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女警忆被黑打：和打黑基地比看守所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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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女警忆被黑打：和打黑基地比看守所是天堂
2012年12月31日15:51  廉政瞭望 评论(41234人参与)
廉政瞭望封面。
　　封面报道 重庆警察

　　重庆，2012年度最大新闻——“薄王事件”的发生地；重庆警察，3年来屡被“折腾”的群体。

　　位于黄龙路555号的重庆市公安局，已经恢复平静。门口的两个石球上，王立军写下的“剑”、“盾”两字，已经不见踪迹。3年多来，近4万人的重庆警界与石球一道翻转腾挪，成为另一道景观。

　　2012年12月。本刊记者深入重庆，还原重庆普通警察3年来的“辛苦遭逢”，探寻交巡警平台“拆台”背后的隐情，记录“王立军时代”冤假错案受害者的艰辛申诉……

　　一路行来，即使置身重庆之外，我们亦感受到强烈的心理颠覆和情感落差。什么样的土壤，能让“一把手”滥权无度至“逆天”；外人不窥其里，但是那一度的万马齐喑又因何而来？

　　重庆故事告诉我们，没有法治的中国梦，终究只是一场海市蜃楼。

　　“我们早已提醒王立军末日要来”——三名重庆基层警察的感悟

　　文_艾冰

　　见到楚乔时，他刚过完3年来第一个年休假。“老婆说世界末日快来了，你再不休息就没时间了。我心里一动，再这么下去会绷坏的。于是申请了‘休假式治疗’。这次出游3天，看了一些地方，心情也好了。”

　　楚乔40多岁，干练而直爽。3年多来，重庆局势风云变幻，警界在王立军治下，时常处于漩涡中心。作为基层民警，楚乔和阿平、侯军都经历了这段特殊的岁月，他们对王立军的批评，集中在用人、折腾人上。

　　“‘王老师’(王立军热衷当学者，曾是多所大学兼职教授)这3年热衷‘搞人’，世界末日好多人早就经历了。”楚乔说。

　　洗牌从“打黑”开始

　　时间倒回到2008年6月25日。这一天，王立军到任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那时，楚乔对王立军寄予厚望。“我们知道他是‘中国唯一活着的一级英模’，在辽宁也做过实事。而当时重庆警界确实有作风不实、用人靠裙带等问题。我觉得让他来，肯定支持他解决这些问题。”

　　果然，转正为局长的王立军，第一把火烧向干部作风。据媒体报道，2009年夏季治安综治工作会上，王立军严厉批评了重庆市公安局人浮于事。他举例说，有人两脚搭在茶几上睡觉，有人跟他握手掏出来的是麻将。

　　楚乔认为，王立军的强势和后来的动作，对整顿作风起到了一定作用。“警察上了街，和群众联系更紧密了。”

　　作风整顿的顶点是“打黑”。也正是“打黑”，让楚乔对王的看法有了“180度大转弯”。楚乔感到，王既用“打黑”消灭异己，又提拔“打黑”中效忠自己的人，完成了一次人事洗牌。

　　楚乔介绍，“打黑”中，与文强关系密切的市局禁毒总队毒品检测鉴定中心原主任张继超被捕，获刑3年。罪名却并非涉黑和经济问题，而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张继超称，子弹是20多年前打靶剩下的，自己有资格配备枪弹，且早就提出要上交单位，不构成犯罪。

　　被王称为“警界50年难得一遇奇才”的熊峰，原是万州区民警，因手段残酷，有“万州熊”之称。2009年12月，熊峰等从“涉黑”的重庆老板龚刚模处获得突破，龚反映了律师李庄教其编造刑讯逼供的情节。李庄获刑后，熊峰被记一等功，提拔为沙坪坝区刑警支队常务副支队长。

　　时任经开区公安分局局长的唐建华，在“打黑”中表现卖力，获得王认可。2010年2月28日，打黑除恶阶段总结表彰会上，唐成为被记一等功的两名区县公安一把手之一。大会次日，唐升任市局副局长。

　　“很多部门都是东北人的天下”

　　“打黑”只是前奏。刚开完打黑表彰会，2010年3月王立军就宣布，市局所有处室、各分局、交巡警支队以及所辖区县各分局派出所的308名处级干部、2544名科级干部全部“就地免职”，与普通民警一道重新竞聘上岗。

