厂学徒工，在乌拉尔金矿场当矿工后，又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蒋经国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在苏联留学、落难12年，特别是最艰困危难的岁月里，“我在乌拉山重机械厂多年，唯一对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个孤女。我们在1933年认识。她当时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在那家工厂中还算是我的部属”，“1935年３月，我们终于结婚。”

30多年后，当他父亲把国民党当局的权柄交接给他，他竟日奔波于台湾、金门、澎湖……山巅海滨，他一身素色夹克外套、鸭舌便帽、旧长裤、布鞋，轻车简从的装扮，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亚、当工人、当农夫的形影，似有前后辉映、异曲同工之妙。

（二）回国之后的政治生活

蒋经国于1937年春天回归祖国，蒋介石在经国结束在老家闭户读书岁月后，正式派遣他到江西历练，开启了蒋经国“政治生活淬炼的时代

蒋经国的共产主义天堂

江西宜丰籍、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江西时期曾任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说，早先，赣南是令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十分头疼的地方。熊氏委任的赣南各县长多半上不了任，一上任就要饱尝地方民团殴辱，像熊式辉派任的安远县县长齐振兴，上班第一天差点被地方民团绑赴刑场枪毙，齐太太听说丈夫要被枪毙，吓得在地上打滚哀求饶命，备极羞辱。蒋经国的前任，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刘己达，才上任，也在赣州遭地方民团殴打羞辱。

漆高儒认为，熊式辉任命蒋经国到赣南，起到了震慑地方的作用；纵使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再蛮横，谅他们也不敢对蒋经国动粗。熊氏想借着蒋太子的威名，整顿完全不听命于他的赣南地方。

然而，蒋经国也不是完全仰仗着父亲尚方宝剑的光环，江西的一片江山，还是靠蒋经国胼手胝足打拼出来的。

漆高儒曾讲述过两段故事。江西崇义县的山区里，有位知名的土匪头子周盛连，周某住的碉堡石屋，里边可以容纳匪徒两三百人，在地方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周盛连知道蒋介石的儿子来走马上任了，便发了请帖邀蒋经国上山喝酒。蒋经国依约赴会，带了几个随员，未带任何刀枪武器，赤手空拳上山。酒过三巡，周盛连起身告诉蒋经国，你是蒋委员长的儿子，有福不享，跑到这里向我这坏蛋说好话，我向您保证，只要您在赣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如果你走了，政治又坏了，我为谋生，说不定贼骨难改云云。

蒋经国以单刀赴会的勇气，无异“招安”了过去凶悍无比的土匪头。对难缠且不讲道理的土匪，蒋经国则是以硬碰硬，像人称“唐老虎”的土豪劣绅，他就发动拂晓突击，趁睡梦中，把这只“唐老虎”绑到专员公署严办。

凭着软硬兼施的法子，蒋经国先把为患赣南最烈的土匪豪门，杀了一次威风，然后再拿出他的政略与治理方案，一步步解决地方上的疑难杂症。蒋经国在赣南使的“ 杀威风”方略，流风所及，是否成为尔后治理其他地方的既定模式？在上海“打老虎”，在台湾肃清地下党组织，蒋经国新官上任，似乎总不脱这种杀威风的模式。

经过清乡、剿清土匪的步骤以后，蒋经国在赣南开始推动“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蒋经国有句口号：“要将赣南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的劳动生活乐园”，往往令人联想起苏联斯大林时代实行的指令经济。

蒋经国永远的十字架：章亚若

李焕（1917-，湖北汉口人，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毕业，蒋经国大陆时期的嫡系骨干）是蒋经国最信任的亲信之一，据李氏回忆，蒋经国出任“总统” 后，某次李焕向他报告各部会业务，谈到“外交部”时，无心带了一句：“章孝严在‘外交部’表现得不错，大家都对他的评论很好。”（按：章孝严、章孝慈系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双胞胎儿子，是蒋孝严未认祖归宗前之姓名，时在台湾外交部门任职。）

蒋经国闻言只是看着他，并未答腔，李焕赶紧转移话题，过了好一会，公事谈完，蒋经国突然没头没尾冒出一句话：“一个人年轻时的言行要谨慎，否则就会背负一生的十字架。”

蒋经国所谓的“背负一生的十字架”究何所指？是指与章亚若的婚外恋？或是指章亚若成谜的死因？

王升生前也曾向友人提起章亚若的种种，王升记得，蒋经国在江西任职“三青团江西支团部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时，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女同学，总是以全班的“大哥”自居，见到同学，就热情招呼“老弟”、“小老弟”，表现得和蔼可亲，这位女同学，就是章亚若。

王升记忆中，蒋经国每个礼拜四下午排定的时程，是接见民众，章亚若就在蒋经国旁边担任登记联络工作，而且时常陪同蒋经国到处访视民众。照王升的说法，“她是蒋经国生命中遇见的第一个中国女人，且又长得漂亮能干，时间一久，彼此便滋长出情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章亚若被秘密送往桂林，准备在那里生产……”

为了回避父亲蒋介石、妻子蒋方良的注意，蒋经国以“赴广西考察县政”为名，悄悄潜赴广西桂林。恰巧，章亚若就在蒋经国于1942年农历春节前往桂林探视团聚时，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蒋经国为之取名孝严、孝慈。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各种说法莫衷一是，王升的说法是“突然逝世”。江西时期做过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有段故事：某日，一位戴着墨镜的黄中美秘书，与徐季元秘书，来到漆高儒的办公室，黄愤愤然地说，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应该在桂林隐身的，却频频参加外边的应酬，完全以专员夫人自居，这将影响经国兄的前程，让委员长知道那还了得。黄中美声称，为了专员的政治前途，只有把她干掉。徐季元不赞同黄的计划，连声说，不要，经国兄和她总是夫妻一场，干掉了她，经国兄会很难过的。黄中美则辩称，经国兄的政治前途胜过一条女人的命，徐季元要黄三思，黄斩钉截铁地说：“我会负责。”

黄中美放话杀章亚若的3周后，章亚若果然在桂林去世。据漆高儒说，章亚若死后几天，蒋经国始终戴着一副墨镜，以掩盖眼眶中的眼泪。

上海打虎 反遭虎噬

1948年8月23日，这一天是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赴上海从事“经济管制工作”的首日，所谓“经济管制”，按当时的大白话来讲，就是“打老虎”的意思。

蒋经国在当日写给蒋介石的家书上说：“美援物资如何运用，使其能作为平抑物价之用。请大人命令有关机关，切实研究执行。今后在工作过程中，重大问题向大人请示与报告外，其余问题皆拟就地解决，以免多烦大人之心也。”蒋经国信中所谓“就地解决”，其实就是“先斩后奏”的意思。

问题可能就出在蒋经国的“就地解决”上。譬如，上海素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由于畏惧蒋经国的威逼，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金条重 10两），230万美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抗战时期曾到美国为国民政府奔波借款，曾经受到蒋介石嘉许；金圆券发行后，蒋经国与之会面，陈光甫迫不得已交出114万美金，全部“移存”中央银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惟恐也被蒋经国“召见”，吓得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天晚上得换住所睡觉，最后仍被蒋经国手下骚扰，万不得已，只有托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警察局这时仍穷追不舍，派人直接进入医院，强迫周作民签名具结，非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类似这种强兑黄金、强交美钞外币的事，不一而足，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传到上海市长吴国桢(按：吴国桢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留学美国取得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等学位）耳里，自然令这位受美国教育的市长气愤不已，在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吴氏眼中，焉可容忍蒋经国用人为手段，强力压抑物价，严打囤积居奇，强令企业家交出金银。

