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五四與青年，還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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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一位在媒體工作的朋友情繫五四，打算採訪關於紀念五四運動的青年，可是，卻發現除了「各界慶祝五四90周年嘉年華」一類疑似青年紀念活動，香港對此的了解，接近一片空白。究竟「五四」到了90年後的今天，除了被命名為「青年節」以外，到底和青年還有什麼關係？如果它已變成了一個純粹的符號、半日不完整的假期（內地青年可於五四放假半天），我們還為什麼要慶祝、要紀念？

早前有校長在報章表示，「政治敏感，我們不講六四，會講五四」，認為「五四的議題同樣可讓學生學習歷史和批判思考」。事實上，六四也是五四精神的延伸，就是這位校長單談五四，除了學歷史、談愛國，也應該給同學們看看中共創黨領袖陳獨秀先生的《敬告青年》，那是他在1915年為新出版的《新青年》寫的發刊辭。

6點「敬告」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陳獨秀這樣看青年，但讓他更擔心的是：「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體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話雖青年，但卻失了朝氣，沒了新意，只懂抱殘守缺，維護陳腐朽敗的文化和制度，然後默默的等待接班，這並非我們的話，而是老祖宗的話。於是，他給百年前的青年人，提出了6點「敬告」，希望他們能「有以自覺而奮鬥」。這六點分別為：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此篇文章，亦為五四運動的「民主、科學」思想奠基（順帶一提，香港不容易找到《新青年》原稿，耶魯大學 圖書館卻有整套珍藏供學生隨便翻閱，反而讀者甚眾）。

大概陳獨秀和他一眾同志亦未料到，短短4年之後，便發生了由青年人為主角的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以及史稱為「五四事件」的一連串示威遊行、罷工罷巿。席捲全國的運動是一場全民參與的運動，工人、農民、商人、巿民、學者都參與其中，但起始還是以大學生為主體，雖然有點衝動、部署不嚴謹，但那一腔渴望改變的熱誠，畢竟帶動了整個國家，開創了新的政治空間。自此以降，五四運動便逐漸與「青年」緊緊扣連。1949年，內地政府將5月4日命名為「五四青年節」，並將「愛國、進步」置於「民主、科學」之前，成為了五四運動的核心思想。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五四」時代的長輩們

然而，「五四」發展至今，已有歷史（historic）變成了歷史重構（historiographic）的內容，充滿了後人對青年人的浪漫想像。無論是「民主、科學」，還是「愛國、進步」，都不是青年人專有的責任或目標，但卻被置於「青年」這個框架之下。因此每年五四，官方都會將之高舉，並作為教育下一代的教材。弔詭的是，即使五四本來是如此由下而上、如此多元包容，今天對青年的期望，卻儼然是一種由上而下、長輩對後輩的要求。回看當年陳獨秀的《敬告青年》，謂之「敬告」，雖是長輩對後輩的警醒，但提醒他們的是青年人需要有合理的批判性，權威和傳統亦應有準備被挑戰的量度。

但今天香港賦予第四代香港人的框架，恐怕比民國時代的彈性，還要僵化得多。當年由《新青年》開始，民國出現了一系列打着「新文化」旗號的大報小報大雜誌小雜誌，捧紅了一群文人，成為「公共知識分子」。那是一代人。與此同時，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有陳獨秀、自由主義領袖胡適、前清遺老辜鴻銘、帝制籌安會的劉師培、由無政府主義者轉型為國民黨 理論權威的吳稚暉、後來被稱為漢奸的周作人、中共立國後和毛澤東論戰的梁漱溟等等正牌「名師」，都是教授，而且年紀極輕﹕胡適時年26，梁漱溟時年24，他們教育了更新的「新青年」。當時連北大的工友，都藏龍臥虎，包括了毛澤東本人。這些，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

蔡元培校長的胸懷，特別予人追思。五四事件發生時，他主政的北大正是中心所在。他支持同學愛國上街，不希望同學使用暴力；然而當學生被捕，他仍全力營救同學。同學決定罷課，蔡元培勸阻無效，於是在營救學生後，決定請辭。他一方面支持學生的「讀書不忘救國」，所以即使同學做了不合他心意的行為，也一力承擔保護學生之責；另一方面，他以關懷學生的胸懷，提醒學生「救國不忘讀書」，所以最後經師生游說後，決定重回北大，更請來了上述多元名師於北大任教，還保送了5位在五四運動中突出的學生出國學習。

國民教育的理念本身，是沒有人應反對的。但今天學校藉着五四去進行愛國教育的時候，其實正是將五四的真正精神掏空，並只將之轉化為虛無的國家認同，卻使社會大眾離真正意義的「五四精神」愈來愈遠。讓學生與年輕教授知道自己的潛能，並以最大的能力去支援他們追求理想，無論過程是如何富批判性，不正正是教育應為之事？事實上，本地不乏出色的學者和文化工作者，但卻往往不被重視和鼓勵，或被迫於學院中進行與本地無關的學術論文，或在民間被視為廉價勞工。無論是政府或企業，均有責任為本地提供更佳的學術和文化土壤，推動更多前瞻的研究及創作，尊重知識，為理想和創意拆牆鬆綁。這些，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也是我們這一代期許出現的改變吧。