　　竞聘程序并无太多异样，分资格审查、测评、笔试、面试，考察等。楚乔参加了类似考试，他记得，当时除了考王立军的“语录”，还有一道分析题是，你愿意做泥瓦匠还是铁匠？

　　此前，薄熙来曾在市委全会上说，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泥瓦匠“和稀泥”，喜欢当木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不当铁匠“硬碰硬”。楚乔知道该如何回答。

　　在楚乔看来，“机构改革”进一步达到了“人事洗牌”的目的。

　　公开资料显示，在王主导的打黑除恶、“三项主导业务”(枪支爆炸物品专项清理整治、跨区域集约攻坚破积案追逃犯联动战役、阳光警务查询监督系统建设)和“灭枪治暴”等工作中“表现突出”的260名民警，通过“公平竞争脱颖而出”，“走上处级领导岗位”。

　　与此同时，159名处级干部、968名科级干部在此次竞聘中失利，没有被用。官方最近披露，其中大部分是被王以莫须有的罪名处理后不准参与竞岗的，和竞上了他主观上反感弃用的。

　　许多年富力强的警察成了“改革”的牺牲品。楚乔身边就有人30多岁就提前退休；一批60年代生人被“流放”到学校警务室。

　　与机构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大批东北人的引进。“改革”之初，王立军要求从外地调200个处级干部，尽管那时市公安系统一共只有300多个处级职数。彼时，出身东北的郭维国、王智，以及被楚乔称为“王的学生”的李阳等已调任重庆，此后均获任要职。

　　一名曾在市局打黑支队工作的民警透露：“有一阵我感觉各大警种、很多部门基本上都是东北人的天下。某总队一个东北来的年轻人，74年的，一来就是总队长了。”

　　“改革”之后，人员全部被打乱，大量干部熟手变成了新手。民间后来感受到的“重庆治安反弹”，此时已埋下伏笔。

　　“不是人，重新做人，做好人”

　　在王立军治下，基层民警没日没夜加班成为常态。

　　“每年打击多少，逮捕多少，起诉多少，都有硬指标，实行末位淘汰。还有督导组检查派出所的破案数等，这当然好。”阿平说，但王对数字很敏感，硬要派出所破案数达到多少，一些地方被迫虚报数据，甚至花钱向统计局行贿，以提升排名。

　　“工作的辛苦尚在其次。”楚乔表示，3年来，民警们精神上的压力大于工作压力。

　　许多天深夜，楚乔仍在加班。不是忙工作，而是在应付“剖析材料”。

　　“这是‘王老师’要求的，主要写三点，一是自己不是人，二是我要重新做人，第三点是做人要做好人，他要我们用这种方式反省自己。”楚乔说。

　　侯军有朋友在市局工作，他透露，局里的人到“生活沙龙”(得名自王立军，即食堂)吃饭，各处各部门排队进入，半小时一批。菜式非常丰富，有中西餐、日本料理等，民警们却战战兢兢。

　　原来，吃饭时戒律森严——不准接打电话、不准大声喧哗、取食间距不得低于1米、还有专人拿着摄像机拍摄，违规的一律免职。

　　“警营文化沙龙”也把民警折磨得够呛。市局的文化沙龙，有8个开放式图书馆，藏书33万册，张贴着西方多国警察之父的头像和简介，供民警学习。

　　阿平去过不同层级的沙龙。他说，学习是应该的，但我们天天满负荷，有时周末只有一个小时休息时间，也被逼着去，如坐针毡啊。”

　　阿平回忆，各区县各总队曾排队前往市局沙龙等看书、交流，规定时间一到就退出。“秀山等地来一趟，来回需10小时，参观只有1小时，那叫一个折腾。”

　　楚乔认为，王喜欢“搞人”，还集中体现在其制造的冤假错案上，“其实质就是为所欲为，逆我者亡。”

　　民警因言获罪，因事获罪……近期披露的重庆警界冤假错案可见一斑。3年间，重庆市被处理的警员，涵盖了被判刑、劳教、纪律处分、降职降薪、撤职、开除等情况。

　　侯军说，这些警员，有些的确有问题，如收了人家的礼；有些是王看不顺眼的，如有人剃着光头像黑社会；有些则被王以各种借口调整岗位，还有啥理由都没有的。他的表述与官方说法类似。