王升回忆上海打虎，提起会见吴国桢的经历，犹不免诚惶诚恐。吴市长在与王升的问话中，对上海经管的不满，溢于言表。以当时吴国桢的身份，当然不是针对“戡建总队”一位大队长而发的，真正的发泄对象是对蒋经国。吴国桢与孔宋家族关系至为密切，吴氏与王升的对话，似乎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即将登场。

各式各样的传记著作，均直指蒋经国上海打虎不成，反遭虎噬，系与孔令侃（孔祥熙之女）扬子公司事件有关。诸多史料印证，其时孔令侃本人并未因为“扬子公司事件”而遭致拘捕。但也正因蒋经国在关键时刻未下手逮捕孔，才会导致杜月笙“将所能控制之工厂，均以原料缺乏为辞，逐渐停止开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抢购风潮，藉以报复”。社会舆论众口铄金，对蒋经国形成空前强大的精神压力。没逮捕孔，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被批评虎头蛇尾的根本原因。

这也间接使得“蒋太子”上海“打老虎”行动演变成一场闹剧，蒋经国当年上海打老虎的部属王章陵曾著《蒋经国上海打虎记》一书，他回忆说：“……有关这一件事情，是是非非的谣言满天飞，甚至谣传蒋中正总统赴东北视察后决定在上海停留几天研究问题，蒋夫人闻讯亦赶到上海，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时遭受到的种种压力中具有最大杀伤力的反扑，几乎令蒋难以招架。……”

（三）台湾时期之威权统治



取得信任与特务治国

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以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兵败，蒋介石迫于时势，1949年元月黯然引退，并以国民党总裁身份，退居溪口老家，继续遥控国民党当局党政军。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蒋经国时刻追随父亲左右，凡1年3个月，这段关键的艰危岁月，无分晴雨晨昏，亦无分炮火连天，性命交关之际，为父子间之互信奠定了强固根基。

时任蒋介石座机驾驶的衣复恩亲身经历了蒋挥别大陆的最后情景：1949年12月10日，成都即将失去控制，下午2时许，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少数侍卫人员随扈之下，抄小路快步走到凤凰山机场。蒋介石搭乘的C-54座机起飞不久，地面留守的宪兵也快速撤退。衣复恩说，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着：“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蒋经国终于赢得了父亲的完全信赖，蒋介石遂将关系国府统治基础最核心的特务组织，全部委由经国掌管经营。

早在大陆重庆时期，蒋经国就意图染指情报特务组织。只是，斯时军统有戴笠强势领导，中统有CC系统人马盘踞，对蒋太子的“觊觎”，向来抱持敏锐之提防心，在国民党核心扎根未固的蒋经国，别说想见缝插针，就算想立足其间的余地都没有。直到国民党一败涂地，撤守台湾.此前，戴笠早已死于空难，CC系也因为蒋介石对其颇有微词，而陷分崩离析群龙无首之境。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蒋经国遂有趁乱统一残余势力的机会。

曾于1959年任职调查局（中统到台湾之后的继承单位）第一处副处长的李世杰透露：直到1955年，蒋经国由“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跃升“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而以他手下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取代“资料组”之后，他对调查局（及各情治机关）的控制，渐由工作领导而及于人事与经费的掌握控制……

这是蒋经国掌控特务机关全盛期的开始，无论军统、中统，所有大陆时期的旧特务机构的继承单位，全部牢牢掌握在蒋经国手上了。

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办事处主任的克莱恩(Ray S. Cline)，第一次见到蒋经国，克莱恩从下榻的“吴宾馆”（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官邸）拾阶而下，见到有一仆役打扮的矮小男子，十分温和有礼地站在楼梯口，耐心等候克莱恩等人下楼，同赴宴会。等相互介绍，克莱恩才惊觉这位“仆役”竟然就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这位美国派驻在台湾的最高情报首脑，终于发现蒋经国不仅是特务部门的主其事者，更是蒋介石力图积极建设台湾，托付以重任的主要执行者。在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18号的那幢日式木造寓所，蒋经国曾在客厅里放映一部来台初期拍摄的纪录片，内容是他带着工程人员踏勘尚未开通公路的山区，在海拔两三千米的丛山峻岭之间，冒着性命危险，和一群退役军人转业的筑路工程人员，披星戴月，翻山越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克莱恩逐渐从点点滴滴的印象中，积累起对这位国民党政治新强人的崇敬之意。

早期，台湾无法自制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克莱恩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管道，定期送胰岛素给蒋经国服用。

被曲解的白色恐怖

今天，当强人已化为头寮灵寝冰冷棺椁里的朽骨时，岛内许多异议人士，特别是一些台独原教旨主义者，总是把蒋经国比喻作白色恐怖的魔头。其实，真正研究岛内白色恐怖历史的人会明白，白色恐怖的主要“专政对象”，不是台独分子，更不是岛内百姓，而是中共地下党，或者说是共谍。甚至国民党党内斗争的牺牲者，其人数都远多于籍隶台湾的人士。换言之，大陆籍，尤其被怀疑是共产党者，几乎占了白色恐怖牺牲者的9成以上。

例如，曾经被蒋介石以“反共作家”名义召见的李世杰，在进入调查局多年、并担任调查局第一处副处长后，被诬以“匪谍”，而坐穿牢笼20年。

与蒋经国称兄道弟、主持过国民党对大陆空中侦照情报搜集、当过“空军总部情报署署长”的衣复恩，1966年7月间收到一纸传票，要他到军法处“谈一谈”，依约前往“一谈”，衣复恩就莫名其妙地被关了3年。

从恐怖统治到民主之路

美式民主与俄式恐怖统治，原本是处在两个对立面的矛盾事物，是冷战时期两个不共戴天的世仇，但是，这两大仇家却在台湾“相生相克”的吊诡规律下，竟成为冰炭共存、共冶一炉的世界奇观。

初来台湾，蒋经国基于清除岛内共产党地下势力的考虑，全力实施特务恐怖统治。若干年后，民智渐开，蒋经国的左手维持特务政治结构，右手则开始落实美式民主。同样一个蒋经国，竟然能把两种敌对事物，巧妙统一起来。是以，在岛内某些自由主义者的心目中，与其宁说蒋经国是一个威权时代的强人，不如说蒋经国是一个兼容并包“魔”与“神”的双重人格型领导人。

在建设台湾的思维当中，蒋经国一直难以跳脱青少年时代形成的俄式计划经济逻辑。有人甚至不讳言，使台湾经济进一步飞跃成长的“十大建设”工程，其实都有某种程度的苏联风格。此外，蒋的内心世界中有更多的“恐共”成份，这不自觉地成为他执政之路的特色。