文：沈旭暉、林輝

（刊於09年5月4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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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一位在媒體工作的朋友情繫五四，打算採訪關於紀念五四運動的青年，可是，卻發現除了「各界慶祝五四90周年嘉年華」一類疑似青年紀念活動，香港對此的了解，接近一片空白。究竟「五四」到了90年後的今天，除了被命名為「青年節」以外，到底和青年還有什麼關係？如果它已變成了一個純粹的符號、半日不完整的假期（內地青年可於五四放假半天），我們還為什麼要慶祝、要紀念？

早前有校長在報章表示，「政治敏感，我們不講六四，會講五四」，認為「五四的議題同樣可讓學生學習歷史和批判思考」。事實上，六四也是五四精神的延伸，就是這位校長單談五四，除了學歷史、談愛國，也應該給同學們看看中共創黨領袖陳獨秀先生的《敬告青年》，那是他在1915年為新出版的《新青年》寫的發刊辭。

6點「敬告」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陳獨秀這樣看青年，但讓他更擔心的是：「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體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話雖青年，但卻失了朝氣，沒了新意，只懂抱殘守缺，維護陳腐朽敗的文化和制度，然後默默的等待接班，這並非我們的話，而是老祖宗的話。於是，他給百年前的青年人，提出了6點「敬告」，希望他們能「有以自覺而奮鬥」。這六點分別為：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此篇文章，亦為五四運動的「民主、科學」思想奠基（順帶一提，香港不容易找到《新青年》原稿，耶魯大學 圖書館卻有整套珍藏供學生隨便翻閱，反而讀者甚眾）。

大概陳獨秀和他一眾同志亦未料到，短短4年之後，便發生了由青年人為主角的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以及史稱為「五四事件」的一連串示威遊行、罷工罷巿。席捲全國的運動是一場全民參與的運動，工人、農民、商人、巿民、學者都參與其中，但起始還是以大學生為主體，雖然有點衝動、部署不嚴謹，但那一腔渴望改變的熱誠，畢竟帶動了整個國家，開創了新的政治空間。自此以降，五四運動便逐漸與「青年」緊緊扣連。1949年，內地政府將5月4日命名為「五四青年節」，並將「愛國、進步」置於「民主、科學」之前，成為了五四運動的核心思想。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五四」時代的長輩們

然而，「五四」發展至今，已有歷史（historic）變成了歷史重構（historiographic）的內容，充滿了後人對青年人的浪漫想像。無論是「民主、科學」，還是「愛國、進步」，都不是青年人專有的責任或目標，但卻被置於「青年」這個框架之下。因此每年五四，官方都會將之高舉，並作為教育下一代的教材。弔詭的是，即使五四本來是如此由下而上、如此多元包容，今天對青年的期望，卻儼然是一種由上而下、長輩對後輩的要求。回看當年陳獨秀的《敬告青年》，謂之「敬告」，雖是長輩對後輩的警醒，但提醒他們的是青年人需要有合理的批判性，權威和傳統亦應有準備被挑戰的量度。

但今天香港賦予第四代香港人的框架，恐怕比民國時代的彈性，還要僵化得多。當年由《新青年》開始，民國出現了一系列打着「新文化」旗號的大報小報大雜誌小雜誌，捧紅了一群文人，成為「公共知識分子」。那是一代人。與此同時，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有陳獨秀、自由主義領袖胡適、前清遺老辜鴻銘、帝制籌安會的劉師培、由無政府主義者轉型為國民黨 理論權威的吳稚暉、後來被稱為漢奸的周作人、中共立國後和毛澤東論戰的梁漱溟等等正牌「名師」，都是教授，而且年紀極輕﹕胡適時年26，梁漱溟時年24，他們教育了更新的「新青年」。當時連北大的工友，都藏龍臥虎，包括了毛澤東本人。這些，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

蔡元培校長的胸懷，特別予人追思。五四事件發生時，他主政的北大正是中心所在。他支持同學愛國上街，不希望同學使用暴力；然而當學生被捕，他仍全力營救同學。同學決定罷課，蔡元培勸阻無效，於是在營救學生後，決定請辭。他一方面支持學生的「讀書不忘救國」，所以即使同學做了不合他心意的行為，也一力承擔保護學生之責；另一方面，他以關懷學生的胸懷，提醒學生「救國不忘讀書」，所以最後經師生游說後，決定重回北大，更請來了上述多元名師於北大任教，還保送了5位在五四運動中突出的學生出國學習。

國民教育的理念本身，是沒有人應反對的。但今天學校藉着五四去進行愛國教育的時候，其實正是將五四的真正精神掏空，並只將之轉化為虛無的國家認同，卻使社會大眾離真正意義的「五四精神」愈來愈遠。讓學生與年輕教授知道自己的潛能，並以最大的能力去支援他們追求理想，無論過程是如何富批判性，不正正是教育應為之事？事實上，本地不乏出色的學者和文化工作者，但卻往往不被重視和鼓勵，或被迫於學院中進行與本地無關的學術論文，或在民間被視為廉價勞工。無論是政府或企業，均有責任為本地提供更佳的學術和文化土壤，推動更多前瞻的研究及創作，尊重知識，為理想和創意拆牆鬆綁。這些，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也是我們這一代期許出現的改變吧。

文：沈旭暉、林輝

（刊於09年5月4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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