　　阿平有个朋友看她的警察老公累坏了，在网上发帖抱怨，随即被查出身份。这名警察被免职，“发配”到偏远地区。

　　楚乔记得，2010年，九龙坡分局谢家湾派出所的6名民警，在外聚餐时议论王，被人录音上报，涉事民警皆获处分。

　　侯军还说，有一次，王到开县视察，因县公安局接待时没达到他要求的高标准，回来后很生气，罗列了五十多条罪状，把县公安局多数班子成员免了。

　　区县如此，市局的情况可想而知。楚乔透露，一天，王路过纪委办公室，看到厕所百叶窗坏了，竟把纪委办公室的机构撤销了。

　　后来，市局的朋友对楚乔说，这3年就是一场灾难。

　　第二次“翻转腾挪”

　　2012年2月2日，王立军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长。阿平和很多民警当时的反应是，管他去哪里，只要走了就好。

　　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预料。2月6日，王立军遁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3月15日，中央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何挺出任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9月24日，王立军因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叛逃、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风暴之后，一切正在恢复平静。3年来重庆警界人事第二次“翻转腾挪”也低调拉开。

　　今年5月，重庆成立专门的复核小组，接受、复核被处分民警的申诉。截至12月20日，已复核1196人，撤销、变革原来处分决定的占87%。9名被免职的副厅级干部中，3人已恢复职务。

　　据媒体报道，复核小组负责人李春生亦是受益者，他在王立军时代莫名其妙被下放，从副厅级岗位上调往重庆某区，负责筹办一个新的派出所，2012年才重返市局。

　　2012年4月，第一批被错误处理的警员获得平反。阿平透露，曾亲手抓捕悍匪张君的原重庆市公安局网监总队总队长陈果，被任命为渝中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在王立军时代，江北区有老师在网上为“重庆模式”挑刺，陈果仅因未按局领导的要求“严办”便被处理，还“连累”了10多名同事。

　　2012年8月10日，重庆市一中院组织了对张继超申诉案的听证，3名法官耐心听取了他和律师的申诉理由，法官表示，将认真研究，看是否予以立案再审。

　　王立军时代留下的人事布局，逐步被改变。

　　郭维国、李阳、王鹏飞、王智因在尼尔·伍德案件侦办中徇私枉法，于2012年8月站上了合肥中级法院的审判席，分别获刑11年、7年、5年和5年。

　　市局副局长唐建华虽未卷入尼尔·伍德案，亦于2012年6月27日被带走调查，后以受贿罪被批捕。

　　市局政治部和纪委，前者掌握帽子，后者掌握棍子，号称王问责民警的两大“抓手”。王逃馆后，纪委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书记王兴亚转任市局机关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龚英敏转任市警察学院党委副书记。

　　曾受王青睐的“万州熊”熊峰的日子也不好过。一名曾代理重庆涉黑案件的律师透露，熊峰目前每天上班打游戏，同事均视其为“等死的人”。

　　王立军事件后，重庆市公安局进行了反思。市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权力没有受到约束，权力被滥用、缺乏监督，导致市局过去出现了一些无法无天的事情。楚乔坦言，从人治迈向法治，将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刻不容缓。

　　有民警还将这几年的经历与重庆的大环境联系起来，认为王倒台“迟早会来的”。

　　楚乔就持这种观点。这几天，他没事总爱哼上两句“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这是他唱红歌留下的“后遗症”。

　　“那时，每次都安排我们唱一首歌颂打黑的歌，我们最爱唱的却是这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楚乔说，“因为这首歌第二段的第二句是‘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我们内部有人私下把王叫做‘小鬼’，我们已经提醒他了……”(阿平、楚乔、侯军为化名，本文参考了《南方周末》等报道)

　　“拆台”背后

　　文_本刊记者   曾晖

　　2005年，中国内地首个交巡警试验在上海宣告失败；2008年，锦州交巡警也随王立军的离开而拆分；如今，重庆正悄然拆解交巡警平台……不同的时空维度，同样的结局重复，个中缘由，或许很难仅用“因人废事”为其作注。

　　王氏交巡警

　　“你们重庆交巡警最近‘压力山大’吧？”

　　“不是重庆交巡警，是王氏交巡警！”

　　这个纠正记者说法的人是李纲(化名)，去年刚从重庆警察学院毕业。与当初入警时的神采飞扬不同，现在的他，整日无精打采，正等着重新调岗的“判决”。李纲只能祈祷，上级给自己安排一个好去处，可这么多人都要重新安置，哪里又轮得到自己呢？

　　“早知如此，那时候就不该考这个交巡警。”李纲深深地呼了口气。

　　交巡警是王立军从锦州带到山城的特产，于2010年春落户，这正是前公安局副局长文强落马之时，也是“打黑”风暴的收官阶段。似乎王立军有意借此向外界昭示，一个旧时代行将过去，“平安重庆”就要来临。