鉴于1948年上海打虎失利的历史教训，蒋经国始终坚信物价稳定是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的基础，所以他无法坐视百姓每天都要食用的黄豆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曾经在“行政院院长”秘书室服务的叶昌桐将军（1928-，福建福州人，海军上将），写过一篇题为《李国鼎与蒋经国的争执》文章。据他回忆，某日，他正送紧急公文到蒋经国办公室，此时“财政部长”李国鼎前脚刚离开，只见蒋经国气冲冲地把公文重重往桌上一丢，嘴里絮絮叨叨自言自语：“‘财政部长’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能干的！”原来“院长”和李国鼎又为该不该补贴黄豆价格，大吵了一架。吵归吵，最后蒋经国还是采纳了李国鼎的意思，足证蒋经国还是有容人之量。

在台湾历经两次政党轮替之后，回顾蒋经国走出来的民主道路，令人有无限感慨与不胜唏嘘之感。蒋经国是如何进行民主化改革的？他在进行民主化改革进程中，遭遇过哪些挫败？他如何辨识台独与民主之间的分野？……诸如此类的问题，始终萦绕在岛内民众的脑海。

依照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理论的讲法，当一个传统威权国家的总体经济逐步脱离贫穷，达到小康社会的境界，菁英分子或者社会经济地位在一定水平以上的公民，会产生一种希望参与公众政治的自觉。于是，这个威权国家便开始面临“资源与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

但是，吊诡的是，没有一个政治学者能够提得出一套更数据化的论证，比如说，究竟国民人均所得达到多少美元以上，才叫做“小康社会”？社会学家也许可以画出一条贫穷线，告诉我们，凡低于这条线以下，或者人均所得低于多少美金以下，就可以称之为“穷人”。可是，政治学者显然很难画出一条线，可以名之曰“民主线 ”，或者“独裁线”。

是故，现代政府设计的社会福利制度，可以对“贫穷线”以下的人民施以法定救济措施，然而，却没有一个传统型政府有先知先觉的本事，可以预估何时是该让政治更民主、更开放的时间点。睿智一点的政府，会逐步开放若干权力，逐步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但是，什么时间点开放是最佳的选择？开放的步伐应该走得多快？该先开放哪一个层级的权力？是地方与中央同时开放，还是先开放地方再开放中央？恐怕都没有既定的答案。这些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考验着领导人的智能。

蒋介石于1950年7月2日宣布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并选择最偏远的台湾东部的花莲县，首先开放县议员选举。

蒋介石还率先提携本土菁英，此一政策，较诸1970年代晚期的“催台青”本土化运动，早了至少20年。他开放大量的本地青年，透过文官考试的途径，进入国民党政府团队。到1972年，蒋经国组阁当“行政院院长”，大量选拔台籍菁英进入内阁队伍，走的亦复是他父亲走过的菁英政治老路。

1972年12月23日，蒋经国开始实施所谓“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换言之，被党外异议人士诟病的长期不改选的“万年国会 ”，即将注入台湾本地新血轮。（编者注：现在的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当时还是台南的工商企业主，就是由此踏上政坛。）这也意味着，原本政治参与局限地方层级的议会，即将扩大到中央层级的议会。

发生于1977年底的“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在台湾北部的桃园县（桃园亦是蒋介石陵寝）擦出了国民党撤台以后，最严重的一场群众暴动事件的火花。

这桩发生在桃园中坜的暴动，照异议人士日后撰写的文章，指称其起因是中坜国小的投开票所发现所谓“作票事件”而引发。失控的暴徒入夜之后烧毁了中坜警察分局，从白天到黑夜，不少军车、警车被翻倒、砸毁，群众阻挡了南北纵贯公路。军警出动，严阵以待，但都奉命不得携带枪械武器。有不少徒手军警遭攻击而挂彩。

党外人士指控国民党作票，实系子虚乌有，因为，当天开票结果显示，党外候选人许信良是以22万票，赢过国民党候选人欧宪瑜的13万票。那场无端引发的暴动骚乱事件，事后证明根本是群众受到捕风捉影的谣言蛊惑，而闯下大祸。

台独意识的魅影真正飘荡在台湾上空，是发生于1978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当年党外及以后之民进党人称之为“美丽岛事件”）。这场暴动事件，尽管暴徒拿着铁棍、木棒等凶器，攻击现场围堵游行场面的警察、宪兵，由于宪警得到上级指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暴徒几乎没人遭受宪警的主动反击，反倒是现场维持秩序的宪警人员，大量受伤送医。

“中坜事件”与“高雄事件”结束后，台湾恢复了短暂的平静，但很快，群众滋扰事件又在台湾各地，包括台北市，甚至桃园中正机场，不断上演。各种街头暴力事件开始层出不穷。蒋经国始终以怀柔策略待之。

当岛内经济成长逐年攀高，百姓生活水平亦同步成长的1970年代，人民争取参政权，要求民主的呼声，也逐渐充斥岛内。令人忧虑的是，高喊民主的人群当中，有不少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搞台湾独立。

台独问题的形成

如果翻开1950年代的历史档案审视，人们很容易就发现，被台独人士严词批判的“白色恐怖”，在这段期间被枪毙处决的，绝大多数均系外省籍，他们被指控是所谓“匪谍”。不过，白色恐怖却被台独人士扩大成专事对付台独势力的牢笼与凶器，蒋经国更被视为幕后最大黑手。

国际冷战格局改变，台湾蒋氏政权的利用价值锐减，美国拉拢岛内本土人士。左支右绌的蒋经国，竟连逮捕党外人士陈菊，都遭美国当局以断绝武器买卖威胁，蒋经国只好被迫下令放人，更遑论做出其它强势压制反对势力之作为。

民进党人士编写的《绿色年代》一书，上册第57页，有一段颇有深意的叙述：“（1978年）10月下旬，美国驻台大使在希尔顿饭店约见陈菊，与当时到台北访问的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费浩伟（Harrey Feldman）见面，费浩伟告诉陈菊：‘你能够获得释放，是以武器和国民党换来的。’”原来当时费浩伟的办公室桌上，摆了一份国民党买武器的清单，陈菊被抓后，费浩伟就刻意搁置这项武器采购，国民党了解后释放陈菊，费浩伟才批准此公文。

到了1984年10月，突发旅美华裔作家江南（刘宜良）遇刺身亡，扯出台湾情报单位涉入此案之内幕，引起美国里根当局之严重不满。此后，蒋经国对党外异议人士的控管更形松手。两年后，以党外人士为核心班底的民进党成立，尽管该党相当程度上与台独理念若即若离，蒋经国可能因为投鼠忌器，未加制止。

蒋经国心里对美国暗助台独运动的蛮横作风，可能敢怒不敢言，但是，他在处理接班人问题上的疏于算计，恐怕更是台湾走向一条歧途的主因。

李登辉问题

关于李登辉的政治背景──曾经是台共成员、接近台分子的书面报告，在蒋经国当政的年代，可以从情报单位阴暗的档案室里，搬出一大摞来。

多年以前，笔者访晤前情报局督察室主任谷正文，谷老曾当面出示若干文件档案，证明李登辉的身份背景。谷老在他著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第241-245页写道：

“李登辉加入中国共产党，大约是民国35年前后。……民国43年，警务处逮捕潜逃至嘉义藏匿多时的叶城松，李登辉再度出现在他的供词之中，他说：‘我参加共产党，介绍人是李登辉，我进入组织后，接受杨廷椅领导’。……讯问时，牛坤树坐在办公桌后面，我坐在桌旁沙发上，李登辉则恭谨地端坐在门边木椅上。这位农复会技正，长型脸孔，是一个典型戽斗。他剪了一款短而整齐的西装头，在应讯中，李登辉以很诚恳的态度坦承了参加中共在台地下活动的经过，他说：‘那是一个青年学生的错误，请你们给我机会悔改。’”

