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春光：“重返五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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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引自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下篇“救亡”，第四章“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第五节“以爱国的名义”，193页-194页。



作为政府，它首先要考虑的是“利弊”，而不是“是非”。学生们首先考虑的是“是非”，而不是“利弊”。大家在不同的位置，考虑问题自会有不同的立场与视角。



双方领导者的局量、器识、策略，对事态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把视野再扩大一点，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辛亥革命把旧有的价值和伦理秩序瓦解了，却没有再建立起一种新的、为社会所接受的价值与伦理秩序，则为五四运动最根本的催化剂。政府的失败，不是外交的失败，而是道德的失败。政府也是这种政治环境的牺牲品。这次学生运动，既有可能成为中国“光荣革命”的序幕，也有可能成为“攻打巴士底狱”的前奏，这就要看朝野双方如何博弈了。



身为北大教师的梁淑溟认为，即使学生们的目的是正义的，也不能作为侵害他人自由的理由。他在《国民公报》上撰文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尊判服罪。”因为，“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



梁淑溟的言论，遭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批评。几乎所有批评者都认为：学生是爱国的，法律不能惩罚爱国；学生运动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难免过火。《每周评论》上一篇署名知非（蓝公武的笔名）的文章，直言不讳：“梁君说无论什么人，有他的自由，不许他人侵犯，这话本来极是。可是侵犯人的，要是出于群众的运动，那就不能这样的说法了。法国在欧战初起的时候有个极有名的社会党领袖，因为主张平和，给群众打死，后来并没有发生法律上的问题。这种事情实例不知有多少。”也就是说，只要是出于群众运动，即使杀人，亦属无罪。



这种主流观点的一个基本依据，恒认为五四运动为政治事件，不是法律事件。学者周策纵在他的专著中指出：“当时多数中国人至少认为这个问题是政治的、道德的，而2不是法律上的问题。”这种观点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政治问题可以不用法律解决。政治是超越法律的。当年宋教仁遇刺身亡后，孙中山就是以这个观点，发动了“二次革命”。



“司法归司法，政治归政治”，虽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但绝不是说两者互不相干，司法是绝对高于政治的，政治不能干预司法，但司法则要规范政治。



然中国是一个伦理之国。对梁淑溟的批判，一直持续到当代。1980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仍作如是析论：“梁淑溟的论点，试图脱离五四运动爆发的政治背景，孤立地从法纪的角度看待这一事件，实质上站到了人民运动的对立面，说出了反动当局不便说、不敢说的话。”那么，人们就应该弄清楚，五四运动到底拥有怎样一个可以令法律失效的政治背景呢？



一言蔽之，就是爱国的群众运动。在这个堂皇的名义之下，一切个人自由、纲纪法制，都是无足轻重的，谁敢对“人民运动”说个不字，谁就是人民的敌人。



在中国江湖文化中，这种观念源远流长；而新文化运动，又只强调“民主”与“科学”，没有把“自由”、“法制”的理念，同时张扬起来，这对中国的政治转型，造成极其深远的影响，事实上，也为1920年代铺天盖地而来的国民革命定下了“群众绝对主权”的基调。后来关于农民运动是否痞子运动，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争论，也就是梁淑溟与蓝公武争论的延续。再往后几十年里，群众运动作为一种革命模式，在中国愈演愈烈，则更是五四运动这颗种子结出的必然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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