　　王立军设想的交巡警，是打破传统的警务模式，实行点对点指挥调动。他要求主城区任何一个地点发生案(事)件，必须在3分钟内集结5台警车、20台警用摩托、60名警力，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人海战术，这与他追求完美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一脉相承。

　　据《重庆日报》报道，交巡警平台由王立军亲自带队设计，内置各种通信设备、数据处理设备、电气控制设备、GPS定位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甚至连冰箱、储物柜、微波炉、饮水机等生活设备都一应俱全。该平台分为两种，固定平台拥有国家专利23项，可移动平台则有42项。

　　“这个东西就姓王，里面的任何陈设都必须投其所好。”李纲说。

　　记者了解到，所有平台都立有一块标志板，印刻着“打击犯罪更彻底，服务百姓更直接”，用的是王立军最爱的繁体字，正楷，显得个性十足却又不伦不类。

　　在交巡警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曾有近1万4千人被分配到全市500个平台之中。这一数量，一度接近在编警察总量的半壁江山。

　　在许多重庆人看来，是交巡警平台为他们带来了“安全感”。

　　官方的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重庆市民安全感指数高达95.89%；2011年更是达到96.51%的历史峰值。媒体同样宣称，“2010年，重庆街面犯罪下降近40%，主城21年来首次出现街头‘两抢’案件单日‘零发案’，交巡警平台成为名副其实的打击犯罪‘第一阵地’。”

　　不可否认，声势浩大的交巡警踞于街头，对犯罪分子起到了一定的心理威慑作用。但李纲提醒，街头治安状况虽有一定改善，却并不像数据显示的那样夸张，而仅有的“改善”也多半赖于此前“打黑除恶”的敲山震虎，还有王立军近乎严酷的治警方法。

　　记者跟随他探访了多处平台，发现大多都已是“人去台空”，只留下协警在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而旁边停放着的高级摩托车全用塑料布紧紧捂着，落满了灰尘。李纲说，那些表现好、资历老的警察都被优先调回派出所了，留下的要么是像他一样的新进大学生，要么就是非在编人员，他们没什么事可做。

　　而在鼎盛之时，交巡警平台却是另一番模样。“我们分为早班、中班、晚班、备勤、轮休五班，每班8小时，0点到8点，8点到下午4点，4点到第二天0点各一班。”李纲开始时还觉得新鲜，后来，他的身体撑不住了。

　　“夏天地面温度50度，虽然平台也有空调，但管用的范围有限，也不能一直吹，吹久了还伤身体，冬天也是一样，冷得可怜啊。中暑感冒是家常便饭，我好多同事都带病站过岗。”

　　“过去上面压得凶，甚至连做多少件好事都有要求。无论如何，底下的人都必须满负荷投入，但这跟弹簧压缩是一个道理，不可能始终保持同样的状态。”

　　所以说，当“打黑”渐次平反，“王氏交巡警”的缔造者也身陷囹圄，基层警察的神经不再紧绷，交巡警的威慑力还有多大？答案或许已经明朗。

　　车牌尾号718的出租驾驶员佐证了这一点。上周，他连续去几个平台打印违章罚单，但值勤的却都宣称“打印机坏了。”

　　“很多乘客跟我抱怨，说现在的交巡警太不像话，但凡碰到麻烦点的问题就说‘不该我管，去找派出所’，王立军在的时候哪敢像这个样子？”驾驶员滔滔不绝，记者转头看向李纲，他把眼神匆忙地避到了窗外。

　　大炮打蚊子

　　交巡警平台的花费是不菲的。记者从一名消息人士处获悉，1个固定平台造价约为30万元，而其每年所产生的运行费用则将近80万元。“曾有某发达地区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财力最多撑3年。”

　　不过，在警界人士看来，如此巨大的开销显然是在用大炮打蚊子。

　　“它真正能派上用场的功能屈指可数，无非只是处理一般的交通违章和做一些简单的便民服务。”派出所民警赵麒(化名)以眼光独到而小有名气，他从一开始就怀疑交巡警模式的可行性，并且多次婉拒调往平台，“我一直想把这些意见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但你是知道的，那段时间，条件不允许。”

　　在赵麒看来，交巡警平台或许提高了群众的见警率，也提高了出警速度，但未见得就能提高管事和办案率。

　　赵麒说，警种混搭非但难以起到协同作用，反而减低了各自的专业水准。“本来刑警负责刑事案件，治安警负责治安案件，交警专管交通肇事，现在可好，全部统一到交巡警名下，一人饰几角，啥都管，完全是乱弹琴。”