按在蒋经国最后岁月长年陪伴在侧的幺儿蒋孝勇的说法，蒋经国晚年原本的布局，是希望孙运璇继续再做6年“行政院长”，与蒋经国的6年“总统”任期同时届满时，蒋经国即交棒给孙运璇。

显然，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不过是备位人选，而非真正的接班人。但蒋经国似乎没有考虑清楚，李登辉的台共身份只是“显性”，真正麻烦的是隐藏在他脑子深处的日本皇民化思维，与台独思想。

孙运璇的中风，打乱了蒋经国未来的人事安排，蒋经国的突然亡故，更打乱了国民党的执政命运。按照国民党当局奉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副总统”李登辉顺理成章接任“总统”。1988年元月13日，蒋经国时代告终，李登辉时代揭开帷幕。

总结

传记作者漆高儒认为，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

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对岛内，先是民主开放，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卸除两岸近40年的人为藩篱。

漆先生可能遗漏掉了点评，蒋经国是一个反台独、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蒋先生为反台独，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当然，蒋经国晚年最大的遗憾，也是他自己最大的创痛，就是得不到部分异议人士的谅解。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他能延寿若干年，相信两岸关系可以走得更平顺，而不致多跋涉了20年的漫漫崎岖路。

1987年12月25日上午，蒋经国参加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

当天上午9时，蒋经国坐着轮椅抵达会场，当他开始致词时，坐在第14排中间的11个民进党“国大代表”，突然站起来，同声喊叫“全面改选”（全面改选“国会”），蒋经国简单致词几句后，因体力不胜负荷，请“国民大会”秘书长代为宣读书面讲词，当何宜武念稿念到有关充实“中央民意机构”的内容时，那几个民进党“国代”又起身再次叫嚷“国会全面改选”，还拿出一面书写着“全面改选”的白布条。

据蒋孝勇事后追述，“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过后，蒋经国显得抑郁寡欢，整天不讲话，显然心理受到很大挫折感。1988年1月10日，蒋孝勇陪侍床前，蒋经国忽然开口说话：“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3天后，经国先生吐血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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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南方人物周刊

特约撰稿  王丰  发自台北

蒋经国去世21年多了，这位前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大名，从来不曾像最近这样被岛内人士频繁提起。蒋经国故去的这段岁月，台湾历任政治领导人，从不曾像马英九以如此慎重的仪式纪念他。去年大选之后，就如同早年国民党同志到北京香山碧云寺祭告孙中山英灵的况味，旗开得胜的马英九到桃园头寮蒋经国灵寝，以胜选重新赢回执政权，告慰蒋经国在天之灵。迄至近日，马英九高调纪念蒋经国，台湾的时空，似乎又回到1988年春天，蒋刚辞世时那段“痛失中流砥柱”的“后蒋经国时代”。

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有若干关于蒋经国的未解之谜。可能有更多人不解，纵使岛内蓝绿对抗如此两极化，蒋经国为何总是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一的领袖人物？他何以能备受台湾民众肯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回到历史的轨道上，透过当代人物的回忆，以及蒋经国自己的回忆，我们来回看存活在历史空间里的蒋经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蒋经国。

（一）青少年与留苏时期

什么样的客观环境，锻造了一个像蒋经国这样的政治领袖人物？20世纪许多中国政治名人，似乎都经历了“意识形态塑造”、“政治生活淬炼”、“权力之争夺与巩固”几个过程，蒋经国亦不例外。而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塑造”，更是蒋经国整个政治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慑于父威的压抑童年

经国可教，纬国可爱——这是蒋介石给两个儿子的八字概括。然而，蒋介石这位严父在儿子面前形诸于外的，却是一种冷峻得无以复加的威严。1922年春天，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陈洁如，初见这位面形方厚、额高嘴大的农村孩童，心思细腻的陈洁如惊觉，经国被父亲高亢的吼叫声，吓得全身颤栗。陈洁如问他话，这个11 岁的男孩，只知羞赧地摇头。陈洁如拉着经国的小手，叫他坐在椅子上，她发现经国全身始终抖个不停。

然而，当经国的弟弟纬国第一次出现在陈洁如面前时，蒋介石却放下了惯有的威严，脸上出现了少见的笑容，他抱起纬国，一边逗纬国玩，一边要孩子喊陈洁如“姆妈”。

同样的蒋介石，他却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面对两个儿子。人们可以解释，纬国比经国小6岁，父亲当然对老大严厉，而厚爱老二。或许是纬国自幼长得乖巧，讨人欢喜，让蒋介石心生怜悯，厚此而薄彼。经国、纬国幼时都住过陈果夫（1892-1951）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陈果夫太太曾经告诉纬国，幼年时代，纬国因为体弱多病，蒋介石、姚冶诚（1887-1966蒋介石之妾）老是在陈果夫家楼上的阁楼里，整天抱着纬国，陈太太见状十分不以为然，指责蒋介石、姚冶诚，“你们到上海究竟是来革命的，还是来抱孩子的？成天就知道躲在阁楼上抱小孩（纬国）。”足证纬国幼时比兄长经国得到更多父爱。

或许正是蒋介石对经国的严谨教育，才让这个平凡的农村孩童，终成治国之才。1921年5月23号，蒋介石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上说，“经儿知之：尔《说文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

蒋经国见过陈洁如之后半年，在上海念万竹小学时，又接到父亲的来信：“经儿知之：……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映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你每星期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并为你弟订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

1922年10月13日的信上则训示蒋经国：“……你的字还没进步，每日早起，须要学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闻你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

向往革命的狂飙青少年

15岁那年（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这场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导火线，起因于日本资本家开枪击毙工人顾正红事件。蒋经国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详述就读上海浦东中学时期，连续参与了四次反帝示威活动。蒋经国这时开始崭露头角，他被同学选为浦东中学示威队伍的领队，也当选抵制洋货小组的领队。

这一年的暑假，蒋经国去广东探访父亲，反帝运动正风起云涌，爱国青年纷纷“奔向广东”。蒋经国说，黄埔的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他头一次看到黄埔军校墙头张贴的巨幅标语：“联俄”、“联共”、“工农联合”，他也看见许多俄国人在黄埔校园内，有人告诉蒋经国，全世界各国当中，俄国是中国唯一的朋友，苏联的统治者不是皇帝也不是上帝，而是工农当家。他向父亲提出参加国民革命军的愿望，但是，他的请求被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拒绝了。

蒋介石显然希望蒋经国多读几年书。为使儿子死心，蒋介石索性把蒋经国送往北平，交给吴稚晖创办的“海外补习学校”。蒋经国在北平读了几个月书，经邵力子引介，熟识了李大钊，李氏又援引蒋经国认识了很多在北平的俄国人，他们劝蒋经国不妨去苏联留学。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为鼓励中国青年前往就读深造，给予十分优惠的条件。

向往革命，是蒋经国对外的说法，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动机，是4年前，也就是父亲与陈洁如结婚前夕，蒋介石与经国生母毛福梅的离婚。蒋经国忧国忧时，自怜怜人，他既向往革命与急切爱国的激情，意欲逃脱父亲严格管教的压力，又急于远离单亲家庭（父母离婚）的破碎场面。最后，他选择离开祖国，希望到一个陌生的遥远世界，寻求独立自主的梦想。

与蒋经国一同搭乘货轮前往苏联的青少年，一共有90余人，这条货轮先前曾经载运过猪只牲口，船舱里浓重的猪屎尿骚味，令人闻之欲呕。船在上海黄浦江等候出港，足足等了五六个小时，难忍船上臭气和不习惯船上摇晃，蒋经国说，他差一点动了逃回家的心念，但见许多同伴留在船舱铺位上，不禁自问：既然大家都能忍受，为什么我不能？我身为黄埔校长之子，焉能半途开溜？

蒋经国很快融入团体生活，在航向苏联的货轮上，开始温习布哈林《共产主义ABC》、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著作。1925年11月底的一个傍晚，蒋经国和一群中国青年抵达莫斯科。一个月后，他加入了共青团。初到苏联，蒋经国开始下苦功学俄文，并努力研读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籍，还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中国的展望》、《中国北伐一定成功》。

从国民党员变成托洛茨基追随者

日后有许多评论家在月旦蒋经国毕生思想时，均将蒋经国归类为托洛茨基派，尽管归国后，他极力回避类似的说法，但他在留俄时期却毫不掩饰他的托派色彩。

他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的校长是拉迪克，拉氏也是教授蒋经国“中国史”的老师，时常在下课闲时与蒋经国私下讨论。拉氏系托洛茨基派领导人物之一。

蒋经国当时自承：“碰巧我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于是许多人认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实上，他们的臆测是正确的。”蒋经国和几位中国同学秘密研读托洛茨基学派的著作，“对于托洛茨基要‘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尤感兴趣。后来我越来越热衷托洛茨基学说，终至加入秘密学社。跟随我的同学日多，并开始视我为托派的领导者。”

邓文仪（1905-1998，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国防部新闻局长”、“内政部次长”）在回忆苏联留学经历时，就把蒋经国、王新衡（1908-1988，曾任职军统、“立法委员”）等人留俄时的行径，比喻为“和反对派相呼应，反对俄共中央派”。因为王新衡被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王明（陈绍禹）指控为“浙江同学会”领袖之一，中山大学接连举行三天三夜的清党大会，决议处分王新衡等人，王氏还因而被苏联特务机关监禁4个月。

对蒋经国，王明则指控是他组织了“浙江同学会”这一反革命团体，蒋介石则是“给予幕后资助的主使者”。王明查扣了两封蒋经国写给蒋介石的家书，建议苏联当局逮捕蒋经国。

与王新衡相较，蒋经国确实沾了蒋介石儿子的光，真正迫使苏联当局对蒋经国采取行动，是在1931年秋天，苏联当局把蒋经国从中山大学（当时改名列宁大学）中国学生访问团的助理团长的职位上，调派他离开莫斯科，被送到莫斯科近郊的谢可夫村。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在列宁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抨击王明。

此前，苏联当局数度驳回了蒋经国请求回国的申请，苏联当局采纳了王明的意见，认为“让蒋经国回国，他一定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们要把他留在苏联”。各种因素，他成为滞留苏联最久的中国留学生。

于今回顾蒋经国这段留俄历程，似乎不得不让人承认，14年留俄岁月，正是锻造一个具有钢铁意志人物的绝佳环境。

蒋经国的得力股肱王升，在日后曾经微妙突显经国先生这段“苏武牧羊”式的艰苦历程，并且把蒋氏的留俄故事，刻意作为新造神运动的绝佳素材。尽管王升讲述的故事，旨在完成对蒋经国的“造神”，神格化蒋经国，但我们仍可从中感受到蒋经国那段艰危岁月茹苦含辛的真貌。

王升回忆，在一次偶然机缘里，蒋经国脱口而出一句话：“历史上，很少有像我这么苦的人！”王升在向台军发表演讲时说，蒋经国一生中，不晓得吃过多少苦，在俄国14年，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蒋经国耕过田，俄国实行集体农场，派他到谢可夫农村，在那里，没有床睡，没有饭吃，还好遇到了沙勿牙老太太，收容他到家里住，给他面包、红糖。蒋经国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斯大林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

王升讲述，蒋经国在俄国身无分文，还讨过饭。有一回，蒋经国发觉一家餐馆后面的水沟里，漂着一层油水，他饿得头晕，想办法把这水沟里的油水刮起来，用一只罐子装好，再找东西来烧，就吃煮热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里冷得不得了，蒋经国找到一个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间挖个洞，他委身蹲缩在桶里，度过寒夜漫漫。蒋经国半路上病倒了，多亏遇到另一个要饭的孩子“小彼得”，把每天讨来的饭，比较好的东西给他吃，才没饿死。后来，“小彼得”死了，蒋经国曾写过一篇文章《永远不要挂起白旗》，纪念这位患难之交。

蒋经国滞留苏联，1927年间，他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当过兵，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也当过莫斯科电机工厂学徒工，在乌拉尔金矿场当矿工后，又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蒋经国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在苏联留学、落难12年，特别是最艰困危难的岁月里，“我在乌拉山重机械厂多年，唯一对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个孤女。我们在1933年认识。她当时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在那家工厂中还算是我的部属”，“1935年３月，我们终于结婚。”

30多年后，当他父亲把国民党当局的权柄交接给他，他竟日奔波于台湾、金门、澎湖……山巅海滨，他一身素色夹克外套、鸭舌便帽、旧长裤、布鞋，轻车简从的装扮，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亚、当工人、当农夫的形影，似有前后辉映、异曲同工之妙。

（二）回国之后的政治生活

蒋经国于1937年春天回归祖国，蒋介石在经国结束在老家闭户读书岁月后，正式派遣他到江西历练，开启了蒋经国“政治生活淬炼的时代

蒋经国的共产主义天堂

江西宜丰籍、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江西时期曾任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说，早先，赣南是令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十分头疼的地方。熊氏委任的赣南各县长多半上不了任，一上任就要饱尝地方民团殴辱，像熊式辉派任的安远县县长齐振兴，上班第一天差点被地方民团绑赴刑场枪毙，齐太太听说丈夫要被枪毙，吓得在地上打滚哀求饶命，备极羞辱。蒋经国的前任，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刘己达，才上任，也在赣州遭地方民团殴打羞辱。

漆高儒认为，熊式辉任命蒋经国到赣南，起到了震慑地方的作用；纵使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再蛮横，谅他们也不敢对蒋经国动粗。熊氏想借着蒋太子的威名，整顿完全不听命于他的赣南地方。

然而，蒋经国也不是完全仰仗着父亲尚方宝剑的光环，江西的一片江山，还是靠蒋经国胼手胝足打拼出来的。

漆高儒曾讲述过两段故事。江西崇义县的山区里，有位知名的土匪头子周盛连，周某住的碉堡石屋，里边可以容纳匪徒两三百人，在地方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周盛连知道蒋介石的儿子来走马上任了，便发了请帖邀蒋经国上山喝酒。蒋经国依约赴会，带了几个随员，未带任何刀枪武器，赤手空拳上山。酒过三巡，周盛连起身告诉蒋经国，你是蒋委员长的儿子，有福不享，跑到这里向我这坏蛋说好话，我向您保证，只要您在赣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如果你走了，政治又坏了，我为谋生，说不定贼骨难改云云。