　　而且，交巡警队伍的大肆扩编，让许多非专业、非警界的人员充斥到平台，甚至一些考古专业的大学生、事业单位的保卫处人员也被收编。“想靠他们破案？‘瞎猫撞上死耗子’还差不多。”赵麒略显激动。

　　2011年8月，江北区观音桥商圈浩博天庭写字楼发生入室抢案，数分钟内楼下便聚满了几十台警车，但嫌犯吴华却依然顺利逃脱，直到3天后才在渝北回兴的居民区内被特警抓获；而在人们更为熟悉的周克华案中，最后还是靠派出所民警扮演了一锤定音的角色。

　　可以说，交巡警平台的社会效应轰轰烈烈，却难以得到可持续的长远效果。

　　赵麒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平台的消耗几乎抵得上两个派出所，而后者的性价比显然要高出更多。

　　他反复念叨：“办案必须要有基层作保障，摸排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行动踪迹等，这些东西交巡警根本做不了，就是做不了。而且，做好了基础工作，不但有助于打击犯罪，还能够最大限度地预防犯罪。”

　　但不幸的是，重庆交巡警的扩张连根拔起了220个派出所，同时，更多的基层民警被抽调，导致1个万人社区原先由四五个民警负责，后来只剩下一两人。

　　因工作量激增，赵麒不得不咬紧牙关，在派出所里熬过一个又一个的通宵，“精神折磨大，身体折磨更大”……

　　2012年4月25日，重庆召开公安工作会议。新任公安局长何挺意有所指地说，某些领导干部违反民主集中制，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好大喜功、层层加码，导致基础工作薄弱、队伍疲惫不堪。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重新确立了“深入推进基层基础建设，大力加强派出所和社区警务建设，发挥警务资源最大效能”的思路。

　　黎明静悄悄

　　在见诸报端的讲话里，何挺对交巡警问题语焉不详，只是说了“优化”二字，这令山城警民一时间陷进了集体猜想。

　　1个月后，重庆公安有关负责人再次就警务问题回应媒体。提到交巡警，他在“优化”后面补了一句，“考虑增大交巡警平台的流动性。”然而，裁撤还是保留？依旧没有答案。

　　前述消息人士告诉记者，之所以数月未见明确表态，一是市领导需要详加研究，二来也要顾及十八大前的社会影响。

　　不过他透露，目前，市委书记孙政才已就交巡警模式定了调：整合资源，重点固定，一般流动。这一方案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被普遍认为是现阶段的对症良方。

　　于是有媒体捕捉到，“区县的交巡警平台多数已经消失，主城区此前设置过于密集的地方，也拆解了一部分，取而代之的是交巡警流动平台车。”

　　另一组数字显示，今年3月以来，全市已恢复派出所104个、警务室900多个。

　　著名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如今大门紧闭，院内摆设零乱，墙上贴着泛黄的拆迁通知。在距法院不到1公里的半山腰上，凉亭子社区的居民正围坐一团摆着“龙门阵”。

　　“我们这带下岗工人多，住的都是老房子，但别看这样，大伙儿可都见证了好多的历史时刻。”老夏对重庆警界一直很关注，“以前的张君，后来的岳村、文强，每次审判我都要跑下去看。”

　　老夏很健谈，他说自己也得知交巡警平台低调拆解的新闻，他用很标准的重庆话告诉记者，“恁个做是对头的”。

　　“大街上有交巡警站岗，贼娃子看到了肯定会心虚。但平台是死的，人是活动的，像我们这种背街小巷没有平台，也没人巡逻，小偷就经常光顾，比过去还凶。”

　　居民周添明(音)便很倒霉。去年底，他的妻子在居民楼前被抢去了戒指，紧接着在今年初，自家铁门竟然在大白天里被人整个卸下卖掉……

　　记者发现，这与李纲、赵麒共同提到的一个现象不谋而合——当交巡警平台成为警务工作重心之时，街面犯罪虽有下降，却使得大量案件转移到了警力薄弱的社区与农村。

　　而重庆警方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在今年公开承认，“社会面违法犯罪流动性正在日益增强。”

　　老夏接着说，无论交巡警平台也好，还是社区岗亭也罢，这其实都只是形式，治安状况的好坏关键还看警察的负责与否。“几十年前的户籍，他们对各家各户都熟悉得很，哪家吵个嘴都要来管。现在，哪怕满街都有交巡警，但他待着不走动，你说又有多大用处？这样烧钱的东西少一些也好。”