蒋经国以单刀赴会的勇气，无异“招安”了过去凶悍无比的土匪头。对难缠且不讲道理的土匪，蒋经国则是以硬碰硬，像人称“唐老虎”的土豪劣绅，他就发动拂晓突击，趁睡梦中，把这只“唐老虎”绑到专员公署严办。

凭着软硬兼施的法子，蒋经国先把为患赣南最烈的土匪豪门，杀了一次威风，然后再拿出他的政略与治理方案，一步步解决地方上的疑难杂症。蒋经国在赣南使的“ 杀威风”方略，流风所及，是否成为尔后治理其他地方的既定模式？在上海“打老虎”，在台湾肃清地下党组织，蒋经国新官上任，似乎总不脱这种杀威风的模式。

经过清乡、剿清土匪的步骤以后，蒋经国在赣南开始推动“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蒋经国有句口号：“要将赣南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的劳动生活乐园”，往往令人联想起苏联斯大林时代实行的指令经济。

蒋经国永远的十字架：章亚若

李焕（1917-，湖北汉口人，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毕业，蒋经国大陆时期的嫡系骨干）是蒋经国最信任的亲信之一，据李氏回忆，蒋经国出任“总统” 后，某次李焕向他报告各部会业务，谈到“外交部”时，无心带了一句：“章孝严在‘外交部’表现得不错，大家都对他的评论很好。”（按：章孝严、章孝慈系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双胞胎儿子，是蒋孝严未认祖归宗前之姓名，时在台湾外交部门任职。）

蒋经国闻言只是看着他，并未答腔，李焕赶紧转移话题，过了好一会，公事谈完，蒋经国突然没头没尾冒出一句话：“一个人年轻时的言行要谨慎，否则就会背负一生的十字架。”

蒋经国所谓的“背负一生的十字架”究何所指？是指与章亚若的婚外恋？或是指章亚若成谜的死因？

王升生前也曾向友人提起章亚若的种种，王升记得，蒋经国在江西任职“三青团江西支团部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时，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女同学，总是以全班的“大哥”自居，见到同学，就热情招呼“老弟”、“小老弟”，表现得和蔼可亲，这位女同学，就是章亚若。

王升记忆中，蒋经国每个礼拜四下午排定的时程，是接见民众，章亚若就在蒋经国旁边担任登记联络工作，而且时常陪同蒋经国到处访视民众。照王升的说法，“她是蒋经国生命中遇见的第一个中国女人，且又长得漂亮能干，时间一久，彼此便滋长出情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章亚若被秘密送往桂林，准备在那里生产……”

为了回避父亲蒋介石、妻子蒋方良的注意，蒋经国以“赴广西考察县政”为名，悄悄潜赴广西桂林。恰巧，章亚若就在蒋经国于1942年农历春节前往桂林探视团聚时，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蒋经国为之取名孝严、孝慈。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各种说法莫衷一是，王升的说法是“突然逝世”。江西时期做过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有段故事：某日，一位戴着墨镜的黄中美秘书，与徐季元秘书，来到漆高儒的办公室，黄愤愤然地说，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应该在桂林隐身的，却频频参加外边的应酬，完全以专员夫人自居，这将影响经国兄的前程，让委员长知道那还了得。黄中美声称，为了专员的政治前途，只有把她干掉。徐季元不赞同黄的计划，连声说，不要，经国兄和她总是夫妻一场，干掉了她，经国兄会很难过的。黄中美则辩称，经国兄的政治前途胜过一条女人的命，徐季元要黄三思，黄斩钉截铁地说：“我会负责。”

黄中美放话杀章亚若的3周后，章亚若果然在桂林去世。据漆高儒说，章亚若死后几天，蒋经国始终戴着一副墨镜，以掩盖眼眶中的眼泪。

上海打虎 反遭虎噬

1948年8月23日，这一天是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赴上海从事“经济管制工作”的首日，所谓“经济管制”，按当时的大白话来讲，就是“打老虎”的意思。

蒋经国在当日写给蒋介石的家书上说：“美援物资如何运用，使其能作为平抑物价之用。请大人命令有关机关，切实研究执行。今后在工作过程中，重大问题向大人请示与报告外，其余问题皆拟就地解决，以免多烦大人之心也。”蒋经国信中所谓“就地解决”，其实就是“先斩后奏”的意思。

问题可能就出在蒋经国的“就地解决”上。譬如，上海素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由于畏惧蒋经国的威逼，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金条重 10两），230万美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抗战时期曾到美国为国民政府奔波借款，曾经受到蒋介石嘉许；金圆券发行后，蒋经国与之会面，陈光甫迫不得已交出114万美金，全部“移存”中央银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惟恐也被蒋经国“召见”，吓得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天晚上得换住所睡觉，最后仍被蒋经国手下骚扰，万不得已，只有托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警察局这时仍穷追不舍，派人直接进入医院，强迫周作民签名具结，非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类似这种强兑黄金、强交美钞外币的事，不一而足，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传到上海市长吴国桢(按：吴国桢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留学美国取得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等学位）耳里，自然令这位受美国教育的市长气愤不已，在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吴氏眼中，焉可容忍蒋经国用人为手段，强力压抑物价，严打囤积居奇，强令企业家交出金银。

王升回忆上海打虎，提起会见吴国桢的经历，犹不免诚惶诚恐。吴市长在与王升的问话中，对上海经管的不满，溢于言表。以当时吴国桢的身份，当然不是针对“戡建总队”一位大队长而发的，真正的发泄对象是对蒋经国。吴国桢与孔宋家族关系至为密切，吴氏与王升的对话，似乎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即将登场。

各式各样的传记著作，均直指蒋经国上海打虎不成，反遭虎噬，系与孔令侃（孔祥熙之女）扬子公司事件有关。诸多史料印证，其时孔令侃本人并未因为“扬子公司事件”而遭致拘捕。但也正因蒋经国在关键时刻未下手逮捕孔，才会导致杜月笙“将所能控制之工厂，均以原料缺乏为辞，逐渐停止开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抢购风潮，藉以报复”。社会舆论众口铄金，对蒋经国形成空前强大的精神压力。没逮捕孔，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被批评虎头蛇尾的根本原因。

这也间接使得“蒋太子”上海“打老虎”行动演变成一场闹剧，蒋经国当年上海打老虎的部属王章陵曾著《蒋经国上海打虎记》一书，他回忆说：“……有关这一件事情，是是非非的谣言满天飞，甚至谣传蒋中正总统赴东北视察后决定在上海停留几天研究问题，蒋夫人闻讯亦赶到上海，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时遭受到的种种压力中具有最大杀伤力的反扑，几乎令蒋难以招架。……”

（三）台湾时期之威权统治



取得信任与特务治国

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以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兵败，蒋介石迫于时势，1949年元月黯然引退，并以国民党总裁身份，退居溪口老家，继续遥控国民党当局党政军。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蒋经国时刻追随父亲左右，凡1年3个月，这段关键的艰危岁月，无分晴雨晨昏，亦无分炮火连天，性命交关之际，为父子间之互信奠定了强固根基。

时任蒋介石座机驾驶的衣复恩亲身经历了蒋挥别大陆的最后情景：1949年12月10日，成都即将失去控制，下午2时许，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少数侍卫人员随扈之下，抄小路快步走到凤凰山机场。蒋介石搭乘的C-54座机起飞不久，地面留守的宪兵也快速撤退。衣复恩说，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着：“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蒋经国终于赢得了父亲的完全信赖，蒋介石遂将关系国府统治基础最核心的特务组织，全部委由经国掌管经营。

早在大陆重庆时期，蒋经国就意图染指情报特务组织。只是，斯时军统有戴笠强势领导，中统有CC系统人马盘踞，对蒋太子的“觊觎”，向来抱持敏锐之提防心，在国民党核心扎根未固的蒋经国，别说想见缝插针，就算想立足其间的余地都没有。直到国民党一败涂地，撤守台湾.此前，戴笠早已死于空难，CC系也因为蒋介石对其颇有微词，而陷分崩离析群龙无首之境。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蒋经国遂有趁乱统一残余势力的机会。

曾于1959年任职调查局（中统到台湾之后的继承单位）第一处副处长的李世杰透露：直到1955年，蒋经国由“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跃升“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而以他手下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取代“资料组”之后，他对调查局（及各情治机关）的控制，渐由工作领导而及于人事与经费的掌握控制……

这是蒋经国掌控特务机关全盛期的开始，无论军统、中统，所有大陆时期的旧特务机构的继承单位，全部牢牢掌握在蒋经国手上了。

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办事处主任的克莱恩(Ray S. Cline)，第一次见到蒋经国，克莱恩从下榻的“吴宾馆”（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官邸）拾阶而下，见到有一仆役打扮的矮小男子，十分温和有礼地站在楼梯口，耐心等候克莱恩等人下楼，同赴宴会。等相互介绍，克莱恩才惊觉这位“仆役”竟然就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这位美国派驻在台湾的最高情报首脑，终于发现蒋经国不仅是特务部门的主其事者，更是蒋介石力图积极建设台湾，托付以重任的主要执行者。在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18号的那幢日式木造寓所，蒋经国曾在客厅里放映一部来台初期拍摄的纪录片，内容是他带着工程人员踏勘尚未开通公路的山区，在海拔两三千米的丛山峻岭之间，冒着性命危险，和一群退役军人转业的筑路工程人员，披星戴月，翻山越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克莱恩逐渐从点点滴滴的印象中，积累起对这位国民党政治新强人的崇敬之意。

早期，台湾无法自制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克莱恩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管道，定期送胰岛素给蒋经国服用。

被曲解的白色恐怖

今天，当强人已化为头寮灵寝冰冷棺椁里的朽骨时，岛内许多异议人士，特别是一些台独原教旨主义者，总是把蒋经国比喻作白色恐怖的魔头。其实，真正研究岛内白色恐怖历史的人会明白，白色恐怖的主要“专政对象”，不是台独分子，更不是岛内百姓，而是中共地下党，或者说是共谍。甚至国民党党内斗争的牺牲者，其人数都远多于籍隶台湾的人士。换言之，大陆籍，尤其被怀疑是共产党者，几乎占了白色恐怖牺牲者的9成以上。

例如，曾经被蒋介石以“反共作家”名义召见的李世杰，在进入调查局多年、并担任调查局第一处副处长后，被诬以“匪谍”，而坐穿牢笼20年。

与蒋经国称兄道弟、主持过国民党对大陆空中侦照情报搜集、当过“空军总部情报署署长”的衣复恩，1966年7月间收到一纸传票，要他到军法处“谈一谈”，依约前往“一谈”，衣复恩就莫名其妙地被关了3年。

从恐怖统治到民主之路

美式民主与俄式恐怖统治，原本是处在两个对立面的矛盾事物，是冷战时期两个不共戴天的世仇，但是，这两大仇家却在台湾“相生相克”的吊诡规律下，竟成为冰炭共存、共冶一炉的世界奇观。

初来台湾，蒋经国基于清除岛内共产党地下势力的考虑，全力实施特务恐怖统治。若干年后，民智渐开，蒋经国的左手维持特务政治结构，右手则开始落实美式民主。同样一个蒋经国，竟然能把两种敌对事物，巧妙统一起来。是以，在岛内某些自由主义者的心目中，与其宁说蒋经国是一个威权时代的强人，不如说蒋经国是一个兼容并包“魔”与“神”的双重人格型领导人。

在建设台湾的思维当中，蒋经国一直难以跳脱青少年时代形成的俄式计划经济逻辑。有人甚至不讳言，使台湾经济进一步飞跃成长的“十大建设”工程，其实都有某种程度的苏联风格。此外，蒋的内心世界中有更多的“恐共”成份，这不自觉地成为他执政之路的特色。

鉴于1948年上海打虎失利的历史教训，蒋经国始终坚信物价稳定是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的基础，所以他无法坐视百姓每天都要食用的黄豆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曾经在“行政院院长”秘书室服务的叶昌桐将军（1928-，福建福州人，海军上将），写过一篇题为《李国鼎与蒋经国的争执》文章。据他回忆，某日，他正送紧急公文到蒋经国办公室，此时“财政部长”李国鼎前脚刚离开，只见蒋经国气冲冲地把公文重重往桌上一丢，嘴里絮絮叨叨自言自语：“‘财政部长’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能干的！”原来“院长”和李国鼎又为该不该补贴黄豆价格，大吵了一架。吵归吵，最后蒋经国还是采纳了李国鼎的意思，足证蒋经国还是有容人之量。

在台湾历经两次政党轮替之后，回顾蒋经国走出来的民主道路，令人有无限感慨与不胜唏嘘之感。蒋经国是如何进行民主化改革的？他在进行民主化改革进程中，遭遇过哪些挫败？他如何辨识台独与民主之间的分野？……诸如此类的问题，始终萦绕在岛内民众的脑海。

依照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理论的讲法，当一个传统威权国家的总体经济逐步脱离贫穷，达到小康社会的境界，菁英分子或者社会经济地位在一定水平以上的公民，会产生一种希望参与公众政治的自觉。于是，这个威权国家便开始面临“资源与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

但是，吊诡的是，没有一个政治学者能够提得出一套更数据化的论证，比如说，究竟国民人均所得达到多少美元以上，才叫做“小康社会”？社会学家也许可以画出一条贫穷线，告诉我们，凡低于这条线以下，或者人均所得低于多少美金以下，就可以称之为“穷人”。可是，政治学者显然很难画出一条线，可以名之曰“民主线 ”，或者“独裁线”。

是故，现代政府设计的社会福利制度，可以对“贫穷线”以下的人民施以法定救济措施，然而，却没有一个传统型政府有先知先觉的本事，可以预估何时是该让政治更民主、更开放的时间点。睿智一点的政府，会逐步开放若干权力，逐步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但是，什么时间点开放是最佳的选择？开放的步伐应该走得多快？该先开放哪一个层级的权力？是地方与中央同时开放，还是先开放地方再开放中央？恐怕都没有既定的答案。这些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考验着领导人的智能。

蒋介石于1950年7月2日宣布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并选择最偏远的台湾东部的花莲县，首先开放县议员选举。

蒋介石还率先提携本土菁英，此一政策，较诸1970年代晚期的“催台青”本土化运动，早了至少20年。他开放大量的本地青年，透过文官考试的途径，进入国民党政府团队。到1972年，蒋经国组阁当“行政院院长”，大量选拔台籍菁英进入内阁队伍，走的亦复是他父亲走过的菁英政治老路。