　　“那这些撤掉的平台怎么弄呢？总不能当废铁卖了吧？你晓得怎么处理不？”旁边有居民插话。记者冷不防被将了一军，只得无奈摇摇头，“我跟你一样，也想知道。”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重庆警界在“润物无声”的纠偏里等待着重生。对如今的当政者来说，思路也许没错，只不过，他们或将面对困难重重。这不止是警界的利益调整，更大的逆反心理来自民间。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重庆人在网络上为交巡警鸣不平，他们把曾经有过的“安全感”归功于斯，甚至还把当前的“沉渣泛起”拿作对比。

　　因此，从技术层面来看，应该使那些长期受制的异见释放，让百姓更加客观地认识交巡警的作用，看到更加真实的治安状况。同时，努力兑现何挺任初“打击力度不减弱、防范力度不下降、社会治安不反弹”的承诺。

　　毕竟对于普通重庆人来说，只有对新的治安形势感到满意，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感观上的落差；也只有意识到拆解平台并非对某人拆台，更不是因人废事，才不会集体性地说三道四。

　　◎编后：

　　不可否认，对许多重庆市民来说，交巡警平台曾经代表着一段“美好时光”。平台带来的安全感、亲近感和方便性，以及由之而来的警民关系和谐度、满意度，在当今是弥足珍贵的。如笔者一个朋友就曾说他半夜12点都可以去补办身份证，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后王立军时代，出于更专业高效的配置、更公平均等的服务、更现实可持续投入的考虑，对平台进行“拆解”或“优化”，是必要和必然的。但对重庆来说，切不能拆了平台，就散了人心。正如本文采访中的市民所言，他们在意的并不是“形式”，他们在乎的是为民的态度、诚意和效果。

　　重庆女警察自述被“黑打”往事

　　编者按：2012年12月24日，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何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前几年，重庆的公安工作、公安队伍建设，曾一度处于非正常的状态。大量警察成为打黑的对象，即是重庆警界非正常状态的写照。本文的采访对象，张莹莹就是其中一例。2012年7月，重庆市公安局撤销了2010年对她的处分决定，为其恢复了职务、补发了工资。

　　口述_张莹莹   整理_潘则福

　　重庆有部分民众是前市委领导的拥护者。他们被一些表面的东西，左右了。

　　我的事情，组织上已经为我平反，按理说，我没必要再出来说什么。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着这个城市，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事情。我决定实事求是的说一些我的经历。对于那段时间遭遇的一些事，比如被刑讯、侮辱、恐吓，我拿不出证据，但我愿意和当事人对质，我相信时间和历史。

　　现在，随着盖子的掀开，大家看到很多当年重庆的黑暗面。我看最近的新闻，很多人都把责任推给王立军。这不客观。那几年，为了几乎变态的名利，多少人做了帮凶？谁记得自己在执行领导意图的时候，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这几天，我看到媒体对重庆的过去，报道越来越多。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比较接近真实。以后，我希望媒体的报道多告诉读者，重庆的过去为什么会那样？

　　“你不交代你们领导的问题，你自己就必须有问题”

　　9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重庆)公安系统工作。2009年6月“打黑”风暴开始没多久，我就隐隐觉得，这不正常。看到不少警员无故失踪(后来才知道，他们被秘密带往打黑基地)，我的内心，有了恐惧。

　　当年8月，我的噩梦来了。2009年前，我哥的公司和重庆企业家A有一笔借款往来。打黑开始后，

　　A因涉黑被抓。专案组找到我，询问上述这笔借款和当时的情况，我如实回答了。

　　我没想不到的是，专案组在知道我是警察后，很亢奋，态度立转，要我承认是A的保护伞。我很愤怒，从警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坚持自己处事原则，我一个小警察，怎么可能成为保护伞？

　　8月中旬，下午下班后，天都黑了，领导叫我回单位，说有事找我。这样的事，以前没发生过。我预感，自己遭了。

　　那一刻，我有些害怕，但我觉得自己清白得很，大不了跟他们走一遭。就这样，我被带走，关押在武警某支队。月底，转押至石子山基地。每天，专案组民警轮流不间断提讯我。

　　其间，专案组成员向我透露，领导的意思是，必须查出问题才能放我出去。如果我没有问题，也必须检举出我领导的问题才能出去。

　　我不配合，他们就不让我休息，不分昼夜讯问我，我哥是否向我的领导行贿，我的领导是否和A有来往。我均回答没有。专案组很失望，一名民警曾说：“你不交代你们领导的问题，你自己就必须有问题，你这态度，想下山，没门！”

　　接下来，专案组采用各种手段对我进行折磨。同一个问题他们反复讯问，动不动就训斥、辱骂，让我神思恍惚、生不如死。再就是思想折磨，看守我的武警和民警都视我为敌人，眼里充满了鄙视，讯问之外，不会和我讲半句话，更不许我看书写信。

　　5个半月的隔离审查里，经过检察院几次会议研究，均认为我的行为没有违法。市局纪委解除了我“双指”措施。

　　“检察院不批捕你，我们可以劳教你”

　　我回到了原单位上了几天班。

　　接下来，是更大的梦魇。很快，我被刑事拘留，羁押在大竹林打黑基地，漫长而残酷的审讯又开始了。

　　这次讯问的重点放在了我是否给我的领导行贿，我的领导是否和A有联系。他们这样威胁我——上次是“双指”，这次是刑拘，你应知道为什么升级，你不交代领导的事，你自己就必须坐牢。

　　我坚持自己是清白的，也不想陷害领导。

　　专案组不死心，继续提讯。他们让我坐老虎凳，把我的手脚固定住。我的那个房间是密封的，在里面我没有时间观念，也分不清白天黑夜。老虎凳坐久了，我的腿肿得像水桶，他们还要我戴脚镣。那时天冷，鞋穿不了只有打赤脚。手肿了，也要戴手铐，手铐勒进了我手腕。

　　直到有一天，我心脏突然出现问题，晕倒了。基地的武警医生要求立即将我送往医院，专案组才同意将我送到医院检查治疗。2010年5月初，检察院对我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提起逮捕讯问。询问结束后，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不予起诉。

　　当晚，专案组民警给我下最后通牒：“我们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必须检举揭发你们领导！否则，你自己在劫难逃，不管你有罪无罪，你也别想出去了，我们可以定你参加黑社会，检察院不批捕你，我们可以劳教你”。

　　他这话没说几天，重庆市劳教委员会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处以我劳教两年。当天我被送往重庆市女子劳教所。

　　“领导要求这样办，只有办错案”

　　即使到了劳教所，我依然没有换来安宁。

　　期间，专案组以诈骗罪等各种罪名又来提讯我，他们说是上级领导要这样办，必须从我这里打开缺口，重点不是我，是我的领导，只要我说出给副处以上的领导送过5000元钱，他们就马上放我回家，恢复公职，否则劳教后还要“双开”。专案组还给我举例，某某检举揭发了市局副局长彭长健，不仅没被处理，还官升几级。

　　在劳教所，专案组提讯我多少次，我记不清了。

　　记得最长一次从下午2：00到晚上11：00，中途到了劳教所吃晚饭时间，他们又故伎重演，说我不配合不许吃饭。劳教所民警坚持我是劳教所学员，我的安全责任全在他们身上，到时间必须吃饭，为此双方还发生了争执。

　　大概一个月后，专案组民警又来劳教所提讯我。他说：“今天我们最后一次来找你，你必须配合，尽快说出你向谁行贿，否则按领导的意思你就要政治归零、经济归零、感情归零。”

　　我问怎么个归零？

　　他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离婚。如果你不离婚，我们马上去查你丈夫，不相信他经得起折腾。”

　　我说：“做人做事要讲良心，就是一切归零我也配合不了”。

　　一段时间后，我们单位监察室主任到劳教所宣布了对我开出党籍、开出公职的“双开”决定。

　　这个事情给我打击特别大。我决定不接受莫须有的罪名。我委托家人找到律师，决定向法院上诉，要求撤销对我的劳教决定。法院接受了我的诉状。案子很快在劳教所开庭。

　　法庭上，律师请专案组应诉民警举证我哪些行为构成《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四款所指的“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扰乱社会秩序”。因为我没有寻衅滋事、打架斗殴行为，专案组民警称我的行为在“等”里面。

　　专案组民警后来说，对我实施的劳教适用法律条款确实是错的，这点他们早就知道，没办法，领导要求这样办，只有办错案。

　　到了2010年年底，法院认为对我处以劳教两年不仅适用法律条款错误，而且参加黑社会证据明显不足，应当予以纠正，并通知了专案组。

　　专案组民警很快到劳教所找我，要我撤诉。他说：“打黑除恶经得起阵痛，你不撤诉，对强大的重庆市公安局也没什么影响；你不撤诉，法院判你无罪，你赢了，你可以出去，但你要想想你的家人，强大的公安局就不能收拾他们？立军局长会白白让你扫他的面子？”