1972年12月23日，蒋经国开始实施所谓“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换言之，被党外异议人士诟病的长期不改选的“万年国会 ”，即将注入台湾本地新血轮。（编者注：现在的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当时还是台南的工商企业主，就是由此踏上政坛。）这也意味着，原本政治参与局限地方层级的议会，即将扩大到中央层级的议会。

发生于1977年底的“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在台湾北部的桃园县（桃园亦是蒋介石陵寝）擦出了国民党撤台以后，最严重的一场群众暴动事件的火花。

这桩发生在桃园中坜的暴动，照异议人士日后撰写的文章，指称其起因是中坜国小的投开票所发现所谓“作票事件”而引发。失控的暴徒入夜之后烧毁了中坜警察分局，从白天到黑夜，不少军车、警车被翻倒、砸毁，群众阻挡了南北纵贯公路。军警出动，严阵以待，但都奉命不得携带枪械武器。有不少徒手军警遭攻击而挂彩。

党外人士指控国民党作票，实系子虚乌有，因为，当天开票结果显示，党外候选人许信良是以22万票，赢过国民党候选人欧宪瑜的13万票。那场无端引发的暴动骚乱事件，事后证明根本是群众受到捕风捉影的谣言蛊惑，而闯下大祸。

台独意识的魅影真正飘荡在台湾上空，是发生于1978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当年党外及以后之民进党人称之为“美丽岛事件”）。这场暴动事件，尽管暴徒拿着铁棍、木棒等凶器，攻击现场围堵游行场面的警察、宪兵，由于宪警得到上级指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暴徒几乎没人遭受宪警的主动反击，反倒是现场维持秩序的宪警人员，大量受伤送医。

“中坜事件”与“高雄事件”结束后，台湾恢复了短暂的平静，但很快，群众滋扰事件又在台湾各地，包括台北市，甚至桃园中正机场，不断上演。各种街头暴力事件开始层出不穷。蒋经国始终以怀柔策略待之。

当岛内经济成长逐年攀高，百姓生活水平亦同步成长的1970年代，人民争取参政权，要求民主的呼声，也逐渐充斥岛内。令人忧虑的是，高喊民主的人群当中，有不少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搞台湾独立。

台独问题的形成

如果翻开1950年代的历史档案审视，人们很容易就发现，被台独人士严词批判的“白色恐怖”，在这段期间被枪毙处决的，绝大多数均系外省籍，他们被指控是所谓“匪谍”。不过，白色恐怖却被台独人士扩大成专事对付台独势力的牢笼与凶器，蒋经国更被视为幕后最大黑手。

国际冷战格局改变，台湾蒋氏政权的利用价值锐减，美国拉拢岛内本土人士。左支右绌的蒋经国，竟连逮捕党外人士陈菊，都遭美国当局以断绝武器买卖威胁，蒋经国只好被迫下令放人，更遑论做出其它强势压制反对势力之作为。

民进党人士编写的《绿色年代》一书，上册第57页，有一段颇有深意的叙述：“（1978年）10月下旬，美国驻台大使在希尔顿饭店约见陈菊，与当时到台北访问的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费浩伟（Harrey Feldman）见面，费浩伟告诉陈菊：‘你能够获得释放，是以武器和国民党换来的。’”原来当时费浩伟的办公室桌上，摆了一份国民党买武器的清单，陈菊被抓后，费浩伟就刻意搁置这项武器采购，国民党了解后释放陈菊，费浩伟才批准此公文。

到了1984年10月，突发旅美华裔作家江南（刘宜良）遇刺身亡，扯出台湾情报单位涉入此案之内幕，引起美国里根当局之严重不满。此后，蒋经国对党外异议人士的控管更形松手。两年后，以党外人士为核心班底的民进党成立，尽管该党相当程度上与台独理念若即若离，蒋经国可能因为投鼠忌器，未加制止。

蒋经国心里对美国暗助台独运动的蛮横作风，可能敢怒不敢言，但是，他在处理接班人问题上的疏于算计，恐怕更是台湾走向一条歧途的主因。

李登辉问题

关于李登辉的政治背景──曾经是台共成员、接近台分子的书面报告，在蒋经国当政的年代，可以从情报单位阴暗的档案室里，搬出一大摞来。

多年以前，笔者访晤前情报局督察室主任谷正文，谷老曾当面出示若干文件档案，证明李登辉的身份背景。谷老在他著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第241-245页写道：

“李登辉加入中国共产党，大约是民国35年前后。……民国43年，警务处逮捕潜逃至嘉义藏匿多时的叶城松，李登辉再度出现在他的供词之中，他说：‘我参加共产党，介绍人是李登辉，我进入组织后，接受杨廷椅领导’。……讯问时，牛坤树坐在办公桌后面，我坐在桌旁沙发上，李登辉则恭谨地端坐在门边木椅上。这位农复会技正，长型脸孔，是一个典型戽斗。他剪了一款短而整齐的西装头，在应讯中，李登辉以很诚恳的态度坦承了参加中共在台地下活动的经过，他说：‘那是一个青年学生的错误，请你们给我机会悔改。’”

按在蒋经国最后岁月长年陪伴在侧的幺儿蒋孝勇的说法，蒋经国晚年原本的布局，是希望孙运璇继续再做6年“行政院长”，与蒋经国的6年“总统”任期同时届满时，蒋经国即交棒给孙运璇。

显然，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不过是备位人选，而非真正的接班人。但蒋经国似乎没有考虑清楚，李登辉的台共身份只是“显性”，真正麻烦的是隐藏在他脑子深处的日本皇民化思维，与台独思想。

孙运璇的中风，打乱了蒋经国未来的人事安排，蒋经国的突然亡故，更打乱了国民党的执政命运。按照国民党当局奉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副总统”李登辉顺理成章接任“总统”。1988年元月13日，蒋经国时代告终，李登辉时代揭开帷幕。

总结

传记作者漆高儒认为，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

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对岛内，先是民主开放，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卸除两岸近40年的人为藩篱。

漆先生可能遗漏掉了点评，蒋经国是一个反台独、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蒋先生为反台独，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当然，蒋经国晚年最大的遗憾，也是他自己最大的创痛，就是得不到部分异议人士的谅解。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他能延寿若干年，相信两岸关系可以走得更平顺，而不致多跋涉了20年的漫漫崎岖路。

1987年12月25日上午，蒋经国参加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

当天上午9时，蒋经国坐着轮椅抵达会场，当他开始致词时，坐在第14排中间的11个民进党“国大代表”，突然站起来，同声喊叫“全面改选”（全面改选“国会”），蒋经国简单致词几句后，因体力不胜负荷，请“国民大会”秘书长代为宣读书面讲词，当何宜武念稿念到有关充实“中央民意机构”的内容时，那几个民进党“国代”又起身再次叫嚷“国会全面改选”，还拿出一面书写着“全面改选”的白布条。

据蒋孝勇事后追述，“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过后，蒋经国显得抑郁寡欢，整天不讲话，显然心理受到很大挫折感。1988年1月10日，蒋孝勇陪侍床前，蒋经国忽然开口说话：“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3天后，经国先生吐血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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