　　我坚决不同意撤诉。

　　第二天，专案组民警又来劳教所继续威胁我——如果你不撤诉，我们要以同样的手段处理你家人，你知道专案组可以先把你哥抓起来，慢慢审问，依旧可以劳教他，等他上诉成功时，他还不是坐了9个月的牢。还有，我们可以慢慢找你丈夫算账，不相信你一家人经得起几次折腾，另外就算法院宣判你无罪，离开劳教所，我们依旧会采取其他手段让你失去自由，撤不撤诉，你自己要想清楚。

　　在愤怒、屈辱、无奈中，我撤诉了。同日，专案组为我办理了所外执行，我离开了劳教所。

　　2012年7月，市局为我平反。

　　“和打黑基地比，看守所简直是天堂”

　　我进劳教所没几天，我妈病危了。劳教所8名民警押着我去医院，见我妈最后一面。

　　我妈说：“女儿啊，我相信你没有犯罪，但你要坚持，劳教所辛苦，要忍耐，要相信党和组织，中国总有讲道理的地方。”

　　3天后，我在劳教所得到消息，我妈去世了。我妈去世没多久，我就接到法院通知，我丈夫已向法院起诉，要和我离婚。

　　法院到劳教所询问我的意见。我说：“我自己黑不黑，只有天知、地知和我知，现在丈夫要离婚，也许是不相信我，也许是迫于压力。我绝不拖累任何人，离吧。”

　　我就这样一无所有了：没有了党籍、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母亲、没有了丈夫。我被这个世界抛弃了，我开始整夜整夜的睡不好觉，想女儿。

　　从劳教所出来后，家人开始带我到处散心。但石子山、大竹林、劳教所里的情景，不断的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开始大量服用控制精神方面的药物。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对打黑保持警惕。但真没想到，自己会遭遇这一切。

　　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起来，我唯一欣慰的是，即使在恶劣的环境里，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

　　大概2009年底，市局决定成立“警示教育报告团”，让我们这些所谓的“失足”人员，到处巡讲，从灵魂深处认识到违纪违法给自己、给家庭、给社会、给警队带来的危害。

　　被刑拘开始，市局纪委的工作人员就要求我去参加报告团。他们说，那边比较缺口才好的，只要你哭得到位，认罪态度好，什么事都有转机。

　　我说我不去。一段时间后，他们又来说，“这个是政治任务。”我拒绝几次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专案组的人批评我不识时务。

　　我反驳他们：“这很像搞文革。你们知道文革是什么样的吗？”

　　这个问题把他们问住了。他们不晓得答案，我就给他们讲文革对法治的践踏。但听完也就算了，他们会找的新的办法折磨我——让我每天写5000字的认罪书。

　　不写没有办法。我就开始回忆我的亲情、爱情。没有写友情是不想连累朋友。看了我交上去的认罪书，他们又骂我。

　　有地狱就有天堂。

　　我在劳教所的时候，就感觉，和打黑基地相比，劳教所简直就是天堂！为什么？没有人刑讯你、侮辱你、不让你睡觉。除了专案组的人来骚扰我。

　　如今看来，这样的想法是多么的荒唐。

　　在劳教所，还有一件事是让我觉得自己还存有一丝尊严：我可以收到家里的讯息。

　　刚进劳教所，估摸着自己至少要被劳教两年，我给女儿打电话，给她说，妈妈要去新疆出差了，一去要两年多。

　　女儿很不情愿。就说，妈妈，要记得给我买礼物。

　　这事被劳教所的民警知道了。有一次他们有人去新疆玩，就带了不少新疆的礼物回来给我女儿。女儿高兴惨了。

　　要离开劳教所前，我开始为自己的头发担心。我想不出理由，告诉女儿自己的头发，为什么会剪那么短。

　　有些事情就那么神奇。出来前，我接到女儿电话：“妈妈，我梦见你换发型了，很短很短。”

　　我就问女儿，妈妈快要回来了，想不想看看妈妈的短发是什么样子？

　　女儿回答，想。

　　那妈妈就为你剪个短发哈。我说。

　　女儿说，好。

　　从看守所回到家后，女儿一见我，就不满意——妈妈的短头发，真丑，还是长头发的妈妈漂亮。

　　那晚，我躲在自己的房间，想哭，哭不出来。我自由了。(应受访者要求，张莹莹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